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他沒有行政職務，毛主席卻批准他為行政三級
1955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對所有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進行實行行政級別工資制。工資級別的評定嚴格按照國家機關幹部在任的職務進行。
其中行政一級是國家主席、副主席、國務院總理；行政二級是國務院副總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政協副主席；行政三級是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副委員長等高級別幹部以及一些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
除了朱老總作為國家副主席被定為行政一級以外，後來十大元帥中的其他九位都是行政三級。
而除了資歷深厚的張雲逸被定為行政三級以外，後來十位開國大將中有八位都是行政四級，許光達大將則為行政五級。
評定行政級別工作基本上進行得非常順利，因為當時在職的幹部已經有了明確的職務界定，基本上都可以“對號入座”。
毛主席、周總理都是行政一級，卻沒有積蓄
在討論到當時因為體弱多病，已經不再擔任行政職務，只掛了一箇中央委員的名譽職務的鄭位三時，毛主席說：位三同志勞苦功高，應當定為行政三級。
這就意味著，沒有行政職務的鄭位三，和彭老總、陳老總、劉帥等老帥一樣，在中央人民政府中處於非常高的級別，還在粟裕、黃克誠、陳賡、徐海東等威名赫赫的老將之上。
行政三級等同於國務院副總理待遇，月薪為404.5元。
404.5元月薪，在當時確實是一個不小的數目，毛主席的月薪是610元，而周總理的月薪是590元，後來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全都降到了三級404.5元。
當時最高階的八級工一個月工資水平是112.5元，兩塊錢就可以在西餐廳海吃一頓，北京房租一個月只要三塊五角錢，一戶普通人家，每個月只要有五六十元就可以過得衣食無憂了。
鄭位三、蒲雲夫婦與五個子女
但鄭位三每月領到工資之後卻全部捐了出去，導致全家七口人只能靠鄭夫人蒲雲的工資生活。
蒲雲雖然是1934年參加革命的老紅軍，但長期在後方從事醫務工作，隨鄭位三來到北京之前，正式的職務只是湖北省委的秘書，收入並不高。
所以，鄭家每次吃飯桌上基本都是蔬菜，見不到什麼葷腥。組織上給鄭位三配了廚師，但這位大廚的手藝根本沒有用武之地，他感慨地說：我們家那位領導真是太苦了，根本不像個大領導，比普通百姓吃得還差！
那麼，鄭位三到底把自己的工資捐去了哪裡呢？這就要從他參加革命開始說起。
一、鄭位三振臂一呼，拉起數萬工農武裝
鄭位三1902年10月21日出生在當時還叫黃安的湖北省紅安縣馬鞍山的一戶普通農家，原名叫鄭植槐。
鄭位三的家鄉，中國第一將軍縣——湖北省紅安縣
黃安地處大別山麓，這裡的人民祖祖輩輩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苦日子，平時被官府地主盤剝，辛苦一年家裡也剩不下幾粒米，若是到了荒年還得攜家帶口逃荒。
因為看到貧窮落後，少年時，鄭植槐抱定了工業救國的志向努力求學，1918年，16歲的鄭植槐考入湖北省甲種工業學校，因在考試中名列第三，故改名“位三”。
來到武漢讀書之後，鄭位三認識了我黨早期著名的革命家、活動家蕭楚女。蕭楚女原名蕭樹烈，當時是《大漢報》的編輯，因為在報紙上發表文章筆鋒犀利，用的是“楚女”的筆名，所以又被稱為“蕭楚女”。
