詩之理趣：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詩言志”，“詩緣情”，一直是中國古典詩學的內在根基，而言理，並不很為中國古典詩學重視。理與詩，似乎如同水與火，不能相容。其實不然，理不礙詩，兩者並不相悖。優秀的詩篇，描寫的物件雖然是個別的、具體的，卻並不是孤立的，而是能把詩人的一己之感，昇華為普遍的宇宙人生的經驗。這樣的詩，往往情理相生，既創造了鮮明的藝術形象，又使讀者得到蘊含其中的某種哲理的啟示。這樣的詩，雖言理，但也注意到形象性，能充分體現詩歌的特點，充滿了理趣。
所謂理趣，是指詩歌在抒情寫景中，以意境、象徵或情思體驗等方式而不是以理念的方式呈現出的關於宇宙人生的智慧。錢鍾書在《談藝錄》中也作過詮釋，“若夫理趣，則理寓物中，物包理內，物秉理成，理因物顯。”“理之在詩，如水中鹽、花中蜜，體匿性存，無恨有味，現相無相，立說無說，所謂冥合圓顯者也。”
充滿理趣的詩，早於《詩經》就已有之，“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見《小雅·十月之交》）就形象地說明事物發展變化之理。陶淵明、王維、蘇軾等大詩人，都留下許多充滿理趣的詩作。在古典詩歌史上，理趣詩別具一格。
理趣詩，不僅是哲理和詩情的統一，還是邏輯思維和形象思維的融合。一面是抽象的哲思，一面是具體的形象，詩人是如何化對立為統一的呢？
寄理趣於意象之中。意象，是融入了主觀情意的客觀物象，或者是藉助客觀物象表現出來的主觀情意。詩人將自己的人生體驗與哲思融入到物象上，就創造出深蘊理趣的意象來。如陶淵明在《飲酒》其五，透過“鳥”的意象，就寄託了詩人對人生意義的思考與探求：“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辯已忘言。”
融理趣於意境之中。意境是中國古典美學獨有的概念，是指作者的主觀情意與客觀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藝術境界。優秀的詩人，往往就把他們關於宇宙人生的思索自然無痕地融入意境中。
譬如，王維晚年的一組《輞川集》，在清淡幽靜的自然山水之美中，貫通的是“空”與“寂”的禪意。“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見《辛夷塢》）燦爛的芙蓉花，寂寞地開，又寂寞地落，自生自滅在這遠離塵囂的山澗裡，不知已經過了多少歲月，也不知還要再過多少春秋，既無世人知道它的存在，它也不知道人世的變遷。這真是一個寂然的世界。所以，胡應麟以“讀之身世兩忘，萬念皆寂”（《詩藪》）評之。
喻理趣於比興手法中。自《詩經》以來，比興已經成為詩歌的傳統，詩歌用比興、象徵的手法表現哲理，喻理趣於形象之中，生動鮮明，感染力強。如漢樂府《長歌行》就以“園中青葵”起喻，用了朝露易幹、春葉秋凋、百川不歸等一連串的比興，形象地說明了“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之理，令人警醒。
再如蘇軾《和子由澠池懷舊》：“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雪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詩人收到蘇轍的來詩，回憶起舊年兄弟二人進京應舉，路過澠池，寺壁題詩的往事，引發人生行跡的感慨，詩以“雪泥鴻爪”為喻，化實為虛，喻指往事所留痕跡，表示人生的偶然無定之慨，滄桑中，情理並見。
前面所說的詩之理趣，都是詩人主觀上著意為之的。事實上，詩之理趣，經過一代一代讀者創造性地閱讀品鑑，有些已經發生了變化。讀者就原詩中的理趣為出發點，結合自身對宇宙歷史人生的認知和體驗，展開想象與聯想，從而改變了原詩的理趣。即“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
“詩無達詁”，因為不同時代不同背景的讀者的再創造，有些詩歌的理趣發生變化，不僅是自然的，也是必然的。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見《詩經·小雅·鶴鳴》）“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見曹操《步出夏門行》）“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見王維《終南別業》）“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見杜甫《江亭》）“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見虞世南《蟬》）“山花落幽戶，中有忘機客。”（見柳宗元《巽公院五詠禪堂》）“時人不識凌雲木，直待凌雲始道高”（見杜荀鶴《題興唐寺小松》）“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見蘇軾《題西林壁》）“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見龔自珍《已亥雜詩》）
像這樣富有理趣的詩篇，在古典詩歌的寶庫中熠熠生輝，可以證明，詩歌的“理趣”與“詩言志”、“詩緣情”一樣，豐富了中國古典詩歌的審美內涵。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