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雲國（上海師範大學教授，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邀訪學者）
劉子健（1919-1994）是20世紀馳名國際的宋史學家，他在宋史研究上的慧眼卓識，在宋史領域畢生推進國際交流上，為他贏得了不凡的聲譽。他的代表作《中國轉向內在》《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兩宋史研究彙編》在海峽兩岸頗受推重，另一英文名作《宋代中國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最近也將推出中譯本。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則不能透徹體悟其書；論其人而不知其事，則不能真正理解其人。
一、從燕京大學到東京審判
劉子健，原籍貴州省貴陽市，1919年12月19日生在上海。他在1936年入讀清華大學，次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北平淪陷，也許因其銀行家的父親是燕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洪業的摯友，便轉入燕京大學繼續學業。洪業兼具導師與父執的雙重身份，在學術道路上，對他的薰陶與影響不容低估。1940年，劉子健獲得學士學位，留校擔任助理，兼任中國大學講師。在燕大期間，他與張芝聯、齊思和、週一良、瞿同祖、房兆楹、侯仁之、聶崇歧、鄧嗣禹、王鍾翰、翁獨健等或同出洪業門下，或曾經共事。
洪業
在此期間，劉子健支援抗日學生運動。1941年12月8日，日本向美國宣戰。次日，駐紮北平的日本憲兵隊佔領了燕京大學，以鼓動抗日的罪名，逮捕了在校的劉子健與陸志韋、趙紫宸、洪業、張東蓀、侯仁之、姚克蔭等教師十餘人，投入設在北京大學紅樓的憲兵隊監獄。被捕之前，劉子健冒險將司徒雷登委託他調查日本佔領軍實施奴化教育的一大包材料沉入朗潤園北小池中。抗戰勝利不久，他回憶獄中經歷說：
帶到大辦公室，解除口袋內的一切，解除褲帶以防自殺，解除戒指以防吞金，立刻分批領下黑暗的地下甬道，走進囚房，再經過搜查，從像狗洞似的小門鑽進木籠子。……久禁監中，真易得神經病，更何況兩個饅頭無法吃飽，背脊發冷，兩條線氈，真是“不耐五更寒”。（《“蒙難”之後》，1945年12月第2期《燕大雙週刊》）
日本憲兵隊這次審訊，“著重學校，學生算參考犯，因此先放”。但他不久被日本憲兵隊的再次拘押，受到了嚴刑拷打。直到1962年應邀訪日，日本學者斯波義信與他在溫泉泡澡時，仍能看到“他的脊背上好幾條因鞭打而留下的深長的傷痕”（《劉子健教授：其人與學問》）。儘管如此遭遇，劉子健在追述這段經歷時仍然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既不縮小，也不擴大，他在《“蒙難”之後》裡說：
無論如何，日本憲兵雖然殘暴該殺，在大城市中的，還不致無理誣賴，屈打成招滅口了事。（我第二次被拘，曾被屈打成招，後來證明是屈招，居然能釋放）
二戰以後在與日本學者的人際往來與學術交流中，他始終堅守這種客觀理性的精神與原則，這是難能可貴的。
