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凱航 俞祖成
所謂“南進論”是一種起源於明治中期的外交思想。不同於向朝鮮半島、“滿蒙”以及中國大陸進行武力擴張的“北進論”，南進論強調經由小笠原島、琉球群島、臺灣島而向南洋群島進行移民與貿易。就未來日本的“國家構想”而言，如果說“北進論”是一種典型的“大陸型”國家的話，那麼南進論就可以說是一種“海洋型”國家。它以經營海洋為業，走自由通商與貿易立國的發展路線。
一、從“南洋”到“南進”
根據戰後最具權威的百科事典《廣辭苑》的定義，所謂“南洋”，是指“位於太平洋中，赤道南北兩邊的海洋與島嶼”。然而事實上，在明治日本，“南洋”這個地理概念還包括澳大利亞、紐西蘭、夏威夷等廣義上的環太平洋地區。 “南洋”這一概念在日文資料中自從出現起就被不斷地定義與重塑，是近代日本地理政治學的關鍵概念之一。
志賀重昂和他的《南洋時事》
早在幕府時期，日本人藉助西洋傳教士的地圖就已經對南洋略有所知。然而，真正使得“南洋”這一術語和“東洋”“西洋”一樣，為日本人的知識結構開闢了新的地理空間的人，是明治國粹主義思想家和地理學者志賀重昂（1863—1927）。正如他在《南洋時事》（1878）中呼籲的一樣，“何謂南洋？此乃世間尚未被人關注之地域。然我輩使之公開於諸君眼前，乃喚起諸君之注意。須知南洋乃新事物新語言，自有一般面目。”雖然志賀重昂自詡為“南洋”一詞的創造者，且賦予“南洋”以重大的研究意義，但是“南洋”至始至終並沒有如福澤渝吉（1835—1901）等東洋學者所謂的“西洋事情”一樣具有一種啟蒙性質，也沒有像後來在京都帝國大學中誕生的“東洋學”一樣，建立了與法蘭西皇家學會並駕齊驅的漢學研究巔峰。這或許是因為，在“南洋”研究者中，很多人是出身於浪人或者在野知識分子，缺乏像海外留學生或帝國大學畢業生這樣的專業學者。從南進論取代“南洋論”這一點可以看出，他們對“南洋”的關心與其說是客觀的理論知識，不如說是實踐的殖民政策。正如竹越與三郎（1865—1950）感嘆的一樣，“歐洲人探索馬來之海域數百年，其為大寶庫今昔皆然。……日本國民若可開採此大寶庫，大國民之宏業可全”。對他們而言，“南洋”只是一座殖民者的寶庫而已。
明治日本的南進論有兩條線路。其一是從沖繩、臺灣、華南（福建、廈門）以至“外南洋”，即經由現在的中國南海到達越南、緬甸、泰國等地；其二是從小笠原島與硫磺島、經過“內南洋”，即包括菲律賓、爪哇島以到達澳大利亞和紐西蘭等地。明治期的南進論基本上是沿著第二條路線。這是因為第一條路線沿岸大部分已經是西洋列強的勢力範圍，為避免糾紛，明治日本選擇了一條摩擦與糾紛更少的安全路線。而這一條路線的起點，即小笠原群島。
二、“小笠原群島回收”
小笠原島最開始其實並非日本領有，而是一個無人島。19世紀初期，美國為了獲取照明用的燃料鯨油，在環太平洋地區大肆擴張捕鯨業。這個時候，美國的捕鯨船員，在西北太平洋海域“發現”了所謂的日本列島及其東南方向的小笠原島。1830年代，25名英國人接受檀香山領事館的資助，前往小笠原島開拓，成了小笠原島最初的拓荒者。此後，還有不斷的捕魚者、漂流民甚至是流亡者來到此島避難或者求生。1853年，美國海軍東印度洋艦隊的司令官佩裡（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將軍訪問日本時，企圖把小笠原島的居民收編為美國海軍軍籍，且將其納為殖民地。佩裡認為小笠原島可以幫助美國建設舊金山—上海的郵船航線，補給此線路上販賣茶葉、生絲的貨船，以及從中國大陸運往加利福利亞的苦力運輸船。但是，此舉遭到了英國香港領事館的抗議不得不作罷。
佩裡（1794—1858）戎裝照及其來航路線圖，來源：維基百科，松本健一：《開國・維新:1853-1871》，中央公論社，1998年，p.30.