在蕭楚女的影響下，鄭位三開始接觸馬列主義。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鄭位三積極投身於武漢反帝反封建愛國主義鬥爭，並參加了由惲代英、陳潭秋等創辦的利群書社（馬列主義小組）。
當時，大革命的浪潮在全國風起雲湧，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鄭位三回到黃安宣傳馬列主義，發動農民開展反帝反封活動。
鄭位三的革命領路人蕭楚女
為了建立農民組織，鄭位三主辦了農民夜校，結識了大批思想進步，幹勁十足的青年貧農，為黃安的農民運動準備了大批革命骨幹力量。1925年，鄭位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隨著國民政府組織北伐，革命風暴席捲湖北，北洋軍閥的軍隊紛紛潰敗，廣州國民政府搬到武漢。
就在鄭位三為勝利即將到來喜悅時，蔣介石一手策劃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爆發，很快，在武漢的汪精衛政府背叛革命，與蔣介石合流，大肆鎮壓湖北的農民運動。
一時間無數農會積極分子被反動派捕殺，鄭位三與董必武等著名共產黨人也遭到反動政府通緝。在局勢最為嚴峻的時候，中共黃安縣委常委只剩下鄭位三一人。
但他絲毫沒有被敵人的囂張氣焰壓倒，而是透過他在黃安農會中建立的關係網路積極籌劃武裝反抗敵人的壓迫。
準備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
1927年9月，在鄭位三、陳定侯等人的組織下，黃安縣境內陸續爆發了農民暴動，鎮壓了一些罪大惡極的土豪和地主，把他們的家產沒收用來購置武器。
雖然9月的暴動陸續遭到敵人的殘酷鎮壓，但革命的火種已經埋藏在鄂東大地。
到這一年的11月中旬，終於爆發了大規模的“黃麻起義”，11月14日，從七里坪、紫雲、桃花、高橋、二程等地集結起來的數萬農民一舉攻克黃安縣城。
在這次暴動中，有一位木匠出身，年僅十八歲的青年英雄帶領高橋區的數千貧農奮勇攻城，活捉了國民黨黃安縣長賀守忠。
後來他成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主席，也成了鄭位三重要的革命戰友兼好搭檔，他的名字叫做李先念。
紅軍時期的李先念，被毛主席譽為“英雄出少年”
黃麻起義爆發時鄭位三正在武漢，聽聞家鄉爆發大規模起義的訊息他心急如焚，正準備啟程回鄉時卻不巧生了重病，等他回到黃安時黃麻起義已經被國民黨的反撲暫時鎮壓下去了。
這時國民黨第12軍一部已重新佔領了黃安縣城，但黃安起義保留下來的農民武裝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7軍，已經在光山縣柴山保一帶建立了一個小型的革命根據地。
1928年6月，鄭位三經過長途跋涉來到柴山保根據地，這裡的革命武裝只有一百多人，但正好位於國民黨反動派與其他軍閥勢力的空隙地帶，縱橫約30多里的區域內沒有國民黨正規軍，只有一些地主武裝。
為了儘快壯大黨的力量和紅軍的聲勢，鄭位三與當時柴山保根據地的領導人曹學楷等一道，大力在貧農中發展入黨積極分子和黨員。
柴山保的勞苦大眾平時遭受地主武裝和紅槍會、黃槍會以及各種會道門的盤剝和欺壓，早就如同一座火山急於噴發，在黨組織的發動下頓時熊熊燃燒起來。
柴山保林深山險，易守難攻
一時間，各種為非作歹，欺男霸女的地方封建武裝要麼被紅軍收編，要麼迫於壓力解散，極少數鐵了心和紅軍作對到底的土豪劣紳被鎮壓，以柴山保為中心，方圓近百里的根據地逐步地建立起來了。
到了1928年7月，柴山保的第7軍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11軍第31師，全師下設4個大隊，隨後，31師以2個大隊南下黃安，逐步控制了黃安縣北的紫雲、乘馬等地區，紅軍聲勢大震。
