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為表彰在革命戰爭上的有功之臣，黨和國家為我國人民解放軍舉辦了一場盛大的授銜儀式，這是在新中國成立後，第一次如此大規模的進行全軍授勳，也代表著中國人民解放軍從這一刻開始，將實行正規化的建設。

如今60餘載過去，人們至今仍能記得當時光榮授勳的元帥將士們，卻不一定知道，這場盛大的授銜儀式的主持人竟曾經是一位國民黨將領，且毛主席和周總理都對他的工作能力讚不絕口。

他是誰？他就是有著“紅色牧師”稱號的餘心清先生。

然而，為什麼擁有這樣背景的餘心清先生會被委任為典禮的主持呢，這其中其實是有很多原因的。

餘心清

授銜儀式主持人餘心清

在1955年授銜儀式的前夕，毛主席和周總理對於這次大典的主持人選，也曾多次開會探討，反覆磋商後，最後還是一致決定，由典禮局長餘心清負責典禮的主持和銜接。

餘心清是個非常有才能的人，不論是對於外賓的接待、機關、民族、甚至是戰線的統一等方面都曾有著卓越的成績，且餘心清的口才非常好，是個天才演說家。

不用懷疑的是，毛主席和周總理對於餘心清的辦事能力以及專業能力是極為認可的，所以在1949年新中國剛成立後不久，餘心清就被推選出任典禮局局長的職務，並由他負責主持一切有關外交活動的事宜。

不僅如此，餘心清也曾在解放後，擔任過新政協副秘書長、全國人大代表、政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以及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務，且餘心清曾在美國留學，對主持、接待、禮儀等方面的事宜甚是瞭解。

如此看來，餘心清確實是主持授銜儀式的最佳人選，且在最後，餘心清也是不負眾望，圓滿完成了開國大典的主持流程。

餘心清工作嚴謹細緻，且事必躬親，毛主席和周總理對他的信任和支援也不僅僅只是來源於餘心清身上的表彰和頭銜。

事實上，在主持授銜儀式之前，其實餘心清還主持過一次更盛大的典禮。

委任“國家典禮局局長”

彼時，內戰剛剛結束，因為在抗日戰爭以及內戰時期的卓越表現，餘心清在隨後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中，被委任了多項職務，其中就包括出任國家第一任“國家典禮局局長”，負責一切大大小小有關於外交方面的任務。且成立了機關事務管理局，也就是後來的國務院。

一個機關剛建成時總是會因為各種瑣碎的任務和工作而忙得焦頭爛額，當時的剛結束內戰的中國百廢待興，雖然全國人民都對未來充滿著希望，但無奈各行各業都才剛剛起步，還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去磨合。

面對這樣的情況，餘心清先生時常為教育和工作人員們打氣，他明白這份工作背後的政治意義，也明白，面對剛成立的新中國，任何事情都馬虎不得。

餘心清嚴於律己，他不僅對自己要求嚴格，對手下的工作人員也同樣是高標準嚴要求。

一次，周恩來總理曾在一次會議上笑稱：“現在各個幹部部門都在說幹部不夠用，典禮局就餘心清同志一個人，也沒有副職，我看他的工作也幹得蠻好的嘛！”

北京市市長彭真也曾高度讚揚過餘心清先生的工作，他表示：“論年齡，餘心清同志比咱們大；論學問，餘心清同志比咱們多；論工作效率，餘心清同志比咱們高。咱們都要向餘心清同志學習。”

彭真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作為國家典禮局局長的餘心清變得更加忙碌起來。

這是餘心清參加的第一個新中國成立後的大典，為了新中國能有一個良好的開始，他事無鉅細，達到流程的決定，小到窗臺上一盆花的擺放位置，新中國的開國大典能被載入史冊，成為人們的口口相傳的佳話，這其中絕對少不了餘心清先生的貢獻。

在開國大典結束後，緊接著的，便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宴會，也就是在北京飯店舉行的“開國第一宴”。

這場宴會有著非凡的意義，它預示著新中國將第一次正式的對外展開建交。

當然，這場開國第一宴會的安排和規劃，也必然是由余心清先生負責的。

這場國宴一共共有600多位中外來賓出席，因此在禮制和流程規劃上便顯得更為繁瑣龐雜，這巨大的工作量，也不免讓餘心清壓力很大，他不想讓任何一個小細節出錯，也不想讓新中國的開端不完美。

從宴會嘉賓的坐席、流程細節、酒品的選擇、菜餚工藝，以及各方的禮儀習慣等，有關宴會的每處細節，餘心清都會一一過目。

他是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任典禮局局長，也是是典禮局上唯一的編制，這就意味著各種禮儀制度、外交處理方式等都沒有可以讓他借鑑的先例。

所幸，在餘心清先生細心的監督和規劃下，讓這場新中國成立後的“開國第一宴”獲得圓滿的成功。

1949年，在開國大典和國宴結束的第二天，蘇聯就宣佈要與中國建交，這是新中國成立後，首次舉行的外交活動，而這場具有歷史意義的中蘇的建交大會，也是由余心清先生負責的。