儘管如此，以上佩裡的行為還是引起了德川幕府的高度警惕。小笠原島不僅對日本近海的漁民具有重要意義，事實上，對許多海洋冒險者來說也是如此。他們不顧千辛萬苦，每年前往小笠原島捕捉信天翁等極具經濟價值的海鳥，這些海鳥純白色的羽毛大量被販賣至歐美市場獲取鉅額利益，其肉與卵則輸入國內作為加工食品。此外，在島上囤積近百年的鳥糞則被作為天然肥料出口。據後來移居小笠原島的服部徹（1863—1908）的推測，僅1888年半年期間，日本人在以小笠原島為中心的近海範圍內捕獲了10萬隻海鳥，其經濟利益可見一斑。
因此，早在1862年，幕臣水野忠德（1810—1868）率領的遣美使節團從加利福尼亞返回日本時，就特地途徑小笠原島，向其釋出主權法令，欲將島上居民編入日本國籍。英美兩國在得到幕府不會改變小笠原島“自由港”現狀的答覆後，默認了這一行為。此後，幕府開始積極地向小笠原島匯入移民與官吏，打算開發小笠原島。然而好景不長，1863年發生的“生麥事件”導致英法帝國佔領了橫濱居留地，幕府不得不撤回了小笠原島上的居民。
明治維新（1868）以後，明治政府再次派出以小花作助（1829—1901）為首的政府官員與移民團登陸小笠原島，對其進行管理與統治。然而，無人島的經濟開發困難重重。之後，小笠原島的官員聽從了曾遊學美國的中濱萬次郎（1827—1898）的建議，採購美國捕鯨船，且利用島內漁民（特別是歐美歸化人）的後代組織捕魚團隊，獲得了巨大成功。此後，日本在小笠原島上的統治才日趨穩定。1880年起，東京都警察府設定了小笠原“出張所”，含有警察、行政、檢查、裁判、司法等權力。小笠原島自此開始，被正式納入日本國的主權範圍內。
縱觀日本對小笠原島的擴張過程，可以發現以下的基本特徵。第一，海洋中的島嶼基本上是無人島或者是所謂的“無主領地”。第二，在這些島嶼上，生活著各式各樣的“漂流民”，其中，以日本人為主。第三，這些島嶼擁有豐富的漁業和海鳥資源，具備較高的經濟價值，吸引了大量的“探險者”前往。第四，日本派出官員與移民團體登陸島嶼營生，而不是派出軍事力量進行武力殖民。第五，等日本人移民團體達到一定規模後，日本再宣佈主權，且向西洋列強提供“自由港”的保障，獲得西洋列強的預設。事實上，從明治日本以後對南洋開發的過程來看，小笠原島既是起點，又提供了往南洋擴張的一般模式。然而，近代日本此後對南洋的擴張並非如“小笠原島回收”一樣簡單。
三、“南洋，多事之秋”
1886年2月，志賀重昂乘坐海軍練習艦“筑波”，歷時10個月，巡航密克羅尼西亞群島、薩摩亞、南洋諸島、澳大利亞、紐西蘭、夏威夷等地。雖然志賀寫道，此行之目的在於“周遊各地方，仔細考察山河之向背、氣候之寒熱、人種之疏密、物產之虛盛兼及學術之稽查”，但他對學術的熱情很快被對南洋政治形勢的憂慮所取代。他看到的南洋現狀是“歐美各國政府相互競爭，派遣軍艦，商量瓜分島嶼之事”，“黃、黑、銅色、馬來等諸人種如今已經無計可施，此世界已經歸白色人種所專有”。
19世紀末的英國版圖
然而，目睹南洋被列強所瓜分的現狀，與其說志賀表達了對南洋弱小民族/國家的同情，不如說是對“帝國主義”的嚮往：“嗚呼！此乃南洋多事之秋矣！其緊急之況時不我待！無可名狀！英國軍艦燃煙升起，國旗隨海風飄揚，進入宇內各處之海港。其所在之英國居民盛裝豔服，騎馬驅車，熱烈歡迎之。吾人見此之狀，羨慕之情無可言表”。
