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7日，中共中央在江西瑞金沙洲壩的駐地來了一個乞丐模樣的老頭，聲稱要找周副主席。經過身份核實後，紅軍幹部把他送到周恩來辦公點。

“乞丐”送來一份重要情報，周看完後臉色頓時變得凝重。他立即召集中央“三人團”開會，最終決定紅軍8.6萬主力部隊開始進行戰略轉移，這就是歷史上舉世矚目的長征。

送來情報的“乞丐”名叫項與年，他從德安出發，步行穿過敵人重重關卡。為避免暴露，他化妝成乞丐，風餐露宿，蓬頭垢面，甚至還用石頭敲掉了四顆門牙，最終完成情報傳送任務。

項與年交來的情報就是國民黨軍隊的“鐵桶圍剿”計劃的詳細內容：敵人調集了150餘萬部隊，企圖以瑞金為中心點逐步形成包圍圈，並以少量兵力牽制、迷惑紅軍主力，為合圍部隊爭取時間。

如果敵人成功合圍，後果不堪設想。關鍵時刻，同情中共的國民黨江西德安督察專員公署專員莫雄得到了這份情報，並交給了在他身邊工作的紅色特工項與年等人。最終紅軍主力從敵人的缺口跳出了包圍圈。

關於紅色特工項與年的傳奇經歷，平臺上已經有大量文章進行描述。其實位元工生涯更有傳奇色彩的是項與年與家人的經歷，今天這篇文章重點講述的是項與年與家人的故事。

項與年

項與年的傳奇經歷

項與年原名項廷椿，1896年出生在福建連城縣一個農民家庭，家中6兄弟。舊社會，農村窮人娶媳婦困難，父母很早就為項與年抱養了一個童養媳，叫王村玉。

當時項家人口多，日子過得非常艱難。恰好堂叔家開藥店，家境較好，又暫無子嗣。項與年和王村玉便被過繼到堂叔家，一開始他備受寵愛，被送去私塾唸書。

只是好景不長，兩年後嬸母生下一個男孩後，對項與年的態度便發生了180°大轉彎。項與年中斷了求學之路，開始在家裡幹活。他與王村玉正式結婚，並於1918年生下兒子項德崇（以後改名項南）。

由於嬸母不斷排擠，項與年反抗意識也越來越強，他跟妻子說想去外面闖世界。此後項與年當過學徒、做過生意，還受到革命思想影響加入了國民黨，參加過粵軍。

然而在1921年到1924年這段時間，許多軍閥部隊打著擁護孫中山的旗號相互征伐，甚至叛變革命，三民主義始終無法得到貫徹。各種爾虞我詐，不公平的場面，讓項與年大為失望。

後來項與年認識了共產黨人宣中華，並在他的影響下於1925年入黨，開始了新的革命鬥爭。

北伐前夕，受組織委派項與年來不及與家人告別，便遠赴印尼三馬林達，組織華僑開展工人運動。由於荷蘭殖民者的野蠻幹涉，項與年等人被捕，後來被驅逐出境。

項與年回國後經過長時間的尋找才與組織接上關係，調入中央特科工作。1929年中，紅軍三打龍巖城，項與年曾前往閩西開展秘密聯絡工作，順便回了趟家看望父母。

那天晚上妻子問他：“這麼多年，你一直漂泊在外頭沒有一點訊息，到底在做什麼生意？”

項與年回答說：“比生意更重要的事？”

王村玉追根究底地問：“到底什麼事？”

項與年說：“就是讓農民都有田，讓工人都有工作，讓窮苦百姓都過上好日子。”

王村玉有些吃驚地說：“那不是紅軍乾的事？”

項與年用手捂住她的嘴：“千萬不要對任何人說，會掉腦袋的！”

不久後，為了便於掩護身份，組織上安排交通員把項與年的家人接到上海。當時年僅12歲的項南和剛滿週歲的妹妹跟著媽媽，在地下交通員的安排下穿過敵人層層封鎖，從閩西的深山老林，奔赴上海。