抗戰勝利後，劉子健回到燕京大學。時值“愛國護權”的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但分裂成對立的兩派學生互相指責。劉子健有感於此，在報上刊發文章表達了他對人事與學問素所主張的民主精神與理性態度。他指出，學生運動“怎樣才能不分裂呢，彼此退讓，彼此容忍，彼此原諒，彼此能依照民主的方式，民主的精神來磋商討論，自然分裂的可能性就比較少了”。他認為：“合理的談話，應當是交換意見，交換材料。經過這樣的談話，不但是知識可以增加，見聞可以推廣，而且還能吸收旁人的觀點和看法，使自己腦筋更活潑，思想更細密。”他認為：“青年時代，應當是以學習為中心的時代。談話，無論談政治與否，都應當抱著學習的態度。特別是首先要學會學術的風度，研討的精神。這樣就能有客觀的態度。” 所以，他提議：“主要是要聽人家說的事實是否可靠，講的理論是否通順，下的結論是否妥當。有沒有應該或者可以學習的地方。有沒有錯誤應當矯正的地方。至於這話是那【哪】方說的，是次要問題。”又說：“政治的錯綜複雜，罄竹難書。彼此談談，彼此都有啟發，都能學習。這就大可滿意。馬上要結論，看來好像熱心，其實是想取巧。”（《寄青年朋友：客觀的態度》， 1946年3月19日天津《大公報》）這種態度也始終貫串在他後來的學術研究中。
與此同時，劉子健在《益世報》上發表了系列性專論，包括《論美蘇外交的對立：和平究竟有沒有保障？》《回顧美國對華政策：對雅爾達秘密協定的一種認識》與《回顧蘇聯對華政策：對雅爾達秘密協定的一種認識》，探討了戰後美蘇對峙下的世界走向，為這一局勢下的中國決策提供了間接的參考。這些專論與他當時的學術方向密切相關。
1946年，向哲濬率領中國代表團前往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亟須一位兼通英語和日語的有力助手，劉子健“除了講流利的英、日語外，還懂法語、俄語”（陳毓賢《洪業傳》，151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獲洪業力薦，出任中國代表團的史料專員。
劉子健大約在當年四月赴東京履職，這從其五月已在國內報刊上開設“寄自東京”的專欄可為佐證。5月下旬至6月中旬，他在《大公報》連載四篇《落日的回顧》（1946年5月28日、6月2日、6月9日、6月12日），分析與評述了日本從1931年3月少壯派軍人武裝政變到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的六年間是如何走上侵華戰爭不歸路的。其後，他在《益世報》上還刊出了《軍國日本的末日》（1946年6月17日）與《日本帝國的醜史：崩潰前的黑暗與腐化》（1946年7月6日），向國內報道了日本軍國主義在戰爭期間的窮兵黷武與黑暗腐化，同時頗具遠見卓識地告誡道：“以他們建立軍國的精神，工業技術、科學知識用在和平方面來，倒真不可以等閒視之。我們千萬不要因勝利而驕傲。”
在“寄自東京”的《奇蹟的生還》（1946年7月9日《益世報》），劉子健向國內最早揭露了中國被俘勞工在日本秋田縣花崗礦山為死裡求生而發起暴動的真相，強烈控訴日本戰敗後仍將參與暴動的十一位中國勞工作為犯人拘押在獄，竟然“比普通日本犯人還要受虐待”，他憤怒地說：“筆者真痛恨自己不會寫作，這不是最寶貴的題材嗎？真的，多少歷史，多少小說，多少文學，都在敵人的殘暴下淹沒了！只有天上的英靈知道他們在人間地獄的苦痛。但他們的殘骸遺骨，還不知在哪裡，更不會說話。” 據柳立言在《劉子健先生的治學與教學》裡說，1946年8月，劉子健與出庭作證的溥儀會晤，溥儀手書“東海妖氛靖，披懷飲千杯”向他致意；他在《關於遠東軍事法庭》（載1946年8月2日《益世報》）裡向國內介紹了東京審判在法庭內外的鬥爭。
東京審判期間中國檢察團合影，後排左二為劉子健，前排左三為向哲濬。