從早期明治政府否決西鄉隆盛（1828—1877）的“徵韓論”，以及在“內地雜居論”中害怕白色人種進入日本的相關討論來看，明治前半期的日本，與其說是與西洋列強一起對外進行帝國主義的擴張，不如說其自身都有被西洋列強徵服，淪為殖民地的危險。此時日本人所見到的世界形勢是，殘酷的自然法則和優勝劣汰的人種競爭論。因此，他們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同人種聯盟”的構想。比如志賀就建議“黃色人種成立相互贊翼之同盟”，而菅沼貞風（1865—1889）則呼籲“連線東洋勢力以抗拒白人之跋扈”。
正如清水元指出的一樣，早期南進論者帶有某種程度的“大亞細亞主義”思想，而“大亞細亞主義者”們對南洋事物也有不同程度的參與，二者其實是相互滲透的。比如在亞細亞主義的名著《大東合邦》（1890）中，樽井藤吉（1850—1922）在提及日韓合邦與日清提攜後也談及“圖南之策”，他呼籲聯合清國開發南洋，“若清國有志，我東國與清國分工謀南洋諸島之拓殖，將文明之雨露均霑其藩民”。
另一方面，在南進論者的譜系中，也有以西洋列強為假想敵的大亞細亞主義因素。菅沼貞風就主張“吾人現在與未來最大敵人乃白色人種”，“助暹羅與英國一戰，以馬六甲為腹地扼守新加坡之海峽，而後助朝鮮與俄國一戰，以滿洲全域為腹地佔領符拉迪沃斯託克、尼古拉耶夫斯克、樺太島、柬埔寨”。這裡與白人作戰的地區不僅有馬六甲這樣的南洋要塞，還有朝鮮、“滿洲”等北方地區。事實上，正如三牧聖子所言，從以上相互矛盾的觀點來看，南進論者所謂的大亞細亞主義既與明治政府的歐美協調主義不同，又與大陸擴張主義不同，可以說只是一種“感情上的大亞細亞主義”。即，南進論者儘管心理上對白人帝國充滿了義憤之情，但他們清醒地認識到了日本自身的脆弱，會暫時拋開道義名分，在歐美帝國主義的秩序內，與歐美列強相互協調，選擇現實主義的外交政策。
不僅僅是與白人帝國，在甲午戰爭以前，中國都被他們視為是強勁的競爭對手。志賀重昂就宣稱，“日本人若想成為東洋貿易的中介商，則不可不拿出巨大的勇氣與決心。與我日本一衣帶水，對商利極為敏感的四億餘國民（中國）相競爭。”而田口卯吉（1855—1905）則更為直截了當地警告，“現今日本商業尚遠遜色於支那”，“支那其人口十倍於我，其海外貿易三倍於我，其土地十一倍於我”，“支那對我國而言，遠比歐洲大陸的英國令人恐懼”，“觀亞細亞東方將來之變故，我日本唯一恐懼乃支那國”。
事實上，在甲午戰爭以前，中國華僑透過“幫”與“會館”等社會組織形成了強有力的商業團體，日本的商業活動受到中國商業網路的掣肘，特別是在日本對亞洲大陸貿易擴張的1880年代，日本人感受到的除了“西歐的衝擊”以外，還有同樣猛烈的“華僑商人的衝擊”，由此產生了巨大的危機感。但是，南進論者卻認為中國人沒有“國家”與“國民”的概念，“支那人強於社會組織，而弱於國家組織。而日本有統一的國民勢力之組織，唯有藉助其力量可與支那人競爭”。從這裡也可以看出，對於近代日本而言，在南洋的競爭除了西洋列強，中國人同樣被視為是強勁的對手。南洋在充滿誘惑的同時，也意味著巨大的挑戰。
四、“南進論”中的全球視野
與“北進論”的地域主義（Regionalism）相反，南進論帶有全球主義（Globalism）的色彩。這一點可以從他們把握日本的特殊地位來確認。對於大亞細亞主義者而言，他們把日本視為以中國、朝鮮半島等亞洲大陸地區為中心的邊緣地帶，真正重要的是大陸，而非“島國”；但是在南進論者的地理觀中，日本不僅不是那樣的“邊緣地帶”，而且是太平洋上的中心國家。比如福本日南（1857—1921）就把日本定位於“太平洋之西。西拒支那之大國，北望西伯利亞之領土，南臨澳洲之群島，東則與美洲南北相對峙。”志賀重昂也認為，“我日本位於太平洋之中，……南面南洋諸島，且近澳洲”，“乃可以大展身手的島嶼之一”。這種地理上的描述，凸顯出以日本為中心的世界圖示，而且這裡重要的不是南洋，而是透過“海”向整個世界擴張的未來圖景。
