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企和民企，誰才是國家納稅的主力軍？
按照常識，答案毫無疑問，是民企。
然而，司馬南在11月22日釋出的影片《宋方敏將軍：警惕國企私有化輿論氾濫成災》中，卻說：
「民營500強的納稅額，與中石油一家差不多。」
不僅如此，數日之前，他突然發難，將矛頭直指聯想公司，連續釋出多條影片抨擊聯想，指斥聯想「資不抵債」，曾致使「國有資產流失」。
司馬南在11月中旬，便連續釋出多條影片抨擊聯想，引發了廣泛討論。
圖片來源：bilibili@司馬南
到現在，他的抨擊重點又從聯想一家企業擴大到整個民營企業範圍，可謂是對民營企業「痛下殺手」，毫不留情。
在這次影片中，他言辭激烈地表示國企改革存在很大問題，國企而非民企才是國家的經濟支柱，並質疑了民企對國家的貢獻到底有多大。
為此，司馬南列舉了一系列資料。比如在納稅方面，他說：
「2012年，全國企業向國家財政繳納的稅金，民營企業佔多少？13%。國企多少？70.3%。13和70.3放在一塊，誰大誰小？」
「工商聯《2014年中國民營企業500強榜單》裡邊顯示，民企500強營業收入是13萬億，納稅多少呢？納稅是4744億。......相比之下，國有企業收入光是中石油一家，一年營收收入是2萬多億，納稅多少？納稅是4000多億，與全部民營500強納稅總額相近，就是中石油一家納稅，和500強的民營企業納稅總額差不多。」
這些數字乍一看很有衝擊力。不過仔細思考後，不禁會讓人懷疑：
他說出的這些數字，是否準確？
新浪微博使用者「長老財經」在影片《答司馬先生：為何民企500強總納稅僅相當於一家中石油》中，對司馬南的影片觀點提出了質疑，本文參考了他的部分看法。
圖片來源：新浪微博@長老財經
答案是，在他的限定條件之下，基本準確。
工商聯在《2014中國民營企業500強名單》中，確實指出民營500強企業2013年營業收入總額為13.21萬億元，納稅總額為4744.32億元。在納稅數額上，與中石油一家國企差不多。
然而，在此之外，另一項重要資料司馬南卻沒有提及，那就是經營效益。13萬億的營收，看起來很多，可這背後的利潤到底有多少呢？
4977.36億。
這麼一看，500家民企的淨利潤與納稅總額相差不大，似乎沒有什麼不合理的吧？
而一個更耐人尋味的點是，司馬南選取的資料是2012和2014年統計的，這已是將近10年前的資料了。這段時間，中國經濟有多大變化，相信每個人都有切身體會。
那麼，為什麼他不使用2020年的資料，來進行論證呢？
答案很簡單，因為如果使用2020年的資料，他的立論就站不住腳。
根據財政部2021年1月28日釋出的《2020年財政收支情況》報告，全國稅收收入為15.43萬億元。
其中，國企貢獻了多少？
國資委公佈的《2020年1-12月全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經濟執行情況》中顯示，國有企業應交稅費為4.61萬億元，約佔全部稅收的29.9%。
那麼剩下的70.1%從何而來？
當然來源於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
民間機構北京大成企業研究院進行的稅收統計，與官方給出的數字有一定出入，但可以作為參考。
圖片來源：搜狐
而在民企當中，依據工商聯的《2021中國民營企業500強調研分析報告》，民營企業500強稅後淨利潤為1.97萬億元，納稅總額達到1.36萬億元，佔全國稅收總額的8.84%。
與之相比，中石油2020年稅費僅為2697.61億元，早已不是2013年，一家稅費頂500家民企的景象。
可見，司馬南使用2013年左右的資料來對「國企而非民企才是國家的經濟支柱」進行說明，是一種為了論證他的「客觀結論」而「主觀」使用資料的行為，令人無法接受，更令人十分懷疑他的目的所在。
而除了稅收本身，司馬南在其他一些方面的質疑，比如減稅與稅率的問題：
「所以中小型企業都在喊苦，要求降稅、減負。這是實際困難，降稅減負是對的，各地都在推出措施，需要政府體諒和幫助。但是大家是不是得公平點啊，市場主體不都一樣嗎？你私企降稅了，減負了，那是不是國企也可以一視同仁，也應該減負啊？」
「百元大稅率，就是掙100塊錢交多少稅，（國企）差不多交9塊錢，8.69。私營企業交多少？私營企業就交3塊錢，國企比民企，比如說私企給國家多交了多少？是民企的2.85倍。」
他說得對嗎？
恐怕也不對，甚至可以說問題重重。
財政部部長劉昆在《國務院關於2019年中央決算的報告》中，曾指出2019年全年減稅降費共2.36萬億元，其中民企合計減稅1.26萬億元。那麼，剩下的1.1萬億主要減在了誰頭上呢？
只能是國企。
2019年12月，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副院長白景明接受採訪時表示：「國有企業應繳稅費下降，正是減稅降費政策效應的充分體現。」
圖片來源：新浪
所以，國企並非沒有降稅減負，而是與民企享受到了類似的優惠政策。
而稅率上，相比較民企，國企的很多產業稅率確實很高，比如菸草業的甲類捲菸，稅率高達56%，一半以上都繳稅了。
但是，這背後的問題是，為何稅率這麼高？
事實上，很多行業中，國企的經營是半壟斷性乃至壟斷性的，它們的崛起不是像很多民企那樣，於巨大的市場風險中，依靠著企業家的智慧與員工的拼搏，透過市場競爭一點點脫穎而出，國企有行政力量在後面為它們墊底、撐腰。
