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樹人
所謂“南陳北李”，是指陳獨秀和李大釗這兩位中國共產黨創始人。1919年6月11日晩，陳獨秀到北京前門外、新世界商場散發由他起草的《北京市民宣言》傳單時，遭北洋政府逮捕入獄。這件事引起知識界、教育界的極大震驚，各界人士紛紛譴責，要求保釋陳獨秀。98天后的9月16日，陳獨秀取保獲釋。1920年2月，李大釗為防止被保釋出獄的陳獨秀再遭拘捕，親自護送他化裝乘騾車離開北京，去天津轉赴上海，返回了相對安全的南方。在由北京去天津的途中，兩人共同商議了組建中國共產黨的大計，從而為黨史留下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佳話。那麼，作為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以下簡稱“黨的一大”）代表的毛澤東，在黨的一大召開前後與“南陳北李”有過怎樣的交往呢？值此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之際，特把毛澤東與“南陳北李”的交往概述如下，權當紀念之。
黨的一大召開前：毛澤東在李大釗手下當圖書館助理員時，“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
1913年春，毛澤東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師範學校，被編入該校預科一班學習。1914年春，第四師範併入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毛澤東先被編入預科三班，後轉入本科八班讀書。1918年4月14日，新民學會在嶽麓山腳下的劉家臺子蔡和森家裡正式成立。新民學會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成立會上選舉蕭子升為總幹事，毛澤東、陳書農為幹事。不久，會務便由毛澤東主持。
1918年6月，隨著在湖南第一師範學校畢業時間的臨近，毛澤東面臨著道路選擇。恰在這時，不久前從長沙應聘到北京大學任教的老師楊昌濟從北京來信，傳回重要訊息：法國政府來中國招募工人，曾在法國留過學的吳玉章、蔡元培等人，提出“勤於作工，儉以求學，以增進勞動者之智識”的口號，倡導青年到法國勤工儉學，並組織華法教育會主辦此事。毛澤東、蔡和森等人接到信後，覺得這是一條出路，便發動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國勤工儉學，並派蔡和森先期赴北京籌備。6月23日，蔡和森離開長沙。到北京後，他連續給毛澤東寫信，告知在京接洽情況，希望毛澤東儘快赴京。8月15日，毛澤東與蕭子升、張昆弟、羅學瓚、羅章龍等25名青年，在長沙登船北上，16日到達漢口，隨即改乘火車，於8月19日抵達北京。剛到北京，毛澤東即前往位於鼓樓後豆腐池衚衕十五號的“板倉楊寓”，拜訪楊昌濟先生。楊昌濟希望毛澤東要麼到法國去勤工儉學，要麼留在北京大學讀書，並挽留毛澤東、蔡和森暫時住在自己家裡。
◆李大釗
來到北京後對於毛澤東來說，開銷太大了。他不得不請老師楊昌濟幫助尋求一份工作。當年10月的一天，在北京大學圖書館裡，楊昌濟找到圖書館主任李大釗：“李先生，我有一位學生從湖南來——毛生澤東。此生資質俊秀，為人勤奮。不知李先生能否為他在圖書館裡安排差使?” 李大釗一口應承：“好，好，你請他來。”翌日，楊昌濟便領著毛澤東去見李大釗——這是25歲的毛澤東第一次與29歲的李大釗會面。李大釗帶著毛澤東來到北京大學紅樓一層西頭第三十一號的第二閱覽室，讓他當助理員，並說：“你的每天的工作是登記新到的報刊和閱覽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種中外報紙，月薪八元。”毛澤東默默地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期間，曾與李大釗一起整理過書刊，協助李大釗的主要助手張申府登記過圖書目錄等。而此時的李大釗，不僅熱誠地稱讚俄國十月革命的劃時代意義，而且與《新青年》雜誌主編、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等人一起創辦了旨在及時發表評論時政文章的週報《每週評論》，並注意收集研究馬克思學說的圖書、報刊及有關資料，開始著手進行俄國十月革命的理論基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工作。毛澤東在這樣一個重要時期，與李大釗結識，並在他身邊工作，不可能不受到他的新思想和新觀點的影響。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對美國記者斯諾談及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曾回憶說：“李大釗給了我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工資不低，每月有八塊錢。” “我的職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我這個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閱覽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頭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等，我對他們極有興趣。