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在西洋堅船利炮威逼之下被迫開啟國門，風雨飄搖的清帝國屢遭列強宰割。在割地賠款之餘，大量國寶慘遭劫奪。這一悲劇過程始於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圓明園之劫，造極於清末，無數記錄了中華文明和藝術發展的國寶流失海外。日本歷史學者富田升教授撰寫的《近代國寶海外流失錄》，以義和團事件為焦點，分析了近代國寶的外流規模和渠道，並揭示了其影響。
1900年，以鎮壓義和團運動為由，英、俄、日、法、意、美、德、奧等八國出兵中國。 8月15日，聯軍佔領北京，慈禧和光緒倉皇出逃。之後，聯軍特許“軍隊公開搶劫三天”，各國士兵大肆搶劫，洋人、土匪也紛紛趁火打劫。皇家宮室、宗室宅邸、富人家宅無不蒙難。到1901年8月聯軍全部撤離時，京城已經滿目瘡痍。被劫奪的戰利品有些被就地拍賣，有些被運回本國。《女史箴圖》《平定西域戰圖》等流失海外，甚至欽天監的天文儀器也被德、法兩國劫走。大量珍貴文物被劫被毀，其中不得不提的是1900年6月23日，位於東交民巷附近的翰林院遭遇火災，保存於此的《永樂大典》損失307冊，《四庫全書》燒燬46000-47000本。其他散佚古籍珍本、密藏文書無算。許多不知這些書籍文獻之珍貴的西方士兵甚至將書頁當作廁紙。
清室遜位後，社會動盪，很多國寶再度外流。如恭親王感到時局不穩，將大量藏品出售。清朝高官端方在辛亥革命中被殺，其收藏的青銅器隨即流失海外。為維持宮廷開銷，仍居住在紫禁城的廢帝溥儀也抵押或出售蓄積的寶物，內府甚至在紫禁城內舉辦拍賣會。至於太監監守自盜，夾帶文物出宮的事件也屢見不鮮。曾經深藏宮中，秘不示人的諸多文物面世，大量出現在市場上。《清明上河圖》《寒食帖》《韓熙載夜宴圖》等珍寶就是這一時期流出宮外，為世人所知的。
此外，20世紀初，甲骨文、青銅器、唐三彩等大量文物出土。在那個動盪的年代中，這些文物不能得到有效保護和研究，而是大量流失海外。
本書並非對所有近代流失海外國寶的羅列和介紹，而是側重講述晚清到民初國寶流失的方式、渠道，及其影響。透過運用100餘篇親歷者證言、90餘幅圖片、20多張文物交易資料表，本書再現了當時文物大量流出的圖景。
這一時期，日本古董商瞄準商機，進入中國，在國寶外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中尤以山中定次郎、繭山松太郎等人為翹楚。他們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大量蒐羅文物，然後銷往日本和以美國為主的歐美市場，獲利豐厚。以山中商社為例，其1906年到1909年間，各年度進貨量在130到180件左右，有陶瓷、佛像、書畫、玉器等，品種繁多。透過日本古董商為中介，大量國寶被海外收藏。書中分析了這些古董商的交易額、運用大量圖表展示了流失文物出口、收藏、展覽和拍賣的情況，系統梳理了國寶外流的過程、渠道，呈現了當時國寶流出規模之大、數量之多。
在一片混亂中，隨著宮中秘寶的現世，其中很多甚至連普通國人都不知曉的文物也進入了人們的視野，從而編織出了中國古代美術的全貌。對於日本來說，明治時代之前接觸到的並非中國傳統主流美術，與按中國審美意識流傳下來的正統中國畫性質截然不同，更不曾接觸到造型古樸的青銅器。由此形成的審美價值觀壁壘使得中國正統書畫一度難以進入日本。因此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曾三次被帶到日本卻沒有買家。直到在古董商推動下，中國國寶大量流入才讓日本近代鑑賞美術發生了轉型。因此這一過程也是日本對中國正統美術的接受過程。
此外，19世紀後半期，歐美對日本美術品和物品曾顯示出極大興趣，印象派中諸多名家如莫奈、梵高等人都受日本浮世繪的影響。但隨著中國文物大量外流，歐美藝術界逐漸發現日本美術工藝品的源頭在中國，並驚歎於中國美術品的發達程度，於是欣賞趣味也轉向了中國，這導致了此後中國美術風靡全球。
文物流失是中國文明的創口，大量海外流失文物至今仍令國人扼腕嘆息。但誠如書中所說，大量珍品的散播，客觀上帶來了世界對中國美術、中國文化的瞭解和認同，促進了文化交流。正如富田升在書中感慨的那樣，中國美術“達到一種真正的普世之美，其魅力甚至使掠奪者臣服，連近代西方都毫不例外，這就是中國文明，這就是其魅力所在。”但終究，我們還是期待有朝一日，這些文物能重歸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