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這座古都，正式以“北京”為名，始自永樂元年(1403年)正月，明成祖朱棣“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改北平為北京。
當時，朱棣雖有意遷都北京，但迫於輿論壓力，只能打著效仿太祖“中都之制”的名義，施行南京、北京的兩京體制。
“中都之制”中的“中都”，在朱元璋老家鳳陽，是明早期的三都之一。中都皇城是南京和北京的紫禁城藍本，還比北京紫禁城大12萬平方米。可惜的是，明中都建設6年即遭罷建，逐漸湮滅無聞，連正史中也鮮有痕跡。
幸虧有精通明史和歷史地理的學者王劍英，在“文革”下放時發現此城，為北京找到了“前世”。隨著考古推進，這座被重新發現的中都，正成為研究明代北京城的一個重要參照。
明中都皇城航拍圖
01.
窮縣有個闊皇城
1969年，安徽省鳳陽縣黃泥鋪村，來了一位奇人。荒涼的鄉村公路上，他光著膀子，頂著寒風或烈日，常常跑上十幾公里。當地的老鄉大概從未見過這種景象，也沒聽說過馬拉松，常問：“這人是不是神經有點毛病？”
這位跑者叫王劍英，是江蘇太倉一名門望族的後裔，燕京大學歷史研究院的最後一屆研究生，人民教育出版社歷史編輯室編輯。20世紀50年代，他曾被借調到中國歷史博物館，擔任歷史地圖組組長，可見其學識淵博。
王劍英在鳳陽宣講明中都的歷史文化
48歲是做學問的黃金年齡，但在“文革”那個特殊的年代，他卻被下放到了鳳陽教育部“五七”幹校，參加勞動鍛鍊。
幹校學員每天寫檢討，作交代，接受批判，還要幹養豬等髒累的活兒。別人有此境遇，難免頹唐，王劍英卻仍舊跑步、打拳、尋古探幽。他是明史專家，自然知道這裡是朱元璋的老家，於是一有機會就到處探訪。
盛夏的一天，幹校學員到總部集中。王劍英聽說離縣政府不遠，還有一座“老縣城”，是清朝的鳳陽縣治所所在地。一個鳳陽竟然有兩座縣城，王劍英覺得蹊蹺，便趁午後的空閒時間前去檢視。
走近“老縣城”，他立即被雄偉的城牆震驚了。城南門內外須彌座上精美的白玉石雕，城內巨大的蟠龍石礎，更讓他目瞪口呆。鳳陽是個遠近聞名的窮縣，怎麼會有這樣一座雄壯威嚴，華美精緻的“老縣城”呢？
登上南門的斷壁殘垣，他遇到一位年過七十的老農，便打聽此城的來歷。老農告訴他，明代開國，要在此建都，軍師劉伯溫反對，建了都城而未定都，就留下了這座空城。
老人的話，王劍英並未當真。研究生三年，他師從鄧之誠教授專修明史，如果在南京、北京之外，還有個都城，他豈能不知道？
其後，他又常常來到這裡，不過不是來尋古，而是來拆城牆的。1969年是扒拆牆磚的高潮，“老縣城”內外，人山人海，磚垛從牆根一直碼到河邊，一角五分一塊的牆磚不僅在當地很搶手，而且還遠銷上海。當時鳳陽新蓋的公私建築，幾乎清一色用的都是那種長40釐米、寬20釐米、高11釐米，每塊三四十斤重的磚，“五七”幹校也不例外。
1972年元旦剛過，幹校遣散學員，僅留下小部分有“歷史問題”的人，轉移至鳳陽城內的幹校總部，王劍英也在其列。
設在安徽省第四監獄內的幹校總部，磚牆高聳，陰氣逼人，王劍英卻被周圍的牆磚給迷住了。每當檢查交代的空隙，他就在監獄牆磚上尋找文字，並一一記錄。
他發現，這些磚上刻有江西、湖廣等明初數十個府縣的地名，有的還有官員名和工匠名。這些地名磚、人名磚，大概是當時為了保證質量，溯源問責，而進行的標註。如此高等級的明磚，在北京都不多見，難道老百姓口中的廢都真有其事？帶著疑問，王劍英邁出了考察明中都的第一步。
