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3月，29軍在長城關隘喜峰口取得大勝，讓日本人進攻華北遇到了很大的阻礙。

但是，喜峰口作為明清時期京師北衛的重要屏障，在山海關被日軍攻破後，這裡變成了拱衛華北及平津的最後一道關口，對華北虎視眈眈的日本鬼子強攻遇阻後，便開始想別的招數。

民族危亡之際，當29軍將士在長城一帶浴血奮戰時，蔣介石卻不顧國人之期盼，一意孤行執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試圖和日本人講和。

他先後派出何應欽和黃郛與日軍談判，這讓日寇有了可乘之機，1933年5月何應欽代表國民政府在《塘沽協定》上簽字，自此之後，日本侵略者取得了自由出入華北的“通行證”。

華北危矣！

然而，狼子野心的日本帝國主義並沒有就此罷休，嚐到甜頭的他們不斷尋找藉口，逼迫軟弱的國民政府與他們妥協，最終透過簽訂《何梅協定》將國民黨勢力趕出了華北。

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是如何簽訂的？其中隱藏著哪些不為人知的陰謀？

一、日本人的如意算盤

繼九一八事變侵佔我國東北地區之後，日軍加緊了侵略的步伐，在扶植了偽滿政府後，以保衛其“合法領土”的名義，開始向關內進軍。1933年1月榆關失守，東北軍全部退至關內，開始在長城一帶組織防禦。

（被日軍炮火摧毀的山海關城樓）

起初在29軍的頑強抵抗之下，日軍對長城沿線的侵略行動並不順利，但是此時的蔣介石非但部給在前線奮勇殺敵的29軍以嘉獎和援助，而是出人意料地派出何應欽前去和日本人和談。

由於在此前的戰事中未能獲勝，所以自知沒有什麼談判資本的日本人拒絕與國民政府談判，繼續派兵進犯。

直到在喜峰口遭遇慘敗，日本人才改變了策略，將目光投向了國民黨內部，希望能尋找到內應，然後在內應協助下開啟華北的大門。

其實在很早以前，日本人就往中國境內安插了很多間諜，並在全國各地建立了情報網路，天津就有其特務機構。

這些潛藏在天津的特務開始行動了，他們透過高官厚祿、金銀珠寶、美女香車等各種途徑收買拉攏漢奸賣國賊。很快，一個因北洋政府垮臺而失勢的軍閥頭子張敬堯進入了特務的視線。

（天津日租界內的日軍情報機構）

早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剛剛發生不久，急於利用日本人東山再起的張敬堯就成了名副其實的漢奸。

4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位於北平城內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來了一群商人模樣的人。這幾個匪裡匪氣的商人一進大堂就大聲吵嚷著要預定本飯店最豪華的客房。

飯店夥計不敢怠慢，趕緊給他們安排好了房間，這些人對客房的每個角落都仔細檢查了一番後，便大搖大擺地離開了。

次日清晨，一個胖乎乎、頭戴禮帽、身穿大褂的男人住進了那間豪華客房。與之前那些匪裡匪氣的商人相比，這個人明顯成熟穩重許多，從氣質上來看絕非一般的小商小販，一定是做大買賣的。

在前臺的來客登記簿上，這個“大商人”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常世五”，工作人員聽到左右簇擁著的人都恭敬地稱呼他為常老闆。

（六國飯店）

然而，令大家極為疑惑的是，這位常老闆平時行蹤十分詭秘。在當時六國飯店的豪華客房價格很昂貴，但是這位常老闆的房間卻經常沒有人住，只是隔三差五來一回，而且每次出入都有軍人相伴。

在這位常老闆住進來後不久，又陸續有三個人登記了房間，而且特意吩咐前臺工作人員要住在常老闆對面。這三個人的活動規律與常老闆恰好相反，自從住進來後就很少出飯店大門，甚至有時候一天都不出房間。

5月7日晚上，已經好久沒來住的常老闆突然出現，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只有他一個人前來，既沒有左右簇擁的隨從，也不見那些相伴進出的軍人。

常老闆沒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便徑直上樓進入了自己的房間。他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背身開門進屋的時候，對面的房間內有一雙眼睛正透過細小的門縫死死地盯著他。

