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龍正才 禹振華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1925年8月，湖南省省長趙恆惕電令逮捕回韶山開展農民運動的毛澤東。在黨組織和群眾的幫助下，毛澤東機智地離開故鄉來到長沙，重遊橘子洲，感慨萬千，寫下了這首著名的《沁園春·長沙》。
“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這仰天長問，凝結了毛澤東對中華民族將走向何方的深深思考，抒發了他對中國革命前途的信心、堅定不移的理想信念和自己將投身一場偉大革命的滿腔豪情。
長大後要寫以農民、工匠為主人公的書
五四運動時的毛澤東
生於農村的毛澤東，自幼與農民有較多接觸，對貧苦農民懷有真摯而深厚的感情。他從小受母親優秀品質的薰陶，心地善良，同情弱者。有一次，他替父親到鄰縣湘鄉章公橋做穀米生意的彭厚錫家借100塊銀元急用。可剛好碰上一位骨瘦如柴的老太婆要向彭家借兩塊銀元給兒子買藥救命，遭彭拒絕。毛澤東看到老人蹣跚離去的身影，頓生同情之心。他拿著包好的銀元告別彭家，追上老人，硬塞了3塊銀元在老人懷裡，可他自己卻因此捱了父親的一頓責罵。這樣濟貧助困的故事在韶山還留下不少。
1919年4月，毛澤東從北京經上海回到長沙，與湖南第一師範湘潭學友會會員合影。二排左三為毛澤東。
毛澤東酷愛學習，少年時期就讀了十幾本歷史小說。1936年他告訴斯諾：當他讀了這許多中國古典小說後，發現一個很“特別”的問題，就是這些書的主人公都只有將帥、官吏、公子、小姐，而沒有勞動人民；即使寫了，也不佔主要位置，而且顯得愚昧、粗蠻。他帶著這個問題問了許多人。大家都回答不出，覺得這是一個從來沒有人提出過的怪問題。他對這個問題“納悶了兩年之久”。後來他“分析小說的內容”，發現他們頌揚的文官武將是人民的統治者。他們用不著種田，也不必去做工，有人種出糧食、喂出肥豬來供養他們。種田的農民終年勞累，吃不飽，穿不暖，哪有條件和機會讀書識字？就是識了幾個字的農民，又哪能寫書立說？所以寫書的人一定不是農民。他自己解答了這個問題，並從中得到啟示和力量，立志發奮讀書。他常對人說：我們將來也要寫書，寫農民和工匠的書，把農民和工匠寫成英雄豪傑。
“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應該講求富國強兵之道”
少年毛澤東關心時事，也喜歡讀一些時局政治方面的書。停學在家勞動時，他從表兄處借到《盛世危言》。他說這本書激起他“重新學習的慾望”。他還讀了《論中國有瓜分的危險》，曾向斯諾回憶：“在這個時期，我也開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覺悟，特別是在讀了一本關於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以後，我現在還記得這本小冊子的開頭一句：‘嗚呼，中國其將亡矣！’這本書說到了日本侵略朝鮮、臺灣的經過，談到了越南、緬甸等地的宗主權的喪失。我讀了以後，對國家的前途感到沮喪，開始意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1909年，湖南水旱災害嚴重，糧食奇缺，災民遍野。豪紳地主、投機商人和外國洋行乘機囤積穀米，牟取暴利，致使米價暴漲，絕大多數長沙人無米為炊，終於在1910年爆發了“搶米風潮”，清政府蠻橫鎮壓，對暴動的饑民大搜捕、大屠殺，許多人頭掛在官府門口的旗杆上。從清政府殘酷鎮壓饑民暴動，毛澤東看到世界的不公平。他對斯諾說，這件事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始終忘不掉”，“影響了我的一生”。
1910年秋，毛澤東懷著“學不成名誓不還”的決心，走出韶山，進入湘鄉縣立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在這裡，他較多地接受了維新派思想，第一次知道華盛頓經過8年苦戰取得了美國獨立戰爭的勝利。他借閱蕭三那本《世界英雄豪傑傳》時，在華盛頓、拿破崙、彼得大帝等人的傳記上畫滿了圈圈點點，並寫了許多批語。還書時，他對蕭三說：“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應該講求富國強兵之道，才不至重蹈安南、朝鮮、印度的覆轍。”又說：“中國積弱不振，要使它富強起來，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時間長不要緊。你看，華盛頓不是經過8年的艱苦戰爭之後，終於得到了勝利，建立了美國嗎？我們也要準備長期奮鬥！”他給自己起名“子任”，寓意“以天下為己任”。他決心做確有真才實學的救國“奇傑”，不做“金玉其外，不學無術、專為自己而生活的小人”。後來他在一師讀書時和朋友們約定“三不談”：不談金錢，不談男女之間的問題，不談家庭瑣事，只談“人的天性，人類社會，中國，世界，宇宙”。
“在李大釗的幫助下，我才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青年毛澤東上下求索。他曾擁護孫中山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在新軍中當了半年兵。當孫中山與袁世凱達成南北“統一”協議後，毛澤東很失望，便退出軍隊，在湖南省立圖書館自學了半年，博覽許多西方資產階級啟蒙學者的名著。後來，他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習了5年。他說這個時候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我憧憬‘十九世紀的民主’，烏托邦主義和舊式的自由主義，但是我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是明確無疑的”。