這一年，恰逢中國歷史博物館重新開館，他被暫時調回北京，再次主持開館前的地圖設計、繪圖、修復工作。歷史博物館與北京故宮僅咫尺之遙，工作之餘，王劍英常到故宮溜達，他發現故宮午門竟與“老縣城”的南門在形制上相差無幾。再仔細對比，發現更是驚人：
我原以為北京故宮的建築一定是全國最精緻、最豪華的，是無與倫比的。可是竟然完全跟我主觀的想法相反：“老縣城”南門須彌座上是綿延不斷的、十分精緻生動活潑的浮雕，有飛龍、翔鳳、麒麟、奔鹿、雙獅耍繡球，各種花卉和圖案，而北京的午門僅兩端有上點程式化了的圖案裝飾，其餘全都是光禿禿的白石。
“老縣城”的石欄板兩側都是精緻的浮雕，北京故宮石欄杆兩側則全是光板，沒有浮雕；“老縣城”的石礎是270釐米見方的蟠龍石礎，而北京太和殿石礎只有160釐米見方，沒有任何雕飾，鳳陽的建築構件竟然比北京的精緻，標準高。
1973年初，他作為專家參加了《中國歷史地圖集》審圖會，並藉機在復旦大學查到了乾隆時期編纂的《鳳陽縣誌》，這部書勾勒出了明中都的興衰。
原來，鳳陽那座“老縣城”，只是明中都的宮城部分。洪武二年（1369年），42歲的朱元璋下詔，以臨濠（鳳陽）為中都，按京師之制，加緊營建。“功將完成”時，他卻突然下令罷建。以舉國之力，耗時6年營建的城市，從此成了一座廢都。
此後歷經天災人禍，明中都逐漸湮沒。清代，鳳陽縣衙曾經駐在中都皇城裡，這裡就被當作縣城了。600年後，不僅鳳陽人不知“中都”稱謂，就連分管全縣文化、文物的部門，也對明中都一無所知。
透過文獻研究，王劍英發現，明中都曾經宏大奢麗，不僅有皇城，還有與北京相仿的三重城；不僅有宮殿，而且還有太廟、社稷壇、圜丘、方丘、城隍廟、功臣廟、帝王廟等壇廟建築；不僅有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等中央官署，還有國子學、會同館、觀星臺等文化外交機構；不僅有金水河、百萬倉，還有許多開國功臣的宅第、墳墓等。
02.
一人重現一座城
遙想當年宮宇重重，再看如今荒草萋萋，王劍英不禁悲從中來。他意識到，這些國之瑰寶，若不抓緊考察研究，讓它重見天日，過不了多久，連遺蹟也將被毀滅。
為了揭開中都面紗，他向幹校負責人張健（後任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所長）做了彙報。張健破例同意他每逢星期天可以外出考察，還借給他一輛腳踏車和一個少了三米的大卷尺。此後多年，王劍英仍對此善舉念念不忘，他常對女兒王紅說：“如果沒有張健同志的支援，《明中都》這本書就寫不成。”
從1973年4月起，一位年過50的外地人，操著濃濃的吳音，到處翻磚頭，搞測量，逢人就打聽鳳陽的歷史傳說，成了當地一景。
王劍英在測量石礎直徑
回憶起對王劍英的第一印象，鳳陽縣人大原副主任陳懷仁曾說：“只見滿身灰塵的王先生身背相機、水壺，正用皮尺丈量明中都承天門遺址。不遠處是他的那輛破腳踏車，車旁邊置一個化肥塑膠袋，盛滿了破磚碎瓦。當地幹部背後嘲弄他，這個人是高教部‘五七’幹校的下放幹部，神經有點問題。”
雖然看起來像撿破爛的，但王劍英做的研究是高水準的。他根據歷代都城和宮殿建築的傳統規劃思想，以及從明中都到南京、北京，明朝先後三個都城建築格局的承襲規律，以“小心求證”的研究態度，實地勘察、考證，印證明中都城牆、宮殿和皇陵的位置、長度、間距。