在外交活動開始前，餘心清同外交部的工作人員展開過多次會議，研究並學習各國的禮儀以及國際上的邦交慣例，最後結合中國自己的實際情況和習慣制定了新中國建立後的第一套外交禮儀規定。

這套我國最初的外交禮儀制度，這不僅使得中蘇建交大會完美收官，更是為之後的中日建交作出了一個良好的典範。

餘心清先生擁有崇高的愛國情懷，他一身正氣，性格耿直，心性堅韌，小時候家中的貧困以及磨難，讓他更明白人世間的疾苦，也明白教化下一代的重要性，事實上，餘心清之所以能擁有毛主席和周總理都看好的品質，也是與他坎坷的成長經歷是分不開的。

軍營裡的“紅色牧師”

餘心清先生生於1898年，祖籍安徽合肥，但自幼與家人生活在南京。

小時候，因為家中貧困，餘心清連小學都未能上完，便中途輟學。

為了幫家裡減少負擔，年紀尚小的餘心清就開始在五臺山一帶幫忙種菜，或代別人撰寫書信，來賺錢補貼家用。

雖然家中沒有條件，但餘心清從小酷愛讀書，並因為常常幫別人撰寫書信從而習得了一手好書法。

因為想要讀書的強烈願望，使得餘心清在17歲時考上了當時美國在南京開辦的金陵神農學院。

這所學院還有一點好處就是，不僅不收學費還管飯。

4年後，餘心清順利以優異的成績從學院畢業，成為了一名專職牧師。

1922年，在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後，河南的一個基督教青年會在當地舉辦了一個夏令營，旨在邀請各方名人為學生們做演講。

此時，已經24歲的餘心清也受到了邀請，即代表中華基督教國內佈道會出席。

因為當時的餘心清還不被人們所熟知，所以便被安排在了最後演講。

最好的,往往壓軸出場。

最後上臺的餘心清以出色的口才和極高的感染力讓他在一瞬間就抓住了在場所有人的心，這次成功的演講使得餘心清在獲得了臺下所有人掌聲的同時，也受到了“基督將軍”河南督軍馮玉祥的賞識。

隨後，馮玉祥便邀請餘心清到他的軍中來擔任“隨軍牧師”。

1926年，憑藉著出色的能力，餘心清考入了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與那時的大文豪們，像是胡適、徐志摩、陶行知、外交官顧維鈞等人成為了校友，並在那裡學習行政專業。

在美國留學期間，餘心清始終思考著中國未來的發展，他想讓中國變強，走上富民之路。

最後他明白了，要想讓中華民族的覺醒，並不是一兩個革命家的事，而是全體中華兒女的義務和責任。

畢業後回到國內的餘心清，繼續回到馮玉祥手下做事，並出任了河南開封訓政學院的院長，以及育德中學校長的職務。

秉持著愛國的信念和教化下一代的責任，餘心清在任職期間，為馮玉祥管轄下的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轄區培養出了一批行政管理人員。

隨後不久，餘心清就升職做了馮玉祥的秘書長，自此，餘心清也成為馮玉祥極為信任的得力助手。

在馮玉祥的軍中，餘心清雖然是“專業的神職人員”，但他卻從不和軍人們討論上帝，相反，他為軍人們仔細的講解什麼是革命的潮流，中國貧困的根源又是什麼，我們身為中國的軍人應該負起怎麼樣的責任。

一次，泰安德真中學邀請餘心清去做基督傳道工作，而上了演講臺的餘心清就開始給學生們講起了列強壓迫、民族獨立、爭取自由、以及如何讓國家興盛富強等。

臺下的學生在他的演講結束後都激動不已，之後學生們也親切的稱他為“紅色牧師”。

1930年，中原大戰結束後, 馮玉祥隱居山西汾陽，隨後，餘心清也來到山西汾陽，並在一所教會學校擔任校長。

上任後，他為學校制定了教規和校訓，並時常教導學生：“我們國家目前內憂外患，同胞們都處在亡國危險的邊緣，所以你們一定要苦學本領，苦練身體，苦幹革命，準備隨時擔負起救國救民的重擔。”

在餘心清的影響下, 很多從這個學校走出來的孩子，後來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併為祖國解放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餘心清先生是一個非常愛國，且具有前瞻性的人，他常常教導人們要向善多思、品行如一、文武兼備，不可否認的是，“紅色牧師”餘心清先生，在當時很大程度上推動了西北軍的革命化。

苦難鑄就堅韌

多年的教化育人，讓餘心清的性格變得更加細膩沉穩，但，只有經歷過極致苦難的人，才能練就鋼鐵般的心性。

餘心清先生一生中經歷過兩次磨難，一次是在抗日戰爭期間，一次是在祖國內戰期間。

1933年，餘心清奉命，去往福建參加一個由李濟深、蔣光鼐、蔡廷鍇，發起的抗日活動。但遺憾的是，這次事變最後以失敗告終，餘心清也遭到了敵方官兵通緝，被迫流亡到了日本。

