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兩都遺存裝飾文化不是與生俱來固有的,是受到當時文化發展的影響而逐步形成的。
在這種歷史文化程序裡,元朝的開放性和包容性不斷加強,吸引世界各地的國家前來朝拜或開展經濟、文化方面的交流合作,與歐洲、 非洲、西亞等地區實現了多方位的融合滲透,多樣化的文明在元都城實現了碰撞,求同存異,促進了文化涵化的程序,形成文化的特殊性和多樣性。
西方文化的吸納
從1218 年蒙古族平西遼與阿拉伯帝國接壤,到 1219 年成吉思汗帶領他的子孫三次西征,再到元朝建立,統治者仰仗著驍勇善戰的蒙古鐵騎,先後征服了俄羅斯、波蘭、印度、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敘利亞等國家近 50 個,民族多達 730 個。
由此導致了蒙古帝國的陸地面積最大時期達到 4500 多萬平方公里,佔據了整個地球的近五分之四,國土面積的擴張為後來元代對外輸出、進口、文化交流等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也因此使得西方文化開始與蒙古文化出現以一定範圍之內而相互融合的趨勢。為以元兩都為代表的元代都城裝飾帶來新的養料,及大地促進了元兩都裝飾文化的發展。
中西亞文化
蒙古民族在 13 世紀初崛起,他們開始西征南討,不斷開拓疆土,逐漸在草原上發展壯大起來。他們西征時建立了伊利汗國、金帳汗國等四大汗國。
其中,居處波斯故地的伊利汗國是與元代朝廷關係最為密切。這為元兩都同中亞、西亞的工藝美術直接接觸和尋求契機創造了很好的條件,也推動了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交流。
由於蒙古族向來對工藝美術十分注重,因此對伊斯蘭工藝風格更是十分青睞。他們大量引入西亞工匠,力圖透過這些工匠手中的工藝製作手法來學習西亞的裝飾藝術。
根據元朝文學家許有壬《馬合馬哈碑》一書中記載:“西域有國,大食故壤,地產珍異,戶饒良匠,匠給將作,以實內帑”。
元史氏族表中還有這樣一段描述:“居住在中國的阿拉伯人有上百餘人,這些阿拉伯人給中國帶來了伊斯蘭國家先進的科技與多元的文化,我國在元代,工藝裝飾的風格和特徵都呈現了神秘的伊斯蘭文化”。
元朝時期,隨著西方能工巧匠的大批流入,以掐絲琺琅和納石失等為主的工藝技術也在中國開始盛行,且這些精美的工藝品製作受到最高階層統治者的喜愛和支援。
慢慢地成為了高層統治者的屋內陳設,元朝廷的大多數宮殿開始出現具有明顯中亞、西亞特色的壁衣、地毯等。
甚至就連元朝時期的建築也受到了西亞文化的影響,元朝都城的城門,其厚度薄而傾斜度略大,形制與伊斯蘭建築中的“伊萬式”形似。
元大都遺址出土的呆萌臉的石獅子也可以在伊朗和土耳其找到大量同類。
除了裝飾工藝和形制外,在裝飾造型和圖案上,伊斯蘭風格同樣表現出極強的影響力。在元大都遺址出土的一些工藝器物中,很容易看出來發現它們具有明顯的伊斯蘭文化。
其中,蒙元時期最為出名的八方形器,八稜形器身是最突出的特徵。屬 1964 年出土的青花八方玉壺春瓶較為典型,雖這件器物沒有直接從元兩都遺址出土,但是根據林梅村先生的考察記載顯示,1964 年出土的這批瓷器均來自於蒙元皇室的所用器物。
這類器型接近中、西亞金屬器多角稜邊的造型特徵,另外元大都遺址中出土的高足碗和大盤,與中、西亞地區金屬器的造型也十分相似,這些地區長久保持著席地而坐的傳統文化。
土耳其託普卡比宮所藏 15 世紀的波斯繪畫中也描繪了這類大型器型的出現伊斯蘭風格的裝飾往往有著繁緝精麗的圖案和連續性、多層帶的裝飾形式。
元上都遺址出土的漢白玉雕花底座,漢白玉質地,以多層次圖案花紋進行裝飾,其圖案有六個層次,中心層雕龍紋,其他層飾有纏枝花紋、牡丹紋等錦地。
這種繁密紋飾的手法,帶有濃厚的伊斯蘭風格。
出土於元上都宮城遺址的 1 號宮殿建築基址中的伊斯蘭教石刻。其中一件石刻呈現出三面平齊,弧面陰刻著五行古阿拉伯文,石刻的兩端各有兩行。
另外一件是在上端弧面刻有花卉圖案,花卉圖案是對稱的,粗端面刻有太陽、新月圖案。另外還有幾件出土石條形制沒有太大差別,但內容也均為與伊斯蘭文化相關的經文、圖案等。
我國古代工藝美術研究學者尚剛先生曾經說過:“蒙元時期的統治者對工藝美術的審美標準是在伊斯蘭文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足以可見,中西亞伊斯蘭文化對我國蒙元時期工藝品有著巨大的影響。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元兩都時期對伊斯蘭文化藝術呈完全接納的態度,使其成為元兩都時期裝飾藝術的一大鮮明特徵。
歐洲文化
元朝時期的裝飾在汲取了伊斯蘭文化的同時還對部分歐洲文化進行了吸收。蒙元帝國在西征南討、開拓疆土之後迅速崛起,就像“世界之鞭”一樣給西方各個國家狠狠的一鞭。
同時元兩都對西方文化給予充分包容和接納的態度,這種行為也吸引了歐洲各國把目光投向東方。
1245 年,羅馬教皇派出使者普蘭迦兒賓出使蒙古國。七年後,法國國王同樣派出了使者盧布魯克出使蒙古國。
並且蒙古國送出了一些書信和禮品作為君士坦丁堡、那不勒斯、羅馬、巴黎和英格蘭等各國的回禮。
1275 年,馬可·波羅到達了元上都,並把有關元上都的歷史和文化向歐洲人進行了介紹。這在他的《馬可·波羅遊記》一書中有明確記載,並將元上都稱為“東方神話”。由此有很多歐洲人慕名而來。
義大利人孟德科維諾於1293 年受命於教皇的指令,將信件帶到元大都。在元代皇帝的允許下,在元大都建立了教堂。
加之,由於元兩都對歐洲文化持完全接納、包容的態度,甚至允許歐洲人可以在朝廷為官,結成姻親。
通過歷史可鑑,元兩都的裝飾文化中也一定或多或少的受到來自歐洲文化的影響。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雙頭鷹的圖案,雙頭鷹作為一種神話中的鳥類,在歐洲歷史中有著極高的地位,雙頭鷹過去象徵著一個國家或是這個國家的軍權,現在都有很多歐洲組織用它作為組織內部的標誌。
蒙元時期的出土的卷草地辨窠對腳雙頭鷹錦和對鷹紋織金錦辮線袍。這些織物上俊秀的雙頭鳥,其細節、造型等和過去歐洲的雙頭鷹有很多相似之處。
因此可以藉助這些遺蹟推斷出,元兩都裝飾文化中一定存在歐洲文化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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