我打算和他們攀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話。” “但是我並不灰心。我參加了哲學會和新聞學會，為的是能夠在北大旁聽。在新聞學會里，我遇到了別的學生，例如陳公博，他現在在南京當大官了；譚平山，他後來參加了共產黨，之後又變成所謂‘第三黨’的黨員；還有邵飄萍。特別是邵飄萍，對我幫助很大。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理想和優良品質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張作霖殺害了。” “我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時候，還遇到了張國燾——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副主席；……也是在這裡，我遇見而且愛上了楊開慧。她是我以前的倫理學教員楊昌濟的女兒。在我的青年時代，楊昌濟對我有很深的影響，後來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 “我在李大釗手下在國立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就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展。”（以上見斯諾，《西行漫記》，127頁，三聯書店1979年版。）
毛澤東有了工作之後，有了收入，就搬到北京大學附近的景山東街三眼井衚衕七號一間普通的民房裡，跟蔡和森、羅學瓚、張昆弟等8人住在一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1919年春天，毛澤東要回湖南，原因是母親病重，他“不得不趕回服侍”。再則，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們結束了半年預備班的學習，準備啟程出洋。3月12日，毛澤東離開北京，途經南京，14日抵達上海，17日送別了好友蔡和森、蕭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毛澤東第一次來北京停留了大約半年的時間，其中有三四個月和李大釗共事。由於勤奮敬業、謙虛好學，毛澤東深得李大釗的器重，他不僅與李大釗經常接觸，還閱讀了很多當時的新書。
◆1919年4月，毛澤東從北京經上海回到長沙，與湖南第一師範湘潭學友會會員合影。二排左三為毛澤東。
1919年4月，回到長沙的毛澤東經省立湖南第一師範學校同學周世釗的引薦，到長沙修業小學高小部當歷史教員。此間，毛澤東在教好課的同時，還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宣傳活動上。5月25日，毛澤東在長沙組織“湖南學生聯合會”，任文牘股幹事。後來被李大釗稱為全國“最有分量，最有見解”的由毛澤東任主編的湖南學生聯合會會刊《湘江評論》，就是毛澤東在修業小學教書期間創辦的。7月14日，其主編的《湘江評論》創刊號出版。該刊辦至8月中旬，被湖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查封，共出版五期和一期臨時增刊。9月，毛澤東開始主編從第七期起的長沙湘雅醫學專門學校學生會出版的週刊《新湖南》，出至第十期被張敬堯查封。11月 8日，毛澤東被1915年9月1日在長沙創刊的《大公報》（日報）聘為該報館外撰述員，並由此開始為該報撰稿。12月初，毛澤東（修業小學教師代表）同新民學會會員和湖南學聯在長沙開會，決定開展驅逐湖南軍閥張敬堯運動，組織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上海等地作請願活動。12月18日，毛澤東任湖南公民代表團團長的驅張代表團一百多人到達北京。到北京後，毛澤東住在北長街20號（原北長街99號）福佑寺一個喇嘛廟中，不但組織了七次請願活動，而且為擴大驅張宣傳還於22日成立了“平民通訊社”，並親自擔任社長，每日印發稿件150餘份，送京、津、滬、漢等地。這次毛澤東在北京停留了又有將近半年的時間。這次來北京，毛澤東第一個想見到的是李大釗。李大釗見到毛澤東也十分高興，熱情地向毛澤東介紹他正在籌備成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有關情況，並介紹了許多共產主義文獻和關於俄國革命的書籍，希望毛澤東好好研讀。李大釗還同毛澤東商談了關於組織青年學生去俄國勤工儉學的有關事宜。隨後李大釗還介紹毛澤東加入了“少年中國學會”。在李大釗的熱心引薦下，毛澤東有幸結交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如剛剛建立的馬克思學說研究會的一些發起人如鄧中夏、高君宇、羅章龍等。在北京，他還閱讀了《共產黨宣言》《階級鬥爭》《社會主義史》等書籍，他的宇宙觀、社會觀和人生觀發生了根本轉變，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對歷史的正確解釋，從此建立起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正如他後來對斯諾所說：“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經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
