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問近代歷史上對中國造成最大傷害的是哪個國家，毫無疑問，肯定是日本！
從1894年的甲午海戰，到1904-1905年的日俄戰爭，再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持續14年對中國的侵略戰爭，每一次對中國造成的傷害都是無法估量的，使得中國人民半個世紀都活在“日本鬼子”的陰影之下，因此對於這段不堪回首的歷史，中國人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對曾經參加侵略戰爭的“日本鬼子”也是發自心底地憎恨。
上世紀90年代末，一名曾經參加過侵華戰爭的日本老兵，做了一件事，不僅得到了中國人民的原諒，甚至還得到全中國的聲援、歡迎，這是為什麼呢？
這名日本老兵名叫東史郎！
從小接受軍國主義教育
東史郎，1912年出生於日本京都府，是家裡的次子，東史朗的叔叔東助治郎家經營著一艘名為“城島九”的客船，家境富裕，但家中沒有男孩繼承家業，因此東史郎六歲時，被叔叔收為養子。
青年時代的東史郎（左）和同學穿著軍裝樣式的校服
1923年，11歲的東史郎考入京都市有名的中學——京都府立第二中學，此時正處於日本軍國主義思想氾濫的時代，因此學校的教育也充滿了軍國主義色彩，連學生的校服也是仿軍裝的樣式，東史郎自然也逐漸形成了這樣的思想。
1931年，東史郎的養父突然病故，他不得不輟學，繼承了他養父的公司。兩年後，東史朗接到徵兵令，被編入步兵第16師團20聯隊3中隊服預備役，正式接受法西斯式的軍事訓練。
第一次參加侵華戰爭
1937年8月底，東史郎被徵召為補充兵源，進入侵華日軍隊伍，9月12日從天津大沽登陸，正式開始侵華戰爭。
1937年9月18日，是東史郎第一次真正上戰場的日子，他跟隨隊伍參加了侵略天津市獨流鎮的戰鬥。9月22日，在天津子牙河沿岸，有兩個二十四五歲的中國年輕人在渡河時，被日軍開槍射殺，其中一個就是東史郎開槍射中的，這是他第一次開槍殺人，也是手上第一次沾染了中國人的鮮血，同時罪惡的開始。在隨後的兩年裡，相繼參加了侵佔上海、南京、徐州、武漢、襄東等戰爭，東史郎所在的16師團是攻佔南京的先頭部隊，同時也是製造南京大屠殺的第一支日本軍隊。
東史郎入伍前與生母的合影
東史郎在沒有作戰任務時，有寫作的習慣，他把一路上的所見所聞，都用日記的方式記錄了下來。對於一個沒有經歷過戰爭的年輕士兵來說，他們在日本國內聽到的都是對戰爭的鼓吹，甚至被稱為“聖戰”，來到中國後，東史郎最開始的日記裡盡是“去戰場上為天皇立功”的“雄心壯志”，但隨著經歷的侵略戰爭越來越多，他的日記中，日軍如何在侵佔一個城市後，對這個城市進行燒殺擄掠，中國的老百姓如何慘死在日本人的刀下和槍下，這樣的內容也越來越多。
日本鬼子屠殺中國人
1939年7月30日，東史郎因患瘧疾住進南京的一家醫院，一個半月後，他回到了日本，開始著手整理自己的戰地日記，總共37萬字。雖然東史郎親眼見證了日軍犯下的滔天罪行，但從小深受軍國主義思想的他，此時認為那些都只是戰爭的犧牲品，心底裡沒有絲毫愧疚，因此他把自己的日記命名為《民族的血祭》。
除此以外，東史郎還受到天皇的勳章獎勵，並且積極參與當地的軍國主義組織，把自己在戰場上學習到的經驗全部傳輸給組織成員，鼓勵他們要像“勇士”一樣“效忠天皇”。
第二次參加侵華戰爭
1944年日軍為了增加兵力，再次徵兵，32歲的東史郎也二次應徵入伍，被編入第4野戰補充隊第2大隊第6小隊。這一年的4月24日，東史郎跟隨日本補充兵力在青島登陸，又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開始了他的侵略生涯，隨後他被派往江蘇鹽城和阜寧等地執行守備任務。