（東交民巷舊照）

第二天一大早，天還沒亮，寂靜的六國飯店內突然傳來了一聲清脆的槍響，槍聲來自二樓常老闆住的那間豪華客房。工作人員正要上樓檢視，只見那三個住在常老闆房間對面的人從樓上衝了下來，直接跳上了停在門口的汽車，揚長而去。

當天，“鉅商常石谷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中遭刺殺殞命”的訊息就傳遍了北平城的大街小巷。不久之後，國民政府北平官媒對外宣稱這個遭刺殞命的常石谷其實是大漢奸張敬堯。

張敬堯在九一八事變後去了東北投靠了日本人，當了漢奸。1933年初，日本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徵四郎任命張敬堯為偽平津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命其在平津地區組建傀儡政權，伺機在北平策劃暴動，以配合在長城一帶作戰的日軍攻佔北平。

就在張敬堯前往北平當天，板垣徵四郎還高興地向上級報告說張敬堯將在不久之後在北平謀劃暴動，並建議關東軍加緊進攻長城沿線，這樣裡應外合必能拿下北平。

（板垣徵四郎）

令板垣徵四郎沒有想到的是，張敬堯還未實施暴動就被戴笠派去的藍衣社特務給懲除了。正在長城沿線狂轟濫炸的日軍此時還不知道這個訊息，他們繼續加緊炮轟29軍陣地，給蔣介石施壓。

二、華北危機日益深重

日本關東軍在長城一線的軍事行動確實收到了效果，慌了手腳的蔣介石絞盡腦汁地思考如何跟日寇講和，完全不顧前線拼死血戰的29軍將士。

雖然張敬堯的北平暴動未能成功，但是關東軍在正面戰場上卻取得了突破。5月下旬，日軍從河北東北部突破長城險隘，一路長驅直入，從東、西、北三面包圍了北平。

作為當時國民政府北方政治、經濟中心，平津已是岌岌可危，北平危局更加堅定了蔣介石與日軍議和的決心。已經在戰場上取得主動的日本人覺得談判的時機到了。

5月18日這天，原本因為日軍進攻而鮮有人進出的北平火車站顯得格外忙碌，不斷有轎車進進出出。

（黃郛）

8點左右，北平市內的國民政府各級官員政要都已聚集在站臺上，他們個個西裝革履，精神抖擻，能看出來即將到來的必定是一位重要人物。

過了沒多久，一列火車緩緩駛入車站，火車停穩後一個清瘦的中年男子緩步邁出車門，這時候早已等候在此的官員紛紛圍了上去，臉上掛著諂媚的笑容。

這個人名叫黃郛，此次來北平是為了與日本人談判，蔣介石之所以選擇派他前來，是因為他一直與日本人關係密切。早在1927年時就曾潛往武漢與盤踞在那裡的日本人進行談判，以為蔣尋求日方在經濟和外交上的支援。

為了顯示自己的談判誠意，在黃郛奉命北上前，蔣介石特意為其加官進爵，任命黃郛為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儼然一副欽差大臣的身份，這也是當時國民政府在華北地區的最高行政職務。

（何應欽）

黃郛抵達北平後第四天，日本人就迫不及待地主動找上了門。5月22日，日本駐北平領事館致電北平軍分會，告知其臨時代辦中山詳一與軍政部長何應欽有要事相商。

果然，當天下午15點左右，中山詳一便在兩名隨從的陪同下來到了北平軍分會。何應欽不敢有絲毫怠慢，早早就在辦公室等候了，中山詳一進來後，連忙起身迎接。

何應欽的客套並沒有贏得中山詳一的熱情回應，他冷冰冰地說：“我之前就接到訓令說華方將派人言和，但是你們一直沒有誠意，直到我們兵進平津。昨天，我再次接到訓令說黃郛先生已經抵達北平，讓我做好談判準備，請你轉告黃先生，若真有誠意，務必儘早來談。”

軍人出身的何應欽面對日本人的傲慢無禮竟然毫無脾氣，唯唯諾諾地回答說：“先生的意見，我將轉達黃委員長。”

