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毛澤東和蔣介石兩人的對比分析,古往今來有太多太多的文章,有分析打仗之道的,即軍事思想,有分析為官之道的,即政治思想,有分析建設之道的,即經濟思想,無論哪一點,二人確實有迥然不同。
不過今天,我們說一說另外一個點,就是二人的大眾感召力。
什麼叫大眾感召力?通俗講就是領袖氣質。什麼是領袖氣質?簡單講就是領導者對被領導者的號召力,被領導者對領導者的忠誠度。
當領導者站在臺上大手一揮,釋出一項指令的時候,臺下人有多少願意去執行、信任、支援,甚至當發現錯誤時,願意冒死勸諫的。
這個數量的大小就代表大眾感召力的強弱,它也許不是組織成功的唯一條件,但絕對是名列前茅的必要條件,關鍵時刻甚至能起到事半功倍的奇效。
另外,這裡的“大眾”其實也有很多層意思,既包括與他日日相處的同事、下屬、戰友,也包括與他針鋒相對的競爭對手、敵人,當然更包括與他素不相識的平頭老百姓,比如讀書的學生,種地的農民,打鐵的工人,開店的商人,等等。
一個優秀的具有強大感召力的領導者,應當是無論他的下屬,還是對手,亦或是這個組織的基層老百姓,都應該對他有最基本的認可、肯定,甚至一定程度上的追隨、崇拜和敬仰。
關於毛澤東和蔣介石的大眾感召力究竟有何不同?這裡就從下屬、對手、群眾三個層面進行剖析。
對下屬的用人之道
權力是把雙刃劍,怎麼用是門大智慧,這裡就涉及了領導者的用人之道。毛澤東和蔣介石對下屬的感召力不同,就體現在用人之道上,這裡面其實涉及了很多細分領域,比如選人、用人、育人、裁人等等。
比如在選人的原則上,毛澤東是五湖四海,甭管學歷高低,甭管出身貴賤,甭管黨內黨外,甭管國內國際,甭管資歷深淺,有才者都歡迎。
新中國1614位開國將帥,包括元帥10人,大將10人,上將57人,中將177人,少將1360人,從籍貫上看,除了臺灣和海南兩省,其他各個行政區都有人上榜,遍佈了全中國的角角落落,有漢族的,有少數民族的,有中國的,有外國的(開國少將洪水,越南籍),有男性,有女性(開國少將李貞,來自湖南)。
“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毛澤東選人不在乎學歷和出身,任人唯賢,反對論資排輩,在這一點上,粟裕就是他唯才是用的典範。
粟裕是少數民族,來自湘西一個偏僻山村,他沒有出國留學過,也沒有上過任何軍校,他的軍事才能是在戰爭實踐中一點一滴積累下來的,他能從普通士兵成長為“常勝將軍”,與毛澤東這個“伯樂”有很大關係。
解放戰爭中,粟裕率3萬野戰軍迎擊國民黨軍12萬人的整編師,一個半月內,取得蘇中七戰七捷,殲敵5萬多人,令毛澤東大受震撼,覺得粟裕可堪大用,後來,他親自致電陳毅,指示戰役指揮可交粟裕負責。
粟裕這匹埋沒了多年的“千里馬”,終於被毛澤東這個“伯樂”發現了,並且一發不可收拾,從宿北戰役,到魯南、萊蕪、孟良崮戰役,粟裕打仗,一個比一個胃口大,也一個比一個驚世駭俗,第一年就打出了全軍各戰區第一的戰績,完全沒有辜負毛澤東的期待。
毛澤東曾說:“赤壁之戰程普40多歲,周瑜20多歲,程普雖是老將,不如周瑜能幹。大敵當前,誰人掛帥?還是後起之秀周瑜掛了大都督的帥印……古時代可以破格用人,我們為什麼不可以破格提拔?”
