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健康時報網
(健康時報記者 石夢竹 徐詩瑜)原本正常的手術，一旦和艾滋病產生關聯，手術便會出現波折：接診醫生的擔心，導致病人的碰壁。
根據國家衛健委統計顯示，截至2020年10月底，中國報告的現存艾滋病感染者104.5萬例，這個龐大群體所面臨的手術問題，讓醫生和患者，遊走在刀鋒兩端。面對艾滋病患者，不少醫生用自己的行動告訴大家：“我們願意為艾滋病患者做手術。”
馮秀嶺：20年為超3500例艾滋病患者做手術
第一次吃艾滋病毒阻斷藥的時候，馮秀嶺拉肚子拉了28天。
作為河南省傳染病醫院普外科的醫生，這並不是他第一次給艾滋病患者做手術，沒想到不留神被針扎破了手，造成了職業暴露。比起藥物對身體的折磨，更難忍受的是心理上的煎熬。“有問題，沒問題?”拿到檢測結果前的每一天，馮秀嶺都在不斷猜測著答案，整個人瘦了一圈。所幸這次暴露的結果呈陰性，他安全了。
馮秀嶺被稱為“刀尖上的舞者”，作為國內較早為艾滋病合併外科疾病實施手術者之一，近20年裡，他給超過3500例艾滋病患者做過手術，發生過4次職業暴露事件，幸運的是，他每次都能化險為夷。
馮秀嶺(右)為艾滋病患者做手術。受訪者供圖
大學畢業後，馮秀嶺就在河南省傳染病醫院工作，後來成為醫院新組建的綜合外科的一員。
“那時候我們綜合外科主要的手術物件大部分是非感染患者。”馮秀嶺說，在工作初期，他從未想過未來某一天自己會在手術檯上和艾滋病人近距離接觸。
第一次給艾滋病患者實施手術是在2002年。馮秀嶺記得，一位輸血感染HIV病毒的女士因直腸癌晚期，肚子脹得很大，急需進行乙狀結腸造瘻手術來減輕痛苦。“在外科，這算不上很難的手術。”馮秀嶺回憶，因為身患艾滋病，這名病人已經被多家醫院拒收，這是她最後的希望。
在2002年，國內對艾滋病的瞭解不多，防護裝置也不完善，醫生對於艾滋病的瞭解和普通大眾一樣沒有那麼深刻，依然處於“談‘艾’色變”的狀態。“我當時腦子裡第一個想法就是不願意做這臺手術”，馮秀嶺坦言。但眼看著這位癌症晚期的患者那麼痛苦，身為醫生的使命感最後還是讓他決定走進手術室。
穿上鞋套，戴上面屏和兩層防護手套，放慢手術操作動作，小心血液噴濺，讓助理把手術器械放到托盤裡再給他……由於當時沒有艾滋病毒的有效阻斷藥，手術中每一個步驟都需要小心翼翼。終於手術結束了，患者得到有效救治，馮秀嶺長長出了一口氣。接著，他又一人承擔了這位患者術後換藥的所有工作。
這次經歷之後，馮秀嶺成為了河南省第一位為艾滋病患者手術的醫生。全國各地的艾滋病患者慕名而來，甘肅、新疆、陝西、福建……他總要與攜有艾滋病毒的血液打交道。頭盔、膠鞋、雙層手術衣 、雙層手術套，已經成為他上“戰場”必備的“鎧甲”。除了手術，馮秀嶺還越來越多地出現在鏡頭前，透過講解、科普讓更多的人知道，河南有個醫生可以給艾滋病患者做手術，這件事情一點也不可怕。
“其實每一臺手術，除了外科醫生外，還包括有麻醉醫生、護士等整個團隊緊密合作。”馮秀嶺介紹，作為普外科主任，這些年他一直在鼓勵年輕的醫護人員加入到為艾滋病人手術的行列中來。面對不斷增多，長時間、高強度的手術，馮秀嶺說：“病人把整個人交給你，你就要全心全意地對病人負責。”
隨著認知加深，艾滋病方面的各種藥物不斷更新迭代，阻斷藥副作用越來越小，醫療防護裝備也越來越成熟。“現在給艾滋病人做手術的風險已經大大降低。”馮秀嶺對健康時報記者說，目前國內越來越多地區的傳染病醫院都開始有能力為艾滋病患者進行外科手術，外地的患者越來越少，而這正是他樂於見到的。
