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鵬
作為一名讀了大約五十多本布考斯基著作的讀者，如果讓我去推薦一本布考斯基的書其實是困難的，因為在我看來他所有的書，都是一本書。而《關於寫作》，就是一本十分“布考斯基”的書。布考斯基身上獨有的態度、牢騷、硬氣、憐憫以及脆弱，在這本書裡都有體現。
這本《關於寫作》的英文版於2015年出版，由布考斯基研究專家阿貝爾·德布瑞託編選。如果嚴格來講，這本書的標題“關於寫作”和這本書的副標題“布考斯基書信集”是衝突的，因為這個標題“關於寫作”本身存在著一定的誤導性，會讓讀者以為這是由某個成功的“文學大師”向普通讀者傳授“乾貨”。如果讀者想抱著一顆取經的心去閱讀《關於寫作》，我想他們或許會失望的。我寧願推薦他們去讀史蒂芬·金的那本《寫作這回事》，裡面的“乾貨”更多，“實用性”會更強。
我們為什麼會被這麼一個幾乎只用不超過一千五百個單詞寫作的“糙老頭”吸引呢？我想，我們對布考斯基的認同更多的不是一種文化上的認同，而是一種身體上的認同。布考斯基如此生猛的生活於他的字裡行間，以至於我們閱讀他的每一個字，都像是在閱讀一名同生活和寫作戰鬥過的勇士身上的傷疤。就像這本書的譯者裡所在一篇文章裡所說：“透過翻譯這本布考斯基書信集，我不僅找到了自己的對角線，更靠近了一個真實無畏的、堅定於寫作這件事的自我。”而布考斯基的“真實無畏”就體現在他那傷疤一樣的鮮血淋漓的語言上。
布考斯基之所以成為布考斯基，不僅是因為他酗酒、賭馬，並把這些底層人的生活寫進書裡，而是因為他真的熱愛寫作這件事。因此，當我們拿起任何一本布考斯基的書，我們都可以很清晰地建立起他那渾身酒氣、不服不忿的寫作者的形象。布考斯基是一個天生的作家，而不是一個靠意淫某種光環為生的追求所謂“文學夢”的文學愛好者。他之所以寫作，是因為他必須寫作。他中年以後慢慢透過寫作得到了像約翰·馬丁這樣的出版人的賞識和資助，以至於他可以全力寫作，而不再為生計而奔波，但是他在骨子裡又對他所得到的資助和聲名充滿了警惕。他甚至對他的主要資助者和編輯約翰·馬丁也充滿了警惕，在他給約翰·馬丁的信中寫道：“你的問題是為了做好這個工作，你不得不放棄很多自己的時間去出席各種各樣的雞尾酒會，去舔媒體和大學教授們的屁股，他們只會把你拖入無聊又死氣沉沉的高階圈子。”在這一方面，布考斯基作為馬丁這種“妥協”的既得利益者，他的警惕和反思，在我看來更加難能可貴。
布考斯基絕對不是一個相信靈感的作家，比起相信某種天賦，他更相信行動，正如他所強調的那樣，“我無法理解那些停止寫作的作家們，那就好像把你的心摘下來，再把它丟進下水道沖走。我會寫到我嚥下該死的最後一口氣，不論別人覺得我寫得好或不好。”然而，更值得敬佩的一點是，布考斯基雖然筆下的生活是十分混亂和無序的，但是這毫不影響他作為一名作家的決心，他不會為任何事情放棄自己的寫作。同樣，雖然布考斯基在這些書信裡對他認為的所謂“學院派”表示極度的輕蔑，但他本人又是一名極佳的讀者。他雖然學歷並不算高，但是他的閱讀量和對藝術的審美足以令許多大學教授汗顏。他不屑於在文辭中顯露“文化”，恰恰是因為他本人是個文化素養極高的人。透過這本書信集，我們就可以看出來布考斯基對他同時代整個歐美文壇的熟悉程度是非常高的。無論是談論某個作家的作品，還是某種寫作型別的發展，他都是如數家珍。他始終都“在場”，只是選擇站在了旁觀者的位置而已。
寫作對於布考斯基來講不僅是行動，同時也是目的，他對透過所謂的“寫作”去成為某種焦點人物沒有任何興趣，他說：“我的觀點是，作家就是寫作的人，是坐在打字機前寫下一個個字的人，這才是作家的本質，而不是教育別人，也不是坐在研討會上或對著瘋狂的大眾朗誦。”因此，布考斯基對和他同時代卻早就聲名大噪的“垮掉一代”嗤之以鼻，覺得他們的“搖滾明星式”的做派更多的只是作秀，離真正的寫作現場還很遠。
搖滾樂隊U2的主唱波諾是布考斯基的鐵桿粉絲，儘管他曾因自己搖滾明星的身份而被布考斯基所蔑視。當波諾談到布考斯基時，他曾說：“我們的流行文化告訴我們，去吧，再吃一個麥當勞的漢堡，去逛商場吧——一切都挺好的。但是一切都很不好。這就是搖滾樂的資訊。這也是布考斯基的資訊。”當然，波諾作為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搖滾樂隊的核心人物，也是流行文化的既得利益者，當他在談論布考斯基的時候同樣也是對自己身上的“偶像標籤”的一種反省。
記得有一年去舊金山旅行，在舊金山的文化地標城市之光書店買了幾本布考斯基的書，當我結賬的時候，店員跟我說布考斯基是店裡最頻繁被盜的作者。當然，我作為一名遵紀守法的公民，從倫理上講，我肯定是不支援任何意義上的偷竊的。但是，對於一個寫作者來講，如果他的書常被人盜去，這不得不說是件頗為“光榮”的事情。尤其是在這個一切向“流量”看齊，向“資本”、向“符號”看齊的時代，這種特殊的“榮譽”或許是對一個真正的寫作者最好的嘉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