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下半年，自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白色恐怖籠罩著從上海到南昌、從武漢到長沙的廣大城鄉，駐守湖南、江西的國民黨部隊到處抓捕“赤黨分子”，惡霸地主武裝也把守了各處交通要道、盤查來往行人。

9月8日傍晚，位於江西銅鼓縣境內的張家坊來了四個客人，四人穿得都很樸素，布衣布鞋、滿面風霜，當中卻有個人坐在滑竿轎子上，這是個三十多歲的高個子年青人，他長髮蓋耳、黝黑消瘦、額頭很高，一雙眼睛炯炯有神，警惕地打量著四周，他的青布長袍下露出一雙破舊的黑布鞋，鞋底早已磨穿了，這就是時任中共中央特派員、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書記的毛澤東。

《毛澤東去安源》

他正要與瀏陽農民自衛軍的三位領導人一起前往銅鼓，指揮自衛軍起義——第二天，就是湘贛“秋收起義”全面發動的日子，由葉挺獨立團新兵組成的原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和已開拔到銅鼓境內的瀏陽農民自衛軍、安源煤礦工人糾察隊即將分三路進攻和包圍長沙。

而越往銅鼓縣方向走，哨卡越多，他們不得不在傍晚投宿到張家坊的一家客棧，打算天一亮穿過小路，前往自衛軍總部。

可天還沒亮，一夥當地清鄉團的團丁就手持梭鏢走進了客棧，把毛澤東他們的房門擂得震天響，雖然毛澤東從口袋裡拿出了證明，聲稱自己是安源煤礦搞採購的“張先生”，是來萬載和銅鼓採購茶油的，可團丁們稟著汪精衛“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人”的指示，堅持要把毛澤東等四人押送到銅鼓團防局。

起義時間眼看就要到了，而總指揮毛澤東卻在這一天經歷了他人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經歷，緊急時刻，毛澤東機智地盤算出了脫身之策……

1、跑穿鞋底，發動工農革命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大量中共黨員遭到屠殺，在上海、南京、長沙等地的黨組織被嚴重破壞。

1927年8月7日漢口會議上，中共中央確定了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的總方針，決定在群眾基礎較好的湖南、湖北、廣東、江西四省先發動農民起義。

朱德在南昌起義中使用過的德國毛瑟短管M96手槍

當時，毛澤東帶著楊開慧和剛剛出生的三子毛岸龍在武昌都府堤已經住了大半年，會議一結束，他與楊開慧就打點好行李，抱著只有三個多月的毛岸龍趕回了長沙，把毛岸英、毛岸青接來，帶著保姆陳玉英，全家住入長沙北門的沈家大屋旁的八角門樓，此後的半個多月，毛澤東再也沒在白天出過門，而是經常舉辦秘密會議，緊急在湖南佈署起義安排。

8月18日，在八角門樓，毛澤東召開了改組後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會議，會上，毛澤東指出，要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必須進行秋收起義，但起義不能只依靠農民的力量，必須有軍事的幫助，要有一兩個團的兵力做骨幹，否則難免失敗，今後要吸取教訓、不能再忽略軍事，而且要公開打出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來號召和發動起義，建立無產階級政權。

最終，會議決定把秋收起義的時間定在9月9日，第一步襲取湘東各縣，第二步攻佔長沙。

事關重大，8月19日一早，毛澤親自護送楊開慧、三個孩子回到位於板倉的岳母家，楊開慧本想跟著丈夫一同前往江西萍鄉，可由於毛岸龍還在哺乳期，離不開母親，她只能依依不捨地告別了丈夫，臨行時讓毛澤東捎上一雙她親手做的新布鞋，一直送出了很遠，而這一送，卻是永別。

9月1日至4日，毛澤東在安源煤礦主持了四天軍事會議，對湘贛邊界的兵力部署和起義日程做出了安排，安源、萍鄉、瀏陽、醴陵各地的軍事負責人都參加了會議，散會後，瀏陽縣委書記、瀏陽農民負責人邀請毛澤東前往銅鼓指揮瀏陽農軍起義。