馮秀嶺表示，越來越多的科室和醫生願意接納艾滋病患者，也就代表著這個社會也會對他們越來越包容。
“現在一些傳染病醫院的外科系統越來越完善，但我們同時也應該多關注口腔科、耳鼻喉科等頭頸方面的手術。”
我為艾滋病患者做手術朱志強：像對待普通患者一樣對待艾滋病患者
作為北京地區艾滋病患者就醫數量最多的醫院之一，北京佑安醫院每年都會接診大量艾滋病患者。在泌尿外科工作的朱志強醫生每天也要接觸許多艾滋病患者，併為他們實施手術。經歷上千例艾滋病患者手術，職業暴露過三次。每一個數字的背後都是冒著極大的風險，而他卻總是輕描淡寫，甚至主動請纓。
2019年，朱志強遇到了一位帶著遺書來看病的艾滋病患者，他還記得，嚴重耽誤的病情、盆腔內巨大的腫瘤、腸道膀胱瘻已經將這位患者折磨得骨瘦如柴，甚至已經將身後事都一一安排好，本人和家屬幾乎放棄了生的希望。
朱志強(左)和團隊一起為艾滋病人做手術。受訪者供圖
然而，經過詳細的檢查和評估，朱志強發現情況沒有看上去那麼糟糕，如果腫瘤根治性切除了，同期施行膀胱部分切除和修補，再根據術後病理結果採取相應的輔助治療，還有很大可能挽救的機會。
經過術前多次病情溝通，患者和家屬逐漸感受到醫生的專業和責任感，同意手術。而手術也不出意料地非常成功，療效超乎預期。兩年間，朱志強看著這位病人每次前來隨訪和後續治療的氣色越來越好，心裡格外欣慰。
朱志強是出了名的熱心腸，多年與艾滋病患者相處的經驗積累，讓他的診室裡經常充滿歡聲笑語，氣氛融洽，患者都非常願意和他交流。此外，為了更好地為患者減輕痛苦，他有時還會邀請其他科室、醫院的醫生一起為艾滋病患者會診、聯合手術。
今年10月29日，朱志強剛剛完成這樣一臺手術。一位患下肢巨大脂肪肉瘤艾滋病患者由於疫情影響，病情延誤近半年，情況不是很樂觀，於是他立即請自己的好朋友、北大腫瘤醫院的一位醫生來幫忙會診，在確認腫瘤可以切除且效果較滿意後，又邀請這位醫生來到佑安醫院擔任主刀，朱醫生為助手，歷時僅1小時，聯合完美地完成了巨大腫瘤的切除手術。
“有些綜合醫院對待艾滋病患者，並不像傳染病醫院一樣準備得那麼完備，而一般來說，傳染病醫院又過於專業，有些手術需要更多領域的專家進行操作。”朱志強告訴健康時報記者，這也是艾滋病患者看病的一個困難之處，在目前現有的條件下，採取聯合會診、手術等，對於患者來說是最佳的辦法之一。
每天在醫院裡和艾滋病患者打交道，朱志強並不覺得害怕，有時候在門診期間，不等他主動詢問，病人會主動告知自己是艾滋病患者，還會在手術前叮囑他一定要做好防護措施，經常令他十分感動。“其實他們和普通患者一樣，這種信任是相互的”，朱志強認為，只要平等地去尊重每一位艾滋病患者，就會收穫同等的信任和關心。
“在醫院裡像我們這樣的醫生，其實比普通醫生多了一重治療的意義。手術治療的不僅是身體上的疾病，這也會讓艾滋病患者從心裡不再感受到歧視，又看到了生命的希望。”朱志強說。
陶勇：他們是病人，不是罪人
“在醫療技術上，我國艾滋病的防治，尤其是艾滋病眼病的防治已經和發達國家相差無幾。但比艾滋病更可怕的，是社會上仍普遍存在的‘恐艾症’。我覺得我有責任去告訴艾滋病患們，他們是病人，不是罪人。”北京朝陽醫院眼科主任醫師陶勇在從醫的十餘年裡，接診過幾百例艾滋病患者。“我願意為艾滋病人做手術”。在陶勇的人生信條裡，不僅是一句口號、一紙宣言，更是他十年如一日踐行的事情。