1945年8月，東史郎和他的部隊在寧波時，聽到了日本天皇宣佈無條件投降的廣播，次年1月7日，從上海返回日本。回國前，東史郎在上海遇到一位中國軍官，他對東史郎說：“南京交戰時，我在下關碼頭目睹並遭到了日軍的集體屠殺，因躺在戰友們的屍體下裝死而死裡逃生。夜裡我悄悄地逃脫出來，是這些家國仇恨讓我與可恨的日本軍拼命到今天。一想到當時的仇恨，我恨不得把你殺掉扔進黃浦江，但是上級有命令，不能私自處決投降的日本軍，所以今天放你—條生路。”
這番話深深地烙在了東史郎腦海中，這位中國軍官讓他覺得日本軍隊不但在軍事上敗了，而且在道德上也徹底敗了。
東史郎和他的妻子、四女一子
回國後，東史郎脫下軍裝，繼續經商，重新開辦了一家企業，隨後又經營了八個電影院，與妻子養育著5個子女，雖然生活很幸福，但侵華戰爭的陰影一直籠罩著他，因為它每次想起自己罪惡的雙手沾滿了中國人的鮮血時，心中開始愧疚。尤其是閱讀了《昭和天皇的獨白》這本書後，東史郎對這場戰爭有了新的思考，他想到，戰爭不僅給中國人民帶來前所未有的傷害，而且自己身邊許多日本青年也是帶著“效忠天皇”的思想把命送在了戰場上。但在這本書中，盡是日本天皇為自己的辯解，推脫戰爭的責任，作為侵華戰爭的元兇，日本天皇極力把自己描述成一個受害者，這種無恥的做法讓東史郎覺得反感、厭惡、羞恥。
走上維護歷史真相的懺悔之路
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日本國內開始颳起一股否認“南京大屠殺”的歪風邪氣，許多作家開始在各大媒體上連續報道“南京大屠殺是虛構的”、“百人斬事件是虛假報道”等內容，由於這些撰稿人都是在日本有名望的作家，所以很多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們也開始慢慢相信這些作家們的謊言。
隨著否認歷史的歪風邪氣愈演愈烈，到了80年代，日本右翼開始修改歷史教科書，把“南京大屠殺”描述為“日軍在南京受到中國軍隊的猛烈攻擊，蒙受了巨大損失，因此為了反抗採殺了一些中國軍人和老百姓”，隨後的幾年中又陸續有日本學者發表否認南京大屠殺的言論。
東史郎看到這些人神共憤的行徑，本著尊重歷史事實的原則，他決定站出來說話了。
東史郎（中）與增田六助（左）、上羽武一郎（右）
1987年7月7日．應京都“為了和平的戰爭展覽”組織者的邀請，東史郎與增田六助、上羽武一郎等三名原侵華日軍計程車兵，向記者發表談話，並且公開展出了他們的《陣中日記》，以他們的親身經歷揭露日軍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這是自中國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以來，原侵華日軍士兵首次以記者招待會的形式公開為南京大屠殺歷史作證。
增田六助曾經參與了在南京屠殺500多人的暴行，他說自己每次想起這件事，就會覺得自己遲早會下地獄的。
上羽武一郎作證說：“1937年12月9日，我們在南京郊外的湯山炮兵學校，一共抓住一百人，讓他們背對著小河，我們向這些人開槍齊射，頓時出現一片血海。有的人還挖出他們的肝臟”。
記者招待會結束當天，東史郎就接到了許多恐嚇電話，對他進行了猛烈攻擊和人身威脅，隨後日本右翼勢力對東史郎的抨擊、誹謗也接踵而來，甚至有人直接給東史郎寄來了寫著“12月8日前要對你執行死刑”的匿名信，並且還威脅他的家人。與東史郎一起出席記者會的增田六助、上羽武一郎同樣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攻擊和謾罵。