王村玉隱約知道項與年的工作，並給予了極大的支援和理解。到了上海後，她也從不過問丈夫的事情，還教育小孩不要隨便問。

那是家人難得的團聚時光，儘管項與年仍然早出夜歸，有時甚至數天才回一趟家。但經常能夠見到父親，使項南感到無比的快樂。

1931年4月，中央特科領導人顧順章被捕後叛變，中央駐上海機關緊急轉移。項與年仍奉命留守上海，負責中央蘇區與上海的聯絡工作。

項南學生時期照片

那時候項與年的家成了秘密聯絡點。在項南記憶裡，經常有很多“表叔”來家裡吃飯，大人談話的時候，總讓他去門外看著。而且項南還發現一件奇怪的事情，來家裡的人都叫父親“老梁”，他並不知道為了便於工作父親已經改名“梁明德”。

有一次，項南偶然問了一句：“他們怎麼叫你老梁？”父親立刻瞪了他一眼，母親連忙說：“這裡不是老家，你只管吃飯讀書，別的不要問。”項南便不敢再問任何關於父親的事情。

隨著項南一天天長大，項與年意識到把兒子留在身邊不僅危險而且不便於開展工作，於是便把他送到南京讀書。

1934年初春的一天，項與年告訴妻子，自己做生意要出門一段時間。妻子明白他的意思，默默地為他收拾好行李。讓她沒有有想到的是，這一別再見竟然是20餘年後。

項與年這一次離開便是到莫雄身邊工作，在把敵人“鐵桶圍剿”計劃的情報送到中央後，他又奉命帶著兩個爆破隊員去炸德安鐵路橋和南昌飛機場。途中一名爆破隊員叛變，導致項與年身份暴露。

他利用自己曾加入過國民黨的經歷機智應對，獲取敵人信任，在敵人放鬆警惕後得以逃脫。以後項與年在香港、西安、延安等地學習、工作，一直沒有機會回家。

特工家庭的悲歡離合

項與年離開上海後，王村玉為了照顧家庭在上海做小工。後來組織安排她去看守電臺，每月發給一點生活費，勉強解決了生活問題。

在敵人佈置“鐵桶圍剿”計劃的同時，還組織大批特務對隱藏在上海的各處地下組織進行搜捕。上海黨組織受到很大的破壞，項與年家中的秘密聯絡點也暴露。

敵人很快就將王村玉和她年僅7歲的女兒逮捕，並在家中搜出了電臺，項南因為在南京讀書躲過一劫。他週末回家時才發現家中空無一人，母親和妹妹都不見蹤影，父親又早已失去聯絡。

只有16歲的項南始終也想不明白母親和妹妹為何會突然消失？她們到底去哪裡了？項南在上海街頭流浪了很長時間，恐懼和無助籠罩在他的心頭。最終堅強的項南決定回學校，一邊打工一邊讀書，開始了獨立生活。

王村玉被關到提籃橋監獄，特務對她進行了多次審訊。王村玉沒有文化，也不隨便問東西問西，對組織的事情知之甚少。不管敵人使用什麼手段，她都堅稱自己是個農村婦女，什麼都不知道。

過慣了苦日子的王村玉並不難適應監獄中的惡劣環境，但她7歲的女兒，年幼體弱，在監獄中患上了骨椎結核症，背部逐漸開始潰爛。

項南和母親、妹妹

半年後，敵人發現審問不出任何東西，被關押的小女孩病情又越來越嚴重，害怕攤上人命，只能將王村玉釋放。項南得知訊息後急忙趕回上海找母親和妹妹。

母親告訴他：“你父親現在沒有訊息，上海我們也不能再待下去，我準備回老家，你一個人要好好學習，照顧好自己。”項南依依不捨，與母親和妹妹到照相館拍了一張合影後分別，那是三人最後一張合影。