缺乏測繪工具，他就圍著宮殿和城牆繞圈，透過步數來測算距離。如果是較大距離，他就在車輪上紮上紅繩，以數車輪轉動圈數的辦法測距。後來發現，他用“計步測距”和“腳踏車測距”土辦法測出的距離，竟與用現代儀器測出的結果完全吻合。
1973年國慶節期間，“五七”幹校組織留守學員在安徽境內參觀旅遊。王劍英則利用這段時間，自費去全國各地查尋史料，以便與半年來的實地考察相互印證。
當時沒有檢索影印裝置，許多重要古籍也沒有整理出版，為了在海量文獻中尋找有用的材料，他泡在圖書館善本室，抄錄了20餘本資料，“壘起來得有一米多高”。
王劍英的夫人陳毓秀在回憶這段時寫道：
一度我們失去了聯絡，我甚至不知道他在哪裡，在南京還是在上海？住在南大招待所還是投宿哪個小旅社？或者已經回到了鳳陽幹校，白天騎著腳踏車啃著乾糧鹹菜走訪社員，晚上開夜車趕寫他的考察報告？
臨近春節，“五七”幹校的幹部們大多回到北京過年了，仍不見到劍英的蹤影。搬家不見人，過年不見人，他似乎把我和孩子們完全忘記了。
知夫莫若妻，陳毓秀知道，“他是把他自己忘記了”，在那種忘我的境界中，不幸和非議，與發現帶來的震撼和喜悅相比，又算得了什麼？
劉建橋是當時鳳陽縣文化館唯一分管文物考古工作的幹部，他對“老王”早有耳聞，見面卻是偶遇。
當時，王劍英正爬在大木梯上，手拿《皇陵碑文》，與皇陵碑上的字一一對照。皇陵碑高達7米，碑文是豎排的，他每看一行，便從木梯上爬上爬下一次。幾個來回下來，50多歲的人，已滿身是汗，短褲背心全溼透了。
這一幕打動了劉建橋，幾經波折，他把王劍英借調至文化館，專職考察、研究明中都。研究鳳陽花鼓的夏玉潤就是這時在文化館與王劍英相識的：
“那天，室外39度，屋內一無電扇、二無蚊香，僅穿一件褲頭的王先生，一條溼毛巾披在肩上，赤腳插在水盆裡，正趴在乒乓球桌上撰寫《明中都城考》書稿。為了防止汗水溼透稿紙，他在右臂下墊了一塊乾毛巾。桌上、地上擺滿了各種書籍、資料、地圖，他不時地用左手拍打著身上正在吸血的蚊蟲。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王先生的情景，這一畫面永遠定格於我的腦際中，雖時隔數十年，恍如昨日。”夏玉潤說。
從炎夏到隆冬，王劍英夜以繼日地工作著，為的是與扒拆遺址者賽跑：從1973年到1975年，是中都城遭受嚴重毀壞的多事之秋。眼看地面下的大橋一條又一條地被扒拆，西安門遺址下的木樁被吊起堆積如山。他憂心如焚，“擔心材料還沒寫完，遺址倒先拆光扒盡了”。
即使是在撰寫書稿最緊張的日子，凡是有單位請他介紹明中都的，不管路途遠近，時間早晚，天氣好壞，他都一律接受。只要聽說城西公社水利工地開工，他必拍照繪圖，拿出政策制止，講述歷史感化。
他的執著，看似無用，卻讓當地人逐漸改變了對“破磚爛瓦”的態度。一些機關幹部得知遺址的新發現後，立即通知他，並陪同他一起趕往發現地；社員在遺址上挖掘出的龍瓦、鳳滴水，也主動地送給他。
1975年春，《明中都城考》終於完稿。鳳陽縣有打字機、打字員的單位，都願意免費替他錄入。由於經費問題，書稿最初僅油印了150本，一部分送至省、地、縣有關部門及領導，一部分由王劍英帶到北京，送給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故宮博物院、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等單位及有關專家學者。