但也有許多充滿良知和正義感的日本人對東史郎的做法表示支援，他們用集會遊行等方式表示要和東史郎一同戰鬥下去。一位七十七歲的老人給東史郎寫信說：“對您公開南京大屠殺真相的勇氣十分敬佩，我深表敬意！有錯誤就應該認錯，對日中戰爭如果沒有反省悔悟的心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日中友好和世界和平。”
親自到南京下跪謝罪
得到了社會各界正義人士的支援後，東史郎認為自己的做法是對良心的救贖，因此他更加堅定了自己的信心，依然決然做出兩個決定，一是要把自己的戰地日記公開印刷出版，二是要親自去中國南京下跪謝罪。
1987年12月13日，在南京大屠殺事件發生半個世紀後，東史郎和日本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的成員一同從上海乘坐火車到達南京，這是他戰後第一次來中國。當天中午他來到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跪在了石碑前謝罪。隨後他向所有在場的中國人鞠躬賠罪，說：“我這個東洋鬼子，向中國人民謝罪，向南京人民謝罪！”
東史郎到南京謝罪
隨後，東史郎在紀念館內接受了電視臺的採訪，他說：“我曾經深深傷害了中國這隻老虎，但中國老虎沒有吃掉我。而我在日本卻因為說出歷史真相，受到惡狼們呲牙咧嘴地恐嚇和謾罵，我的家人們也接到了很多威脅電話，但他們對我來南京謝罪是毫無畏懼地支援。”
當月月底，東史郎的日記由日本青木書店以《我的南京步兵隊》為書名出版，日本記者下里正樹將東史郎日記中的部分內容編入自己的書籍《被隱瞞的聯隊史——20聯隊下級士兵看到的南京事件真相》。
與不承認歷史的右翼勢力鬥爭
東史郎因為公開自己的日記，而且親自到南京下跪謝罪，被原日軍將校軍官們從“戰友會”中除名，並且也被他們以日記中部分內容損害了名譽為由告上法庭，妄圖阻止東史郎和更多的親歷者站出來繼續為“南京大屠殺”作證。這些右翼勢力在法庭上勾結勢力，法庭外無休止地對東史郎進行攻擊抹黑。東京的地方法院經過3年多所謂的“調查取證”，同時開庭十多次，最後不顧歷史事實，以各種荒唐可笑的理由，判決東史郎敗訴，並賠償50萬日元。
東史郎和他的訴訟後援團秘書
東京地方法院判決東史即敗訴的理由主要是：
- 東交郎在日記載橋本光治殺害一名中國人所用的是拉環式子榴彈，當時日軍並沒有這種手榴彈。
- 日記中說橋本光治在南京最高法院前將一名中國人裝入郵袋後扔進對面的水塘，法院經過“調查”，當時那裡並沒有水塘。
- 1937年日本使用的郵袋長100.5釐米，寬75釐米．根本裝不下一個人。由此，法院認定橋本光治殺人一事純屬子虛烏有。
東史郎敗訴後，十分氣憤，公開發表了《我的決定》一文，控訴法院的不公正判決和右翼勢力的囂張氣焰。他在文中說：“否定南京大屠殺就意味著肯定侵略戰爭，抹殺戰爭犯罪，否定二戰後由世界人民主持的東京審判，否定亞洲各地的戰爭審判。我作為參加了侵略戰爭計程車兵，瞭解侵略的真相，我沒有向大量的威脅和攻擊屈服，而對戰場上的真相進行了坦白。我認為，我們必須清楚歷史事實並進行反省，我還希望世界輿論的審判。”
1998年6月30日，由數百名華人和美國人組織的“日本侵華見證座談會”在美國舉行。85歲的小川武滿曾在侵華戰爭中擔任日本軍醫，參加過日本731細菌部隊，他在座談會上說：“我原本想學醫救人，沒想到卻成了殺人的兇手”、“自己曾用1000多名中國人做活人生化實驗，實驗做完後，又將這些人抽血致死”。東史郎本來也要參加這次座談會，但他因簽證問題沒能出席，會上宣讀了他的證詞：“日軍給中國人帶來的災難，比原子彈爆炸不知嚴重多少倍。若只提原子彈爆炸之禍，不提原子彈爆炸之因，和平必將無望。”
得到中國人民的聲援和支援
隨後東史郎著手為二審做準備，他上訴到東京高等法院。東史郎和他的團隊再一次踏上尋找新證據之路，得到了中國人民的積極支援，那時全國有相關資料的人們紛紛主動與東史郎的團隊聯絡，提供自己手中的珍貴史料。
