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究竟是如何崛起的？很多人只知道溫州人擅於經商，號稱是東方的猶太人，卻不知道他們財富背後的密碼。1984年國家進一步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寧波、溫州等十四個沿海港口城市，這一政策讓溫州人的致富基因被徹底啟用。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向東亞轉移，臺灣、香港、韓國和新加坡利用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迅速崛起，成為了繼日本之後的亞洲四小龍，這讓距離他們很近的溫州人看到了不一樣的機會。1976年，溫州開始有了成氣候的走私生意。那時候往返於各大港口的溫州漁船，不是有夾層，就是有拖在海水裡的密封塑膠包。最瘋狂的時候，中國百分之八十的走私貨都是從溫州進來，走私來的貨要有據點才能存放、交易，溫州人就開始沿河鋪路，建起一個個走私廠，就這樣靠著走私生意，一部分溫州人積累了灰色財富，還有一部分溫州人下海偷渡、漂洋過海到國外淘金，成為了最早走出國門的華商群體之一，這是溫州人財富的起點。
80年代初在設立為開放港口後，溫州開始正式試水市場經濟，當地人大多放棄走私行上了正道來做生意。當時中國人的物質需求逐年上升，而日常所需的螺絲、紐扣、線圈等小日用品一直供不應求。於是，溫州人紛紛自建家庭作坊，全家上陣生產這些小商品，然後透過供銷體系迅速推向全國，很快便造就出了第一批萬元戶。一時間，從家庭到同鄉，脫胎於宗族文化強紐帶關係的溫州商人，在經商這件事上，形成了一家帶動另一家的裂變反應。到了一九八二年，溫州出現了創業小高潮，全市個體工商企業超過十萬戶，約佔全國總數的十分之一，數以萬計的購銷員奔波全國，溫州也因此誕生了各種行業標兵。比如同一時期的線圈大王鄭祥青、木鹿大王葉劍華、羅斯大王劉大源、礦燈大王程不清、合同大王李方平、電氣大王正源中、救壞大王王賣籤，這些人加上電擊大王胡金蓮，合稱為八大王。
同時，趁著溫州個體經濟的飛速發展，國家出臺了允許農村社會資金自由流動、鼓勵加入股份制合作、入股分紅、允許農民自理口糧、進城鎮做工、經商和辦企業等舉措的政策，這一舉動被視作中國農村改革的風向標。當年，溫州全市有八十多萬的農村勞動力轉向了民營經濟，溫州發展商品經濟的模式迅速引起了全國矚目，瞬間使得神州大地掀起了一股溫州熱。為了貫徹先富帶動後富，1986年國家將溫州列為實驗區，讓其放手發展個體私營經濟，這時期的溫州人膽子大、步伐寬，農民手裡有錢，卻沒有城鎮戶口，進不了城，於是他們就集資籌建了中國農民第一城龍港，後來發展成了龍港區。
當時國家的交通建設遠沒有今天這般發達，奔走全國各地經商的溫州人逢年過節很不方便，於是他們就包下飛機開闢航線，因而成立了中國首傢俬營包機公司蒼南縣天龍包機業務公司，也就是今天吉祥航空的前身。那個年頭的國有銀行貸款難度高、流程長，溫州人就成立了新中國第一傢俬人掛牌的金融機構方興錢莊，和第一家民間股份銀行鹿城城市信用社。後來遭到國有銀行的抗議，而被迫轉做地下錢莊，使得溫州的民間資本在當時難以遏制。可以說九十年代之前，在國家投資匱乏、國有經濟較弱的情況下，溫州就已經靠著民間的力量成為了浙江乃至全國的經濟焦點。1992年南方談話後，溫州迎來了第二波創業熱潮，使得這座城市跟更多的財富捆綁得更緊了。由於有活躍的民營經濟和發達的民間信用體系做支撐，之後幾年溫州產生了永嘉橋頭紐扣市場、樂清柳市五金電器市場和樂清虹橋綜合農貿市場等十大專業商品市場。溫州人開的家庭式作坊也開始進行股份制改革，朝現代化公司轉型，大家所熟知的紅蜻蜓、森馬和報喜鳥便是這一時期誕生的民企。市場經濟的活絡讓溫州的GDP也從1978年的13億飛速發展到了2000年的822億，排到了浙江第三位。