此時，由於奔波多日，毛澤東腳上的新布鞋都磨爛了，滿腳都是大水泡、到處滲血，根本無法行走，但為了保障勝利，他還是慨然答應了去銅鼓的邀請。

9月7日，毛澤東在安源牛角坡周鏡泉家裡主持召開了安源黨支部全體黨員會議，他先介紹了全國工人運動取得的勝利，接著，朱少連等人彙報了安源的情況，此時的路、礦兩局幾個月不發薪水，工人的生活難以維持，發動安源大罷工的條件已經成熟，毛澤東點頭認可，連說：“哀兵必勝！”

散會之後，毛澤東與潘心源還有農軍的指揮員周克明、劉建中立刻出發了。

他們一同繞過重兵把守的萍鄉，準備從瀏陽、萬載、銅鼓交界的山區前往銅鼓，為了順利透過路上的關卡，毛澤東還讓安源煤礦上開具了一張稱他是“採購員張先生”的證明，打扮成了一個普通賬房先生的模樣。

1927年瀏陽農軍（後改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三團）總部駐紮的銅鼓縣城蕭家祠

而9月9日的早晨，也就是毛澤東早已定下在湘贛邊界發動秋收起義的日子，毛澤東、潘心源一行四人卻在離瀏陽農軍總部還有幾十裡的地方被團丁包圍了。

毛澤東鎮定從容地掏出證明，解釋說：“我是安源來的採購員，是到萬載去買夏布，到銅鼓去買茶油的。”

團丁們接過他的證明，又打量了打量他的寒酸穿著，沒發現什麼破綻，可帶隊的小頭目放心不下，覺得這四個人說一口湖南話、個個氣宇不凡，非常可疑，堅持要押著毛澤東他們去銅鼓團防局交給團總親自審訊。

毛澤東一看押送的只有五個團丁，而己方有四個人，有心在路上脫身，就使了個眼色，於是，潘心源三人心領神會，沒有和團丁們在客棧裡打鬥吵鬧，而是聽話地被團丁們押出了店門，走上了去銅鼓團防局的路。

這是毛澤東從事革命以來第一次被捕，也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因此他印象特別深刻，近十年後，還大笑著向斯諾描述了他被捕後脫身的細節。

2、危急時刻，毛澤東三招脫險

按毛澤東給秋收起義定下的日程安排，9月9日打響第一槍後，鐵路工人和農民首先破壞岳陽至黃沙街、長沙至株洲兩段鐵路，切斷長沙守敵的交通運輸，阻斷援兵，然後工農革命軍分別從修水、安源、銅鼓出發，第一團從修水前進，攻打長壽街，爭取第二天佔領平江縣。

而此時天已經亮了，他卻和三個瀏陽農民自衛軍的領導者一起被捕，此刻，他面臨的不僅是個人安危，更是起義能否成功的重大問題。

走出張家坊，毛澤東本來腳就痛，此時索性一瘸一拐地放慢了步子。他在心裡慢慢盤算起來，硬拼，對方手裡有槍、有梭鏢，自己這方難免也會有傷亡，而起義時刻迫在眉睫，容不得領導人有閃失，因此毛澤東決定透過“行賄”來脫身。

毛澤東與斯諾

1936年，毛澤東對前來延安採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說道：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而僕僕往返於安源礦工及農民自衛軍之間時，我被幾個民團捕獲。那時常有大批赤化嫌疑犯被槍斃。他們命令將我解到民團總部，要在那裡殺死我。不過，我曾向一個同志借了幾十塊錢，我想用它賄賂護送兵來放掉我。那些士兵都是僱傭的兵，他們並沒有特殊興趣看我被殺，所以他們同意釋放我。但是那個解送我的副官不肯答應，因此我決定還是逃走……”