陶勇還記得，在德國海德堡大學訪學時，曾經看到一名白內障患者的手術單上標註著HIV陽性，他小心地問Jonas教授會不會害怕為HIV陽性的病人做手術。教授告訴他，HIV病毒很脆弱，只要規範地操作，為HIV陽性的病人做手術不可怕。如今，當有人問起陶勇醫生接診艾滋病患者時，會不會擔心感染的風險。他像當年的Jonas教授一樣，溫柔地解釋：“HIV的病毒是非常容易死亡的，在空氣乾燥的地方，只需要17秒就滅活了，手術感染的風險很低。”
陶勇記得早年間接診過一名電臺主播。20多歲的小夥子，來門診的時候戴著一頂碩大的帽子，帽子幾乎可以遮住他的半張臉。在門診室裡，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個本子，輕輕開啟後，上面寫著“HIV陽性”。這不是他求診的第一家醫院，在見到陶勇之前，他已經被委婉拒絕多次了。
陶勇醫生。受訪者供圖
陶勇看見他摘下帽子之後的臉，眼睛又紅又腫。艾滋病眼部疾病發生在免疫力低下的艾滋病患者中。如果是鉅細胞病毒視網膜炎，患者的視網膜會出現明顯的壞死、腫脹和出血。如果出現視神經病變，有些患者還可能失明。陶勇看向眼前的年輕人，告訴他：“我知道了，你放心，我會盡力把你治好的。”陶勇陪著他一直到角膜移植手術完成，一直到他重新回到電臺，去實現自己的音樂理想。
更多時候，艾滋病患者會覺得難以啟齒。陶勇印象最深的病患，是一名剛剛在北京買房的銷售人員。首付的錢是透過一筆筆訂單攢下的，他的人生才剛剛展開，想要接父母到北京享福的話還沒說出口，疾病先一步到來了。做眼底檢查的時候，他的眼底病變像乳酪加番茄醬，隨後進一步檢查，確診為艾滋病。
“如果及早進行鉅細胞病毒視網膜炎篩查，艾滋病的眼病可以取得很好的治療效果。”陶勇醫生告訴健康時報記者，很多患者抱著僥倖的心理，反而錯過了最佳的治療時間。在沒有雞尾酒療法的年代，20%到40%的艾滋病人會發生鉅細胞病毒視網膜炎，而透過規範治療，產生鉅細胞病毒視網膜炎的比例已經降低到5%。
面對這個剛剛紮根在北京的年輕人，陶勇告訴他：“好好地接受治療，不僅眼睛可以治好，透過雞尾酒療法，你的壽命也可以跟正常人一樣，消除傳染性。在告知對方的情況下，你可以結婚、生子，可以和其他人一樣過你想要的生活。”這些話，對於這個萬念俱灰的年輕人來說，像黑暗中的一點點微光，重新照亮了年輕人的生活。如今，這名患者已經治癒出院，他有了重新盡孝的機會，和父母一起在北京生活。
陶勇在網路上看到關於河南艾滋病村的新聞後，從河南的同行處瞭解到，在基層，很多村民由於艾滋病引起的眼部疾病，無法得到妥善的治療。他申請了公益基金，主導了河南艾滋病村100名村醫的培訓。那不僅是他們第一次接受專業的眼科培訓，對很多村醫來說，也是他們第一次到北京。在北京的大醫院裡，他們看到了和他們平時使用的截然不同的專業醫療裝置，學習到了眼底疾病的早期檢查和基礎治療手段。
這些村醫回到河南前，陶勇贈送給他們一些用於眼部檢查的基礎裝置。他沒有想到他們會那麼開心，他們反覆確認裝置是免費的。那是再基礎不過的眼部檢查裝置了。他們捧過裝置的時候，眼睛裡好像有星星。
“幫助艾滋病患者，需要合力，需要呼籲，需要宣傳。他們是病人，不是罪人。我想把這句話告訴所有人。”陶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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