很多專家熬夜讀完了這本小冊子，興奮不已，時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單士元評價說：“《明中都城考》實實在在比簫洵《故宮遺錄》敘述元代宮室的貢獻還要大，使一座已經湮沒無聞的明代中都重新復活了。過去我一直以為北京故宮是照南京故宮建的，現在才弄清楚原來連南京明故宮也是照鳳陽明中都改建的。”
學界的轟動，也引起了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的重視。同年10月26日，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委派楊伯達、單士元、李懷瑤、王劍英、徐蘋芳5位專家到鳳陽調查，高度肯定明中都皇城和皇陵的歷史、藝術、科學價值。1982年3月10日，國務院公佈“明中都皇故城及皇陵石刻”為第二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一般而言，發現和研究一座城市遺址，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從發現、勘察、宣傳、攝像、考證、繪圖、撰寫研究報告，直至爭取國家認證，往往需要一個團隊，數年功夫。而王劍英卻在非常的歷史時期，在沒有研究經費，沒有測繪工具和儀器，沒有合作伙伴的情況下，赤手空拳取得了令人難以置信的成果，這本身就是個奇蹟。
“冥冥之中,父親之前積累的歷史學、考古學、考據學、地理學、地圖學等多學科學養，似乎都是為了尋找、發現、研究明中都而積澱、準備的。”回想父親當年與明中都的相遇，王紅感慨道，“這是不幸中的幸運”。
國家文物事業管理局委派楊伯達、單士元、李懷瑤、王劍英、徐蘋芳5位專家到鳳陽調查
03.
中都錯失帝都位
很多人都知道明代有北京、南京兩座都城，但明中都卻鮮為人知，連泰斗級專家單士元也對它“到底建成了沒有，一直模模糊糊，很不清楚”。這是何故呢？
原來，古代帝王實錄“多書美而不書刺”，明代的實錄、會典、紀傳、碑銘等宮廷典籍，似乎是有意隱諱，很少記載中都宮殿。景泰年間修《寰宇通志》，雖有“中都宮殿在(鳳陽)府城萬歲山南”的記載，但英宗復辟，《寰宇通志》亦廢。
雖然史料少而分散，但《明中都城考》卻旁徵博引，將各種史料一網打盡。近年參與明中都遺址考古的故宮學者寧霄說，“很難想象，在沒有電腦檢索技術的年代，王先生是如何在浩如煙海的書籍中找到這些資料的。近年雖然有不少學者在研究明中都，但幾乎沒發現新史料。”
明中都三重城
透過王劍英的《明中都城考》，這座被遺忘的城市找回了它的記憶：
1367年9月，吳王新宮在金陵落成。第二年，朱元璋在新宮即皇帝位，國號大明。
此時天下已定，都城卻懸而未決。朱元璋先給自己理想的定都地——開封（汴梁）一個“北京”的虛銜，並親自勘察，準備建都。然而，那曾經繁華的汴梁城，久經戰火，已是“人煙斷絕、積骸骨成丘”。
開封被定為“北京”的第二天，大將軍徐達攻佔元大都，改大都為北平。元朝滅亡後，政治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關中、洛陽、開封、北平、南京等地，都成了首都的可選項。朱元璋表面上與群臣商議，內心卻主意已定：拋棄已經建設得有模有樣的南京，定都老家臨濠（今鳳陽）。
他的理由是臨濠“前江後淮，有險可恃，有水可漕”，但究其根本，還是“聖心思故鄉，欲久居鳳陽”。朱元璋和他的鄉黨小夥伴們，大都是苦出身，現在有了富貴榮華，自然想要衣錦還鄉。