1920年7月，毛澤東回到長沙後，在福湘女中找到了已從北京回長沙讀書的楊開慧（其父楊昌濟已在北京病逝）。離別後的重逢，使兩人格外高興。這年冬，毛澤東與楊開慧在長沙市望麓園附近的船山書院內舉行了婚禮。
黨的一大召開前：陳獨秀交給毛澤東一個重要任務——回湖南組建該地區的共產黨早期組織
1917年，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讀書的毛澤東以“二十八畫生”（繁體字“毛澤東”筆劃加起來為二十八畫）為筆名，在4月的《新青年》雜誌第三卷第四號上發表了他的著名體育論文——《體育之研究》。這是迄今發現毛澤東公開發表的最早的文章。但那次並沒有與時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和《新青年》雜誌主編的陳獨秀見面，是陳獨秀獨具慧眼從眾多郵寄的來稿中篩選出來發表的。因為《體育之研究》這篇文章以其暢快淋漓的文風、邏輯嚴密的章法博得了陳獨秀的讚賞。毛澤東第一次見到陳獨秀，是在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期間。
在北京大學圖書館，毛澤東辦公的報紙閱覽室往左是陳獨秀的辦公室，往右就是李大釗的辦公室。就是在這裡，毛澤東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陳獨秀。據史料記載，這次晤面所談，非常短促，其內容不外乎是新民學會在《新青年》雜誌影響下的有關發展情況。因為陳獨秀已經知道了他面前的這位青年人，就是曾在《新青年》發表《體育之研究》的“二十八畫生”，有了這種淵源，毛澤東拜訪陳獨秀也就沒有障礙了，而毛澤東的謙虛誠懇態度，也給陳獨秀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陳獨秀當時就誇獎說，你那文章寫得好，特別是“蓋天地惟動而已”這觀點有創見。就是這樣一次短暫的談話，卻讓毛澤東興奮不已。當他回到“板倉楊寓”後，高興地對楊開慧說：“我今天見到陳獨秀了。陳先生見解精湛，敢做敢為，正是國家所需要的棟樑之才。這幾天，我在北京接觸了不少人，他給我的影響恐怕是最大的了。”18年後的1936年，在陝北的毛澤東和斯諾談話時，回想起和陳獨秀的第一次交往，曾說：“陳獨秀給我的影響超過了其他任何人。”
1919年12月18日，毛澤東第二次來到北京。1920年1月初的一天，當毛澤東知道了因五四運動散發傳單被捕的陳獨秀已被保釋正在家養病的訊息後，便前去探望。在此之前，在湖南長沙的毛澤東等人就曾為營救陳獨秀大造輿論。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創刊號發表文章《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文中寫道：“陳先生夙負學界重望，其言論思想，皆見稱於國內外。”“陳獨秀氏為提倡近代思想最力之人，實學界重鎮。” “我們對於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陳君所說的話，頭腦稍為清楚的聽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可見此時毛澤東對陳獨秀的推崇之至。這次探望，毛澤東與陳獨秀交談了什麼，沒有史料記載。
◆1920年1月18日，毛澤東（左四）與進步團體成員在北京陶然亭合影。
1920年4月11日，毛澤東再次從北京乘火車去上海。此行一方面是為一些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送行，另一方面進一步宣傳湖南驅張運動。沿途，毛澤東用二十多天時間考察了各地歷史文化和社會現狀，於5月5日抵達上海。毛澤東到上海後住在由新民學會出面租住的哈同路厚南里29號（今安義路 63 號）。5月8日，由毛澤東主持，在半淞園開了一天會，送別赴法會友，同時討論了新民學會會務。此次在上海，毛澤東多次拜訪居住在環龍路老漁陽裡 2 號（今南昌路 100 弄 2號）的陳獨秀。其時，陳獨秀已將《新青年》雜誌從北京遷至上海編印發行，正與共產國際代表籌建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在陳獨秀寓所，毛澤東介紹了自己在北京大學深受李大釗演講和文章的影響、研讀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體會；陳獨秀則講述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以及醞釀建立一個新的政黨的計劃。他們坦誠交流、深入探討馬克思主義學說在中國的應用，商議籌劃“改造湖南聯盟”計劃。在離開上海前，毛澤東又一次前往老漁陽裡 2 號，同陳獨秀告別。陳獨秀交給毛澤東一個重要任務——回湖南組建該地區的共產黨早期組織。為便於他們開展工作，陳獨秀還把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和上海機器工會的情況告訴了毛澤東，答應給他寄去上海發起組創辦的《共產黨》月刊和社會主義青年團章程。陳獨秀滿懷期待地對毛澤東說：“你們的計劃若能實現，也是建黨的最好準備。”1936年，在延安的毛澤東對斯諾說：“在上海，我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陳獨秀談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