柴山保根據地就是後來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火種，而31師則是後來大名鼎鼎的紅四方面軍的骨幹（1930年4月改編為紅一軍第一師）。
作為開闢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骨幹，鄭位三在鄂豫皖特區蘇維埃政府成立後歷任要職，先後擔任內務部長、財政經濟委員會主席、代理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委員長。
二、三次身處絕境最後成功反殺
鄂豫皖蘇區的迅猛發展，向西威脅武漢，向東遙指南京，使得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派十分驚恐，從1930年秋天開始，蔣介石即調兵遣將，對鄂豫皖蘇區展開“圍剿”。
鄂豫皖根據地南控武漢，東迫合肥，成了蔣介石的心腹大患
1932年10月，由於鄂豫皖蘇區第四次反“圍剿”戰爭未能獲勝，紅四方面軍主力不得不向川陝交界轉移，鄭位三被留下來在鄂東北堅持武裝鬥爭。
這不是鄭位三一生中第一次被置於極為危險的境地，也不是最後一次，以剩下的5000老弱病殘抵抗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進攻根本是毫無勝算，但他對組織的決定二話沒說，堅決服從。
也許是老天有眼，每一次鄭位三走到絕境時總能化險為夷，絕處逢生。
毫無懸念地，紅軍主力撤走之後國民黨軍隊很快佔領了鄂豫皖蘇區的主要城鎮和鄉村，並對支援革命的當地群眾喪心病狂地實施殺戮，大肆製造“無人區”。
當時湯恩伯率89師參加“圍剿”，每到一村即架起機槍連帶老弱婦孺全部屠殺，地上的鮮血凝結足有幾釐米厚。後來乾脆連機槍都省了，見到活人即趕成一群，直接用刺刀刺死，雞犬不留。
在鄂豫皖堅持鬥爭的老戰友，左起：王宏坤（開國上將）、鄭位三、徐海東（開國大將）、倪志亮（開國中將）
在鄭位三率部堅持游擊戰爭的天台山和老君山一帶，原本有6萬多人口，但到1934年年底，群眾死的死，走的走，“整個地區只剩下不到300個老人和幾個病弱的小孩”。
在殘酷的“圍剿”與反“圍剿”戰爭中，鄭位三的父親、妻子先後犧牲，女兒鄭奇英七歲就沒了媽媽，只好讓叔叔鄭植惠揹著打游擊。
最困難的日子裡，鄭位三和戰士們在深山老林裡，大地為鋪蓋，蒼天當被褥，沒有吃的，就挖野菜，啃樹皮。他們發誓，敵人欠老區人民的血債，一定要用血來還！
很快，鄭位三組織在戰鬥中倖存下來的紅軍戰士三五人一組，穿著便衣，帶著短槍和匕首混進鄉公所、鎮公所，趁國民黨的基層人員、民團和警察不備突然開火，速戰速決。
這樣的特種兵式紅軍武裝被稱為“便衣隊”，由於“便衣隊”規模很小，行動飛快，等到國民黨軍隊聞訊趕來時早已躲進深山消失不見，敵人又恨又怕，只能乾瞪眼。
便衣隊後來演變為武工隊
就是在這麼殲敵七八人，繳槍三五支的戰鬥中，反動派在老區的統治根本沒法穩固地建立起來，並且那些國民黨的保長、甲長被幹掉幾茬之後都學乖了，開始與鄭位三等人秘密接洽，尋求與紅軍繼續合作。
這種白天“扮演”國民黨，晚上“變成”共產黨的國民黨基層政權，被鄭位三形象地稱為“兩面政權”，後來在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時期，南方各省的紅軍游擊隊就學習這種辦法，逐步地把那些基層政府改造成白皮紅心。
再後來，在抗日戰爭時期便衣隊模式又得到了新發展，變成了“武工隊”。
1934年8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前夕，鄭位三在他位於羅山縣卡房鎮的臨時指揮部裡接見了一位重要人物：中央軍委的特派員程子華。
程子華告訴鄭位三，現在中央紅軍準備實施戰略轉移，紅25軍再堅守鄂豫皖蘇區將完全孤立無援，應當立即轉移，尋找機會與中央紅軍會師。