中都是按照京師，也就首都的規格建造的，規劃起點自然非同一般：外郭城範圍達到50平方公里，與元大都相當，而宮城達84萬平方米，比後來的北京故宮還大12萬平方米。全城設104坊，各類衙署、壇廟、宅第一應俱全，佈局建構可說是後來北京城的高配版。
眾臣中排名第一的李善長是建設鳳陽中都的總負責。主持明中都考古的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館員王志說：“朱元璋常把李善長比作自己的蕭何，李善長自然知道蕭何建造未央宮的典故，在中都建造中一定會竭盡所能來討好朱元璋，這可能是明中都皇城窮奢極麗的重要原因。”
在中都營建中，木材不僅“令天下名材至斯”，還遣使到附屬國“求大木”；建築牆體先用白玉石須彌座或條石作基礎，上面再壘砌大城磚；砌築時則以石灰、桐油加糯米汁作漿，關鍵部位甚至“用生鐵溶灌”；所有的木構建築“窮極侈麗”，畫繡的彩繪鮮豔奪目，所有的石構建築“華麗奇巧”，雕鐫的圖案精美絕倫。
營建中都的勞工，由全國徵調而來。據王劍英考證，工匠近9萬、軍士7萬、移民近20萬、罪犯幾萬人、民夫45萬，參與者總計近百萬。
洪武八年，中都工程開工六年後，朱元璋第二次到工地視察，其間發表了祭告天地的祝文。祝文先是一大段憶往昔崢嶸歲月，然後又把自己的家鄉誇了一頓，最後也感慨了一下工程“實勞民力”，好在“功將告成，惟上帝后土是鑑”，遷都意向已經非常明顯了。
奇怪的是，就在朱元璋返回南京後不久，他突然下令“詔罷中都役作”。傾盡全國之力的超級工程，在即將建成之際，戛然而止，這到底是為什麼？史籍記載非常含混。
官方說法是，中都花費太多，不符合勤儉節約的治國方針。的確，朱元璋立國後，一直標榜節儉，每天早飯，只是青菜加一碗豆腐，所睡的床鋪，也和中等人家無異。可此時中都城已經修得差不多了，要花的錢差不多都花出去了，這時候說停建，不等於更大浪費嗎？
王劍英從各種文獻的隻言片語中找到一些蛛絲馬跡，他認為，“壓鎮事件”是中都停工的導火索。
為了趕工期，民夫軍士“病無所養，死無所歸”，作為反抗，他們在朱元璋視察時，用紙人木偶之類的東西，置於宮殿屋脊上進行詛咒。
此事讓朱元璋蒙上一層厚厚的心理陰影，甚至兩年之後，還“因工匠壓鎮，百端於心弗寧”。他在祭告天地時，特地懺悔：“役重傷人，當該有司，疊生奸弊，愈覺尤甚，此臣之罪不可免者。”
還有一些明史學者認為，對淮西集團的防範，才是中都停工的真正原因。
劉伯溫是當初唯一反對建都鳳陽的，他說“鳳陽雖帝鄉，然非天子所都之地”，原因是“地勢曼衍”。用現在的眼光看，鳳陽緊臨淮河，容易發生洪澇災害，長期的水災又導致土地鹽鹼化，糧食產量低，且地處丘陵，非交通要道，確實不宜建都。
朱元璋起初聽不進去忠言，但洪武八年，就在他從中都回南京後的第三天，退休老謀士劉伯溫的死訊傳到了京城。他原來只是身有小恙，但吃了宰相胡惟庸的藥後病情加重，撐了幾個月就駕鶴西去了。劉的死，讓朱元璋對淮西集團越發忌憚，要是到了老家，到處都是這些功臣們的親朋好友，那還不徹底反了天？
罷建後，中都政治地位下降，經濟蕭條，被朱元璋遷徙來的大量人口，缺糧少食，只得唱著花鼓，逃荒求生。
關於“中都罷建”，王志認為，“明中都遺址的考古發掘，或許能提供新的視角。很多細節顯示，中都皇城的完成度並沒有想象的高，史料上對工程的記載，不排除是李善長虛報了進度。按照當時的工程標準和營建速度，要使中都成為成熟的都城，恐怕再用六年也無法完成。從這方面看，‘以勞費罷之’並非完全是託辭”。
04.
