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響徹歐洲上空長達六年的槍炮聲停歇下來，歐洲人終於迎來了久違的和平。
作為人類歷史上最慘烈的一場浩劫，剛剛過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給作為主戰場之一的歐洲帶來了巨大災難。
在這場戰爭中，歐洲至少有3200萬人死亡，2800萬人殘廢，6000萬人流離失所。
不論是戰勝國法國，還是戰敗國德國，抑或是說不清究竟屬於戰勝國還是戰敗國的義大利，從愛琴海到北海，從城市到農村，到處是一片蕭條。
1947年5月，丘吉爾哀嘆：“現在的歐洲是什麼？它是一座瓦礫場，一個屍骨存放所，一個滋生瘟疫與仇恨的溫床……”
納粹是垮臺了，但歐洲迎來的不是自由，而是史無前例的難民危機。
早在諾曼底登陸前夕，盟軍就預料，戰爭結束後歐洲大陸上將湧現1100萬左右的難民。
1945年初，隨著戰爭結束，歐洲大陸的難民潮洶湧而來，數量之大、人數之多遠超盟軍想象，光德國境內的就有1100萬名難民，全歐洲更是達到了3000萬人。
從國籍上看，難民人數最多的是蘇聯公民，超過720萬人；其次是法國人，將近200萬人；還有160多萬波蘭人、70萬義大利人、30多萬荷蘭人、30萬比利時人、3.5萬捷克人和許多其他國家的人。
難民的組成也極其複雜：政治犯、戰俘、東歐的逃亡者、被驅逐的平民、勞工營或集中營內的倖存者、東歐各國及與蘇聯邊界劃分造成的西逃之人，以及後來希臘內戰造成的逃亡者，等等。
甚至，如此龐大的難民數字居然還不包括無家可歸的德國平民。
在希特勒日暮途窮、歐洲戰場勝利在望的1945年2月，蘇聯、美國、英國政府首腦——斯大林、羅斯福和丘吉爾在克里米亞的雅爾塔舉行了繼德黑蘭會議後“三巨頭”的第二次會晤，人類的幸福和命運，就掌握在這三巨頭手中。
與上一次會議重點是如何擊敗德國不同，這一次，三巨頭關心的是戰後如何處置德國。
一戰後的《凡爾賽條約》將一部分德國西普魯士的領土劃入復國的波蘭，並由“波蘭走廊”將東普魯士與德國本土割裂。
這曾是最令德國民族主義者惱火的一項條款，即使軟弱如魏瑪共和國，也不願意承認這條邊界。
這條邊界在二戰後也是註定無法維持原狀的，由於波蘭的大量東部領土劃入了蘇聯版圖，它勢必要從德國取得補償。
在德黑蘭會議中，丘吉爾告訴斯大林，他願看到波蘭向西移動。
丘吉爾用三根火柴棒向左靠攏的動作，來暗示蘇聯、波蘭、德國領土的向西移動。
這就是著名的“德黑蘭公式”。它形象地說明英國政府贊成用德國東部的土地來賠償波蘭東部土地的損失。
雅爾塔會議上，蘇、美、英三國首腦一致認為喪失東部土地的波蘭應該得到西部土地的補償。
但直到波茨坦會議，對波蘭的西部國界究竟應當深入到德國哪裡，英國和蘇聯仍產生著劇烈分歧。
丘吉爾堅持以奧得河—東尼斯河為界，理由是：
第一，對波蘭來說，從德國取得如此多的領土對其沒有好處。“如果給波蘭鵝塞進那麼多的德國飼料，使它得了消化不良症，那將是可悲的。”
第二，過多割佔德國土地會使德國的經濟陷於困難，因為德國東部是德國人賴以為生的產糧區。
但斯大林堅決要求以奧得河—西尼斯河為界：
第一，波蘭應當得到西部土地作為補償。
第二，奧得河—西尼斯河以東的德國人已經逃離，波蘭人正前往那裡定居。
第三，由於蘇軍不能既進行戰鬥，又建立行政機構，所以，蘇聯讓波蘭政府執行該地區的管理職務。
與會的波蘭代表團則聲稱，即使以奧得河—西尼斯河為界，波蘭東部土地的喪失達18萬平方公里，而將獲得的西部不超過10萬平方公里，因此戰後波蘭的土地仍損失了8萬平方公里。
同時，奧得河—西尼斯河既是波蘭第一個王朝——彼雅斯特王朝的歷史邊界，更是一條理想的自然邊界。
所以，波蘭人認為奧得河—西尼斯河以東土地的迴歸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邊界的變動勢必引起人口的遷移問題，而人口的大規模遷移在當時的戰爭條件下必然會形成難民問題。
波蘭復國後的總理兼收復地區部部長瓦迪斯瓦夫·哥穆爾卡宣佈，他的首要任務是把德意志人趕出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波蘭有130萬德意志人，這些人連同奧得河和西尼斯河以東的德意志人都成為被驅逐和遣返的物件。
波蘭至少驅逐了600萬德意志人出境，這使波蘭從一個三分之一人口是少數民族的國家變成單一民族國家。
居住在奧得河和西尼斯河以東的德意志人除了一小部分外，大都遷移到德國的新邊界內，這批人在到達德國時幾乎一無所有。
波蘭人對許多難民採取的做法，稱得上野蠻，但卻是德國人咎由自取。
納粹的擴張和對民族主義的利用，既把那些居住在別國的德意志人搞得不容於人，又以實際行動展示了這種無法令人容忍的少數民族可以怎樣加以消滅。
於是，德國人回德國，波蘭人居住在波蘭，歷史又重新回到12世紀前的狀況。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捷克斯洛伐克。