20世紀初的太平洋電纜鋪設示意圖
南進論者都特意強調日本與亞洲大陸的距離，但又不是福澤渝吉意義上的那種“脫亞論”。福澤渝吉所謂的“脫亞”目標是“入歐”，而南進論只是強調日本是一個海洋國家，文明論的色彩比較薄弱，而外交論的色彩比較濃厚。從《南洋時事》的標題就可以看出，南進論者極為關注世界形勢。“巴拿馬地峽運河之工事告成，歐洲各國、美國大西洋海岸至澳洲之直接貿易航線開通之日可待。若太平洋電線鋪設完工，必然導致南洋經濟全面發展。影響此關係乃我日本。”“我土地乃四面臨海，……加之一大鐵道從東歐向我西面襲來，而一新運河從西歐向我東面靠近，我邦位置如此便利與重要。我四千萬人口處於如此好地位，為何不加以利用，增我富強之本。”
19世紀中期以來，連線地中海與紅海的蘇伊士運河，連線大西洋與太平洋的巴拿馬運河，橫跨歐亞大陸的西伯利亞大鐵路，以及太平洋電線的鋪設相繼完工，世界規模的交通網路正在形成，這些都引起了南進論者的高度關注。利用便利的世界交通網路，積極地參與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是南進論的顯著特徵。但是，這些海洋技術手段的革新，與其說是使日本，不如說是使西洋列強的海洋擴張戰略變得更為便利。正如恆屋盛服感嘆的一樣，“今日足跡所到，舟船所至之處，名義上皆已淪為列強之版圖。以至於我旭日旗張揚之處，除南洋之暗礁與非洲之荒漠以外，已無處可尋。”日本所面對的世界已經被列強瓜分完畢，因此，日本人必須重新思考擴張政策。
在以上不利的局勢面前，殖民協會會長榎本武揚（1836—1908）提議用“通商”取代“殖民”。他談到，“雖以兵力攻入其國，掠奪其地並非為我國殖民之兵略。然而，以和平之手段奪取海外適當之地並不妨礙也。”事實上，在陸羯南（1857—1907）看來，文明世界的競爭並不僅只有“干戈”，還有經濟。所謂的經濟競爭並不僅“在於關稅貿易，還有未開發的殖民地與航海路線的商業權利，以及對於他國諸多港口之勢力的控制”。他認為新興帝國主義國家英、法、德因為獲得航線、殖民地、貿易的權力，所以取代了昔日的霸主如荷蘭、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因此，日本人慾成就殖民之偉業，既要以“干戈維護東洋之和平，又要以經濟確保南洋之商權”。很明顯，在未來的競爭中，經濟競爭取代了殖民地的掠奪。於是，他們就產生了從航海與貿易上“大力開拓新版圖”的思路，並提出了各式各樣的航路構想。
比如稻垣滿次郎（1861—1908）在《東方策》中就談到了所謂的“六大航路”：敦賀—海參崴、日本—澳大利亞、日本—上海—中國南方沿岸、日本—巴拿馬運河、日本—加拿大、日本—舊金山。福本日南也主張以菲律賓諸島為中心，連線臺灣北部—印尼半島沿岸—婆羅洲、蘇門答臘、爪哇—澳大利亞的航海貿易線路；連線清國、朝鮮的北清航線（釜山—仁川—芝罘—牛莊—天津—上海）等。1892年，自由黨向國會提出了把國內航線的補助轉為海外航線的獎勵政策，特別是增加澳大利亞航線的補助。這可以說是回應了一直在野的南進論者的期待。
稻垣滿次郎與《東方策》，取自國立國會図書館與國文學研究資料館