王村玉回鄉後開墾出幾畝荒地，勉強解決了溫飽問題。然而不幸的是，女兒的病情日益嚴重，因得不到治療，不久後便夭折。王村玉深受刺激，這成了她一生之痛。

由於項與年的身份已經暴露，王村玉這個“共產婆”也經常被敵人上門來找茬。為了躲避敵人，她只能化妝成乞丐，四處去流浪，從此一家人都互相失去聯絡。

抗戰爆發後，項南一邊工作，一邊在組織“明天劇詠團”，進行抗日救亡宣傳。他出色的表現引起了地下組織的關注，經福建地下省委宣傳部長王助的引導，項南改名項德崇，於1938年秋光榮入黨。

項南的活動也引起了國民黨特務的的注意，特務不僅將他的劇團解散，還使他丟掉了工作。後來項南在桂林漂泊了一段時間，在皖南事變後，與幾位進步青年一起到到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參加抗日鬥爭。

1943年，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開展整風審幹運動，每個幹部都需要詳細說明自己的家庭情況。但項南卻說不清自己父母的情況，他只知道父親是做生意的，家中常有很多陌生人來往，具體做什麼卻又說不清。

審查人員詢問項南時，他只能用“大概”“可能”這樣模糊的詞彙來回答，加上他入黨前曾改過名字，這樣的經歷自然容易引起懷疑。那段時間，項南非常苦悶，心理壓力很大。

後來有好心的幹部提醒他：“你父親是不是地下黨？”項南拿不定主意，回答說：“大概是吧！”由於地下黨員需要遵守組織保密原則，項南自然不會知道父親具體情況，這才算過了關。

但沒過幾天，單純的項南覺得把不確定的事情報上去是欺騙組織，又急忙找審查人員更改，弄得審查組非常惱火。

幸好一位開明的領導給他解圍：“現在兵荒馬亂，很多人全家失散，說不清家人的情況也很正常，讓他在鬥爭中證明自己吧！”項南這才擺脫困境。

其實遠在陝甘寧邊區的項與年又何嘗不是，他也說不清自己妻子和子女的情況，也改名換姓。只是他曾為中央立下大功，加上有許多戰友為他作證，才沒有遇到太大麻煩。

抗戰勝利後，項與年隨三五九旅挺進東北，此後一直在東北解放區工作。項南則調任蘇北後勤司令部擔任供應部長，負責軍隊後勤工作。

八路軍挺進東北

1952年，中央批准皖南、皖北地區合併為安徽省委，曾希聖出任省委第一書記。隨後，青年團安徽省委也宣告成立，不到34歲的項南出任團省委書記。

項南找項南

解放後，新中國終於迎來久違的和平。流離失所的人紛紛返回家園，四處征戰的革命志士也開始尋找家人。

在東北工作的項與年隱約打聽到自己的兒子在安徽青年團工作，便寫信給昔日的戰友曾希聖，希望他能幫忙查詢。

曾希聖把這一任務交給了項南，他吩咐說：“我有個姓梁的老戰友在東北工作，他聽說自己的兒子在安徽搞團的工作，你幫忙找找有沒有姓梁的幹部。”

由於事務繁忙，曾希聖沒交待幾句便匆忙離去。項南掌握的資訊太少，他查閱了大量花名冊，發現姓梁的幹部有10多個，但又很難與曾希聖的描述對上號。

在一次幹部會上，曾希聖問項南：“我叫你找的人你找到沒有？”

項南面露難色把查詢情況彙報了一遍，表示沒有詳細資訊很難找到。曾希望認為他說得有理，會後兩人單獨進行了交談。

曾希聖說：“老戰友梁明德是福建人，抗戰前曾在上海大世界八仙橋一帶住過，家裡有一兒一女。”

項南一聽感嘆說：“真巧啊，我也是福建人，也在八仙橋一帶住過。”

曾希聖覺得很有意思，隨口便問：“你家住八仙橋哪裡？父親是幹什麼的？”

項南迴答說：“我父親在上海做生意，家住在法租界維爾蒙路德潤裡24號。”