原來，出門之後，毛澤東就問潘心源身上有沒有錢。

潘心源是瀏陽伍家渡一個富裕家庭出身的子弟，在長沙讀書時投身革命，回老家後發動全家參加農民運動，還帶人清算過自己身為大地主、瀏陽北盛首富的岳父，因此他確實隨身帶著些銀元，就把懷裡的幾十塊銀元都悄悄掏出來，遞給了毛澤東。

後來成為紅軍高階將領的潘心源

毛澤東伺機開始“行賄”：他因為腳痛，路走得慢，與前面的潘心源等人拉開了距離，一行人拉成了兩節，只剩下一個矮個子團丁持槍押著他。

見旁邊無人，毛澤東從口袋裡掏出幾個銀元遞給矮個子，陪笑說道：“把總，這點錢你拿去喝酒，我上有老下有小，你把我放了吧。”

團丁也是莊戶漢出身，看見毛澤東態度和氣、又拿出了白花花的銀元，心中一動，就和前面的幾個團丁商量說，這四個人並沒有什麼重大嫌疑，不如放了他們，還有銀元拿。

那幾個團丁見錢眼開，全都答應了，可就在這時，在張家坊帶隊的小頭目又帶隊押著人趕了上來，這一次來的是大隊伍，被抓住的“赤黨嫌疑犯”有十個人，小頭目命令團丁們持槍荷彈把這14個人全都送往銅鼓團防局，他說，據縣裡傳來的可靠訊息，瀏陽農軍已經大舉進入銅鼓縣境內，務必把這批“赤黨分子”送到團防局槍決示眾，好殺一儆百。

毛澤東見形勢不利，索性保持了安靜，再也不開口說話。

一直走到離團防局還有兩百米的地方，團丁停了下來，持槍逼這群人坐下來、脫掉腳上的鞋，毛澤東判斷，這是要將他們這批人立刻槍決的打算，因為這一帶有個迷信說法，如果處死犯人前取走他的鞋，將來就可以不被這些冤魂追尋報復。

毛澤東坐下來時，看到那裡是一處山坡，坡下有個岔路口，就使勁碰了碰口袋裡的銀元，發出了脆響，等團丁們紛紛向他看來時，毛澤東抓住一把銀元，往前猛的一甩，自己往左一拐，赤著腳向山上跑去。

團丁們開始愣住了，以為他拿出的是什麼武器，可仔細一看，發現地下滾動著大量銀元，噹噹碰響著，忙一窩蜂擠上前去搶，直到發現毛澤東已經跑到山上去了，才大喊著“站住”，拉開槍栓緊急追趕。

毛澤東見他們人多，機智地跳到路邊拐角處的一處水溝裡，水溝上面長著茂密的茅草、灌木，毛澤東整個身子平躺在溝底裡的爛泥裡，好讓團丁們發現不了他的下落。團丁們納悶地喊道：“站住……明明看見他向這裡跑，怎麼不見了?”

而潘心源等人也藉機掩護毛澤東，他們衝到團丁們面前，擋住去路，大聲喝斥道：“你們到底搞什麼鬼名堂?青天白日竟敢到處抓人！我要去縣裡面去告你們的狀！”

團丁們被他們突如其來的喝斥驚呆了，就在團丁們愣神的剎那，潘心源等人也四散逃跑了，他們故意朝毛澤東逃跑的相反方向跑去，一邊跑一邊喊道：“老闆，等等我！”小頭目帶著團丁分散開來，追趕著逃跑的“赤黨分子”，無暇再搜查不遠處的水溝了。

毛澤東從水溝裡起來，看見自己渾身都是泥水，腳上鞋也沒有，就踩著兩腳泥往山裡走去。

3、打柴人相助，前往銅鼓縣城，秋收起義中寫下氣壯河山的詩詞

雖然好不容易脫險了，但他不清楚銅鼓一帶的道路，也不知道瀏陽農軍駐紮在何處，就順著條小路往前走去。這時候，山下仍然到處傳來團丁們捉人的吶喊聲。

直到傍晚，他走到一處高坡上，往下張望著，看到一個打柴的農人，上前招呼道：“老鄉，到銅鼓去怎麼走呀?”打柴人上下打量著毛澤東，看到他樣子狼狽、衣衫襤褸，頗像一個農民，就回答說：“這一帶叫月形灣，已經是銅鼓境內了，前面翻過山就是排埠，從排埠到縣裡只有20來里路，你住一夜再走吧。”