對於南進論者而言，擴大海外通商還有一個好處，即轉移國內日益過剩的人口壓力。杉浦重剛（1855—1924）就主張把“被差別部落”移居海外，並提出了向菲律賓移民9萬人的宏大構想。借海外移民來擺脫經濟困境也成為了南進論者的特色之一。福本日南就赤裸裸地指出，所謂“殖民策略之要義”，“在於擺脫本國剩餘人口之包袱”，“使其寄食於他人之力耳”。由此可以看出，南進論者的主張並非不要殖民地，而是主張以間接統治取代直接統治的殖民模式來達成帝國擴張的目標。故，很多學者指出，明治日本的南進論具有濃厚的英國“自由貿易帝國主義”色彩。
所謂“自由貿易帝國主義”是指一種起源於19世紀中期的英國殖民政策，相對於直接佔領領土的“正式帝國”（Formal Empire），它是依靠自由貿易以達到間接統治的“非正式帝國”（Informal Empire），其原則是“能夠貿易絕不統治”。這樣的政策並非要建設殖民帝國，而是透過確保戰略上、貿易上最低限度的海外據點，再由金融與貿易手段達到世界霸權的地位。
五、甲午戰爭與“南進論”
不論是在日本還是英國，自由貿易帝國主義都是一種低成本的殖民模式。對於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而言，由於其殖民地過於廣闊，對其進行直接統治乃不可能之事；而日本則是出於相反的理由，是由於從武力上無法直接挑戰西洋列強的海洋霸權，故不得不採取“自由貿易”與“移民”這樣柔和的擴張政策。這種政策，隨著甲午戰爭中日本的勝利，以及緊隨而來的三國干涉，以一種更為複雜曲折的形式展開。
具體來說，是“歸還遼東半島”與“割佔臺灣”這樣一得一失的外交現實使得南進論更具可行性。當時元老院的松方正義就主張，“我國當今之策略，在於北守南進，夯實南方經營之基礎，以圖國家百年之大計。”“所謂採取北守南進之策，乃向日本海較遠之支那海域進取，以圖其沿岸各地之計劃耳”。此時，南進論可謂成為了朝野之共識。而當時正在進行獨立運動的菲律賓，事實上為南進論者提供了一個大展身手的舞臺。
佔領臺灣後，日本政府即刻與西班牙政府劃定國境線，菲律賓遂正式成為日本的鄰國。正因為如此，菲律賓在1895年爆發反對西班牙的革命，繼而在1898年爆發的反美獨立運動成為了對日本外交策略的一次嚴峻考驗。服部徹就指出日本必須保障菲律賓的獨立，其原因在於，假若菲律賓淪為西洋殖民地，“其勢力將席捲卡羅林群島，波及馬尼拉群島，以西衝擊我琉球群島，以東威脅我小笠原群島”。從這裡可以看出，如果說朝鮮半島是日本帝國“北進論”的“生命線”的話，那麼此刻的菲律賓就是南進論的“生命線”。至此，南進論再也不像以前一樣僅僅停留於在野浪人的口號中，而是透過日本軍部直接介入了菲律賓革命。1899年7月19日，宮崎滔天（1871—1922）、犬養毅（1855—1932）、平山周（1870—1940）等在日本政府的預設下，以低價收購陸軍的“村田槍”，計劃用“布印丸”帆船運送至菲律賓。但不幸的是，帆船在上海海面沉沒，以至軍事援助菲律賓的計劃落空。
儘管援助菲律賓獨立運動失敗，但是南進論的擴張野心並未停止，毋寧說形成了三牧聖子所謂的“從‘南進’到‘南侵’的轉換”。這一點鮮明地體現在志賀重昂的《探險及移居方針》中。在此文中，他認為，日本的移居目標地分為上下兩等。所謂“上等移居之地”乃“人民尚且弱小之地”；“下等移居之地”乃“人民強盛且富裕之地”。其區分的原因在於，“上等移居之地”通常是“此地的開發之利益大多歸於甲國移居民”，“甲國人為新主人。成立新甲國（假若日本即新日本），理所當然於甲國有利”；而“若往下等之地移居。則開發之功勞與利益皆歸於乙地。其真正實力為乙國人民所掌握”，“此乃助長乙國之實力而徒削弱甲國之力量也”。
