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間萬事做了就不難了，那些想著可怕的東西也無非如此，對之後必然到來的各種困難，我需要的只有勇氣。”
——王怡
一個冬日的下午，陽光燦爛。21歲的姑娘王怡走進北京腫瘤醫院，開藥、繳費、取藥、化療。護士看到她來，主動取出一個小桌板，幫她固定在輸液的座位上。王怡左手輸著液，右手沙沙沙地寫著習題。陽光透過窗戶照射在這個女孩恬靜而堅毅的臉上，周圍的病友只要看看她，心中的焦躁都能緩緩地平靜下來。
王怡來自江蘇常州。13歲那年，因為一次偶然的骨折，被查出了侵襲性纖維瘤，這也終於解開了她的手臂為何總是隱隱作痛的謎。這種腫瘤的發病率不足十萬分之四，和其他一些罕見病一樣，它沒有專門的藥物，也沒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療方案。“切了再長，長了再切。”就像醫生預料的那樣，六年的治療結果就是3次手術，3次復發。
治療腫瘤最好的醫療資源在北京。雖然病魔纏身，但王怡在學習上從不甘落後，她希望能考上在北京的大學，邊學習邊治療自己的病。“我是學生，學習就是我的本職工作。既然身體已經很糟糕了，如果學習再不好，那我是不是太沒用了？”
王怡成功考上了位於北京的中國石油大學化工專業。
命運的捉弄從未讓這個姑娘喪失生活的膽量。大一暑假，王怡終於發現，對於侵襲性纖維瘤，北京腫瘤醫院的一位專家提出了手術之外的治療方案。既然手術治療總是失敗，她決定破釜沉舟，嘗試這個新方案——化療。沒有任何人陪同，王怡開始了一個人的奔波，自己去找醫生看病，自己在知情同意書上簽字。
“沒什麼不行的，我看病的經驗豐富呀！”微笑著說出的這句話，堅強得讓人心疼。
在不斷與病魔抗爭的同時，王怡始終自強不息。每週要拿出一天時間去化療，被佔用的學習時間，只能在路上和醫院裡補回來。從昌平的學校到海淀的醫院，先坐公交，再倒3趟地鐵，往返4個多小時，足夠複習完“馬原”“毛概”；晚上8點才回到學校，還可以找到沒熄燈的教室自習到10點……王怡覺得“一天的時間足夠長，可以按部就班做好一切事”。
請假的實驗課必須調課補做。調課，請假，更改組別，聯絡實驗……王怡拿著一沓單子在門診樓的嘈雜聲中，發現所有事情變得一團亂麻，無從下手。看著醫院裡頂著焦慮與不安忙碌奔波的人們，她逐漸明白怨天尤人毫無意義。
“亂中取靜，這大概是醫院的哲學。世間萬事做了就不難了，那些想著可怕的東西也無非如此，對之後必然到來的各種困難，我需要的只有勇氣。”化療的時候，王怡會跟護士借一個小桌板，一邊輸液一邊學習。時間長了，病友和醫生護士都認識了這個愛學習的小姑娘，只要看到她來，都會自覺給她提供便利。
王怡回憶那段時光——請假太多跟不上課程，那就把空閒時間全用來自學；化療反應太大，那就在每週狀態好的那天把事情都處理完；化療當天晚上有結課考試，那就求護士把輸液速度調快，盡力往回趕……
這個治療，每天至少要吃15粒藥，有的一粒就要近千元。每月治病的費用差不多是父母一個月全部的工資。大二的時候，王怡申請了貧困生助學金，可當她拿到了國家獎學金時，便將貧困生的名額讓給了更需要的同學。暑假做家教，開學時售賣新生用品，平時在網上推銷話費套餐，勤工儉學的收入再加上獎學金，漸漸地，她可以自己負擔治療的費用了。
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大三時，王怡的必修課成績成為班級第一，21門必修課，17門都在90分以上。甚至她在醫院化療時整理的複習資料被周圍同學稱為“期末必看”。這幾年，王怡接連獲得國家獎學金、國家勵志獎學金，還發表了一篇SCI論文，獲得化工設計大賽全國二等獎，北京市化工原理競賽一等獎等9項國家級、省部級獎項。慶祝建黨百年時，王怡正式入黨。
王怡不願看到別人對她的憐憫。所以老師和同學們都小心翼翼地呵護著這份自尊。除了不讓她乾重體力活，其他的事情，都不讓她感受到有什麼不同。
醫生、老師、同學們的關懷在王怡眼裡，都是一種愛的給予，所以她嘗試著用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去回饋這份愛。不在化療期的時候，課餘積極參加志願服務，現在志願時長達到了90小時。疫情期間，她藉著在北京上學的便利，幫助全國各地的病友郵寄藥物，給病友解釋進京政策、隔離規定。“這不像我做家教能夠賺錢，也不像志願服務有時長記錄，但我所求的只是成為一個有用之人的滿足。奉獻社會，這不僅是大學生的擔當，更是我對生活的答卷。”
現在王怡已是大四學生，並被保研至浙江大學直博。她的病情已經比較穩定，離開北京後，她會跟自己的主治醫生保持聯絡，每年回來一兩次進行檢查，將藥物帶回當地治療。她對未來有著這樣的打算：“畢業後我會選擇考選調生，將來做一名公務員，參與到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擔當起自己的責任，實現人生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