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行國
“夷夏”問題一直困擾著清帝，對於自關外入主中原的清朝而言，“夷夏”問題作為一種政治忌諱，時不時捲起風潮，觸碰到清帝的敏感神經。清帝一方面採用嚴厲的刪削、禁燬策略，對涉及到夷狄問題的圖籍進行全面處理；另一方面，也試圖樹立起一套新的夷夏觀，對傳統的夷夏觀進行了顛覆性改造。
刪削、禁燬的策略
晚近學者黃節較早發現康熙時編修的《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後省稱《彙纂》）中對《左傳》《公羊傳》有關“夷狄”文字刊落的情形，他覺得清帝作如此處理，是為“崇高其地位，使釋經者忘夷狄之恥”，滿人至關外入主中原，作為東夷異族，於圖籍中的夷夏之防、攘夷大義保持相當敏感與警覺。
不止《左傳》《公羊傳》，康熙的《彙纂》還對宋儒胡安國的《春秋胡氏傳》（後省稱《胡傳》）中申發攘夷之論的地方皆加以刪削。如僖公元年“夏六月，邢遷於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胡傳》雲：
書“邢遷於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彙纂》中對此文字完全加以刪除。如僖公三十年“夏，狄侵齊”，《胡傳》雲：
左氏曰，晉人伐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公若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率之職修矣。上書“狄侵齊”，下書“圍鄭”，此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彙纂》將《胡傳》中討論“攘夷”的內容“詩不云乎：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加以刪除，諸如此類的例子舉不勝舉。
除了隱形的刪削手段，亦有因夷狄問題而產生文字之禍的治罪手段，康熙時處置過一樁私修明史的案子。浙江人莊廷鑨購得明人朱國楨的明史遺稿，並延請一大幫士子加以編纂，不久莊氏病歿，其父莊允誠於順治十七年（1660）將此書刻成，名為《明史輯略》。次年為人告發，莊允誠隨即下獄，莊廷鑨亦遭開棺戮屍。康熙二年（1663年），凡與此書相牽涉的人員，包括作序者、校閱者以及刻書、賣書、藏書者皆被朝廷處死，莊廷鑨之弟莊廷鉞也遭凌遲之誅，殃及同族，此案牽連到了千人之眾。《明史輯略》中涉及到滿洲入關以前的歷史，直言不諱地稱滿人為“奴酋”“建夷”“虜”等，這些明顯帶有強烈的夷夏之防情緒的文字，觸及到清廷的忌諱，遂釀成慘案。
康熙皇帝
乾隆對夷狄問題的敏感程度，亦毫不遜色於其祖父，借纂修《四庫全書》之機，對圖籍中所涉“夷夏之防”字眼皆加以嚴格處理。乾隆四十三年（1778），湖廣總督進呈的應毀各書清單中有兩部書赫然在列——明人鄭曉的《四夷考》與葉向高的《四夷考》，鄭著下附“內載《女直考》，語有違礙”之語，而葉著中列有《女真考》，將女直、女真列入四夷，這顯然是於滿人之大不敬，故遭禁燬。除了明確含有“夷狄”“四夷”字眼的圖籍之外，還有帶有容易引發夷夏之防聯想的詞句之圖籍，亦是稽查、銷燬的重點。四庫館臣制訂《查禁違礙書籍條款》，其中有一條說：
自萬曆以前，各書內偶有涉及遼東、女直、女真諸衛字樣者，外省一體送毀。但此等原地名，並非指斥之語，現在《滿洲源流考》內擬考核載入，似當分別辦理。如查明實止係紀載地名者，應簽出，勿庸擬銷。若語有違礙者，仍行銷燬。
在萬曆之前書中偶有涉及“遼東、女真、女直諸衛字樣”者皆要銷燬，“若語有違礙者，仍行銷燬”，“遼東、女真、女直諸衛字樣”皆是滿人入關之前的稱謂，遼東、女真、女直諸衛從地理方位上就屬於“夷狄”範圍，故這些稱謂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滿人來源於“四夷”的身份。
乾隆四十年（1775），湖南巡撫覺羅敦福查繳了陳祖法所著的《古處齋集》，其內第四卷《闈中》《秋感》二詩中有如“慚纓絡、泣冕旒、無明發、擊短纓”等句，被指“語涉詆譭，不應留存”“請旨銷燬”。另外，清初祝廷諍所作的《續三字經》內有“發左披，衣冠更，難華夏，遍地僧”字樣，戴移孝、戴昆父子所著之《碧落後人詩集》、《約亭遺詩》內含“長明寧易得”“短髮支長恨”之句，皆被視為“繫懷勝國”“指斥本朝制度”而遭懲治。漢人遵從的是“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古訓，頭髮受之於父母，剃髮是為大不孝，而滿清入關以後要求剃髮，披髮左衽是夷狄風俗，故陳祖法、祝廷諍與戴氏父子皆是借“發”暗諷滿人，隱然表露夷夏之防，遂遭到清廷嚴肅處理。
