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至今日，外蒙的分離依舊為很多國人所痛心疾首。要知道，外蒙地區——包括今蒙古國和原唐努烏梁海地區（現屬於俄羅斯），是中國近代以來因列強侵略失去的最大一塊土地。
事實上，在中國近代史上，我國西藏地區，受到的覬覦並不比外蒙少，遭遇的危機也許更多。不過，西藏之所以沒有成為外蒙第二，這與民國初期愛國將領尹昌衡帶兵西征平定叛亂密切相關。
當年的情況究竟是怎麼回事呢？尹昌衡又有哪些壯舉值得後人紀念？又是什麼原因被袁世凱囚禁？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回顧這段被世人遺忘的歷史。
尹昌衡（1884-1953年）
一、英國策動西藏叛亂
1.吞併周邊，覬覦西藏
西藏高原，雪域茫茫。生活在這裡的藏民族，無論是血緣、宗教、文化，還是政治、經濟和歷史，在自古以來的歷史長河中，就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始終與內地緊密相聯、共同發展。
從17世紀初開始，西方殖民主義國家如葡萄牙、義大利、英國、俄國等，就曾對我西藏地區虎視耽耽、垂涎欲滴，其中以英國殖民者最為突出。
歷史發展到1886年，英國用了大約70年左右時間，便已全部吞併或控制了包括印度、尼泊爾、哲孟雄（錫金）、不丹、緬甸在內的西藏周邊國家或地區，完成了對西藏地區的新月形包圍。
1888年和1903年，英軍先後兩次入侵西藏，強迫腐朽落後的清政府，先後簽訂喪失權辱國的《中英會議藏印條約》包括《續約》)和《中英新訂藏印條約》，無恥地攫取了在西藏的部分特權。
英國之所以要侵略西藏，是因為可以據此北窺新疆、南下雲南、東進川黔，鉗制俄、法列強勢力，妄圖把自鴉片戰爭以來在長江流域擴充套件的影響聯成一氣，進而獨霸整個中國。
2.強化防務，引發不滿
英國兩次入侵西藏後，清政府逐漸意識到西藏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從而自1905年起，在西藏和與其毗鄰的川邊藏區進行了一系列意在鞏固邊防的改革。
1909年6月，清政府開始恢復鴉片戰爭後名存實亡的中央軍駐防西藏制度，從川軍中抽調兵力，分別駐防在拉薩、昌都、錯拉、墨脫、察隅等地。
強化防務對國家安全無疑具有重大意義，但卻阻礙了英帝國主義侵略企圖的實現，從而引起他們的強烈不滿。英帝國主義不斷透過西藏上層中的親英勢力，拉攏十三世達賴和反動貴族，竭力挑撥西藏地方和大清朝廷的關係。
1910年2月12日，達賴在阻止川軍入藏的企圖失敗後，倉皇出逃印度大吉嶺，公開投向英帝國主義的懷抱。
3.煽動挑撥，叛亂爆發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發，大清帝國陷入了風雨飄搖的狀態。英俄等帝國主義國家相繼“趁火打劫”，外蒙古活佛在沙俄支援下，宣佈成立“大蒙古國”，並自立為“共戴皇帝”。
沙俄支援下成立“大蒙古國”
遠在西南邊陲的西藏，上層社會的反動貴族們對內地的戰亂局勢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欣喜若狂”，他們開始躍躍欲試，準備要“大幹一番事業”。
這些反動貴族們在大英帝國的策動慫恿下，與逃亡印度的反動集團取得聯絡，組織起了一支1萬多人的所謂“藏軍”，從1912年3月起，開始攻擊、驅逐駐藏官員和川軍，公然發動武裝叛亂。
這場叛亂與外蒙所謂“共戴皇帝”在割據外蒙的行動如出一轍。
就在這些反動貴族準備“大幹一場”的時候，中國局勢急劇變化：大清宣統皇帝宣佈退位，中華民國政府宣告成立。
4.叛軍東進，形勢危急
1912年6月，十三世達賴在英軍“護送”下，從印度噶倫堡啟程返藏。不久，一小撮親英分子即宣佈西藏 “獨立”，叫嚷要把漢人全部“驅逐淨盡”。
在川邊地區，1912年5月，這裡的藏族上層分子也在英帝國主義支援下興兵響應，在兩個月時間裡先後攻陷江卡（今西藏芒康）、鹽井、鄉城、稻城和理塘等地，幷包圍了巴塘、昌都等重鎮，進而向東圖謀河口（今四川雅江）。
川藏交通因之斷絕，全國大譁，各界人士紛紛通電撰文同聲譴責；西藏廣大農奴和各大寺院數萬愛國僧侶以及部分上層人士也拿起刀槍，奮起抗爭。