中山詳一走後，何應欽立即致電黃郛，向他報告了日本人的意思。經過協商，雙方決定在24日舉行正式會談。

24日晚8點，黃郛和秘書李擇一一同來到位於北平城東的丁香衚衕，這裡住著日本公使館海軍武將藤原。

（日本公使館舊照）

黃郛走後，緊張萬分的何應欽、張群等人一直焦急地在北平軍分會等待著談判結果，卻遲遲不見黃郛回來。

當天晚上11點，何應欽見黃郛還沒有回來，料想到談判或許不順利。於是，讓副官給黃郛家裡打了個電話，衛兵說黃郛還沒回去。接著又給藤原家打去電話，沒有人接。

一股不祥的預感在所有人的心頭浮現：黃郛回不來了，被日本人扣留了。

何應欽緊張到坐立不安，一直在屋子裡來回踱步。空氣如凝固了一般，所有人都低頭不語。這時候，何應欽首先打破了沉默，他命令副官立即調集車輛，準備回南京，說完扭頭就要離開。

站在身旁的熊斌一把拉住他說：“再等等吧，黃委員長要有什麼意外，我們怎麼跟上面交代呀！”

（居仁堂舊照）

“日本人從來不講信用。形勢危在旦夕，現在不走，如果明天早上敵機把盧溝橋炸了，我們都得做俘。”何應欽明顯有些不耐煩了。

這時候屋子裡的人你一言我一語表達對去留問題的看法，一時爭執不下。

夜裡12點，事情仍沒有定論，正當大家吵得不可開交時，黃郛一臉疲憊地推門進來了。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他。只見癱坐在椅子上的黃郛緩緩從公文包裡掏出一張紙：“大家看看吧，這就是談判結果，如果同意，我馬上打電話要他們制止明晨的攻擊，否則，我們大家今夜就要準備南歸。”

閱讀完那張紙上的條件後，所有人都不說話了，因為這麼大的事誰都做不了主，只能請蔣介石定奪。

當天夜裡，蔣介石便回電說完全同意日本人提出的“中國軍隊向西向南撤退”要求。

（1933年蔣介石向軍隊訓話）

得到蔣介石的回覆後，黃郛長長地舒了口氣：“一夜的努力終於沒有白費，華北得救了！”

然而令所有人沒有想到的是，國民黨一時之妥協竟然是引狼入室，換來的不過是短暫的和平。

精明的日本人顯然不相信黃郛口頭答應的條件。第二天一大早，藤原就派人送來了一份日本方面參加停戰協定正式簽字的代表名單，並敦促中國方面務必於天黑之前交出參加簽字的代表名單。

黃郛和何應欽立即把身在北京的軍政要員全都召集起來，開會商議代表名單。會上所有人都低頭不語，因為大家心裡清楚，這個代表著實不好當，一定會遭受國人的唾棄。

會議就這樣僵持著，代表名單一直沒有結果，急得何應欽團團轉：“各位都是黨國重臣啊，在此國難之際，各位當要共扶危亡啊！”

依舊沒有人回應。

（《塘沽協定》簽訂處）

下午三點，南京方面發來了一封急電。電報上的內容著實讓何應欽長舒了一口氣：“授熊斌先生北平軍分會總參議之職，任談判首席代表。”

看完後何應欽把電報遞給了熊斌，上面的內容讓熊斌不免有些垂頭喪氣，只見他黑著臉緩緩地坐在了沙發上，半晌沒有說話。

這時候其他人紛紛站起身來與他握手，表面上是安慰他，其實大家都是在暗自慶幸。

天黑之前，一份以熊斌為首席代表的談判代表名單終於定了下來。

正式簽字儀式定於5月31日，在天津塘沽舉行。

當天清晨，熊斌一行人早早就來到塘沽倉庫樓等候日本代表前來。日方的首席談判代表是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雙方代表坐定之後，岡村遞過來一沓提前列印好的停戰協定。

停戰協定的內容讓熊斌大出所料，因為每項條款都遠遠超出了此前議定的範圍。與此同時，岡村還表示：“這份停戰協定是我們的最後方案，你們要做的事很簡單，就是回答‘是’或‘否’。”

（《塘沽協定》簽訂現場）

聽到這裡，熊斌的腦袋嗡嗡地，其他中方代表也都呆坐在那裡。

“貴方沒有談判誠意，我們表示抗議。”熊斌沉默良久說出了這麼一句毫無分量的話。

此時的岡村寧次有些不耐煩了，“啪”地一拍桌子：“你們沒有選擇的權利！”