據劉子健自述，他在赴日兩年間“對於過去日本侵略，自日政府舊檔中搜獲罪證甚多”，以史料專員的身份為東京審判做出了貢獻。針對戰後美國支援日本復興的政策，他以自己對中日關係的深度觀察，較早呼籲“注視日本復興”，並在《觀察》上刊文闡述了自己的總體觀點：“日本復興，對中國不利，但未成威脅，應速謀挽救之方”。他以箸劃策，逐一分析了戰後國際大形勢下中國可能採取的對策：
（一）中國自強，對美堅決交涉，目前不大有希望；（二）聯蘇抗美，僅限於偶一運用（如拒絕放棄和會否決權），似也無希望成立。即能如此，似尚需顧慮美國反更袒日，更便宜日本；（三）事既如此，反對亦難濟事。假定能對美妥協，而換得條件，爭回一部分對日的權益來，或尚不失為現實下無辦法中的一個下策。
以劉子健之見，“在已成立的美日關係中，插進中國去，造成美中日三角的均衡”，這是刻下中國政府“至少應當能夠做到的最低限度”。但當時國內民族主義莫名高漲，他的見解竟“大受抨擊”，批為“不符民族利益的論調”。其時劉子健甫抵美國，特地馳函抗辯：“若誤為袒日親美，個人甚不能接受”；並舉證自白道：“我曾兩次為日寇拘捕，鱗傷猶在”，“在美髮表的稿件，我也力勸美國不可過分袒日，而欺侮中國外交一時的軟弱”（據《經濟週報》1948年第6卷第23期載梅碧華《論美國扶日政策對中國的禍害》編者按及附錄劉子健來函）。
劉子健早想回歸學界，遂在1948年春辭職離日，赴美留學。這年，他三十歲，開始了美籍華裔歷史學者的學術生涯。
二、客居美國的學術生涯
赴美以後，劉子健進入匹茲堡大學歷史系攻讀博士學位；同時兼任華盛頓大學協理研究員，暑期在遠東問題上協助作短期研究。
劉子健在離開中國以前，學的是西洋史和外交史，故赴美以後仍以現代中日關係為研究物件。1948年與1949年，他分別以英文撰成《東京審判中的史料》與《1937-1938:德國調停中日戰爭》。1950年，劉子健以題為《1933至1937年姑息政策時期的中日外交》的論文獲得了匹茲堡大學歷史學博士。博士畢業後，他擔任過耶魯大學的協理研究員；1952年任匹茲堡大學歷史系助教授，1954年升任副教授。
五十年代初期，劉子健開設的課程，應該多與現代中國和東亞政治有關。大約此際，他整合匹茲堡大學相關各系的資源，創設了東亞課程，寫有短文《評<歷史上封建主義>一書兼論亞洲社會》（1956年）與《新課——亞洲各文化導論》（1957年）。據1959年9月12日楊聯陞致胡適函說：“上次談的在匹資堡大學設一‘胡適中國文化講座’，蒙您在原則上贊同，子健想必去洽商了。”六天後，楊聯陞再次致函胡適：“子健這幾年不但在學問（尤其是宋史）很努力，在辦事方面也很出色，如楊慶堃（社會學）、周舜莘（經濟學）都給他拉到匹資堡，再加上子健夫婦，居然也是一個小中心了。先生如肯假以名義，幫忙不小。子健進行如有眉目必來報告。”（《論學談詩二十年：胡適楊聯陞往來書札》440頁、442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劉子健在匹茲堡大學洽商設立“胡適中國文化講座”，應該與他設想籌建匹茲堡大學東亞中心有關。1960年，該校東亞中心成立，就在這年，他轉赴斯坦福大學應聘副教授。
楊聯陞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劉子健將研究重心轉向宋史，這一重大抉擇有著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出於史學研究必須排除史家情感干擾的考慮。儘管劉子健的最初學術志趣是現代中日關係研究，且已卓有成果；儘管戰後不久他就理性與公允地區分日本軍國主義與日本人民，但還是唯恐在研究中摻入個人感情。1962年，他曾向日本友人袒露心懷：“自己在日本佔領下的北京度過青年時代，也被憲兵隊逮捕過。時至今日，只要一想起抗日戰爭就激奮得夜不能寐。儘管想搞日中關係研究，怕自己的神經不堪承受，這才決定專治宋代。”（斯波義信《劉子健教授：其人與學問》）他果斷終止原先擅長的現代中日關係史，這一考量與陳寅恪有意迴避晚清史研究如出一轍。