1907年,日本移民在夏威夷。資料源自：Library of Congress Geography，USA
因此，他呼籲日本人應該多前往“上等之移居地”。所謂上等之地，志賀重昂寫道是“亞細亞之、。近南洋群島、大島。南洋之、群島也（黑點為原文引用）”。志賀之所以刻意塗黑這些地域的名稱，無非是為了避免過於赤裸地揭露將來日本的新殖民地。不僅如此，他還一改從前主張的農業移民，認為“此舉已經落後於時代了，如今我日本應帶上資金去開拓南美。我為地主，勞力與其用日本人，不如用廉價的巴拉圭人、阿拉伯人或義大利人，此舉利己利彼也”。就中日關係而言，他也放棄了帶有“黃色人種同盟”色彩的大亞細亞主義，轉而主張“以滿蒙大陸為生產地，日本內地為加工地，以支那為市場的三角關係。”這些都毫無疑問地凸顯了他對日本融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嚮往與信心。可以說，甲午戰爭的鼓舞與三國干涉的屈辱，給南進論者提供了一個更為廣闊的擴張路線圖。
六、結語
甲午戰爭的勝利，無疑促進了日本帝國的膨脹思想。然而，就明治日本的前半期而言，不要說“亞細亞門羅主義”這種赤裸裸的對外擴張口號不具備現實意義，就連日本自身都面臨著被西洋列強所殖民的威脅。因此，明治日本的擴張政策既要避免刺激西洋列強，又不得不避開當時在東南亞很有競爭力的華僑華商勢力。於是，在南洋各處散落的“無人島嶼”或“無主領地”（實際上為土著島民所有）開始進入日本人的視野之內。在此過程中，“小笠原島回收”無疑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為它既是南進論的起點，又提供了往南洋擴張的一般模式。即，在“移民”與“貿易”的幌子下大肆擴張，先掌握商業利益，再實現政治控制這樣一種間接的殖民方式。
縱觀明治日本的南進論，其本質上無非是一種變相的帝國擴張政策，故很多學者認為明治南進論與英國式的“自由貿易帝國主義”極為相似。然而，與英國主動採取“自由貿易帝國主義”不同，日本是囿於自身國家力量的不足與所處的國際社會的壓力被迫採取此種政策。故，日本一旦在甲午戰爭中獲得勝利，國內各式各樣的“支那分割案”就將它的領土野心暴露無遺。田口卯吉就力主“不要賠款，而要領土”，且一口氣要求割佔吉林、盛京、直隸三省，遠比當時主流意見的領土要求（遼東半島與臺灣）大得多。由此可見，南進論者並非沒有領土野心，而是在國家軍事力量可以企及的前提之下，才會採取直接佔領的政策。因此，對明治南進論的批判，不應該僅僅以是否使用軍事力量，或是否佔領殖民地為標準，而應該結合日本國內的發展目標以及當時的國際形勢綜合判斷。在明治南進論的歷史敘述中，表面上看上去“和平”的貿易商與移民團體，實際上是侵略的先鋒軍。
（作者李凱航系東華大學外語學院日語系講師、復旦大學歷史系博士後；俞祖成繫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本文原標題為《明治日本“南進論”思想的形成與演變》，首發於《南洋問題研究》2021年第2期。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登，作者對原文做了改寫，註釋從略。）
責任編輯：彭珊珊
校對：徐亦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