經過此次事件，餘心清更加堅定了保衛祖國的信念，遠離祖國家鄉的他方法設法的想要回到國內，繼續抗日工作。

1935年夏，餘心清冒著極大的危險潛回國內，並找到了已移居山東泰山的馮玉祥，繼續在他手下從事抗日活動，在西安事變後，餘心清擔任集團軍軍訓處長，利用特殊身份之便推進了抗日戰爭工作。

在抗日戰爭期間，餘心清也堅持著傳播思想和教化育人的工作，他始終堅信，只有人們都負起保衛國家的義務和責任，中國才能真的強大起來。

1946年，就在抗日戰爭剛剛結束，全民終於得以調養生息之時，以蔣介石為首的敵方軍隊卻突然變臉，為了其自己的利益，再次將無辜的人民捲入了內戰，並企圖抹黑篡改我方軍隊在抗戰時期所做出的貢獻。

餘心清對國內的形勢感到很失望也很無奈，但很快他就收拾起心情，再次投入到了教化育人的工作中。

隨後，餘心清受到馮玉祥將軍的老部下孫連仲之邀，前往北平擔任“十一戰區政治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餘心清知道北上的重要性，周恩來與葉劍英也希望他能儘可能把北方一些“雜牌軍”爭取過來。

孫連仲

1947年，解放大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反攻,在餘心清的耐心勸說下, 孫連仲也表示願與中共合作，激動的餘心清當即打電報給周恩來表示：“孫決心合作, 請速派負責人員來商。”

然而，就在此時，中共在北平的秘密地下電臺被國民黨特務偵破，導致我方以餘心清為首的一大批優秀的同志以間諜罪被捕，並押解到了南京。

入獄後的餘心清，面對國名黨特務的多次威逼利誘都毫不妥協，令人作嘔帶著血汙味的囚衣、3天一次伴著沙礫的小米飯、以及日夜不間斷的審訊，餘心清都咬牙堅持了下來。

1948年，以為自己就這樣要活不成了的餘心清曾在獄中寫下遺言：“中國在黑暗中，我死在黑暗裡，黑夜不會太長。獨夫就要完場。朋友們！不必為我悲傷，天亮以前，要把惡勢力的殘餘掃光。”

所幸，在解放軍多年的努力下，1949年元旦，蔣介石宣佈“下野”，解放軍隔江的炮聲，代替了賀年的鞭炮聲。

隨後，中共以及原西北軍將領即刻對餘心清等同志展開了大力營救，餘心清的妻子，劉蘭華也向美國大使司徒雷登，餘心清曾經的授課老師，發出求助，最後終於使得餘心清獲釋出獄。

“爸爸！自由了！回去吧！”餘心清的女兒餘華心曾這樣拉著爸爸的手激動的說。

司徒雷登

心繫中國真英雄

那時的餘心清也已經51歲了，在經歷了半生坎坷磨難後的他，並未被就此磨平了心性，出獄後的他在開國大典前夕，與妻子劉蘭華、女兒餘華心，一家人輾轉回到了北平，繼續為國家以及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作出著卓越的貢獻。

劉蘭華

“紅色牧師”餘心清先生一生教授過的學生可以說是數不勝數，其中不乏有很多大家耳熟能詳的名字，像是抗日烈士李榮、原國務院參事王森、以及原北京理工大學校長等等。

在出獄後的那段時間裡，餘心清先生將自己在牢獄中的經歷寫成了一篇約10萬餘字的長篇傳記，《在蔣牢中》，隨後交由港報連載，並在1981年11月出版成書。

中國國畫大師黃永玉先生也在其《無愁河的浪蕩漢子》的書中描寫過自己，與那段時間的餘心清先生的偶遇：“這個可愛的老人，長得白淨、魁梧、有著一頭濃密的白髮、和極爽朗的聲音，他知識廣博、待人寬厚、喜歡兒童。

我知道他在趕寫一本書，雖然四九年之前他就回北京了，但我經常會在《人民日報》上看見他，他是那麼漂亮風度，很適合做典禮局局長。”

然而世事無常，令人遺憾的是，餘心清先生在1966年時去世，享年68歲。

黃永玉

革命自有後來人

餘心清先生的摯友尹心田，曾在其葬禮上賦了一首七言詩以此悼念餘心清先生：“講聖經講革命，紅色牧師世人驚。莫說文人紙談兵，抗日救國急先鋒。”

雖然餘心清先生曾擔任過國民黨軍政處的處長，但他一直心繫中央，希望祖國富民強大，在新中國成立後他事必躬親，為國家初期的外交工作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就如餘心清先生自己所說的那樣：偉大的時代將造就偉大的青年，這是一個良性迴圈，自己一生走過的道路雖然曲折, 但一顆為人民事業奮鬥的心是始終一貫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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