一時間，西藏及川邊地區陷於岌岌可危之境，國家主權面臨嚴重威脅。
二、尹昌衡率軍西進平叛
尹昌衡，四川彭縣昇平鎮人，1884年出生，由於他身材高大與普通人不一樣，當地人親切稱他為“尹長子”。
1.學成歸來，嶄露頭角
尹昌衡18歲時進入四川武備學堂學習，畢業後因成績優異被保送到日本留學，1909年回到祖國後，擔任廣西督練公所編譯科科長兼陸軍小學堂教習。
次年，尹昌衡回到四川任四川督練公所所長、陸軍小學堂總辦等職，他性格豪放、膽略過人、才華出眾、能文能武，在四川軍官中備受推崇。
尹昌衡就任四川都督
2.穩定新政，官至都督
1911年11月底，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尹昌衡被任命為軍政部長。不久，原四川總督趙爾豐煽動手下3000名士兵準備發動兵變。12月8日成都兵變發生，軍政府都督和副都督先後逃跑，成都當即陷入一片混亂，大街小巷被亂兵騷擾，四處陷入燒殺劫掠困境。
面對如此嚴峻形勢，尹昌衡從亂兵中突圍後，親自召集幾百名新兵，組織他們勇猛作戰，並最終平定暴亂，鞏固了新生政權。平亂過程中，尹昌衡將已經交出政權的原四川總督趙爾豐擒獲，透過公開審判後，將其斬首示眾，稱為“趙屠夫”的趙爾豐至此終被繩之以法。
此後，尹昌衡被推舉為四川軍政府都督。1912年4月，成渝兩軍政府合併為四川都督府，尹昌衡繼續擔任都督。
3.心繫家國，請戰西征
尹昌衡擔任四川都督之初，就明確表示與帝國主義列強“不合作”，上任不久就針對英帝國主義醞釀已久、妄圖分裂西藏的陰謀莊嚴宣告：“西藏為全國之西藏。”5月，西藏和川邊叛亂的訊息不斷傳來，尹昌衡心急如焚，不斷髮電催促北京民國政府允准他率軍平叛。
6月8日，尹昌衡在四川都督府召集會議，專題討論叛亂問題，再次申請親率一鎮（相當於師）精兵西進平叛。
在全國人民的強烈要求下，袁世凱於1912年6月14日正式任命尹昌衡為西征軍總司令，率領川軍入藏平叛，同時命令雲南都督蔡鍔派軍馳援。
歡送西征軍出征
4.誓師出征，圍魏救趙
1912年7月中旬，成都東較場戰旗獵獵、軍號嘹亮。西征軍總司令尹昌衡率領第一批2500名全副戎裝的蜀中健兒，頂著如火驕陽，在蓉城數萬父老鄉親的深情相送下，誓師出發西征。
西征軍一共編制了8個團，他們沿著從成都進藏的驛道，源源不斷地開赴前線。此時，千餘叛軍正日夜猛攻雅襲江右的河口，駐守川邊的川軍陳步三僅1個營的兵力頑強抵抗，形勢岌岌可危。
尹昌衡當即從雅州（今四川雅安）大本營輕騎飛馳打箭爐（今四川康定），決定將先期到達這裡的先鋒——朱森林1個團的兵力一分為二：南路2個營由朱森林率領自打箭爐西進，繞過河口直指理塘，來一個近代版的“圍魏救趙”。
面對西征軍的部署，進攻河口的叛軍回師救援理塘，陳步三即乘勢從河口出擊，同朱森林配合形成前後夾攻之勢。北路則由劉瑞麟督帥朱森林的另1個營，“日行百餘里”，從甘孜直趨昌都。
5.運籌帷幄，高歌猛進
南北二路川軍精兵快騎，同仇敵汽、兼程西進，接連穿越白雪皚皚的大雪山、折多山、雀兒山，飛渡水流湍急的雅礱江、金沙江、瀾滄江，先後於8月初和8月中進入戰役目的地。
行軍中的西征軍
西征軍進軍途中，採取瞞天過海的策略，沿途不斷放出風聲，說是尹都督率師親征，平叛兵力號稱10萬。川邊各部落叛軍都聽聞過尹昌衡曾經在成都誅殺趙爾豐的事蹟，迫於尹都督親征和威名，叛軍盡皆畏之如虎，很多叛軍不攻自破。就這樣，西征軍攻克沿路城鎮、一路高歌猛進，川藏處於叛軍包圍之中的道孚、瞻化、德路、鄧柯、石渠等縣川軍相繼解圍，並得以抽出兵力分援巴塘和昌都。
駐守巴塘的川軍聽說西征軍到達，部隊士氣大振，他們會同援軍一道，很快解圍並組織反擊。當劉瑞麟率部出現在瀾滄江邊的昌都城下時，猶如空軍突然“從天而降”，令圍城叛軍目瞪口呆。
堅守昌都的川軍彭日升部，乘機率部攻出，雙方里應外合，萬餘叛軍腹背受敵，當即不戰自潰、作鳥獸散。
南路盤踞理塘的叛軍龜縮城堡，利用易守難攻的地形，依仗工事拒不出降。尹昌衡調集川邊各鎮守軍星夜馳援朱森林部，形成大軍壓境、勢必攻堅的震懾態勢，經過5次激戰，終於攻佔理塘。
與此同時，雲南蔡鍔派遣的段承瓛率領滇軍，也收復了鹽井等地，與川軍會師於瀾滄江畔。西征軍征戰僅三個月，便將包括昌都在內的西藏和川邊要地牢牢地控制在新生的中華民國政府手中。