南京有4名市民找到了1938年由日本印刷的南京地圖，確認最高法院門前馬路對面確實有水塘存在。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派出專人，先後到江蘇省和南京市郵政局，查詢中華民國郵袋的檔案資料，弄清當年郵袋的規格，證明當時的郵袋確實可裝下一個成年人。東史郎的團隊也多次用真人做試驗，證明了日記的真實性。
東史郎團隊用真人做模擬試驗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的專家學者，對照《東史郎日記》中有關拉環式手榴彈的描述，斷定郵袋上綁著的手榴彈為中國舊式木柄手榴彈，並且爆破專家指導，做了手榴彈爆炸實驗，結果證明確實與東史郎日記中的描述完全吻合。
東史郎在二審庭審現場，對審判長說：“侵華戰爭中的這些殘暴行為，是當時我們對中國人民有蔑視心理而產生的殘暴行為，必須從心裡向中國人民謝罪。我是一個瀕臨死亡的老人，不想把南京大屠殺事件帶到另外一個世界去，請無論如何審判出—個歷史真實性的結果來。”
但東京高等法院依然置之不理，並且以“不可能發生那樣的殘暴行為”的主觀臆斷為理由，於1998年12月22日再次判決東史郎敗訴。敗訴後。東史郎的訴訟後援會和辯護律師團聯合發表了抗議宣告，他們表示絕不接受這個判決，會繼續上訴，向全世界人民宣傳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性。
1998年12月25日，東史郎把上訴書交到日本最高法院，要求駁回東京最高法院不公正的判決。
1999年東史郎把自己的日記免費授權給中國出版發行，還專程到南京為讀者簽名，並且到南京大學舉行報告會。東史郎的正義之舉也得到了南京法學界、史學界、教育界、新聞界上千名教授和學者們的支援。
東史郎得到南京人民的支援
2000年1月21日，日本最高法院再次無視歷史事實，判決東史郎敗訴，激起了全世界正義人士們的無比憤慨。
東史郎在敗訴後表示，他的目的並不是要證明原告橋本光治理是否在中國戰場上殺了人，而是想利用這件事來證明南京大屠殺是真實發生過的。日本各級法院判他敗訴是不想讓人們看到那殘忍無人性的真實歷史，他們極力向抹掉這段駭人聽聞的歷史。
東史郎為了進一步表達對日本右翼勢力的不滿和對中國人民的懺悔之情，多次到中國各地參加各種交流會，接受採訪，製作電視專題片，參觀盧溝橋、“九一八事變”博物館等地，所到之處，都受到了中國人民的聲援和支援。
2000年2月27日，東史郎再次來到南京，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面對“遇難者30萬” 的亡靈，下跪謝罪，雙手合十，真心懺悔。
一個親自參加過侵華的日本老兵，敢於正視歷史事實，在日本右翼勢力連續不斷的恐嚇下，為維護歷史真相而頑強鬥爭十幾年，這件事本身就值得所有正義人士的支援。很多人表示，歷史已經不可更改，我們不可能在南京大屠殺幾十年後把當年所有參與的日本兵全部找出來一一審判，中國人只是需要他們拿出一個承認罪行、真心懺悔的態度。對於東史郎，其實在他第一次主動到南京遇難同胞紀念碑前下跪謝罪的那一刻起，我們就已經原諒了他，何況他還先後7次以不同方式來到中國表達自己的懺悔謝罪之意。
2006年1月3日，東史郎在日本離世，終年93歲。我國以官方的形式向這名日本老兵的家人發去唁電和問候，對東史郎十幾年來為維護歷史真相和中日友好做出的不懈努力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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