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8月，郭沫若的詩集《女神》問世，引發了詩壇革命性的震撼。以《鳳凰涅槃》《天狗》等為代表，其中前所未有的激盪情緒，傳達出了“五四”時期除舊革新的精神。
熟悉西方詩歌的讀者，很容易在其中發現美國詩人惠特曼對郭沫若的重要影響。
但是，細心的讀者閱讀此詩集時，一定會在另外數首寧靜、平和的精美小詩中感受到另一種韻致——《新月與白雲》《鷺鷥》《春愁》《鳴蟬》《晚步》……這些詩，在詩集中排列其後。有的讀者，甚至評論家，都以為那些奔放、粗豪的詩是作者激情青春的初期嘗試，而這些寧靜、平和的小詩，想來該是詩人激情消退，技巧成熟後漸漸沖淡的所獲。這考慮雖然有相當的道理，可事實卻並非如此。
郭沫若初識泰戈爾的詩
1914年9月，郭沫若以半年的刻苦攻讀，考取進入了日本東京第一高等學校預科。當時他與一位本科三年級的親戚同住。一天，那位學生從學校帶回幾頁油印的英文課外讀物，郭沫若接過一看，是印度詩人泰戈爾《新月集》中的幾首短詩：《嬰兒的路》《睡眠的偷兒》《雲與波》《岸上》……一讀之下，郭沫若極感驚異。因為這是他先前從未見過的：“第一是詩的容易懂；第二是詩的散文式；第三是詩的清新雋永。”“那是沒有韻腳的，而多是兩節，或三節對仗的詩，那清新和平易徑直使我吃驚，使我一躍便年輕了二十年！”
由此，郭沫若便與泰戈爾的詩結下了難解之緣，他開始四處尋找泰戈爾的詩來讀。當時，泰戈爾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不久，他的詩在日本十分熱銷，作品集在東京還頗不容易買到。郭沫若讀到《新月集》的全本，已是一年後升入岡山高等學校讀本科時的事了：“我得到他的《新月集》，看見那種淡雅的裝訂和幾頁靜默的插圖，我心中的快樂真好像小孩子得著一本畫報一樣。”
1916年的秋天，郭沫若在岡山圖書館又突然尋出了泰戈爾的《吉檀迦利》《園丁集》《愛人的贈品》等詩集。一讀之下，用他自己的話說：“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樣。”閱讀時，為怕人打擾，郭沫若找到一間很幽暗的閱覽室，坐在牆角，面壁捧書默誦。在這樣特別的情境裡，郭沫若甚至因激動而流下感謝的淚水。他長時間沉浸在這樣恬靜的氛圍中，從中午兩三點鐘有時要綿延到燈光燃起之時。這樣的閱讀和感受，使郭沫若在思想和藝術上受到了泰戈爾的深徹影響。
兩個世界的遙遠距離
這一段時間，郭沫若正與日本女子安娜（本名佐藤富子）戀愛。泰戈爾的影響和愛情的衝撞，使得郭沫若創作慾望被強烈激發出來。他陸續寫出了《新月與白雲》《死的誘惑》《別離》《維納斯》多首，以及《牧羊哀話》中的幾首牧羊歌，這些詩大都是為安娜而作的。譬如這首《晚步》：
松林呀！你怎麼這樣清新！
我同你住了半年，
從也不曾看見
這沙路兒這樣平平！
兩乘拉貨的馬車從我面前經過，
倦了的兩個車伕有個在唱歌。
他們那空車裡載的是些什麼？
海潮兒應聲著：平和！平和！
詩作中的泛愛思緒，精緻又清新的風格，明白地顯現出泰戈爾的深刻影響。
1917年左右，因為喜歡，郭沫若陸續翻譯了泰戈爾不少詩作。到了下半年，他與安娜的孩子即將問世。這樣，單靠郭沫若有限的留學官費，顯然不能支援家庭所需。他便從《新月集》《吉檀迦利》《園丁集》中選譯出一部分，輯成一部《泰戈爾詩選》，用漢英對照方式，加以註釋，寄往國內尋求出版，想換取一些稿酬補貼家用，可結果卻事與願違。
當時的中國大陸，知道泰戈爾的人十分有限；更重要的，“郭沫若”是誰？更少有人知。他的那些或高歌奔放，或寧靜沖淡的詩，是在幾年之後才與國人見面，從而震動詩壇，贏得廣泛聲名的。故此，他寫信給當時著名的商務印書館，求售《泰戈爾詩選》，被該館退回；再轉而投問中華書局，也同樣遭到拒絕……身處青春敏感階段，身受生活和精神雙重煎熬的郭沫若，遭受的打擊可想而知。
這結果引起了郭沫若的別樣反應。他一下子認為，他與泰戈爾不是一類人：泰戈爾是一位貴族的聖人，而自己是一個“平庸的賤子”。這兩個世界的遙遠距離，使他感到自己熱愛泰戈爾是“僭分”了。現實壓迫竟能導致人精神上如此大的變化，實在難以想象。可事實卻正是如此：“我和泰戈爾的精神的聯絡從此便遭了打擊。”
世上的事，有時可能因為一些看似偶然的因素，發生很大變化。這一點在郭沫若對泰戈爾的眼光轉移中，可以清楚見出。