《四庫全書》對宋儒胡安國《春秋傳》中的“夷”“狄”違礙等文字亦進行了大規模處理，將胡安國《春秋傳》激烈討論夷夏之防的文字皆加以刪削、剷除。如隱公二年“春，公會戎於潛”。《胡傳》原文雲：
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載覆者，王德之體，內中國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夷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四庫全書》錄入之《胡傳》查不到此段文字，胡安國在此花費大量筆墨對《春秋》經文發表議論，將戎狄與“小人”同視，反覆陳說“內中國而外夷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警惕猾夏之禍，意在使人“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認為《春秋》經中書會戎，是譏戎狄也，通篇皆在議論戎狄與華夏的區別。這一討論很容易引發滿人作為外族的聯想。文公八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八月戊申，天王崩。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洛戎，盟於暴”。《胡傳》原文雲：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洛戎，何詞之贅乎？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洛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以來，乃與戎雜處而不辨，晉至於神州陸沉，唐亦世有戎狄之亂，許翰以為謀國者，不如學《春秋》之過，信矣！
此段遭全文刪削。胡安國認為，《春秋》中兩書公子遂以及會的具體時間、地點之緣由，是“聖人謹華夷之辨”，故“明族類、別內外”，中國與夷狄不可相混雜，其他幾處被全文刪除的，也大都如此。胡安國借用《春秋》經，連篇累牘地大加強調夷夏之別，在乾隆眼裡，這些都是極為刺眼的文字，遂遭到一例刪削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清帝一面刪削，一面禁燬，甚至加以治罪，實際是為了模糊民族分別，淡化滿漢衝突。
清代記述海外諸國及國內各民族史籍的《皇清職貢圖》
清帝對宋儒夷夏觀的改造
清帝不唯採取政治手段來嚴肅處理“夷夏”問題，對這一問題亦進行了充分地回應與解釋，試圖爭奪夷夏觀上的話語權。宋儒胡安國在《春秋傳》中從種族角度強調華夷之辨、夷夏之防。他指出“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旨，所以謹嚴者，何謹乎？莫謹於華夷之辨矣”，“何莫謹於華夷之辨，要在明族類、別內外也”。隱公二年“公會戎於潛”，胡安國說：
《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
胡安國強調“內中國而外四夷”“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從地理上將之羌胡排斥在外。文公五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于衡雍。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胡安國說：
《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何次之贅乎？曰，聖人謹夷夏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狄醜居之，亂華甚矣。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深別之者，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
胡安國“謹夷夏之辨”，“明族類、別內外”，批評戎狄居天下之中，乃“亂華甚矣”，表示中國、夷狄不可雜處，從種族上嚴守華夷之辨。
儘管清代官方對圖籍中的夷狄問題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刪削，但是並不避諱此一問題。康熙於二十五年（1686）編纂《日講春秋解義》（後省稱《日講》），表達夷夏之間本沒有嚴格的區分，關鍵在於是否守禮，夷亦可自進於中國。如僖公二十一年“公伐邾”，《日講》雲“邾曰蠻夷，蓋近諸戎，雜用夷禮，故極言之”，指出邾稱蠻夷，是採用了夷禮之故，如文公七年“冬，徐伐莒”，《日講》雲：