曾希聖聽到這個地址不由得吃了一驚，這是當年上海地下組織的秘密聯絡點。他急忙問項南：“你們家怎麼會住到那裡去？”

曾希聖

項南也說不清楚，因為當時他年紀太小，只是跟隨母親前往上海。但曾希聖隱約感覺到項南是地下黨員的後代，兩人的談話越來越深入。

曾希聖問：“你父親是不是有很多朋友，家裡都有些什麼人來往？”

當年陌生的環境沒有給項南留下太多記憶，他只記得有一段時間一個留著長鬍子的叔叔住在家裡，還帶他逛過大世界，照了哈哈鏡。

曾希聖一想，自己當年不就是住在梁明德家中，還帶他兒子去逛過大世界嗎？難道眼前這位項德崇就是老戰友梁明德尋找的兒子？

曾希聖試探著說：“你仔細瞧瞧，我像誰”

項南端詳了半天，不禁叫出聲來：“鬍子叔叔？”

曾希聖激動得站了起來大笑著說：“找到了，找到了，你就是老梁的兒子。”

這時項南還沒緩過來，曾希聖讓他說出以前用過的名字，又馬上聯絡詢問梁明德曾用過的名字。終於弄清，梁明德就是項與年，項崇德就是項南。

從1934年分別，到1949年底得知父親訊息，父子兩人已經失散15年。這15年，項南沒有一天不在思念父親，沒有一天不在想著找到父親。但由於工作關係，直到1953年，項南到北京開會，才約父親在頤和園見了一面。

在這之前項南也在苦苦尋找母親，他曾多次託人到老家打聽情況，始終沒有音訊。

後來，華東局組織一個革命老區慰問團赴閩西等地慰問曾經支援革命的老區人民。一直在閩西大山裡流浪的王村玉得知訊息後，前去打聽丈夫和兒子的下落。但父子兩人都改了名字，自然沒有結果。

慰問團把尋親者的詳細資訊一一登記，編製成冊，回到上海後發到各機關，請他們幫助提供線索。項南無意間在名冊上看到母親的名字，才派人前去查詢，終於把貧病交加的母親從閩西大山中接出來。

1978年10月2日，項與年在龍巖病逝。當時項南帶著中國農機代表團出國考察，正準備登機時。突然接到父親病逝的訊息，項南無比悲痛。但他仍以工作為重，吩咐自己妻子回去料理家事，自己強忍悲痛仍帶團出國考察。

由於項與年長期在東北工作，為當地作出了巨大貢獻。1978年11月7日，遼寧省委為項與年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等人都參加了追悼會，現場掛著“梁明德同志追悼會”的橫幅。

已經擔任第一機械工業部副部長的項南與妻子趕赴遼寧，參加父親的追悼會。為了不給地方增添麻煩，他們事先並未告知遼寧省委。

項南夫婦長期在中央工作，地方上的同志大多認識他們。當項南夫婦出現在追悼會現場時，很多幹部都感到驚奇。他們並不知道梁明德就是項與年，也不知道項南與項與年的父子關係。

就連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也悄悄把項南拉到一邊問：“你們是怎麼認識梁老的？”項南說出事情的原委，大家才恍然大悟，無不敬佩項家父子低調的作風。

晚年項南

小結：

項南曾在解放後對一位戰友說：“我們在戰爭年代隨時準備掉腦袋，做夢也沒有想到，革命勝利後會擔任今天這樣的職務。”對於大多數革命者來說，光明並非觸手可及，支撐他們走下去的只有堅定的革命的信念。

尤其是隱蔽戰線上的英雄們，他們的事蹟往往無法在檔案中完整記錄，很少為外人所知。但他們甘當無名英雄，默默付出，不計個人得失，不懼流血犧牲，甚至還要遭受自己同志的指責和懷疑。

不僅如此，紅色特工身後的家人，也隨時處於危險之中，往往要承受家庭破碎的苦果。他們為革命的付出和犧牲，更不會被檔案所記錄。這種棄小家、顧大家的高尚革命情操，讓人由衷地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