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74年,周恩來即將住院之前,他的侄子周秉鈞從廣州出差來北京,去西花廳看望他時,周恩來竟主動和侄子聊起了自己的父親。
最後,他特別感慨地說道:“我對父親是很同情的。他人很老實,一生的月工資沒有超過30塊錢。但是他一輩子沒做過壞事。而且他還掩護過我。”
那麼,周恩來的父親到底是一位怎樣的人呢?
故事很長,我們慢慢來看!
家道中落,周劭綱攢錢二十年葬愛妻
周恩來的父親周劭綱,年幼時跟隨家人從浙江紹興遷居到江蘇淮安。
17歲時,周劭綱回紹興參加縣試考秀才,未中。
轉而向舅舅學做師爺,未成。
為了給兒子謀個出路,老爹周起魁花錢給周劭綱捐了一個“同學生”的名分。
“同學生”相當於民國以後的初中畢業生,在當時的中國已經算是具有相當水準的文化人。
有了這個名分後,周劭綱在縣衙門裡謀了一個文書之類的差事。
由於周劭綱經常可以接觸到一些官員,為了他的前途,周起魁又花了錢,給兒子捐了一個“主事銜”的職位。
按照清代的規矩,主事是正六品。正六品的官職可不小了,雖然“主事銜”只是一個“虛銜”。
接著,周起魁又為兒子迎娶了淮安知府萬青選的女兒萬冬兒為妻。
萬冬兒是萬青選的妾——張氏夫人所生。據說是冬天所生,所以取乳名為冬兒。
萬青選的前後兩房夫人共生育了32名子女,男女分別排行,萬冬兒按女性排十二,所以也被喚為“十二姑”。
萬冬兒生得美麗大方,活潑開朗,深得萬青選的喜愛。
就這樣,周劭綱一手抱得美人歸,一手把權利攬入手。一時間,可謂是“風光無限”。
一年後,他的兒子周恩來出生了。
可惜,這件喜事還沒來及慶賀,周家的“頂樑柱”塌了。
官居知州的周起魁去世了,從此,周家開始衰落。
沒了父親的依靠,周劭綱在衙門的差事也受到了影響。
家境的變遷,迫使周劭綱不得不外出謀生,他經人介紹去了武漢,當了一名教書先生,微薄的收入僅夠自己使用。
而家裡的一應事務全靠妻子萬冬兒打理,周恩來和母親過上了靠典當度日的生活。
在周恩來9歲的時候,萬冬兒因病去世,在外謀生的周劭綱得知訊息後,匆匆趕回料理後事。
這個時候,遇到了一個很大的難題。
萬冬兒的“嫡母”要求女婿必須按照出身門第的規格辦理喪失。
比如說,棺材要楠木的,裹五層麻,“十二朵正花”,添七層漆,請和尚做道場等等。
周劭綱也想這麼辦,可錢袋子不允許啊!他好不容易湊錢買了楠木棺材,實在是沒錢走完後續的流程。
但他岳母就是認準了這個理,還放話“如不照辦,便不許入葬”。
這樣一來,萬冬兒的靈柩只能放在小草屋裡。
忠厚老實的周劭綱為了答謝操勞一生的妻子,在往後的日子他省吃儉用,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攢了一筆錢。
最終讓愛妻歸葬在了淮安東門外周家祖墳裡。
妻子去世之時,周劭綱正值壯年,但他後來沒有提過一句關於“續絃”的話。
之後的日子裡,周劭綱隨身帶著一張萬冬兒的畫像。但不幸的是,這張畫像最後還是遺失了。
解放後,劉秉衡代表淮安縣委赴京向周總理彙報工作時,曾帶去了幾張周家親屬的畫像。
周總理很是高興,他左翻右找但就是沒有母親萬冬兒的。
最後,周總理落寞地說道:“我父親生前一直帶著我母親的像,可能是那次上海緊急轉移時弄丟了……”
周劭綱對妻子摯愛一生,矢志終生不再婚娶。這種思想一直影響著周恩來,從父親那裡,周恩來繼承了對愛情的始終不渝。
雖然兩代人的婚姻存在著天壤之別,但是人之常情並不會因為革命而丟掉……
周劭綱牽掛兒子,但從不提要求
處理完妻子萬冬兒的事情之後,周劭綱收到了周家大哥周貽賡的“邀請函”。
這位叔伯兄弟在東北有一份比較穩定的工作,他得知弟弟處境艱難後,就決定幫襯一把。
就這樣,周劭綱帶著兒子周恩來“投奔”到了東北。
在東北落腳後,周劭綱去找工作,周恩來託付給了大伯周貽賡。
也是從這個時候,周恩來才有機會進入新式學堂,接受新式教育,他的眼界也越來越開闊了。
3年後,周恩來隨大伯到天津,秋考入南開大學,於1917年畢業,之後去了日本留學。
1918年,周恩來利用假期時間回國探望父親。這個時候,周劭綱在北京尋得了一份微薄收入的工作。
父子倆相聚,周恩來寫了兩句詩,表達了當時的心境。
“昨日傷心方未已,今朝又復別嚴親。”
作為兒子,周恩來很少承歡父親膝下。作為父親,周劭綱一生奔波,很少有機會享受天倫之樂。
以後的局勢變幻莫測,父子倆的生活似乎“背道而馳”。