1920 年 6 月 11 日，“驅張運動”告捷，張敬堯逃離湖南。7 月 5 日毛澤東離開上海，7月7日 ，毛澤東由上海經武漢回到長沙。7月27日，參加發起成立“湘潭教育促進會”，起草了會章，當選為文牘幹事。8月2日，毛澤東、何叔衡、彭璜、易禮容等17人，在長沙楚怡小學召開“文化書社”發起人會議。會上推選毛澤東、彭璜、易禮容為籌備員。9月9日，“文化書社”在長沙潮宗街正式開業。易禮容任經理。毛澤東任書社特別交涉員。（因該書社主要銷售馬克思主義書刊，1927年 8月7日被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下令查封）9月，由他的老師，原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國文教員、當時擔任湖南省省長公署秘書長兼教育委員會委員長的易培基舉薦，毛澤東到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任主事（校長）。9月16日，毛澤東與姜濟寰、易培基、方維夏、何叔衡等人籌備的“以研究關於俄羅斯之一切事情為主旨”的“俄羅斯研究會”在長沙“文化書社”正式召開成立大會。在成立會上，毛澤東當選為書記幹事。11月，毛澤東和何叔衡、彭璜、賀民範、陳子博、彭平之等6人在發起建黨的檔案上籤了名，成立了長沙共產黨早期組織。
1921年6月，時任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附屬小學主事的毛澤東接到赴上海參加黨的一大的通知後，向當時兼任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的易培基請了假，於6月29日，和何叔衡一道在長沙小西門碼頭登上小火輪到武漢，再轉乘長江輪船前往上海，於7月6日左右到達上海後，入住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成員李達的夫人王會悟事先安排好的法租界白爾路389號的博文女校。7月23日至8月初，毛澤東參加了黨的一大並擔任大會記錄員。李大釗和陳獨秀都因故沒有參加黨的一大。8月，毛澤東回到長沙後，易禮容在長沙市小吳門外清水塘租了一處磚木結構的房子（現長沙市八一路538號）給公開身份是“教員”的毛澤東居住。10月10日，毛澤東在長沙首創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省級黨組織中共湖南支部，並任書記。楊開慧及母親向振熙就從老家板倉村來此協助毛澤東從事秘密革命活動。1922年5月，中共湖南支部改為中共湘區委員會，毛澤東任書記。至此，毛澤東辭去了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國文教員的職務，走上了職業革命家的道路。
黨的一大召開後：在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中，李大釗與毛澤東默契配合，並肩戰鬥
1923年4月，毛澤東離開長沙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工作。6月，到廣州出席中國共產黨於6月12日至20日召開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並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起改稱“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央局（五屆一中全會改稱“中央政治局”）委員，併兼任中央局秘書。當時負責黨在北方的全面工作的李大釗也參加了這次大會，並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與李大釗再度相逢。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孫中山主持下，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通過了有共產黨人參加起草的、以反帝反封建為主要內容的宣言，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從而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李大釗、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產黨員被選舉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李大釗當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在這次大會上，毛澤東與李大釗有一次比較默契的配合。在討論國民黨章程時，廣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黨中有黨，李大釗率先駁斥，誠懇地解釋了共產黨的做法；在大會氣氛有利的情況下，毛澤東趁機發言，要求停止討論，即付表決，從而使方瑞麟的提案被輕易否決。會後，李大釗主要負責國民黨北京執行部的工作，毛澤東被派往上海擔起負責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重任。後來，為促成國共合作作出卓越貢獻的李大釗再也沒有南下，而在國共合作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的毛澤東亦再未北上，這使兩人直至1927年4月28日李大釗在北京就義，沒能再見上一面。