其次，與上世紀五十年代華裔學者頗難平衡旅居美國的學術環境與無法釋懷的家國情懷也息息相關。華裔學者在美國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是中國失敗的那段歷史，難免產生超越學術的心理負擔，誠如有學者所說：“歷史專業者，當然不能不顧歷史的客觀性，一味為自己的國家辯護。然而每一個歷史專業者，在分析自己國家和他國的關係時對自己的國家都會有一份自然的歷史同情心”，華裔學者的這種研究取向與見解，在美國學術環境中很難獲得“同情的回應”（周明之《劉子健先生傳略兼論旅美華裔文史專業者的歷程》）。這也是劉子健為立足美國學術界而放棄現代中日關係研究的因素之一。
再次，受到匹茲堡大學缺少中國研究必備圖書的限制。據劉子健回憶：“最初在的學校，原來沒有中文書，慢慢才籌措一點基本書籍。十年後轉到規模較大的學校（按：指斯坦福大學），有中日文收藏，可是絕大部分屬於近代範圍，個人用書還是很不夠。近年來任教的大學（按：指普林斯頓大學），才具備研究的條件。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都是利用假期長途跋涉，到名列前茅的圖書館去借讀。來往匆迫，彷佛走馬看花。”當年，其師洪業詢問他何以放棄原先專長轉而改治宋史，劉子健回答：“從消極說，學校沒書，自己買不了多少。收入少，教完暑校再跑哥倫比亞和哈佛的大圖書館也看不了多少。”久在哈佛供職的洪業是不容易體會這層難處的。華裔美國學者在與美國同行專業者競爭中，在中國古代史料的閱讀與理解上比起近代史資料來明顯佔有優勢。至於為何改治宋史，而不是其他斷代史，他也從客觀的圖書資料與個人的知識結構諸方面經過諸多權衡。他向洪業推心置腹道：“如論唐史，要懂佛經，要熟唐詩，很難。元史要會蒙古文。明清史的書又極多。只有宋史，勉強還拼得了。洪先生編有《四十七種宋代傳記的索引》。宋史全部書目，大體上也不過十倍，四五百種。業餘苦讀，十年八年，多少會有點眉目。”（《歐陽修的治學與從政·重印自志》）
當然，劉子健改治宋史的根本原因，還是在通史教學中“發現宋代的確是近代中國定型的時期，很值得從各方面去推究分析”（《重印自志》）。在轉攻宋史的五十年代前期，他只能藉助暑期，千里驅車到波士頓，利用哈佛大學的藏書。據1956年8月1日《胡適日記》，在普林斯頓圖書館看書的胡適“在館中陸續見朋友甚多”，包括瞿同祖、周策縱與洪業等；其中也有劉子健，他應該仍是利用暑期特地前往看書的。他當年治學的艱苦狀況與執著精神，今人是很難想象的。
獲得博士後的五六年間，未見劉子健有學術論文發表，這既是其科研沉寂期，也是其學術轉型期。戰後西方日漸重視中國研究，1955年，法國史學家白樂日（Etienne Balazs）倡導發起了國際協作研究宋史的宏大計劃，劉子健作為其《宋代人物傳記》計劃的合作者之一也名列其中；次年，他交出了作為樣稿的《梅堯臣傳》。1957年，費正清主編的《中國的思想與制度》論文集出版，劉子健的《宋初改革家：范仲淹》與華裔學者楊聯陞、瞿同祖、楊慶堃的論文同時入選，說明他的研究已獲得美國中國學領軍人物的首肯，也標誌著他成功完成了學術轉型。1959年，劉子健出版了專著《宋代中國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贏得了美國中國學界的普遍好評，一舉奠定了他在國際宋史學界的地位。斯坦福大學之所以聘任他，與他的聲譽鵲起應有密切的關係。