既然如此，那麼「取之於行政，還之於行政」，國企的稅率高，並不令人意外。
因此，司馬南對「國企改革存有很大問題，國企而非民企才是國家的經濟支柱」進行論證的方式，可謂是完全不負責任。他得出的結論，對民營經濟來講，更加不公平，不具有任何參考價值。
其實，民營經濟究竟應該處於何種地位，在今年9月份的中國國際數字經濟博覽會上，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致辭時便已說得很清楚：
「民營經濟為我國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就業、90%以上的市場主體數量。」
要知道，中國的民營經濟從改革開放之後才初步建立，時至今日，也不過出現了40多年而已，卻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已然在方方面面改變了人們的生活。
9月25日，中國企業聯合會、中國企業家協會向社會發布「中國企業500強」名單中，前10名全都是國企，民企排名最高的是第13名的華為。
圖片來源：中國企業報
可是，對於如此重要的民營經濟，許多人不僅沒有充分認識到其重要性，甚至還仍舊帶著偏見與敵視的眼光去看待它們。
當然，這與人們的心理認知有關。
從古代到現代、東方到西方、宗教到世俗，包括那些偉大的思想家，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孔子對於商人都沒有什麼太好的評價。
《聖經》中說「愛錢是萬惡之源」。「重農抑商」的政策幾乎延續了整個中國古代社會，「士農工商」中，商人永遠排在最後。
哪怕到了當代，人們在新聞、電影、各種社會問題當中，看到的民營企業與企業家的形象，也大多是負面的，「無商不奸」「資本家壓榨工人」的說法流行於整個世界。
但這種心態會帶來許多問題，人們往往過於重視企業所有者的個人利益如何，而忽視了民營企業在經營中所創造的社會價值。
正如經濟學家張維迎在《是什麼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一文中提出的：
「一個自然的問題是，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企業家在做什麼？是在創造財富，還是在以尋租的方式分配財富，將社會已有的財富據為己有？」
張維迎，北京大學教授，經濟學家，著有《價格、市場與企業家》《中國改革30年》《市場的邏輯》等。
圖片來源：中國網
張維迎的判斷是，多數民營企業在創造價值、創造財富，否則沒有辦法解釋，為何中國經濟能持續多年的高增長，為什麼中國人均GDP可以從300美元增長到10000美元，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得到大幅度提升。
然而，即便民企的作用重大，它卻依然要受到許多人的敵視，更要長期承受來自兩方面的壓力。
一方面是行政壓力。
由於官員手中掌握的裁量權很大，使得企業活動常常受限於行政許可。很多企業家在應對市場風險的同時，還要忙於應付行政問題，疲於奔命，很難將全部精力放在創造價值的市場經營上。
另一方面的壓力來自國企。
國企和民企間的競爭，從來不是公平的，國企享有許多政策和法律賦予的特權，而民企在融資、市場準入等方面，始終遭受法律或行政上的區別對待，這使得民企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束手束腳。
可反過來，擁有法律和政策賦予的排他性地位的國企，經過大量研究證明，在效率上難以與民企抗衡。
一些國企在市場競爭中落敗，按照正常的市場規律，本應被淘汰，卻仍舊依靠行政補助而苟延殘喘。
部分國企利潤高，甚至進入到了世界500強企業的行列中，但核心原因並非是企業的技術先進或產品優異，而是由於行業壟斷地位，或擁有許多免費或低價資源的使用權，從而在成本上大大領先於同行業的其他企業。
這也是為何許多人都在呼籲，要進行「國企改革」的原因之一。
此外，目前中國經濟增長放緩，很大程度上也與國企有關。
過去30年間，中國的高增長建立在低勞動成本、出口導向的基礎上。隨著勞動成本增長，出口愈加困難。因此，就要求中國企業必須將重心轉移到創新上。可國企由於自身的特性，很難具有創新性。
因而，這一轉變能否實現，起決定性作用的只能是民營企業。否則，一個創新性不足，勞動力又不夠廉價的國家，在未來必然會面臨競爭力不足而被淘汰的問題。
這些因素，再加上少子化與老齡化等不斷加劇的問題，便使得透過改革國企、鬆綁民營經濟來釋放市場活力，變得越發刻不容緩。
2010-2020年間，中國總人口與出生率統計。
圖片來源：國民經略
因為究其根本，這樣的做法是在將資源配置到對國民財富的積累、對國家的經濟增長最好的地方，是為了使全民的總體財富能夠得到更大的增長。就像張維迎所言：
「考慮到中國改革的不確定性，其他的未來場景也是可能的。然而，如果民企不能成長為真正的市場主體，我相信中國經濟會在將來遇到大麻煩。」
它關乎的並非個人利益，也非行政權力，而是全體人民的福祉與國家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