後來，毛澤東在講話或談論中，曾多次說到建黨前後的李大釗：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六大工作方針》報告中，聯絡中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和老一輩革命家成長的歷史指出：中國從五四運動起，由舊民主主義革命轉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五四運動中，李大釗是代表左翼的，“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見1981年7月16日《光明日報》）1949年3月的一天，毛澤東率領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從西柏坡出發趕往北平。當行進的隊伍快到北平時，毛澤東遠遠地看到古都城垣，十分激動，心中又泛起了對30年前往事的回憶，他說：“30年了！30年前我為了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還不錯，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可惜呀，他已經為革命獻出了寶貴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在哪裡呢！”（見毛澤東的衛士長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十五年》）
黨的一大召開後：陳獨秀專門調毛澤東到上海中共中央工作，二人共擔重任
1923年1月，在黨的二大當選為中央局執行委員會委員長的陳獨秀忙於著手籌備黨的三大的工作，決定調毛澤東來上海中共中央工作。4月，毛澤東離開長沙來到上海，來到陳獨秀身邊工作。6月下旬，黨的三大在廣州結束。陳獨秀被選舉為中央局委員長，毛澤東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央局委員併兼任中央局秘書。按照“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籤字”的規定，從這時起，陳獨秀與毛澤東共同在中央工作，開始了一起共事的日子。毛澤東與陳獨秀有了實質的接觸。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毛澤東和陳獨秀同時參加了中國國民黨在廣州舉行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武漢召開。毛澤東和陳獨秀都出席了這次大會。在大會上毛澤東被選為候補中央委員。在隨後舉行的五屆一中全會上，陳獨秀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總書記。
◆陳獨秀
毛澤東對陳獨秀的評價也很多，現舉兩例對陳獨秀在建黨前後的評價：1942年3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學習組發言時曾簡要提及陳獨秀：“在五四運動裡面，起領導作用的是一些進步的知識分子。大學教授雖然不上街，但是他們在其中奔走呼號，做了許多事情。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現在還不是我們宣傳陳獨秀歷史的時候，將來我們修中國歷史，要講一講他的功勞。”1945年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又一次評價陳獨秀：“關於陳獨秀這個人，我們今天可以講一講，他是有過功勞的。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與周圍的一群人，如李大釗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們那個時候學習作白話文，聽他說什麼文章要加標點符號，這是一大發明，又聽他說世界上有馬克思主義。我們是他們那一代人的學生。五四運動替中國共產黨準備了幹部。那個時候有《新青年》雜誌，是陳獨秀主編的。被這個雜誌和五四運動警醒起來的人，後頭有一部分進了共產黨。這些人受陳獨秀和他周圍一群人的影響很大，可以說是由他們集合起來，這才成立了黨。我說陳獨秀在某幾點上，好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做了啟蒙運動的工作，創造了黨，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漢諾夫。普列漢諾夫在俄國做過很好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陳獨秀則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造了黨，有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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