月形灣的村落

打柴人領著毛澤東邊走路邊聊天，毛澤東見他態度熱情和藹，就試探地詢問道：“你們這裡辦了農民協會嗎？”打柴人說：“辦了，蠻熱鬧哩，農民協會好，只是不該打菩薩。”毛澤東回答說：“不錯，告訴你，我就是農民協會的委員長，我在農民協會是反對打菩薩的，今天下面喊捉人，就是捉我，朋友請救一救我吧！”

打柴人很是驚訝，卻沒有半點推辭，他讓毛澤東在林子裡等他，自己回家拿了一雙舊草鞋送來，然後帶毛澤東回到自己家裡，煮了一頓薯絲飯，還特地多加了些大米，把家裡僅有的菜全做了，盛情款待毛澤東。

毛澤東一邊吃飯一邊感激地說道：“老鄉，這裡我人生地不熟，今天要不是遇上你，我肯定又被捉了。”他想打聽打柴人的名字，可打柴人怎麼也不肯告訴他，只是和氣地笑著說自己是個農民，為農協做點事應該的。

吳家祠

晚飯後，打柴人悄悄把毛澤東領到月形灣的吳家祠堂裡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給他帶路到排埠，指明去縣城的路才分手，由於毛澤東的腳受傷太嚴重，足足走了三個小時才到達銅鼓縣城肖家祠，與早已脫身的潘心源等人匯合了。

月形灣一帶的驚險經歷，讓毛澤東印象深刻。

後來，他對斯諾回憶說：

“士兵們追捕我，有好幾次已經走得很近了，我幾乎覺得一定會再被抓到，可是最後終於沒有被發現。天黑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翻山越嶺，連夜趕路。我沒有鞋，腳傷得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農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給我地方住，又領我到了下一個鄉。我身邊有七塊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吃的。當我最後安全地走到農民赤衛隊那裡的時候，我的口袋裡只剩下兩個銅板了。”

重感情的毛澤東，對幫助過他的打柴人念念不忘，後來進井岡山時，特地派地下交通員到月形灣打聽打柴人的身份姓名，才瞭解到打柴人叫陳帷德，又叫陳久興，與毛澤東分手後不久，參加了湘鄂贛革命根據地的地方工作，加入了銅鼓紙工工會，毛澤東特地寫去親筆信，稱讚陳帷德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解放後，毛澤東還曾多次給陳帷德寫信敘舊。

湘鄂贛省蘇維埃政府舊址——毛灣老屋（位於銅鼓縣）

建國後，在排埠月形灣吳家祠堂門前，當地政府特地掛上了“毛澤東脫險處舊址”的牌子，將毛澤東這次脫險稱為“一腳踏兩省、四圓定乾坤”，後來，這處舊址被評為江西省“十大紅色旅遊勝地”，倘若不是毛澤東用化名、借錢、逃跑三招巧妙脫險，那就不會有他一生波瀾壯闊的事業了。

9月10日，工農革命軍第一團佔領了平江縣，可此時混入起義部隊的邱國軒部突然叛變，在第一團前往金坪攻打長壽街時，邱部突然在第一團背後放起了冷槍、開始突襲，導致第一團腹背受敵，團長鍾文璋失蹤，還損失了200多戰士、200多條槍。

第二團從安源出發，進攻萍鄉未克，就向西攻佔了醴陵，又北上佔領了瀏陽。而毛澤東帶領的第三團9月11日在銅鼓吹響了進軍的號角，向瀏陽進發，當天佔領了白沙鎮，隔日攻佔了東門市。