任何人,只要有才有德,無論出身和資歷,毛澤東都認為是可造之材。
▲1949年毛澤東參加八路軍南下支隊團以上幹部會議並與參會者合影
但與毛澤東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蔣介石選人有明顯的個人喜好,同等才華的情況下,如果下屬是來自黃埔軍校或浙江省,他會給予更快的提升,更高的重用,即俗稱的“黃埔系”“浙江系”,由此也導致了國民黨軍隊內部派系林立,等級歧視現象嚴重。
比如對於浙江系,在整個國民黨黨、政、軍、警等系統中,“浙江幫”遍地開花,軍事系統有胡宗南、陳誠、湯恩伯等,特務系統有戴笠、毛人鳳,而黨務系統有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他們又形成了自己的派系,管理彷彿青洪幫。
因為蔣介石是浙江人,他尤其喜歡來自浙江計程車兵,如果同是浙江人,又會更偏向寧波人,甚至奉化人,蔣介石非常講究同鄉同源。
另外,當下屬集合了黃埔系、浙江系的雙重身份時,就會更加受到蔣介石的重視,這裡面最典型的一個例子就是陳誠,他的“火箭式”發家史與其“黃埔系”和浙江老鄉的身份不無關係。
陳誠,浙江青田人,1925年擔任黃埔軍校炮兵科上尉教官兼炮兵隊區隊長期間,有一天晚上訪友歸來,因天將黎明,他沒有睡覺而是挑燈夜讀《三民主義》,這一幕恰巧被查夜的校長蔣介石看見,當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後來他得知陳誠為浙江人,更是喜上加喜,認定陳誠為可用之才,迅即把陳誠提升為少校炮兵隊長;後來又是在蔣介石夫婦的撮合下,陳誠娶了宋美齡的乾女兒為妻,與蔣介石親上加親。
從最開始的啟用到後來的一路重用,陳誠成長為僅次於蔣介石的國民黨第二號人物,與他的特殊身份有密不可分的聯絡。
不僅是選人上,毛澤東和蔣介石在用人的態度上也有很大區別,這裡舉陳明仁為例。
陳明仁畢業於黃埔軍校,打仗勇猛,曾受到蔣介石的重用,但個性極強,多次公開頂撞蔣介石。1949年8月初,程潛、陳明仁領銜,宣佈湖南正式脫離國民黨廣州政府,同年9月19日,毛澤東邀請程潛、陳明仁等同遊天壇公園。
毛澤東對陳明仁說:“後天,也就是21日,我們的新政治協商會議就要開幕了,各方面的人物都有,唯獨還缺少蔣介石的嫡系將領,你來了,代表性就都全了。”
聽了毛澤東的這幾句話,陳明仁百感交集。幾天後,毛澤東特意宴請陳明仁,問:“你今後打算幹什麼?從政還是從軍?”
陳明仁回答:“我是個軍人,還想在軍事上為國家盡力,不過我那個部隊還是國民黨,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吧。”
毛澤東說:“從今以後,解放軍有飯吃,你也有飯吃;解放軍有衣穿,你也有衣穿。一視同仁,絕不會有半點虧待你的。”
毛澤東說這些話的時候,語氣真誠,毫無輕視,陳明仁這位起義軍將領感慨萬千,事後,他對兒子說:“為蔣介石出生入死賣命大半生,難聽到他一句誠懇親切的話,毛主席與我首次相見,卻如此平易近人,寬厚仁慈,真有天地之別啊!”
要評價一個上級的領導成功與否,下屬的評價就是最直接的反饋。在對下屬的用人之道上,毛澤東和蔣介石顯然有著截然不同的標準。
對競爭對手的態度
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開始,毛澤東和蔣介石一生互為競爭對手,那麼這對競爭對手又是如何評價彼此,以及如何“安排”彼此的呢?
這裡舉個例子,就可略知一二。
重慶談判時,毛澤東遠道而來,與蔣介石進行談判,為了說服這個當時中國第二大黨的最高領導人,蔣介石提出了一個想法,只要共產黨放棄武裝,他願意後續給予毛澤東新疆省政府主席的職位。
也許在蔣介石看來,這已經是相當不錯的待遇了,但眾所周知,新疆地處中國西北,偏僻且貧瘠,讓一個已經被證明擁有雄才大略的共產黨最高領導人,去擔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很顯然是大材小用,有歧視之嫌,從這一點看,蔣介石對競爭對手毛澤東的安排顯得小肚雞腸。
反過來,新中國成立後,對於身在臺灣的蔣介石,大陸政府也曾在公開場合被問到,如果臺灣迴歸祖國,共產黨會如何安置蔣介石?記者問周恩來,是否會給予蔣介石部長的職位?
