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川次郎是日軍第六軍最後一任司令官,該軍原本隸屬於關東軍作戰序列,1945年初被調入中國派遣軍作戰序列,駐屯在浙江杭州,蘇聯向日本宣戰之後,又被緊急調往東北應戰,當十川次郎帶領日軍第六軍司令部幕僚人員及一部分部隊移動至安徽蚌埠時,接到了日本無條件投降的訊息而就地待命,後被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指定為第十戰區轄區內日軍的投降主官,向第十戰區司令長官李品仙上將投降。
十川次郎(1890—1963)是日本山口縣人,曾就讀於廣島陸軍地方幼年學校、中央陸軍幼年學校,1911年5月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第23期步兵科,被分配至第一師團第2旅團步兵第57聯隊服役,當年12月即晉升陸軍少尉。
1918年12月11日,十川次郎考入陸軍大學校第33期,與河邊虎四郎、澄田賚四郎、飯村穰、百武晴吉、下山琢磨、佐藤幸德等人同學,1921年11月28日畢業時,在66名畢業生中成績“優等”,成為第33期“軍刀組”成員,被大正天皇御賜軍刀,被分配第一師團第2旅團步兵第57聯隊擔任中隊長。
陸軍大學校“軍刀組”
十川次郎此後又在陸軍省軍務局任職,期間曾到法國駐在,回國後相繼在陸軍兵器廠和陸軍大學校任職,在陸大擔任軍事教官期間,於1931年12月被臨時抽調去瑞士日內瓦,作為日本代表團隨員參加日內瓦裁軍會議,這是由國際聯盟主持召開的國際裁軍會議,儘管會期達二年之久,但卻沒有取得多少成果。
十川次郎於1932年8月從日內瓦回國後,又回到陸軍大學校擔任軍事教官,一個多月之後擔任研究主事,直到“二.二六事件”之後不久,被調到參謀本部第四部擔任戰史課長,1937年3月1日被外放到關東軍,出任第一師團第1旅團步兵第1聯隊長,當時該師團在齊齊哈爾、孫吳、北安及黑河等地駐屯,承擔防禦蘇聯的警備任務,同時對抗日民主聯軍進行討伐,該師團司令部設在孫吳,當時的孫吳是一個軍事重鎮,號稱“北方軍都”,日軍常常自詡“小小的哈爾濱,大大的孫吳。”可見孫吳戰略地位的重要。
日軍第一師團又被稱為“東京師團”,是與近衛師團一起拱衛東京都地區的御林軍,該師團是日本陸軍“皇道派”的大本營,而“二.二六事件”就是由第一師團一些青年軍官策劃和執行的,由於裕仁天皇極度震怒,派兵鎮壓了參與暴亂的官兵。
為了避免日後惹是生非,第一師團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之下,被外放到中國東北北部駐屯,離開東京時還受到了東京民眾的熱烈歡送,從大連港登陸抵達東北時,也受到了“偽滿洲國”有組織地歡迎,在1936年7月日本出版的《歷史寫真》第278期中,刊登了一組照片,標題為《河村部隊抵達滿洲》,而河村就是指第一師團長河村恭輔中將。
1938年7月15日,十川次郎晉升陸軍少將,被調回到東京出任近衛師團步兵第2旅團長,其時師團長為飯田貞固,此時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已經一年有餘,國內的日軍不斷被派到中國戰場,由於近衛師團乃是“御林軍”,擔負拱衛東京的警備任務,始終坐看其他師團在中國攻城略地。
1939年8月1日,十川次郎再次被派到中國戰場,出任華中派遣軍憲兵隊司令官,十川次郎上任僅一個多月,就適逢日本大本營撤銷了華中派遣軍建制,同時成立了 中國派遣軍,由西尾壽造出任總司令官,而總參謀長由板垣徵四郎擔任,總司令部設在南京,統轄除關東軍之外的所有在華日軍。
1941年3月1日,十川次郎晉升陸軍中將並出任日軍第十師團長,許多軍迷對這個師團都十分熟悉,尤其是磯谷廉介擔任師團長期間,該師團的“瀨谷支隊”是臺兒莊會戰的主力,在李宗仁第五戰區的打擊下傷亡慘重,而此時的第十師團駐屯在中國東北,隸屬於關東軍作戰序列。