熊斌只好默默地低下頭，在協議上籤了自己的名字。

《塘沽協定》的簽訂無疑是蔣介石自己開門揖盜。自此之後，日本帝國主義便可以自由出入華北地區，華北危機日益深重了……

三、日本人的桌邊陰謀

《塘沽協定》簽訂後，蔣介石天真地以為只要穩住了日本人，這樣一來，自己就可以騰出手來一心調集重兵“圍剿”日益壯大的紅軍了。

然而，出乎蔣介石意料的是，日本人並沒有就此罷休，因為他們的目的遠不是取得一張自由進出華北的“通行證”，而是佔領整個華北，繼而佔領全中國。

（《塘沽協定》）

國民政府的軟弱妥協和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更加助長日本人的野心。尤其是在《塘沽協定》簽訂過程中嚐到“桌邊陰謀”的甜頭後，日本人料定，只要坐在談判桌前，蔣介石派來的代表必不敢說半個“不”字。

於是，一個更大的陰謀在日本人的心中萌發：將國民黨勢力一步步趕出華北，從而達到不戰而的華北的目的。

終於，在長久的等待之後，日本人找到了藉口。

當時，天津的日本租界內有一家叫《國權報》的漢奸刊物，社長鬍恩溥自然也是個徹頭徹尾的大漢奸。為了保證胡恩溥的安全，每天下班日本人都會派人送他回家。

5月2日這一天，胡恩溥下班之後照例在報館裡等待日本人的車子來接他，但是直到天黑，也沒見有人來。

這時外面飄起了淅淅瀝瀝的小雨，等待了許久的胡恩溥擔心等會雨下大了回不去，就抓起自己的公文包，匆匆下了樓。

他剛踏出報館大門，一輛黃包車就從對面過來了，“先生，坐不坐車？”一個操著外地口音的車伕問道。

（天津日租界舊照）

見雨越下越大，胡恩溥沒有多想就坐了上去，就這樣黃包車飛快地疾馳在夜色中，朝著他家的方向而去。

車子行進至半路時，車伕放慢了腳步，並很快停了下來，車上的胡恩溥正想開口詢問，結果直接被車伕用短刀連捅數下，當場斃命。

第二天，天津另一家漢奸報紙《振報》的社長白逾桓也被人在家擊斃。兩個漢奸在日本租界接連被殺，令日本人極為震驚。於是，日本人蠻橫無理地向國民黨河北省政府發難，汙衊他們提前知曉此事，但拒不向日方報告。

與此同時，日本人還聲稱是河北省府有意攪亂日租界的治安，是故意挑釁日本帝國，並揚言要讓中國政府為此付出代價。

隨後，日方派出代表與何應欽會晤，敦促他立即追查兇手，還提出了罷免河北省主席于學忠、河北省政府遷出天津等諸多無理要求。

（日本人在天津日租界內演習）

為了逼迫何應欽同意，日本人開始調兵遣將，作出武力解決的動作。日本人此舉令何應欽十分惶恐，立即前去勸說于學忠辭職，作為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于學忠斷然拒絕了何應欽的好意。

無奈之下，何應欽只好請蔣介石出面。6月初，于學忠被解除河北省主席職務，帶領他的51軍移防甘肅天水。

何應欽原本以為只要趕走了于學忠，此次事件就會平息。不料，僅僅過了三天，日方代表就再次登門，以保護河北僑民為藉口，提出了“中央軍全部撤離河北”等4項要求。

幾天後，日方通知何應欽說日軍華北駐屯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已經簽署了“備忘錄”，中國方面只需要照抄一份簽上他的名字即可。

混跡官場多年的何應欽深知日本人的用意：將此前提出的4項要求以條約的形式固定下來。

這些天來，日方代表頻頻登門提出諸多無理要求讓他疲於應付，並落了個親日派的臭名。如今要是再簽署一個這樣的賣國條約，那自己必將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被無數中國人唾罵。

（《何梅協定》影印件）

於是6月13日拂曉，何應欽趁著夜色逃離了北平。但是，何應欽的逃離卻更加助長了日本人的猖狂氣焰，為了息事寧人，國民政府最終和日方簽訂了臭名昭著的《何梅協定》。

日本鬼子因此達到了將國民黨勢力趕出河北的目的。這為日後日軍公然發動盧溝橋事變，並展開大規模的侵華行動埋下了伏筆。

我是史海魅影，關注我為歷史點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