周恩來當時是如何回答的?他笑著對記者說:“部長太低了。如果蔣中正迴歸祖國,絕不會低於國務院總理的地位。”
一個是偏遠省份的主席,一個是地處核心的國務院總理,孰輕孰重,孰大孰小,一比見分曉。
再比如,重慶談判時,毛澤東曾多次與蔣介石單獨會談,此前他無論是開會還是看書,向來是手不離煙,煙不離手,這是他的一個生活習慣,但在與蔣介石談話的時候,毛澤東忍住了煙癮,一根都沒抽,為什麼?因為他事先知道蔣介石不抽菸,並且反感煙味。
對於毛澤東的這個刻意舉動,後來蔣介石自己都非常佩服,他對心腹陳布雷說:“毛澤東此人不可輕視。他嗜煙如命,手執一縷,綿綿不斷。但他知道我不吸菸後,在同我談話期間,竟絕不抽一支。對他的決心和精神,不可小視。”
毛澤東對蔣介石是非常尊重和真誠的,但與此同時,蔣介石卻沒有給予對等的尊重。在整個重慶談判期間,他曾專門派了一個警衛憲兵部隊,駐守在毛澤東的下榻地桂園,美其名曰是保衛其安全,實際是在監視著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一舉一動。
那時,憲兵每天將毛澤東的出入行蹤記錄在本子上,然後上報給軍統,最後轉交到蔣介石手上,內容包括了毛澤東幾點出門,和誰見面,說了什麼話,用了什麼手勢,非常精細。
如今收藏在重慶紅巖革命紀念館的文物《參政員毛澤東在渝市之動態》,就是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監視毛澤東的最有力證明。
在如何對待競爭對手這方面,毛澤東和蔣介石又有著截然不同的態度和舉措。
對平頭老百姓的關愛
這個是重中之重。因為所謂領袖,更多是相對於老百姓而言的,想要贏得老百姓的擁戴,其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老百姓不懂軍事,不搞政治,不學經濟,日常接觸的就是柴米油鹽,茶餘飯後,吃喝拉撒,生老病死,都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沒有那麼多高深的門道,看起來也不光鮮亮麗,如何贏得他們的擁戴,其實是一門很高深的學問。
在這方面,農民出身的毛澤東佔據了先天優勢,同時他又將這種優勢發揮到了極致。
毛澤東對於窮苦大眾的喜歡和偏愛,是體現在許多方面的。
1912年他在湖南省圖書館自習,看到一幅世界地圖大受震撼,世界上有這麼多人,原本都應該是幸福的,但他從小到大看到的,卻盡是貧窮、壓迫、剝削和辱罵,他在年僅19歲的情況下,立志以後要一輩子為貧苦大眾服務。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面對去上海黨中央工作的邀請,他選擇了貧困艱苦的井岡山,他說自己不願意去高樓大廈,就願意去上山結交綠林好漢。
1934年長征途中,路遇一個農婦因飢餓倒在路邊,他立即從身上脫下毛線衣一件,又從行李中取出布被單一條,還讓警衛員拿了兩條裝滿糧食的乾糧袋,一併送給她,老婦對他連連道謝。
1937年進延安後,他常常不帶一個警衛員,穿著樸素的衣服,在城裡到處走,跟農民聊天,沒有絲毫領導人的架子。
新中國成立後,他依然喜歡與老家的農民打交道,和他們說要經常來信,不要因為他當了大官,就不和他聯絡了。
從走上馬列道路到最後,他始終保持著農民的艱苦作風,他的衣服都是縫了又縫,補了又補,一塊重慶談判時郭沫若送的表,他一直帶到了去世前,艱苦樸素,節衣縮食,從不奢靡享樂。
毛澤東骨子裡對農民,對工人,對底層百姓,有天然的喜愛和重視,他喜歡到農民和貧民當中去,並且能夠樂其所樂,憂其所憂,甚至聽到老百姓受苦就會難過,掉眼淚,與此同時他對富裕人家或社會中上層的喜怒哀樂,就遠沒有那麼關心了。
但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我們很少看到有關蔣介石下基層,與農民熱心交談的景象,他其實嘴裡也講過工農士兵,也講過人民,但他卻鮮少深入基層,他真正重視和關心的只是社會的中上層,尤其是統治階層,特別是直接或間接影響其統治的達官貴人和社會名流。
蔣介石是鹽商家庭出身,對商人有好感,對知識分子同樣倚重,後來國民黨的中層領導階級,也基本都是知識分子出身。
對於農民的疏離,過於重視中上層階級的利益,讓國民黨在大陸辦砸了許多事情,土地改革的失敗就是最典型的代表,他幾次想要減租,但執行起來阻力太大,主要原因就是動到了上層階級的利益。
一個是喜歡扎堆在農民中,一個是常常遠離農民,對於這一點,農民自身的感受是最直觀的。以前的農民雖然不識字,文化程度低,但他的心是最樸素的,誰對他好,誰對他不好,一目瞭然,樸實無華,懂得感恩。
解放戰爭與其說是一場軍事戰爭,不如說是一場人民戰爭。
淮海戰役中,支前民眾幾乎是全靠肩挑揹負、小車推送,冒著炮火,把軍事生活物資送到了解放軍前線,讓他們無後顧之憂;而與此同時,國民黨軍隊卻總是面臨彈盡糧絕的困境。陳毅曾深情地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
所以,毛澤東一直強調“兵民是勝利之本”,強調“為人民服務”,強調“密切聯絡群眾”,這都是我軍取勝的重要法寶。
綜上所述,總而言之,無論在對待下屬,還是對待競爭對手,抑或是對待底層群眾這些問題上,毛澤東和蔣介石都有著截然不同的選擇,也正是這種不同的選擇,最終導致了不同的結果。
勝利從來都不是偶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