雖說周劭綱對兒子所從事的工作搞不清楚,但他心裡始終堅信兒子的選擇……
1927年,周恩來在上海領導第三次武裝起義,周劭綱當時去上海看望兒子。
很快,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政變,在上海的大部分的共產黨員都受到了迫害。
此時此刻,上海的形勢極為險峻。
但周劭綱也沒有選擇離開,他堅持留在上海陪兒子,還幫著兒子做了一些秘密通訊聯絡的工作。
直到5月下旬,周恩來離開上海去往武漢,周劭綱才回到了東北。
與兒子分別後,周劭綱從報紙上看到國民黨在出重金懸賞他兒子,心裡總是惴惴不安。
1931年2月,周劭綱再一次來到上海,他在二嫂的家裡見到了周恩來。
周劭綱雖不理解革命,但他只想著為兒子做點什麼。那些日子,周劭綱繼續幫著兒子做些通報聯絡的工作。
一直到這年冬天,周恩來順利離開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蘇區,周劭綱才回到東北。
此後,周劭綱輾轉天津、揚州、上海等地,到處打聽兒子的下落。
他聽不到兒子的訊息,心急如焚。
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扣押了蔣介石。周恩來從延安到西安和宋子文談判的訊息不脛而走,周恩來成為了全國上下矚目的人物。
得知這個訊息的周劭綱,臉上難得地露出了一絲笑容。
接下來,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國共兩黨達成合作。
1938年1月,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的周恩來給正在天津的父親寫信,讓他到武漢與自己一起生活。
5月,周劭綱來到武漢。
8月,日軍逼近武漢,根據周恩來的指示,周劭綱要從武漢轉移到湖南湘鄉。
轉移的路上,周劭綱跟著朝氣蓬勃的戰士們,被感染地變得開朗許多。
據一些革命老同志們回憶說:
總理的父親,我們叫他周老太爺。他是個好人,知書達理,平易近人。他能體貼別人,又講義氣。老是笑嘻嘻的,和大家的關係都很好。有時還和我們開玩笑,他人很樸素,不講吃不講喝,給什麼吃什麼。
對於周劭綱的外貌描述,一些老兵是這樣說的:
周老太爺的個頭與周副主席差不多。花白鬍須、紅光滿面,頭髮雖有些謝頂,但天庭飽滿。他經常穿長袍馬褂,頗有仙風道骨的氣質。
1940年秋天,周劭綱轉移到了重慶。此後,他再也沒有離開重慶紅巖村。
在紅巖村,周劭綱住在一間很小的房子裡。而他的住所上面的一座小樓是公開的八路軍重慶辦事處。
由於紅巖村受到國民黨特務的監視,那裡沒有閒雜人員。所以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周劭綱很少外出。
他的活動範圍就在紅巖村裡。
在這裡,他常常一個人看報紙、讀唐詩,有時去果園轉轉,日子倒也過得比較自在。
只是有一點不好,那就是太孤單了。
周恩來知道父親寂寞。他曾經對在紅巖村養病的工作人員張穎說:“小張,我工作忙,你有空幫我多陪陪老爺子。”
後來,據張穎回憶說:
老爺子跟我談他自己的事。說他們原來的家還很不錯,後來就窮了。現在抗戰了,自己到處奔波連家也沒有了。還說他對兒子也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還說現在兒子這麼忙,不能常來看他。我覺得他很苦惱。
儘管周劭綱有苦惱,但他仍舊是個識大體的人。即使兒子有出息了,他也沒有提過要求。
有一次,周恩來到紅巖村辦事,進城時總會和鄉親們說:“你們誰要進城,可以搭我的車去。”
而周劭綱一次也沒有提出要搭兒子的車。
周劭綱去世,周恩來未能見上最後一面
1942年6月下旬,周恩來因病住院手術。
人們怕周老爺子擔心,便把這個訊息壓下去了。
7月5日,周劭綱突然發燒不止,他對伺候在旁的兒媳鄧穎超說:“我兒子為什麼不來看我?”
鄧穎超回答說:“恩來忙,出差了。”
但周劭綱對這個說法不相信,他還是重複地問“兒子為啥不來?”
後來,周劭綱的病轉成了肺炎,不能起床。
那時,紅巖村養病的老友張穎來看他,周劭綱一把抓住張穎的手,喘著氣問:“恩來,為什麼不來看我?”
一開始,鄧穎超沒把周劭綱的病危訊息告知周恩來,周恩來那邊還惦記著父親過生日呢!