此時日軍第十師團的步兵第8旅團和步兵第33旅團建制已經撤銷,而步兵第40聯隊被調出,成為第三十師團三個步兵聯隊之一,第十師團僅剩下步兵第10聯隊、步兵第39聯隊和步兵第63聯隊,成為三單位制乙種師團,昔日甲種師團的風光已經不再。
1944年1月,十川次郎升任日軍第六軍司令官,參謀長為工藤良一少將,該軍隸屬於關東軍作戰序列,其時司令部設在遼寧朝陽,下轄佐藤正三郎的第一一三師團(駐錦州)、小倉達次第一三一師團(駐阜新)、高橋茂壽慶的第一六一師團(駐承德)、梨岡壽男的獨立混成第89旅團(駐凌源)、城戶寬爾的獨立混成第104旅團(駐錦州)及3個獨立野炮兵大隊等。
1945年1月25日,日本大本營下令將十川次郎的第六軍司令部,由關東軍調入中國派遣軍,並列入岡部直三郎第六方面軍作戰序列,該軍司令部設在杭州,下轄第七十師團(駐嘉興)、第一三三師團(駐杭州)、獨立混成第62旅團(駐松江)、獨立混成第89旅團(駐奉化)、獨立混成第91旅團(駐慈谿)等部隊。
1945年8月8日,蘇聯突然向日本宣戰,次日凌晨150萬蘇軍兵分三路向駐屯中國東北的關東軍發起攻擊,日軍第六軍司令部又被日本大本營緊急調往中國東北應戰,當十川次郎率領日軍第六軍司令部移動到安徽蚌埠時,聆聽到了裕仁天皇於8月15日釋出的《終戰詔書》,遂就地止步於蚌埠,並等待命運的安排。
1945年9月,日軍第六軍司令官十川次郎中將,奉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岡村寧次大將的命令,率領駐徐州、安慶、蚌埠和海州(連雲港)等地區的所有日軍,向中國第十戰區司令長官李品仙上將投降,儘管十川次郎是臨時途經此地,但卻是該地區日軍職務最高者,因此被岡村寧次指定為該地區投降主官,受降地點最初定在徐州,後來又變更為蚌埠,因為當時駐屯在蚌埠的是內田孝行的第七十師團,也是剛從津浦線南段和淮南鐵路沿線向蚌埠集結而來,而十川次郎的第六軍司令部是隨第七十師團行動的。
1945年9月24日下午,第十戰區受降儀式在蚌埠的一所禮堂舉行,禮堂正面為孫中山先生像,兩側分別懸掛國旗、黨旗及同盟國國旗,禮堂正中擺放一張簽字長桌,正席為受降主官席,左側為中方受降席,右側為日軍投降席,會場佈置儘管簡樸,但卻顯得威嚴而肅穆。
14時50分,十川次郎等人乘坐一輛懸掛白旗的軍車在禮堂門前停下,在中方一名軍官的引導下進入禮堂,並落座在日方投降席上,日方代表共有8人,除十川次郎之外,還有第六軍參謀長工藤良一、第七十師團長內田孝行等人,而在中方受降代表席就座的有第十戰區副司令長官牟中珩、政治部主任邱國珍、第二十一集團軍副總司令張淦、第七軍軍長鍾紀、省民政廳長韋永成等8人。
15時整,受降主官李品仙將軍步入禮堂,十川次郎等日軍投降代表起立並敬禮,受降儀式正式開始,李品仙代表受降方發表致訓詞:“今奉命在蚌埠主持接受本戰區日軍投降事宜,特以訓令規定諸辦法送交日方,希望一切均能按照規定順利完成。”
十川次郎代表日軍投降方致答詞:“本人將率領第十戰區之第六軍所屬及配屬諸部隊,以萬分誠意接受李司令長官的訓令,向閣下投降,一切當遵照規定執行,請求對解除武裝的日軍予以適當的同情與關懷。”
十川次郎隨即在李品仙簽署的《中華民國第十戰區長官部齡字第一號訓令》上簽字蓋章,在帶領日方投降代表退席時,依次將佩刀解下置於桌面上,作為投降繳械的象徵,然後灰溜溜地離開會場乘車離去,受降儀式歷時15分鐘結束,此時禮炮齊鳴,人們歡呼雀躍,熱烈慶祝抗戰勝利的到來。
在中華民國政府於1946年公佈的日本戰犯名單中,十川次郎的名字也名列其中,這表明他在中國所犯下的罪行是很嚴重的,但他並沒有被拘押和審判,至於何時被遣返回國不得而知,而其麾下的七萬多官兵陸續被遣返,大多從海州(連雲港)乘船回日本,十川次郎最終死於1963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