秋收起義時的軍旗

知識分子出身的毛澤東，從此走上了軍旅之路，起義後，他寫下了自己的第一首軍旅生涯的詩詞《西江月·秋收起義》：

“軍叫工農革命，旗號鐮刀斧頭。

匡廬一帶不停留，要向瀟湘直進。

地主重重壓迫，農民個個同仇。

秋收時節暮雲愁，霹靂一聲暴動。”

1963年，毛澤東回憶秋收起義的往事，曾在與紐西蘭共產黨主席威廉斯的談話中說道：

“白色恐怖一來，工會、農會都被搞掉，我們毫無辦法，只好拿起槍來同國民黨打仗。事前沒有準備，包括我在內，在那時以前也沒想到過自己要去打仗。誰叫我去打仗的呢？是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蔣介石的白色恐怖逼著我們去打仗的。我以前的職業是小學教員，不是軍官，所以根本沒有想到打仗那回事。雖然那時我已做了六七年黨員，做過各種工作：工會工作、農民工作，在國共合作時期也做過國民黨工作，也搞過學生運動，就是沒有準備要打仗。”

是白色恐怖、是蔣介石的屠刀把毛澤東逼上梁山，不得不拿起槍桿與代表權貴勢力的國民黨反動派進行拼死鬥爭，在戰爭中，毫無打仗準備、也非軍校出身的毛澤東學會了統兵打仗之道，星星之火、終於燎原，建立了一個屬於廣大人民的新中國，到1945年來到重慶和談之時，毛澤東已經離開城市18年。

這也是正是毛澤東能在危急關頭化險為夷的原因，他曾對中國農村各階層的政治態度和經濟狀況做過鞭辟入裡的分析，因此，被團丁押送的路上，生死關頭，他很明白這些團丁也只是被一些蠅頭小利或者地方勢力恐嚇而來為地主當差抓人的，想到“我遭到槍決，於他們並沒有特別的好處”，這才會向潘心源借錢，打算“賄賂押送我的人釋放我”，在“行賄”未果後，也能及時逃入山中。

他對農民有著特殊的感情，知道會隨時得到貧苦百姓的幫助和掩護，因此會在月形灣向路遇的打柴人求助，坦然告知自己面臨的險情，最終順利脫難，成功來到銅鼓。

據資料記載，毛澤東一生面臨的幾個極為危險的時刻，都是9月9日，除了1927年9月9日在銅鼓張家坊遇險外，1935年9月9日，險些被張國燾所害。

當時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後決定攻佔阿壩並北上，就在快走出草地的時刻，張國燾後悔了，打算帶著左路軍和右路軍的一部分南下另立中央，黨內面臨著分裂甚至是內鬥，9月8日晚上，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陳昌浩等人召開七人會議，陳昌浩表示，他同意左、右路軍共同北上，但如果張國燾堅決讓他回去，他就南下。會後，七人聯名致電張國燾，希望左路軍補充糧食後接著北進。

9月9日，陳昌浩召集右路軍幹部會議時，臺下的葉劍英突然看到譯電員來門前送電報，他悄悄攔住譯電員，把這封張國燾發來的電報火速送到毛澤東處。

這封電報只有毛澤東一人看到內容，直到1937年3月31日，毛澤東才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張國燾也在場）上說出來，原來，張國燾發給陳昌浩的這封電報竟赫然寫著：“南下,徹底開展黨內鬥爭。”

如果陳昌浩接到這封電報，無疑會讓毛澤東和中央紅軍處於危險之中。

就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9月9日夜裡，毛澤東等人召開緊急會議，認為張國燾依仗優勢兵力、不可能說服他北上，應當機立斷，毛澤東決定“走為上策”，當天夜裡，毛澤東率領紅一軍團、紅三軍團、軍委縱隊一部，組成臨時北上先遣隊，連夜北上，向甘南進軍。

後來憶及此事，毛澤東曾向埃德加·斯諾說道：“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時刻。”

不過，他憑藉自己的智慧和冷靜、決斷，再一次將紅軍從危機中解救了出來。

1976年9月9日凌晨，距秋收起義整整49週年之際，偉人與世長辭，留下一部紅色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