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拜登而言，當今世界上，唯一有實力遏制美國霸權擴張的國家，就只有中國了。所以，在他上任美國總統後，不僅沒有一改特朗普政府時期的反華輿論路線，而且還在之後的外交場合中，國務卿布林肯在阿拉斯加會談期間，向中方代表試探性“施壓”，妄圖讓中國政府在外交上向美國俯首帖耳，本質上也是拜登總統反華政策的體現。
那麼，在中美交往的歷史上，美國一直以來都奉行的是反華政策嗎？美國究竟是在反華，還是在“反共”？關於這兩點矛盾，延伸來說，其實就是美國在掌握了全球經濟霸權與政治霸權的基礎上，本質上就是希望在自身擁有的霸權基礎上，實現“全球霸權的永恆壟斷”，從而確保美國永遠不會衰落，可以繼續吸血全球，繼續“偉大”的核心目標。
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時候，美國就展現出了“敵視中國，封鎖中國”的態度。畢竟，當時的中國與蘇聯關係極為密切，更何況中蘇兩國又同為社會主義國家，對於美國當時國內盛行的“反共”心態來說，無論是考慮到在中蘇合作框架下，中國解放軍較為強大的常規軍事實力（以及蘇聯援華後，中國強大的工業實力），還是考慮到中國是全球人口規模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當時的美國都是絕對不可能對華展現出“善意”的。
而在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後，鑑於美國對朝鮮與中國的軍事侵略壓力，中國人民志願軍便進入了朝鮮半島，開始了抗美援朝作戰。對於當時尚不清楚中國解放軍實戰能力的美國而言，中國的這一舉動無異於“以卵擊石”，直到志願軍與美軍真正實戰接觸後，美國政府才真正意識到了中國陸軍悍不畏死的恐怖實力，從而在軍事、經濟、政治上更加忌憚著中國的發展、崛起。
而在朝鮮戰爭結束，美國又開始進行了越南戰爭後，全球的共產主義運動又開始逐漸高漲。熱烈了起來。在日韓、歐洲、中東、拉丁美洲等地區此起彼伏的工人運動與人民游擊戰爭，讓以美英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感到了極大的畏懼，甚至部分美國精英也認識到了資本主義的侷限性，從而肯定了共產主義思想先進的本質。
而在越南戰爭結束，美國在越南的軍事行動完全失敗，蘇聯卻在強盛階段時，不少曾經堅定支援資本主義的社會名流與政治精英也不得不思考起“美國何時會成為共產主義國家”。而相當有趣的是，當時的中國也因蘇聯的墮落（蘇聯中後期變成了和美國一樣爭奪霸權的帝國主義國家），以及蘇聯對中國的政治干涉，而選擇了與蘇聯分道揚鑣。
而與蘇聯分道揚鑣的後果是什麼呢？中國全境都曾遭遇過蘇聯的核訛詐，中國北方邊境線更是有著極大的軍事壓力，畢竟，以當時的情況來將中國解放軍與蘇軍進行對比的話，光是陸軍一項，解放軍與蘇軍就有著相當大的差距（空軍方面更是差距甚大）。隨著中國在1962試爆第一顆原子彈後，中國才能在核威懾領域和蘇聯相互抗衡（當然，中國在核武器投送能力上的長足發展也是極為重要的）。
隨著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呈現蘇攻美守，中蘇兩國矛盾也愈發激烈的情況下，中美兩國政府就算在諸多政見上不同，但是在“防禦蘇聯攻勢”這一大方向上，至少還是能達成共識的。於是，在中美建交以前，兩國先是在1971年的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實現了“乒乓球外交”後，美國政府又秘密派遣國務卿基辛格訪問中國政府，希望開啟同中國合作的渠道。
而在1972年發生的著名歷史事件，即“尼克松訪華”，就讓當時的全球各國極為重視與關注。而那次中美外交活動，是美國總統第一次主動開啟對華關係正常化的程序，也是20世紀曆史上，美國第一次與世界最有潛力的未來強國主動打交道。這對於日本、韓國、法國、德國等國來說是聞所未聞的，而對於一些親美的小國來說，更是見所未見的。
可以說，這一次中美外交，堪稱是世界歷史的一大轉折點。而對於一向以反華著稱的日本來說，則使其頗為震驚，乃至讓日本政府有些“不安”的感覺。於是，在尼克松於1972年2月訪華後，日本政府就相當迅速地在1972年9月與中國一同發表了“中日聯合宣告”，宣佈了中日建交的同時，也代表著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從這一次美國對華外交來看，中國無疑是頗為受益的。至少兩國在政治的某些領域率先達成了共識，為之後中國進行改革開放有了極為重要的政治鋪墊（美國在承認“一箇中國”原則，對華關係正常化的基礎上，才會逐步解除對中國的經濟封鎖）。然而，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是，就算中美在20世紀70年代曾有過“外交蜜月期”，但就從政治上的根本矛盾而言，中美兩國出現敵對的可能也將是在所難免的。