與鄭位三一起堅持鬥爭的紅25軍政委吳煥先
1934年11月16日，紅25軍所部2900 餘人從由河南省羅山縣何家衝出發，向平漢鐵路以西轉移，開始長征。
英雄的紅25軍由徐海東、程子華任正副軍長，吳煥先任政委，鄭位三任政治部主任，從河南到湖北，再到山西、甘肅，轉戰萬里，擊潰了國民黨軍30多個團的圍追堵截，最後到達陝北時部隊人數還增加了800多人。
在紅25軍出發之前，鄭位三找出了一張列寧畫像，讓政治部一位懂畫畫的科長臨摹放大，隨身攜帶，每次給戰士們講黨課時就拿出來掛在牆上。
那位畫列寧像的科長後來成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司令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他叫劉華清。
紅25軍還建立了長征中唯一一塊革命根據地——鄂豫陝根據地。1935年7月，為了策應中央紅軍長征，徐海東、吳煥先、程子華率領紅25軍主力從陝南的根據地出發北上，時任鄂豫陝特委書記的鄭位三再一次被留在了根據地。
紅25軍轉戰萬里，創立鄂豫陝根據地
此刻根據地被國民黨軍20多個團四面包圍，剩下的紅74師只有700多人，但鄭位三臨危不懼，帶領紅74師堅持游擊戰爭，打得進犯的敵人焦頭爛額。
由於在鄂豫陝根據地極端殘酷的鬥爭中積累了豐富的游擊戰經驗，鄭位三每到一地，就深入群眾，瞭解民情。
對於當地的地主自衛隊、民團等反動武裝，紅軍本著能夠合作的儘量聯合的原則，打擊一批，分化一批，讓一些國民黨基層幹部反而為紅軍辦事。
因此，紅軍對陝南根據地的地形地勢，群眾基礎瞭如指掌，紅74師在陝南如同龍入大海，無跡可尋，進入根據地的國民黨軍反而如同瞎子，連吃敗仗。
短短一年時間，紅74師轉戰二十四個縣，經歷大小近百次戰鬥，先後粉碎了敵人三次“圍剿”，消滅敵軍4000多人，部隊發展到2000多人。
紅74師師長、開國中將陳先瑞
鄭位三的用兵智計百出，難以捉摸，例如紅軍打算攻一個鎮子獲取補給，但鎮上駐有國民黨一個團，強攻肯定討不到便宜。
於是，鄭位三讓師長陳先瑞帶一支小部隊吸引敵人追過河，等到敵人大隊被引進山之後紅軍主力出動，把河邊敵人的船隻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鎮上留下的敵守軍一個營和大批補給被紅軍“笑納”。
等到敵人發現受騙上當，從山裡轉出來之後，因為無船可渡只能望河興嘆。
紅74師在根據地神出鬼沒，今天打一個縣城，明天打一次伏擊，搞得國民黨軍幾十個團被牽制在陝南疲於奔命。
中央紅軍剛剛抵達陝北時，處境十分困難，正因為鄭位三等人在陝南“大鬧華山”，幾次進入西安境內，牽制幾萬敵人不能北上，使得中央紅軍的壓力大大減輕。
1937年1月鄭位三（前排左一）、徐海東（前排右一）與陳先瑞、程子華等會師後合影
兩年多時間裡，國民黨軍始終不能完全佔領陝南的革命根據地。
抗戰爆發之後，鄭位三再次受命南下，先後擔任新四軍第四支隊政委，新四軍二師政委，與二師師長張雲逸共同領導了開闢淮南抗日根據地的工作。
在日軍、偽軍、國民黨反動派三面夾擊之下，新四軍二師不僅沒有被消滅，反而越戰越強。1943年，二師乾脆把師部設立在了距離南京只有一江之隔的安徽省來安縣境內。
從此津浦鐵路能否通行要看二師的臉色，而汪精衛和日寇對此竟然無可奈何。
1946年6月，鄭位三已經擔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常委、代理書記兼中原軍區政治委員，這時，蔣介石的內戰陰謀已經昭然若揭，其所部署的30萬大軍將中原軍區5萬多部隊團團包圍在宣化店為核心的方圓不到百里的區域內，形勢一觸即發。
突圍前夕陳少敏（左一，後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鄭位三、李先念在中原解放區合影