在斯坦福大學期間，劉子健創立了語言中心（全稱“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研習所”），一度擔任理事會主席。1965年起，改任普林斯頓大學歷史與東亞研究系教授，在大學部主講中國文化史，在研究院講授宋代政治、制度及思想史（直到1988年退休）；期間一度擔任東亞課程指導主任，與他人合編有《宋代中國的變化》（1969年）；他還用英文譯註了《名公書判清明集》（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1999年）。1972年至1973年，他兼任美國國家人文科學基金組織高階研究員。他還出任過美國曆史學會的提名委員、亞洲學會理事、美國學術聯合會中國文化委員會委員、紐約州教育司外國文化研習處顧問委員等學術兼職。
三、家國情思與國際襟懷
劉子健身處旅美華裔學者圈，以其燕京大學的老師洪業為首，還有蕭公權、瞿同祖、楊慶堃、張仲禮、許烺光、楊聯陞、何炳棣、余英時等，還包括他的夫人王惠箴（1956年獲匹茲堡大學博士學位，專治中國社會史）。
劉子健赴美不久，世界風雲陡變，冷戰加劇。他因現實原因而旅居美國，卻始終關心中國、熱愛中國，更關切中國政治的發展。據王曾瑜回憶，劉子健曾對他說起，“青年時代是國恥時代，自己也險些遭難，所以對《滿江紅》等歌曲有一種特別的感情。”五十年代初朝鮮戰爭時，不少在美的中國人都希望中共打敗，而他卻希望中共打勝。他說：“因為這不是中共的戰爭，而是中國人的戰爭。自己是中國人，當然希望中國打勝。”（《哲人日已遠——憶劉子健先生》，載《絲毫編》，河北大學出版社，2009年）終其一生，他始終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
1952年8月15日，恰逢日本戰敗七週年，楊聯陞邀集劉子健等在家中餐敘，在座者回憶“故事甚多”，劉子健在楊府紀念冊上慨然題詩，序裡撫今追昔道：
羅斯福逝世訊息傳來，洪先生於席上有《落花》之作。不久勝利，師友亦各事所業。今日來劍橋，適日皇詔降日之紀念，在楊府盛饌後復作葉戲，喟然憶舊。竟未藏拙，聊博一哂也。
其詩云：
落花時節又相逢，七載滄桑志未窮。
杜老壯遊今古恨，方城有友話詩鐘。（《哈佛遺墨》【修訂本】，商務印書館，2013年）
他以杜甫流亡重逢李龜年為比喻，抒寫了客居異邦的故國之思。在中美關係長期斷絕的態勢下，這種鬱積的情思越來越摯烈。
1965年一天，何炳棣在芝加哥家中招待劉子健、楊聯陞與黃仁宇。飯後，何炳棣唱《霸王別姬》，劉子健唱《四郎探母》，都是慷慨悲歌。楊聯陞說：“我們為中國的母親同聲一哭！”（《哈佛遺墨》【修訂本】345頁）
1967年，劉子健前往日本一年，在京都大學做訪問學者。當時隔海相望的中國大陸運動正酣，據斯波義信《劉子健教授：其人與學問》，劉子健把滿腔憂思寫入《京都志言兩首》。其一雲：
獨遊重到洛京邊，愈欲吟詩淚竟先。
點點青山思故國，悠悠秋水共長天。
何堪舊雨終分袂，偶有新知且並肩。
日月如梭飄泊度，支離忍性樂耕研。
其二雲：
參禪時亦悟天真，寄跡扶桑姑俟春。
少未知書寧談史，生逢亂世幸全身。
江山契闊詩情在，京洛追隨客夢新。
邀月何如先問月，歸鄉有日舉杯頻。
他在詩裡有感於“生逢亂世幸全身”，以“支離忍性樂耕研”自道治學甘苦，也頗得“偶有新知且並肩”之樂。但二十年來，親舊分袂，江山契闊，落得飄泊寄跡，只能在異國客夢中遙隔長天而望斷悠悠秋水，追憶家國而回望點點青山，內心深處殷切期盼故國重回新春，自己也能“歸鄉有日”！
旅美治學期間，劉子健深以“獨學無侶”為憾。為了彌補這一缺憾，從六十年代起，他就不懈致力於國際宋史學界的學術交流，展現出卓越的協調能力與非凡的人格魅力。