至8月底，叛亂分子攻掠的川邊藏區除部分鄉鎮外，也基本收復，從而為深入西藏腹地平叛掃清了道路。
6.昌都整訓，以備西進
尹昌衡躊躇滿志，除分兵把守各重鎮哨卡外，又傳令川邊10餘營駐防軍（原清政府駐軍）集結昌都，開始組織整頓和協同訓練，以為後面的進一步西進做好準備。尹昌衡同時命令張茂林為前鋒，先行西進入藏；並派西征軍約500人，以投誠藏兵為嚮導，從小道斜插拉薩。
8月25日，尹昌衡發電上報民國政府，急切建議趁天氣未寒之際一鼓作氣，擴大前期勝利成果，繼續揮師西進。並請授自己“宣慰使”銜，以便入藏後代表中國政府與英國侵略者談判。
尹昌衡在電文末尾真摯強調：“鞏固共和，在此一舉，是否有當，速候鈞裁。”捍衛祖國統一、民族獨立的赤膽忠心與一腔熱血，直溢言表！
尹昌衡塑像
三、民國的“十二道金牌”
1.列強施壓，決心被阻
正在川滇軍隊取得節節勝利之時，英帝國主義從後臺跳了出來，公然對中國內政進行粗暴干涉。
早在1912年6月中旬，即袁世凱命令川滇軍隊準備入藏平叛時，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就在北京“警告”袁世凱：“如果革命軍的進攻超出一定界限，英國政府就不會對中國提供任何進一步的援助。”
8月間，當川滇軍隊正大踏步西進之際，英國政府再次透過朱爾典，在北京向民國政府發出“抗議”照會，狂妄提出“中國政府不得干涉西藏之內政”等無理要求，甚至還進一步的要挾：如果中國軍隊不停止西進，英國就“不承認中華民國，並以實力助藏獨立。”
面對咄咄逼人的威脅，本身就是靠著帝國主義勢力（特別是英國勢力）才篡奪辛亥革命果實的袁世凱被嚇破了膽，終於在8月30日致電尹昌衡：“切不可冒昧輕進，致釀交涉，搖動大局。”
9月下旬，又電令尹昌衡，要求“先行肅清川邊，萬勿越境深入，致啟外釁。”同時也命令滇軍暫緩行動。
2.錯失良機，功虧一簣
在袁世凱連續10餘道電報的急令催逼下，已作好大軍進藏準備的尹昌衡迴天無力，他“悲憤交集”，只得下令停止西進，設鎮撫於打箭爐，分置民政、財政、教育、實業四司，退而整飭和扼守川邊（並分兵收復鄉鎮）。喪失了徹底平息西藏叛亂的良機，最終功虧一簣。
這跟700多年前岳飛被宋高宗透過“十二道金牌”，從捷報頻傳的抗金前線催逼班師的情形何其相似！
無奈的十二道金牌
川滇軍隊停止西進後，西藏反動集團得以在英國的庇護下重整羽翼，於1917年再度席捲昌都、察雅、德路、鄧柯、白玉、石渠等縣以及金沙江以西大片土地。
3.英國企圖，鬧劇收場
所幸的是，由於以尹昌衡、蔡鍔為首的川滇將領和包括西藏僧俗在內的全國愛國人民的堅決反對，袁世凱政府未敢在出賣中國領土和主權的所謂中、英、藏《西姆拉條約》(1914年）上簽字。
1919年8月，民國政府終止了同英國和西藏地方政府有關西藏問題的一切交涉。10月，民國中央政府自辛亥革命以來第一次衝破英帝國主義的阻撓，派出以朱繡為首的代表團進入拉薩。
在全國人民愛國熱情的感召下，十三世達賴向中央代表團表達了“親英非出本心……餘誓傾心內向，同謀五族幸福”的宣告。至此，英帝國主義的企圖宣告破產，他們一手導演的“西藏獨立”的鬧劇收場，避免了西藏步外蒙後塵。
4.進京述職，慘遭囚禁
1913年7月，袁世凱以自己的親信胡景伊替代尹昌衡任四川都督。爾後以商議軍務為名，要求尹昌衡進京述職，以“莫須有”的罪名，判處了9年徒刑。
1916年6月，袁世凱去世後，大總統黎元洪宣佈特赦，尹昌衡得以出獄。
此後，尹昌衡一心隱居，脫離軍界致力於文學研究。1949年四川解放後，他被任命為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1953年，尹昌衡在重慶病逝，享年69歲。
尹昌衡紀念館
作為西征平叛統帥的尹昌衡，雖然同那個時代的資產階級活動家一樣，有著難以克服的階級侷限，但他在事關中華民族危亡大局的緊急關頭挺身而出，代表著辛亥革命後在日益覺醒中的中國人民，給了英帝國主義、西藏民族分裂主義，以及以袁世凱為首的投降賣國勢力以狠狠打擊，為保衛祖國統一作出了卓越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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