這是鄭位三一生中第三次陷於絕地。這時黨中央，毛主席考慮到他身體不好，提出要派飛機接他回延安，鄭位三卻提出：大戰在即，我作為中原部隊主要領導之一，離開部隊可能會造成不好的影響，所以我決定留下！
6月23日，中原局收到中共中央關於立即突圍的指示，鄭位三與軍區司令員李先念經協商後，決定主力分左右兩路，於26日開始突圍。
炮聲隆隆，殺聲震地，儘管敵人圍困萬千重，解放軍的轉移行動卻絲毫不亂，鄭位三、李先念率領右路突圍部隊1.5萬餘人趁著夜色一舉越過平漢線，直插陝南。
鄭位三沿著十二年前帶領紅25軍轉戰時走過的老路線，指揮戰士們奮勇衝殺，越過了一條又一條敵人的封鎖線，十二年前多少同志犧牲在了這條路上，如今他們為了革命事業再次前赴後繼，迎著勝利的曙光人人奮勇，個個爭先，終於在8月初與陝南的游擊隊會合。
中原軍區在極端惡劣的環境中堅持了十個月，牽制和調動了大批敵人，使蔣介石調兵前往其他戰場的圖謀不能得逞，最終還保留了大量有生力量。領導中原突圍成了鄭位三人生中最為輝煌的成就。
中原突圍
三、一位老共產黨員的本色
長期艱苦的革命鬥爭嚴重地損害了鄭位三的健康，中原突圍之後，他的身體每況愈下，1949年武漢解放，他回到闊別二十餘年的江城，埋頭從事教育和統戰工作。
鄭位三從小就喜歡看書，解放之後，讀書、寫作成了他生活的主要部分，女兒鄭復康回憶說，在武漢時父親把所有的書店幾乎都買遍了，書堆了兩間屋子。
1942年，鄭位三與蒲雲結婚，婚前他對夫人說：作為黨的幹部，我有三個要求，希望你遵守。
第一，公家給我發東西，若有你一份，你就要，若沒有你的，你就不能向組織伸手，不能搞特殊；第二，若有領導，同事或下級找我談工作，你不要在場，更不要干預我的工作；第三，不能以我的名義向公家多要東西。
蒲雲，這個1918年出生的四川妹子雖然只有24歲，卻已經有8年革命鬥爭的經歷，她參加過長征，打過日本鬼子，對丈夫的要求十分理解：黨的幹部必須公私分明，否則就不能算是為人民服務！
鄭位三、蒲雲和女兒鄭復康在機場
由於在革命戰爭年代的傑出貢獻，鄭位三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就已經被選為中央委員，1956年，鄭位三在黨的“八大”上再次當選中央委員，並連續擔任全國政協常務委員。
人在北京，鄭位三心裡最牽掛的還是在大別山革命老區的那些烈士家屬們，當年，烈士們為了革命勝利拋頭顱灑熱血，他們的家屬也吃盡了苦，現在革命勝利了，雖然老區的條件落後一些，但不能再讓他們吃不飽飯，穿不暖衣。
國家實行工資制之前，鄭位三將組織上每月發給的300元津貼全部用來接濟生活特別困難的軍烈屬和無依無靠的烈士後代。實行工資制後，他仍然省吃儉用，接濟軍烈屬，僅紅安縣就達幾百人之多。
他對自己子女的教育卻十分嚴格，從小他就告誡四個還未成年的孩子，爸爸沒有錢留給你們，一切要靠自己去創造，要做一個正直的人，對社會有用的人。
鄭位三一生不說假話，不辦虛事，不搞關係，他以一個忠誠的共產黨員的平實作風深深地影響著自己的後代。
解放後的鄭位三照片不多
鄭位三與前妻曹茂雲生的女兒鄭奇英生於1925年，1936年11歲就參加了紅28軍，後來她嫁給了黃麻起義領導人、鄭位三的老戰友吳先元（1946年中原突圍中犧牲）的兒子吳世敏。
解放後，鄭奇英一直在雲南省棉麻公司工作，為了國家紡織事業奮鬥終生。
鄭位三與蒲雲的女兒鄭呂梁、鄭復康從小就自立自強，低調做人，踏實做事，鄭復康在郵政出版行業工作數十年，很少有人知道她是鄭位三的女兒。兩個兒子各有事業，但也平淡無聞。
父輩留給他們的不是什麼名望、地位或者什麼“資本”，而是勤奮務實的做事習慣，簡單真實的做人風格。
向無私無我，有功有德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們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