徐，僭號，即戎也。後自進於中國，數從會伐，經皆稱人，以能其附中國也。今以中國無霸，興兵伐莒，故以舉號。
《日講》以為徐本是戎狄，“後自進於中國”，在於其數從中國會伐，依附中國。可見，華夏可以滑落為夷狄，夷狄亦可以轉變為中國。
雍正曾於七年（1729）刊刻《大義覺迷錄》，頒行天下，其中就有諸多討論《春秋》中夷狄的問題。在雍正看來，《春秋》大義乃君臣、父子之倫，雍正進一步駁斥曾靜、呂留良：
而中國有論管仲九合一匡處，他人皆以為仁，只在不用兵車，而呂評大意，獨謂仁在尊攘。彌天重犯遂類推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卻不知《論語》所云“攘”者止指楚國而言，謂僭王左衽，不知大倫，不習文教，而《春秋》所擯，亦指吳、楚僭王，非以其地遠而擯之也。若以地而論，則陳良不得為豪傑，周子不得承道統，律以《春秋》之義，亦將擯之乎。
曾靜認為“一部《春秋》也只是尊周攘夷”，呂留良在討論管仲管仲九合一匡之功時，“獨謂仁在尊攘”，雍正一併加以反駁，他引用《論語》解釋“攘”僅指的是楚國，“謂僭王左衽，不知大倫，不習文教”，“《春秋》所擯，亦指吳、楚僭王”，並不是在於地理之遠近，他所要突出的依然是君臣大倫、尊王之義。也就是說，夷夏之間的區別根本在於是否講究君臣、父子之倫。在《大義覺迷錄》中，雍正表示“朕於普天之下，一視同仁”，大清乃是“合蒙古、中國一統之盛，並東南極邊番彝諸部俱歸版圖”，故不當“以華夷而更有殊視”，天下一統，華夷一家。是故，文教與地理上的一統，皆成為清帝反駁傳統以種族區隔為中心的夷夏之辨的依據，以此論證其統治正當性的理論支撐。
乾隆於二十三年（1758）編纂《御纂春秋直解》（後省稱《直解》），對夷狄多有褒獎、稱許。如僖公十八年“狄救齊”，《直解》雲“苟有善，雖狄必予之”，對狄救齊之舉表示讚許，如襄公十八年“春，白狄來”，《直解》雲：
春秋之時，戎狄錯居中國，與之會盟則有譏。若其慕義而來，則容而接之，亦非不可，惟謹所以待之之道而已。
《直解》並不完全按照《春秋》中的理解，夷狄與中國會盟而持批評的態度，相反對夷狄“其慕義而來”，採取接受的態度。乾隆曾對胡安國的華夷之見表現出相當地不滿，並斥之為胡說：
又是書既奉南宋孝宗敕撰。而評斷引宋臣胡安國語。稱為胡文定公。實失君臣之體……夫大義滅親，父可施之子，子不可施之父。父即背叛，子惟一死以答君親。豈有滅倫背義。尚得謂之變而不失其正。此乃胡安國華夷之見，芥蒂於心，右逆子而亂天經，誠所謂胡說也。其他乖謬種種，難以列舉。
乾隆批評胡安國“華夷之見，芥蒂於心，右逆子而亂天經”。其與康熙一樣，乾隆亦表示夷夏之間並無根本區分：
大一統而斥偏安，內中華而外夷狄，此天地之常，今古之通義。是故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而夷狄之，此亦《春秋》之法，司馬光、朱子所為亟亟也。
乾隆以大一統自居，丟擲“夷狄而中華則中華之，中華而夷狄而夷狄之”之論，指出中國與夷狄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清帝將《春秋》中的“夷夏之防”轉變為夷夏無別，實則為滿漢、中外一體的民族觀提供依據。康熙在滿漢、中外關係上，倡導“滿漢一體”“中外一體”，康熙二十四年（1685），他稱“滿漢人民，俱同一體”，康熙四十三年（1704），他稱“朕於滿洲、蒙古、漢軍、漢人視同一體”，康熙五十年（1711），稱“朕統御寰區，撫綏萬國，中外一體”。乾隆亦有一樣的看法，他表示“夫蒙古自我朝先世，即傾心歸附，與滿洲本屬一體”，“國家中外一家，況衛藏久隸版圖，非若俄羅斯之尚在羈縻，猶以外夷目之者可比”。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清帝對宋儒胡安國《春秋傳》中堅持“夷夏之防”的觀念進行了顛覆性的改造，強調夷夏本無分別，從文教、禮儀、地理大一統的角度，打破了胡安國所堅持的夷夏之間以種族為限制的傳統壁壘。
清人入關，儘管地理、疆域上實現了大一統，然面臨著種族、文化之異所帶來的巨大考驗。從康熙到乾隆，清帝對夷夏問題的處理愈來愈峻烈，刪削、禁燬，甚至不惜治罪，以高壓式的政治手段，清除夷夏之間的文化記憶與知識記憶，這只不過是剛性策略之一，直面並回應這一問題似乎更為要緊，清帝透過文教手段，對《春秋》中的夷夏問題重新進行討論、解釋，爭取夷夏觀上的表達權，這種柔性策略更具有說服力。邁過海內外種種論述，我們能具體注意到清帝的政治言說藝術，是如何克服種族、文化的衝突與障礙，使得清朝成為一種超越的共同體。
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丁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