隨著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學說開始受到社會關注。1918年11月，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親耳聆聽了李大釗《庶民的勝利》的演說。15日，李大釗的這篇演說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林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刊登在《新青年》上，使毛澤東開始具體瞭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在北京，他認識了陳獨秀，並在李大釗手下工作。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因領導湖南民眾驅逐軍閥張敬堯的鬥爭，毛澤東再次來到北京。在北京的幾個月裡，他盡力蒐集有關馬克思主義和俄國的書刊，如飢似渴地閱讀著、思索著。尤其是《共產黨宣言》、考茨基的《階級鬥爭》和柯卡普的《社會主義史》更給他留下很深印象。
在第二次北京之行期間，毛澤東與李大釗有了更加密切的聯絡。交談中，李大釗向毛澤東詳細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具體道路，蘇俄國內的現實情況，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發展，伯恩斯坦第二國際的垮臺，列寧組織的第三國際，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前途等等，毛澤東聽後，對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日益濃厚的興趣。
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左四）與進步團體成員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同李大釗的頻繁接觸，對毛澤東“能很好地發展，走到馬克思主義的大路上”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1949年3月下旬，當中共中央機關從西柏坡遷往北平時，毛澤東曾經無限感慨地對工作人員說：“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可惜呀，他已經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裡呢！”
湖南自治運動的失敗，使毛澤東更認清了中國社會的腐敗和黑暗，認清了統治階級與民為敵的本質，認識到政治改良這條道路是絕對行不通的，必須“另闢道路，另造環境”。1921年1月，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舉行新年大會，進行了3天熱烈的討論。彭璜、易禮容、陳子博等人堅決贊同毛澤東關於用俄國十月革命的方法來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意見。經過充分的討論，大多數會員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作出了抉擇：走俄國人的路——用革命的方法來改造中國與世界。
“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
1919年，爆發了五四運動。毛澤東以極大的熱情投入這一反帝愛國鬥爭，成為五四運動在湖南的主要領導者和組織者。為了擴大革命宣傳，推動運動前進，他創辦了《湘江評論》並擔任主編，在《創刊宣言》中深刻指出：“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在《民眾的大聯合》一文中，他指出辛亥革命缺乏民眾大聯合作基礎；孫中山周遊世界，遊說列強，幻想某一強國支援他打敗軍閥，他不知道到勞動人民中去尋找支援力量，不知道革命的偉力存在於人民群眾之中。
從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毛澤東開始看到過去沒有發現的人民大眾顯示出來的巨大力量，開始覺得許多人雖然“辦了些教育，卻無甚效力”，從而明確提出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五四運動以後，毛澤東繼續宣傳、發動和組織群眾，先後與易禮容、彭璜、何叔衡等創辦文化書社，發起成立俄羅斯研究會和湘潭教育促進會，籌建長沙團組織，建立湖南早期共產黨組織，並於1921年7月出席了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後，他回到湖南，先後建立中共湖南支部和中共湘區委，擔任書記，在長沙和安源等地開展工人運動。
1925年初，毛澤東利用回鄉養病的機會，訪親問友，召開各種座談會，瞭解農村的情況，並和夫人楊開慧在韶山辦了20來所農民夜校，教農民識字、珠算，向農民進行馬克思主義的啟蒙教育。
在艱苦深入的思想發動和團結了一批赤貧農民與貧苦知識分子的基礎上，毛澤東開始指導組織秘密農民協會，不久即發展到20多個。五卅慘案後，毛澤東以“打倒列強，洗雪國恥”為口號，在韶山組織許多“雪恥會”，進行反帝愛國鬥爭。6月，親自培養髮展龐叔侃、毛新梅、鍾志申、李耿侯入黨，親手建立了中共韶山特別支部。