1963年，劉子健到訪臺灣地區“中央研究院”，邀請姚從吾、蔣復璁、全漢昇、趙鐵寒、方豪、屈萬里等在南港小聚，發起成立了“宋史座談會”。其後，他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保持著密切的學術交往。
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劉子健屢次訪問錢穆創辦的新亞書院與新亞研究所。1964年，楊聯陞致函錢穆，稱讚劉子健“人極能幹、熱心”（見《蓮生書簡》，商務印書館，2017年）。他還受聘為香港中文大學校外委員，在香港史學界也廣有人脈。
從六十年代起，劉子健多次赴東瀛學術交流，與日本宋史名家宮崎市定、青山定雄、斯波義信、佐伯富、築沙雅章、梅原鬱與柳田節子等廣結學誼。在交往中，斯波義信說他“秉持著儘管憎恨日本軍國主義的暴行、卻對日本與日本人從不表示敵意的嚴正而寬仁的態度”（《劉子健教授：其人與學問》）；他正是以這種理性的姿態充當日本學術的理解者與對話者，也日漸成為國際宋史學術交流的核心人物。
轉入普林斯頓大學後，劉子健發起創辦了國際宋史研究情報志《宋代研究通訊》（Sung Studies NewsLetter）。1970年，在他的努力下，這份雜誌開始定期發行（1978年第14期起更名為《宋遼金史研究報導》）。他還受西德國家學術協會之邀作訪問學者。總之，在戰後國際宋史學界的學術交流中，劉子健不僅是最活躍的著名學者，更是最孚人望的推動者與協調者。
在劉子健的推轂下，1971年，第二次國際宋史會議在西德慕尼黑舉行，也邀請了日本學者，算是美、德、日的三邊學者會議，恰巧全漢昇時在歐洲，作為非正式代表參加。劉子健將自己題為《宋史會》的兩首舊體感懷詩印發給與會學者。其一雲：“讀史從心欲，千年尚此風（自注：適值宮崎翁古稀大慶）。湖山看不盡，鹽酒議無窮（自注：論文題也）。遠至如歸客，遙遊感作東。何時重會友，他地以文逢。”其二雲：“昔年鵝湖事，今人異國逢。誰知遼夏別，竟識宋金同。泛爾得分究（自注：德國會址Feldafing），思且可互通。浮雲天際散，當念屯山中。”他在詩裡以鵝湖之會作比，抒寫了與學問同道在異國共論中國歷史的學誼與友情，凸顯出他的舊學修養與文學才情。會議也確實有過“浮雲”，“在會後編研究集，意見不同。主編的人不願意接受日本前輩的論文，（劉）子健抗議，把自己的論文撤掉，不在那裡發表，因為這違反原來國際合作的大目標。”（宋晞《劉子健先生提倡國際間研究宋史的貢獻》）
劉子健這種宏闊的視野、包容的胸懷與執著的追求，在國際宋史學界堪稱典型而罕有其匹。正如鄧廣銘所說：“子健先生的為學如其為人，為人如其為學，都可用篤厚朴實四字加以概括。因此，他能使得一切受他沾溉的後輩都具有春風化雨的感覺，能使得與他同輩和年歲稍長於他的同道們，也都和青年、中年的同道們一樣，為他的這種篤厚朴實的作風所感染，突破了國家、民族、宗教的界限而與他結成知交。”（《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前言》）
其弟子回憶劉子健對美國中國學領域年輕學者的無私幫助：
作為這個國家（按：指美國）裡關於中國中古時代歷史研究的領軍人物，很多年輕的學者都來尋求他的幫助，請求他幫忙修改論文初稿，而他來者不拒，欣然為之。這正是一種社群互動的服務，但這一切都是義務的，因為相關學術機構不會為此給他任何報酬。作為這一領域中非常著名的公眾人物，劉先生很慷慨地為與他毫不相干的個人和機構擠出自己的私人時間。（戴仁柱《悼念我的恩師劉子健教授》，載《丞相世家》，中華書局，2014年）
為了方便學術交流與合作，為了補償獨學無侶的缺憾，劉子健的大部分論文都有親力親為的中英文不同版本，有的論文則以日文刊行。劉子健“把他的英文的著作，用中文重寫，所以能與中文和日文的宋史界，經由他自己的文字，而不是第三者為他翻譯的文字，保持一種平等而良好的交誼。”（周明之《劉子健先生傳略兼論旅美華裔文史專業者的歷程》）不言而喻，他終生致力的遠大目標，正是突破國家與民族界限的宋史領域的國際性合作。