而這個政治上的根本矛盾，宏觀上來說，就是“資本主義勢力妄圖徹底消滅共產主義思想的矛盾”。微觀上來說，就是中國在改革開放後巨大的政治影響力，讓美國擔憂“共產主義運動再度興盛”，影響到美國在全球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文化霸權，從而不可避免的對中國的崛起抱有忌憚、警戒之心態。
而在蘇聯走向衰落，完全解體的前夕，中美在政治上的矛盾表現得更加明顯了起來。20世紀80年代末，在看到中國於經濟方面迅速成長後，有不少美國反華政客開始鼓吹起了所謂中國崛起對美國金融霸權的威脅，彼時的美國政府，也在與中國關係走向正常化十多年後，考慮起了再次圍堵、制裁中國的可能。
在美國內部意見相對不統一的情況下，時任美國總統喬治·布什（人稱“老布什”）在關鍵時候艱難地維護了中美關係，為日後中美關係雖然矛盾重重，但仍然沒有破裂打下了基礎。1989年1月，老布什剛剛上任美國總統後，訪問外國的第一站，就選擇在了中國。而在1989年6月，老布什又與鄧小平老通電話，闡明瞭美國政府堅決維護兩國的戰略關係的決心後，但又必須顧及到美國民眾的情緒。要進行對中國的制裁。
然而，老布什又相當“矛盾”地說道，這些對中國的制裁不會是永久性的，但在政治上是必須表現出來的。言下之意，其實就是美國政府希望透過在經濟等領域象徵性地制裁中國，從而讓“美國人民‘相信’美國有實力遏制任何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而不是美國真的有實力能遏制任何一個正在崛起的國家）。這反映了美國內部不同派系的矛盾，而從深層次來講，又反映了中美第二個貫徹始終的矛盾。
這個矛盾就是“中國經濟崛起，勢必會挑戰美國控制全球的金融壟斷霸權地位”，而放到2021年的今天來說，就是“美國維護美元霸權與中國推行人民幣國際化的根本矛盾”。就這個矛盾本身而言，如果美國不進行適當的讓步，捨棄掉一些本就不屬於自身特權的話，那麼中美在經濟方面的矛盾，其實是無解的。
要知道，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中國企業勢必也需要隨著人力物力等各類資源的需求，向其他國家進行投資，在最合適自身發展的環境下，獲得更多經貿利益。當然，這一切發展的前提又在中國對外“互利共贏”的框架下。而隨著中國企業對外投資，中國的經濟也向全球化發展的同時，中國政府也必然會順應時代，大力推行諸如“一帶一路”國家戰略計劃，而最終實現的目的，就是將人民幣國際化的同時，帶動全球經濟發展，實現全中國人民的共同富裕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人民的共同富裕。
然而，這和美國已經在全球範圍內建立的“美國霸權”有著極大的影響。我們必須清楚，中美兩國對外政策的最本質的區別，實際上就是中國在平等對待別國，實現合作發展模式的同時，美國仍然在推行新殖民主義那套思想，透過自身的軍事、經濟硬實力來對比自己更弱的國家進行威壓，從而建立“不平等”的合作框架，將小國發展到一定程度後，最終為美國經濟的發展而服務，成為美國在政治、經濟上的附庸。
美國在20世紀對韓國是這樣做的，對日本也是這樣做的，所以日韓現在表面的經濟繁榮下，其命脈仍掌握在美國手中，從根本上導致了日韓不可能選擇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更不可能讓本土處在沒有美軍的控制之下，至於為了長期的經濟發展而選擇親華政策，就更是無從談及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互利共贏”的合作模式，實質上就是變相解放了那些曾經只能聽命於蘇聯或者美國的小國們。在蘇聯解體後，這些小國只能聽從美國的指令，服務於美國及其盟友的經濟發展模式，如果要獨立自主抑或反抗美國，其下場將註定是悲慘的。但隨著中國的崛起，這些小國們又多了一個新的選擇。至少，中國不會逼迫他們聽從中國的指令，也不需要依附於中國經濟，而僅僅是作為合作伙伴，長期的和諧共存下去。
這樣的狀態當然就威脅到了美國的霸權，也讓美國政府不得不採取對中國的遏制。畢竟，當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崛起，能夠帶領全球各國走向共同富裕，而且還不用向美國卑躬屈膝時，那美國的霸權還會有誰去跪舔和歡迎呢？毫無疑問，除了日韓這樣已經多處被美軍“保護”（實質上是控制與監視，準備將日韓本土作為未來的血腥戰場，從而讓戰爭發生在美國本土），以及在經濟上深度依附於美國的可悲國家外，其他正在尋求獨立自主，走向致富道路的國家大機率會選擇中國，作為平起平坐的合作伙伴。