這次在韶山半年之久，廣泛、深入、細緻的調查，自然讓毛澤東對農村和農民情況胸有成竹。1925年12月1日，他寫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就在半月刊《革命》第4期上發表。一個月後，《中國農民》第一期又刊發了他寫的《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於革命的態度》。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毛澤東認為“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他詳細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後，認定大地主階級和大買辦階級始終站在帝國主義一邊，是極端的反動派。他論證了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認定只有無產階級具有領導中國革命的資格，明確提出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僱農都“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
在國共兩黨合作掀起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國民大革命之時，共產黨內一部分人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另一部分人，同樣忘記農民，只注意工人運動。他們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卻又不知道從何處尋找力量。毛澤東獨具慧眼，透過對農村的調查與研究，深切體會到了廣大農民的革命要求，為中國革命，為中國工業無產階級找到了最廣大、最忠實的同盟軍。
從農民中尋找力量，從民眾的大聯合中尋找力量，這是毛澤東找到的獲得實行社會改造的力量的途徑，這也成了後來毛澤東獲得革命力量的途徑。
“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由國共兩黨合作發動的持續了3年多的大革命宣告失敗。蔣介石、汪精衛實現“寧漢合作”後，在“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血腥口號下，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實行大逮捕、大屠殺。成千上萬的共產黨員、青年團員、革命群眾倒在反動派的屠刀下。為了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血腥屠殺和反動統治，中國共產黨於8月1日領導發動了南昌起義，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了第一槍，又於8月7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確定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參加了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的八七會議，他以親身經歷，從國共合作時不堅持政治上的獨立性、黨中央不傾聽下級和群眾意見、抑制農民革命、放棄軍事領導權等方面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並對會議確定的總方針提出有獨到見解的看法。他尖銳地提出：“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指蔣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他說：“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會上，毛澤東被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會後，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要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去工作。毛澤東說：我不願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後來，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份，於8月12日秘密回到長沙，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
共產黨拿起武器展開武裝鬥爭是逼出來的，是在國民黨實行白色恐怖下不得不做出的反應。毛澤東也不是主動地選擇要走武裝反抗的道路，只是在國民黨反動派瘋狂屠殺革命人民後才不得不拿起武器。新中國成立後他多次對外國朋友談自己的親身體會。他說：“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麼知道打仗呢？就是由於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五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他又說：“他要打，我就打。這個方法就是從反動派那裡學來的。我們就是從蔣介石那裡學來的。蔣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難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到農村去，發展我們的事業