四、故國異邦與半賓半主
赴美以後，劉子健自號半賓居士，並自書聯語云：“多讀多寫還多忘，半山半閒枉半賓”（據上引柳立言文）。對“半賓”之號的理解，除了表達去國懷鄉的寂寥與感慨外，我更認為：
無論是在美國，還是在中國，他都把自己當作客人。但客人對主人家的觀察，有時反而會比主人來得理性與客觀。當然，作為“半賓”的另一半，也就意味著他對故國仍有半個“主人”的感覺，他身上流淌的，畢竟是炎黃子孫的血。（《變革之門何時關閉》，2009年12月20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
1971年，尼克松訪華，中美關係門隙初開。次年，以物理學家任之恭為團長、林家翹為副團長的美國華裔科學家代表團首訪中國大陸，成員包括楊振寧、王浩等名宿，劉子健“自薦為書記”，成為隨團來訪的“唯一一位人文學者”（何炳棣《讀史閱世六十年》391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9年），終於圓了“歸鄉有日”的宿夢。儘管重返故國，因仍在非常時期，作為科學代表團中唯一的人文學者，劉子健並無可能與學界同行進行正常的學術交流。更令他傷感的是，他確切得知直系親屬在土改中的往事。周恩來總理接見代表團時，以嫻熟的外交辭令向他表示遺憾與歉意。他事後對友人說：“這還能教我說什麼！”但他並未一味糾纏於喪親之痛，“對故土的熱愛，真心誠意地希望促進中國大陸的史學發展，在子健先生的心目中，佔有壓倒一切的地位。”（上引王曾瑜文）
1978年，劉子健再訪北京，經安排才獲准首次與大陸宋史學界代表鄧廣銘會晤。鄧廣銘說，“據我所知，久居國外的歷史學家，第一個回到大陸，把歐美歷史學界的各種流派、各種思潮，向我們作了簡要介紹的，也正是子健先生。”（《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前言》）據劉子健回憶，“那時候，還不能隨便談話，兩人就假裝湖邊散步”，聽他說起臺灣宋史座談會，鄧廣銘“就想同樣去做”（宋晞《劉子健先生倡導國際間研究宋史的貢獻》）。這次交談似乎成為兩年後中國宋史研究會成立的契機。他還與鄧廣銘動議，中美宋元史界聯合召開研討會，返美后他向美國方面極力促成其事，雖然會議討論的歷史時段後來擴充套件為宋元明清。也在這年晤談中，兩人談到北京大學成立唐宋研究中心的設想，他在次年1月致鄧廣銘函裡說：“我願意自告奮勇，做一個‘在外友好’，先向美國、德國、日本各研究中心，做鋪路的任務，使北大的‘唐宋研究中心’立即取得國際的重視、交往和合作，把研究中國史的真正的中心重新在國內樹立起來。”
劉子健真誠看好中國的改革開放，1982年9月熱情致函鄧廣銘說：“祖國史學欣欣向榮，我們在海外的，十分鼓舞！”他把對中國史學的關心從臺港地區拓展到大陸，更積極地推進中美史學交流。在這一過程中，他明確表示：“我總站在中國人的立場。”
為了讓大陸宋史學者儘快接軌國際宋史學界，劉子健著手籌劃在香港大學舉辦國際宋史討論會。1983年6月1日，他在《請香港大學籌辦國際宋史學會》修訂提案裡闡明瞭會議宗旨：
宋代兼有復古與創新，其影響遠及近代。研究與討論宋史不但可以促進了解當時的改變，並且可以貫串古今。但是各國學者分處各地，很少機會談論。因為香港的地點最便利，所以在香港集會，交換研究經驗、最近成果和將來研究的動向和方法，以供青年學人的參考。（錄自前引宋晞文）