那部費去郭沫若很多心血的泰戈爾詩選，最後在輾轉的途中竟然遺失了，以致後來匯聚他翻譯作品的《沫若譯詩集》中，沒有收置一首泰戈爾的詩作，太令人遺憾。不過，在郭沫若的文章裡，我們偶爾還能讀到他翻譯泰戈爾的詩句，此處不妨摘錄一節，以窺斑見豹。1920年2月，郭沫若寫有一篇《論詩三札》。該文對詩歌的內在韻律，這般論述：“內在韻律訴諸心而不訴諸耳。泰戈爾有節詩，最可藉以說明這點。
請把你心中的秘密藏著，我的朋友！
請對我說吧，只對我說吧，悄悄地。
你微笑得那麼委婉，請柔軟地私語吧，我的心能夠聽，不是我的兩耳。——《園丁集》第42首
這種韻律異常微妙，不曾達到詩的堂奧的人簡直不會懂。這便說它是‘音樂的精神’也可以，但是不能說它便是音樂。音樂是已經成了形的，而內在律則為無形的交流。”
他的一首《岸上》第三節，還直接寫到了泰戈爾：“我的阿和/和著一些孩兒們/同在沙中游戲。/我念著泰戈爾的一首詩，/我也去和著他們遊戲。/噯！我怎能成就個純潔的孩兒？”
後來，這些受泰戈爾影響的詩作，陸續在《時事新報》“學燈”欄目刊出，這極大地激發了郭沫若的熱情。然而不久後，他讀到了美國大詩人惠特曼的《草葉集》。那擺脫一切舊有形式與內容的風格，雄健而宏大的氣象，與“五四”時期青年的精神十分合拍。在惠特曼影響下，又加之“學燈”編輯宗白華的熱切催促，郭沫若的詩歌火山被引“噴發”。1919年至1920年之交的三四個月時間，郭沫若創作出了他一生最優秀的一批詩作：《立在地球邊上放號》《地球，我的母親》《匪徒頌》《晨安》《鳳凰涅槃》《心燈》《爐中煤》《巨炮的教訓》……它們也催生了詩集——中國新文學史上浪漫主義詩歌的奠基和高峰作品——《女神》。
從以上歷程可以看出，郭沫若最先是受到泰戈爾深刻影響的，而他的成名卻有賴受惠特曼影響的一批詩作。時代需求和創作之間，常常並非如人們主觀想象的那麼契合，但它卻有意無意左右了詩人的創作走向。這之後，郭沫若詩作中反映出泰戈爾影響的因素，已經十分稀薄了。不僅如此，隨著時代的發展，郭沫若對這位給了自己許多近乎“涅槃”快樂的詩人，有了許多不滿足。
1941年，郭沫若在重慶
藝術家創作道路的遷變
1924年，大詩人泰戈爾應邀訪華。訪華之前，國內多家報刊為此作了大量宣傳：或翻譯其詩文，或出“專號”造成聲勢……此時的郭沫若，無論文壇名聲、地位，都非先前幾年可比，思想上發生轉折，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此前的1923年10月，郭沫若寫出一篇《泰戈爾來華的我見》的文章，表達了自己對詩人訪華的看法。文章中，郭沫若對當時國內熱熱鬧鬧請文化名人杜威、羅素來華演講，表示不滿。他以為，一般國人對這些名人的思想並無精到研究，請他們不過是虛榮心的表現。在他看來，這熱熱鬧鬧的活動就像演辦一次次“神會”一般；而當時準備請泰戈爾訪華，在他看來，也不過是又一次“神會”罷了。
1924年，泰戈爾（二排右一）在清華大學
此時的郭沫若認為：“他（泰戈爾）的思想我覺得是一種泛神論的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傳統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在西洋過於趨向動態而迷失本源的時候，泰戈爾先生的森林哲學大可為他們救濟的福音。但我們久沉湎於死寂的東方民族，我們的起死回生之劑卻不在此而在彼。”
對於泰戈爾宣傳的主張，郭沫若認為在當時的中國是不必要的：“一切甚麼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只可以作為有產階級的嗎啡、椰子酒；無產階級的人是隻好永流一生的血汗。無原則的非暴力的宣傳是現時代的最大的毒物。”我們可以看出，此時的郭沫若，已自覺地秉承唯物史觀，並站在底層立場來觀察、分析事物和運用各類主義思潮了，並不因為曾對泰戈爾非常鍾情而放棄自覺的立場轉移。郭沫若的這篇文章，也許還有文學同仁的影響也未可知，但他思想的轉變是明顯的，雖然時間才過去幾年工夫。
人的生存道路、藝術家的創作道路，有時常常發生遷變。這遷變，有時是自覺的，有時卻不由自主，受著時代風潮推衍而行。郭沫若先前極度迷戀泰戈爾，短短几年後便對其思想重新認知、批評可略為證明；今天我們記錄下郭沫若早期的這一歷程，也能提供一個認識人、認識詩人的個案。我們在分析、領會一個人、一位詩人的思想或詩藝演進時，有時不免簡單模式化。但實際人的發展是極為複雜的，與時代，甚至諸多偶然因素都有絲絲縷縷的關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