7月6日,周恩來寫信給鄧穎超,信中說:
“本星期六出院的計劃是打破了,因為開刀起十九天,應該是7號或11號,再過兩三天出院,也須是下星期三了。所以我請你和爹爹商量一年,如果他願意二十八號那天請人吃麵,那就不必等我回來,免得他老人家不高興。如果他希望我在家補做,那就等我回來,不過據我所知,他的思想是很迷信的,過生日總願當天過,兒子在不在跟前倒是次要問題呢。”
7月9日,周劭綱的病越來越重,嘴裡仍不停地念叨著兒子的名字。
鄧穎超趕忙寫信給周恩來,信中描述了周老爺的病情狀況。
接到鄧穎超的信之後,周恩來心神不寧。
7月10日,周恩來再寫信。一向不迷信的周恩來,在信中提及“我在這裡默禱他的康寧。”
與周恩來發出信的同一天,周劭綱帶著遺憾去世了。享年只68歲。
周劭綱生前就只有周恩來一個親人了。他對兒子的愛雖然嘴上不說,但是總是很掛心的。
實際上,從周恩來參加革命起,周劭綱就懸著一顆心。他在擔心兒子安全的同時,也很操勞兒子的身體情況。
記得周恩來還在重慶工作的時候,他每次路過父親的住所時,都會說一句:“我休息了,您有空過我這兒來玩!”
但當週劭綱去找兒子的時候,工作人員就告知他兒子又熬了一個夜晚,剛不久才睡下了。
每次看著兒子努力工作時,周劭綱躲在一個角落裡,默默地注視著。他的眼神裡,包含了很多情緒,有驕傲、有擔憂、也有心疼。
周劭綱在臨終之際,最想見的那個人就是兒子周恩來了。可惜,造化弄人,還是讓老人家帶著沉重的遺憾走了。
對於周劭綱老人去世之事,要不要告訴周恩來?董必武召集當時在場的工作人員進行商量,最後他們達成一致,那就是等待周總理出院後,再透露這個事情。
不過,細心的周總理從一個工作人員不自然的表情中,看到了“貓膩”。
經過周總理耐心的細問之下,這位工作人員終於忍不住,全盤托出了實情。
周恩來聽到父親已去世了三日,臉色一下子變得煞白,大聲喊著要趕快回去。
可他拖著手術後的虛弱身體,下了床,因體力不支只能蹲在地上。
此時此刻的周恩來悲痛欲絕,痛哭不止。他的心彷彿都要碎了。
他向鄧穎超大發雷霆,說道:“老爺子過世,這麼大的事你為什麼要瞞著我?”停頓了幾秒後又說:“你跟了我這麼多年還不瞭解我!”
鄧穎超被責問地直掉眼淚,其他工作人員也紛紛“躲起來”了。
當天晚上,周恩來為父親守靈到天亮。
17日,周恩來致電毛主席,將父親去世的情況做了彙報。內容如下:
歸後始知我父已病故,悲痛之極,抱恨終天,當予次日安葬。
從這份電報中,我們可以看出,周總理還是為父親病故未能見最後一面,而感到耿耿於懷。
很快,毛主席覆電,內容是這樣寫的:
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切哀悼,尚望節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並注意以後在工作中節勞為盼。
電報既表達了戰友之情,也表達了對周老先生的敬重。
解放後,中共重慶市委考慮到周劭綱生前曾幫助周恩來從事過革命工作,就把周老先生的墓轉移到重慶革命烈士公墓裡。
後來,這件事被周總理知曉後。他立即做了批示,請求重慶市委把他父親的墳遷回去。
雖然周總理對父親是非常地敬重,但是此時此刻他想得更為深遠。
而中共重慶市委覺得周劭綱生前的的確確是參加了革命,並不光是周恩來的父親,遷入烈士公墓也合情合理。
他們討論了一番後,就拖著未辦。
1964年,周恩來派身邊人前往重慶,終於將周劭綱的棺木從革命烈士公墓裡遷出,後安葬於附近一座無名小山的山腰上。
周恩來一直對父親懷著很深的感情的。他始終把父親放在心上,實際上,從一件細微的小事情就能窺探出周總理對父親的愛。從父親去世後,周恩來身上就一直帶著一張相片。
後來,在周總理去世後,身邊的工作人員為他整理衣物時,從他的襯衣口袋裡發現了一個小皮夾,裡面放著一張周劭綱老人的照片。
在照片的背後,有周總理親自寫的4個字:“爹爹遺像”。
再後來,鄧穎超把小皮夾交給了侄女周秉德保管。鄧穎超向侄女說了小皮夾所蘊藏的故事。
她說:“解放前,你伯伯做地下工作時,因為拿著公文包上街目標太大,就把重要的檔案和信件放在這個小皮夾裡,裝進貼身的上衣口袋中隨身攜帶。這個小夾子裡還有一樣東西,就是你爺爺的照片。”
話落,鄧穎超從皮夾子裡抽出了一張照片。
據周秉德回憶說:
照片大約3寸左右,由於年代久遠,顏色已經變黃。但卻儲存得很完好,沒有一點折損。
從周恩來細心保護父親照片,以及將其放在貼身之處,就可以體會出周總理對父親的深厚感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