有賴於劉子健的發起、聯絡與斡旋，1984年12月，香港大學如期召開國際宋史研討會。大陸鄧廣銘等6人，臺灣宋晞等5人，香港全漢昇等6人，美國劉子健等6人，還有西德、澳洲各1人，出席了這次研討會，大陸學者第一次與臺港及美國的宋史學者聚集一堂。劉子健“除了幕後推輓外，為了祛除海峽兩岸學者因政治隔閡，造成心理負擔，在會前特別到大陸，介紹會議情形”（黃寬重《劉子健先生的為人處世》）。這次會議的順利舉辦，其功莫大焉。
八十年代前半期，劉子健頻頻往來於大陸、臺灣與美國之間，他關切中國政治的發展，對改革開放的中國大陸寄與厚望。這種歡欣之情在1985年春節致鄧廣銘的賀箋中表達得淋漓盡致：
勺園借居，遠客重遊。恍如舊枝新芽，期以古為今用。南門雅集，殊感東道厚誼。香山盛宴，更勞群賢畢至。慶祖國之銳進，老當益壯。幸交流之漸增，久而彌珍。
劉子健推動中外學術交流並不限於宋史領域。1985年秋，他造訪華中師範大學，建議時任校長的章開沅與普林斯頓大學合作中國教會大學史的研究，因為他曾就讀燕京大學與章開沅曾就讀的金陵大學同屬教會學校。這一領域在當時大陸視為禁區，幾乎無人涉足。章開沅經過思量，接受了他的建議，成為大陸教會大學史研究的先行者和開拓者（參見劉莉《一位充滿人格魅力的學者——記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歷史學研究通訊》公眾號2021年5月29日）。
1988年，劉子健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次年就是他的古稀壽辰。為了向以學識與人格同時折服國際宋史學界的著名學者表達由衷的敬意，日本學者發起編輯了《劉子健博士頌壽紀念宋史研究論集》，薈萃了包括日本、中國大陸與臺港以及美國、西歐43位著名學者的論文。這部頌壽論集以日文、中文與英文三種文字印行，堪稱國際宋史界破天荒的盛事。他為弟子儲存的這部論集上手題謝辭與絕句雲（載《丞相世家》283頁）：
四十年來僑居，急流告退；九千里外漢土，學侶音稀。轉承京都益友衣川先生古道熱腸，輯文志念；還蒙歐亞美洲、海峽兩岸惠賜鴻篇，蔚然成集。誠鳴謝以無涯，抑吟感而不禁：
三洲翰墨並，兩岸史文連。
巨冊無先例，寸心感萬千。
在致謝時他重提僑居異邦“學侶音稀”的治史甘苦，祈願學問應該跨越國界互相交流。
自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年起，劉子健再未踏上過中國大陸。他晚年心境抑鬱，但仍關心著大陸的未來。1990年，大陸學者王曾瑜赴美，據其《哲人日已遠》追憶，劉子健時而很願意瞭解些真實情況，時而又表現出厭煩，表示“不願在自己心靈的傷口撒鹽”。兩人告別之際，他感慨道：“你走了，從此沒有人既同我討論宋史，又同我談論國事了！”
除了自號“半賓居士”的陽文印章，劉子健還有一方印章刻著“今盧黑馬”。據其弟子說，“黑”“今”合成的“黔”標明他的故鄉貴州，“馬”“盧”合成的“驢”則自道其擇善固執的秉性。一個宋史，一個國事，正是劉子健客居美國四十年擇善固執的兩件大事。在他那裡，不僅宋史研究卓見紛呈，而且推動國際宋史學界交流厥功至偉；不僅對海峽兩岸的家國大事罣牽縈懷，在其宋史論著裡也寄寓著揮之不去的現實關懷。在這兩件大事上，確如其弟子所說：“先生為人如斯，為學也如斯。”（前引柳立言文）
（附記：鄧小南、聶文華先生惠允引用劉子健致鄧廣銘先生函；林磊與王茂華先生在資料上亦有助力，特此鳴謝）
劉子健著《宋代中國的改革：王安石及其新政》即將由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本文為虞雲國先生所撰導言之節選。
責任編輯：黃曉峰
校對：欒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