戰前的德國南部邊界與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接壤。
1938年，希特勒先後透過“德奧合併”和“慕尼黑協定”將奧地利和捷克境內的德意志人聚居區（統稱“蘇臺德區”）併入了第三帝國。
蘇臺德區的德意志人一度為迴歸大德意志欣喜若狂，隨後卻為自己的民族主義狂熱付出了代價。
據統計，35萬左右的蘇臺德德意志人在德軍服役並承擔了巨大犧牲。
同時，一心將自己綁上希特勒戰車的蘇臺德德意志人使自己成了捷克人的眾矢之的。
流亡英國的捷克斯洛伐克總統貝奈斯認為，蘇臺德德意志人的罪行不僅僅在於追隨黨衛隊對捷克人進行的血腥屠殺，更在於慕尼黑危機前，他們聯合德國出賣了捷克政府。
如果繼續留這樣的一支少數民族在境內，遲早有一天，捷克的悲劇會再度發生。
於是，捷克斯洛伐克軍隊進駐整個蘇臺德地區。
一週後，貝奈斯回到布拉格對許多歡迎他的人發表演講：“我們必須……毫不留情地消滅捷克的德意志人……在捷克和斯洛伐克的統一民族國家利益的容許下，我們必須將他們消滅掉。我們的目標是在文化上、經濟上和政治上徹底非日耳曼化。”
從5月19日開始，貝奈斯連續發表了一系列關於驅逐蘇臺德德意志人的法令，這些法令後來被稱為《貝奈斯法令》。
除反法西斯的、對捷克工業發展起關鍵作用的、與捷克人結婚的蘇臺德德意志人外，其他蘇臺德德意志人將被永久地從捷克境內驅趕出去，遷往奧地利和德國地區。
在捷克境內居住的第三帝國公民、所有蘇臺德德意志人、通敵者、叛徒的財產都將歸民族管理委員會保管，並且由捷克政府決定其如何使用；捷克境內的蘇臺德德意志人的公民身份將被永久性清除；無捷克公民身份的蘇臺德德意志人中，14—60歲的男性、15—50歲的女性有為捷克國家服勞役的義務。
《貝奈斯法令》把原先驅趕蘇臺德德意志人的計劃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了下來，隨後，這一計劃便開始實施。
獲得解放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毫不猶豫地收回了因慕尼黑協定而割讓的全部土地，而且變本加厲地將居住在這個國家的300萬德意志人驅逐出境。
由於沒有中央政府的統一指揮，各地區對蘇臺德德意志人的驅逐毫無秩序可言，實施者大多為地方政府官員或部隊軍人。
這些人見識過了當初納粹德國的各種手段，因此對蘇臺德德意志人無一絲好感，遂進行報復。
他們掠奪蘇臺德德意志人的財產，虐待在戰爭期間追隨黨衛隊的蘇臺德德意志人。
在這期間，蘇臺德地區依舊保留了保護國時期的糧食配給制度，但是蘇臺德德意志人被給予的可用糧食越來越少，致使很多人在這期間餓死街頭。
除此之外，蘇臺德德意志人被禁止參加任何娛樂活動，只能在固定時間、固定地點購物，並且未經允許不準擅自更換居住區。
捷克斯洛伐克的這一舉動激起了蘇臺德德意志人的反抗，為了制止反抗者，納粹德國的惡行被反法西斯的捷克政府沿用，在蘇臺德地區建立了1215個集中營、846個強制勞動所和紀律中心，以及215個監獄，對試圖反抗的蘇臺德德意志人，視其罪行的輕重，分別予以關押。
其中最有名的當數納粹德國使用過的特萊西恩施塔集中營。
自納粹德國戰敗後，這一集中營便被捷克政府用來關押蘇臺德德意志人。
當初納粹對猶太人實施的罪行，現在報應到了蘇臺德德意志人身上，大量的蘇臺德德意志人死於非命。
從5月末開始，蘇臺德德意志人在捷克斯洛伐克軍隊的監督下，開始分批前往奧地利和德國。
5月末到7月這段時間，因驅逐而死亡的蘇臺德德意志人不計其數。
1945年5月31日夜，2萬名德裔被集體性驅逐，步行56公里去奧地利。
因為德裔成年男性都成了戰俘，所以這些人大多是婦孺老幼。
最悲慘的是，當他們終於到達邊境時，駐守的蘇聯軍隊卻禁止他們過境，讓他們返回。
這一路確認的死亡人數達800人，這件事被稱為“布林諾死亡行軍”。
根據捷克官方的統計：整個種族遷徙直接造成2.4萬人死亡、6.2萬人失蹤。
就這樣，在野蠻而慘無人道的戰爭結束後，歐洲的種族地圖與政治地圖一樣被徹底重構。
在這個過程中，受害最深的，除了幾乎被德國人完全消滅的猶太人，還有德國人自己。
定居在東南歐長達一千年的眾多德意志移民社群，如同在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樣，在戰後被徹底消滅。
直到今天，德意志人與斯拉夫人的種族分佈界限，與德國、奧地利同波蘭、捷克的國界驚人的一致，這也是二戰後的德意志難民潮的印記。
二戰結束70年後，在和平環境中的歐洲又遭遇了來自中東的難民潮的侵襲。
這一次的難民潮會如何改變歐洲的未來呢，就像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所說的那樣：“人類從歷史學到的唯一教訓，就是人類沒有從歷史中學到任何教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