而從經濟上的矛盾轉換到政治上時，我們就能簡單地明白“資本主義勢力妄圖徹底消滅共產主義思想的矛盾”的核心原因在哪了。共產主義思想存在的初衷，其實就是反封建壓迫，反資本剝削，建立一個人人平等的全新世界，而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在不斷促進國內人民實現共同富裕的同時，也在透過對外經濟投資與平等外交的方式，積極推動著世界朝著平等，和平的方向去發展。這樣的行為，與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奉行的剝削、壓迫小國與第三世界人民的行為，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現在的美國才會如此害怕中國的崛起，忌憚著中國不斷壯大的實力，畢竟，中國是現今人類社會上，唯一現存的社會主義強國。中國人民所奉行的道路，本質上就是解放全人類思想，促進全世界走向新時代的偉大道路，這對於現在靠美元霸權吸血全球的美國是極端不利的。所以，在老布什總統時期，美國政府就算想和中國進行經濟合作，但出於維護自身霸權的考慮，也必須假借“美國人民的名義”，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
而繼“尼克松訪華”、“老布什訪華”這兩次中美外交活動後，我們愈發注意到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已經漸漸從“溫和”轉變為了“強硬”，甚至在某些時候，還展現出了邪惡的敵視態度（參考特朗普總統叫囂所謂的“武漢病毒”）。從中美之間不斷髮生的矛盾，以及中美之間又偶爾呈現出的友好態勢來看，中美關係明顯是因為美國在此之中想方設法的遏制中國，才導致了中美關係逐漸僵化的地步。
在此期間，日本從原本中美建交時不安的態度，轉變為了如今極為囂張的積極反華態度（和美國外交政策轉變大為有關）。而曾經侵擾過中國邊境地區的越南與印度，也因為美國對華遏制戰略的愈演愈烈而更加囂張了起來。不過，在2016年中美南海軍事對峙一事中，美國率先怯場且離開，讓原本挑起所謂“南海仲裁案”的菲律賓變得老實起來，而越南也在該事件後對美國愈發不滿（美國無法保證越南在挑釁中國時的“安全”），為此也很少挑起反華外交了。
而到了2021年“中美阿拉斯加對話”事件時，美國對中國的態度變得極為強硬，而中國對美國的態度也是一如既往的“不卑不亢”，本質上也是中美在經濟、政治矛盾的具象化集中表現。在對話過程中，美方人員極其無禮地向中國發言，而中方人員又相當強硬的回擊，讓美國政府沒有預料到，美國人民看到後也極其震撼。
畢竟，在中美阿拉斯加對話前，還沒有哪個國家敢當著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的面，對美國的無禮講話進行強硬回擊。而中國是目前唯一一個這樣的國家。在中國已經實現經濟崛起，軍事現代化的背景下，中國上下都充滿了自信來迎接美國的遏制與挑戰。而這樣的現象，則是美國一直在防備，忌憚，害怕的情況。
當然，這樣的情況無論美國如何行動，就最終結果來說，中國還是不可被遏制地走向了崛起。從歷史上來看，這是中華文明興盛的歷史大勢所趨，而從經濟角度來看，中國實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成功發展，本質是代表了世界最為先進的生產關係。而中國蓬勃發展的實業體系，也是全球最為先進的生產力。
而從政治與文化上來看，共產主義思想與社會主義政治則在各類情況下，體現了最為先進的制度優越性（這一點，我們可以參考新冠疫情中，中國政府的強大實力）。當我們從經濟、政治等角度逐一分析的時候，終究我們可以發現，像美國如今這樣依賴於繁榮的金融業，以美元霸權收割全球的國家，註定是與中國現行的道路背道而馳的，所以，美國現在的反華不僅會強硬起來，甚至在將來，還會以更加惡毒、陰暗的辦法解決問題。
以如上三次中美外交來看，中美之間的矛盾無論如何掩蓋，還是如何激化，隨著中國崛起，美國衰落愈發明顯，中美矛盾也必然會隨著時代的變化貫徹始終，而非“曇花一現”。畢竟，共產主義運動如今在全球範圍內的發展是低潮階段，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勢力在全球範圍內佔據著不少優勢。中國邁向復興，實現世界大發展的時間，很可能還有數百年的過程與幾十代人的努力。無論如何，讓我們拭目以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