毛澤東過去做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和統一戰線工作，卻從來沒有做過軍事工作，“甚至連想也沒想過要打仗”，但根據黨的工作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這副全新的擔子。發動秋收起義前，他首先對正在劇烈變動中的湖南社會情況和群眾心理狀況進行認真的調查，趁送家屬回板倉的機會，在楊開慧家裡開了兩天調查會，回長沙後，又徵詢由韶山來省城的5位農民的意見。經過同他們的會商，擬出土地綱領數條。帶著調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在8月18日湖南省委會議上堅決主張：湖南秋收起義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必須有軍事的幫助，有一兩團兵力。
毛澤東擔任前敵委員會書記赴安源召開軍事會議，組織武裝力量前，他同行動委員會書記易禮容徹夜長談，相約互相聯絡，等待時機，裡應外合奪取長沙。在安源作完軍事部署後，他冒著白色恐怖，置個人生死於度外，爬山涉水300多里，親赴江西銅鼓指揮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三團起義，途經瀏陽張家坊時被民團捉住，後機智脫險。
當秋收起義部隊在各地先後受挫後，毛澤東當機立斷，改變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義部隊停止進攻長沙，先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9月19日晚，毛澤東在文家市裡仁學校主持召開前敵委員會會議。他清醒地對客觀形勢作出判斷，認定各地農民起義並沒有形成巨大聲勢，單靠工農革命軍的現有力量不可能攻佔國民黨軍隊堅固設防的長沙，原“會師長沙，奪取省城”的計劃無法實現。在總指揮盧德銘等支援下，前敵委員會斷然放棄進攻長沙，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以儲存革命力量，再發展。
離開文家市時，毛澤東在里仁學校操場上向全師指戰員宣佈改變行動方向的決定。他滿懷信心地說：“這次武裝起義打了幾個敗仗，這算不了什麼！勝敗乃兵家常事。目前敵強我弱，長沙這樣的城市還不是我們待的地方。我們必須改變戰略，到農村去，積聚糧草，發展我們的事業。我們的力量是偉大的，反動派並不可怕，只要我們團結得緊，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我們現在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反動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我們這塊小石頭總有一天會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這個講話，大大鼓舞了剛剛受到嚴重挫折的起義軍計程車氣。
部隊轉兵南下，時有國民黨軍隊和地主武裝圍攻堵擊，尤其是蘆溪遭遇戰，總指揮盧德銘犧牲，損失慘重；連續行軍，長途跋涉，加上瘧疾流行，病員增多，戰鬥力大減。9月29日到達永新縣三灣村時，部隊已不足1000人。毛澤東在這裡進行了著名的三灣改編，將部隊縮編為一個團，內部實行民主制度，連以上建立士兵委員會，改變北伐時把支部建在團部的做法，改為建在連上，班、排設黨小組，連以上設黨代表，營團設黨委，全軍由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把軍隊真正置於黨的領導下。
10月3日，毛澤東在部隊離開三灣出發前，對剛剛進行了改編的部隊作動員。他說：“敵人在我們後面放冷槍，沒有什麼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敵人有兩隻腳，我們也有兩隻腳。賀龍同志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帶了一軍人。我們現在不止兩把菜刀，我們有兩營人，700多條槍，還怕幹不起來嗎？”又說：“現在我們人少了，但是很精幹，大有希望。”艱苦轉戰後，經與地方黨組織及井岡山的袁文才取得聯絡，毛澤東和前委們透過反覆比較，改變原計劃“退往湘南”的打算，最後決定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落腳點和開展游擊戰爭。10月27日，部隊到達茨坪，開始了中國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的建設，開闢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
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毛澤東堅持從實際出發，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在革命處於極端危險的緊要關頭，憑藉他對中國農村和農民問題的深入瞭解，表現出可貴的革命首創精神，適時地改變工農革命軍的進軍方向，把革命的退卻與革命的進攻科學地結合起來，為中國革命探索出一條無產階級革命運動史上沒有走過的正確道路。
中國共產黨人沿著這條道路，把立足點由城市轉入農村，發動和依靠農民群眾，在農村建立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和各項建設事業，發展和壯大革命力量，經過10年土地革命戰爭、8年抗日戰爭和3年多的解放戰爭，終於在1949年實現農村包圍城市、奪取全國政權的目標，推翻了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澤東自己作了回答。
出自：《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