很快，不甘心安於現狀的溫州人又大舉進軍了電器和汽摩產業，2001年中國電器之都在溫州嶽青柳市鎮掛牌。同年9月，中國輕工業聯合會和中國皮革協會又授予了溫州市中國鞋都的榮譽稱號。兩年後，溫州又將中國汽摩配之都的頭銜給收入囊中。很快，騰飛的溫州還引來了英國BBC拍攝紀錄片《通往財富之路發現商機》，讓這座東南沿海城市一時間風光無限。然而鮮花與掌聲的背後往往蘊藏著危機，早先，溫州人靠著敢闖敢拼的勁頭以及同鄉之間的扶持，透過粗放式的發展贏得了豐厚的利潤，但跟風式的生意在溫州逐漸產生了同質化的競爭和無底線的價格戰。外加上國家經濟快速發展，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消費趨於升級對品質要求越來越高，使得深陷價格戰和惡性競爭的溫州製造業苦不堪言。應對消費升級最好的方式自然是加強企業管理來提升產品質量，但以家庭作坊為主的溫州企業並不具備升級產業的條件，1998年突如其來的亞洲金融危機，更是令寒風中的溫州人瑟瑟發抖。
有危機便意味著有轉機，沒料想98年那次空前的金融風暴反而成為了溫州換賽道成功轉型產業的契機。為抵禦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長尾效應，國家進行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的建設，通知決定自當年起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建立住房分配貨幣化、住房供給商品化的新體制，這意味著房地產正式進入到了市場化的階段。在取消福利分房的同時，上頭在金融政策方面也同步跟進，全面執行貸款買房貸款期限最長可達二十年，以及貸款額度最高可達房價的百分之七十的金融新政。商業房地產市場的啟用，讓嗅到商機的溫州人迅速湧入樓市。遇到這樣的時候，別的地方人要麼先觀望，要麼最多貸款買上個一兩套來試試水，然而一向以膽大、精明著稱的溫州人可不這幹。他們一窩蜂地湧入溫州本地的樓市，幾乎都是整棟整層甚至整個小區的買，親朋好友集資自付30%，大頭則由銀行貸款承擔。僅過了四五個月，溫州城區的房價普遍漲了三分之一左右，這無疑是天降橫財。
房地產的鉅額利潤深深刺激了對財富渴求無比的溫州人，許多企業家、個體戶將工廠、品牌抵押往銀行貸款，沒錢的則紛紛找地下錢莊借高利貸，一時間大量資金殺入了房地產。而在本地炒房賺到爆的溫州人，自然不願只固守老巢，拿出他們當年走南闖北做生意的冒險勁兒，紛紛組團去到上海、杭州和北京等地炒房。那時的報紙報道溫州炒房團都是包下火車浩浩蕩蕩趕赴上海，在魔都每天幾十上百套的買。01年上海很多地方的房價才三四千，兩年後便被溫州人炒到了近2萬。溫州炒房團基本以短線投資為主，買進、賣出、套現，再買進、再賣出成了溫州人炒房無往不利的法寶，而商鋪、高檔公寓和別墅這檔溢價能力強的地產是他們的首選。當年有媒體報道，某溫州炒房客以一百二十萬元的首付在上海狂買二十套公寓，每套約二十平米，他為每套房配齊傢俱後出租，以每月每套三千元的租金抵扣按揭，每個月還能淨賺兩萬，兩年後房價暴漲一倍，他再將房子全部脫手賺得盆滿缽滿。當時在上海、杭州等地的溫州房東腰掛六七十把鑰匙，每天的工作就是收租以及和炒房同鄉聊房價走勢，見好就全部出手套現，再去別的樓盤買幾十套，往復迴圈財富像滾雪球般暴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