遷都北京曲折多
還鄉建都失敗後，朱元璋耗時兩年完成了對南京宮殿的改建。改建時，很多地方都沿用了中都規制，雖然較為樸素，仍頗有帝都氣象。
本該安心當皇上的他，仍覺不稱心。金陵雖虎踞龍盤，但國運不昌；吳王新宮“前昂後窪，形勢不稱”；填湖而建的宮殿容易積水，這些缺點都令老年的朱元璋不勝其煩。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朱元璋派太子朱標巡撫陝西，意在考察遷都西安的可能性，但又因朱標早逝終於作罷。痛失愛子之後，朱元璋最終打消了遷都的念頭。
至此，明朝建立已31年，首都在南京和鳳陽間搖擺，汴梁和西安也是種子選手。但曾經繁盛的元大都、遠在北方的北平，卻從未納入皇帝的視野，還成了民間傳說裡的“苦海幽州”。
朱棣遷都北京之前，這裡儘管是金元兩朝的都城，但對於明朝廷來說，卻並不是理想的建都之所。
誰願意把都城放在離強悍的蒙古部落很近的地方？誰願意把都城放在一個已經被異族統治了四百多年，剛剛收回的城市？誰願意把都城放在一個胡風文化深厚的城市？能做出這種選擇的，除了朱棣，恐怕再難找出第二個。
朱棣想遷都，原因很多。有人說他的江山是搶來的，在南京做皇帝，內心難安。這恐怕有點小看永樂大帝了，多次北征蒙古，“天子守國門”對他而言，可不是一句漂亮話。也許，大元帝國締造者忽必烈，才是他真正想要超越的目標。
他也不是心血來潮，而是從靖難之日起，就有了清晰的規劃。登上皇位後，他知道遷都會引起很大的震動和反抗，就用溫水煮青蛙的模式，讓反抗的力量漸漸平息。這種“只做不說”的做法，使得遷都北京和宮城改建問題，自明清以來就存在不少模糊不清，甚至相互衝突的說法。
作為建都的標誌，紫禁城的營建始於何年？《明史》等史書都說是“永樂四年”，300多年來，治史者對此深信不疑。王劍英卻在研究明中都的過程中，追根尋底，得出了“始於永樂十五年”的結論，並指出“永樂四年”只是“詔建北京”而未動工。他的《明初營建北京始於永樂十五年六月考》令群儒折服，如今，這個結論已被史學界普遍接受和採用。
永樂元年（1403年）正月，朱棣皇位還沒坐穩，就把北平改為北京，稱“行在”。同年，遷直隸、浙江等地的富戶到北京，派工部尚書宋禮到南方準備大木，命工匠次年集結到北京。永樂四年，準備工作已就緒，為什麼此時下了詔書，卻未動工，反而又等了十年呢？
永樂五年，徐達之女、也就是在靖難之役中為朱棣堅守北京城的徐皇后去世。借這個由頭，朱棣巡狩北京，不到50歲的皇帝，出人意料的將陵寢選在北京昌平。
準備好的工匠和木料都投入到長陵的建設中，與此同時，北京增加了十個衛所，治理了大運河，修了城牆。這些，都是在為遷都做準備。
到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朱棣正式宣佈遷都時，大臣們想反對，已經是有心無力了。朱棣這才開始修建紫禁城，很多記錄表明，元大內可能一直儲存到這一年，才“撤而新之”，徹底拆除。
永樂十五年，北京西宮建成。朱棣離開南京，坐鎮西宮，親自督建。十八年，紫禁城落成。十九年，各種禮制建築也悉數竣工。
北京宮殿比南京更加軒敞、壯麗，雖然達不到中都標準，但也堪稱建築奇觀。永樂朝紫禁城的奉天殿，在今天太和殿位置，但比現在的太和殿大1.5倍，面闊達95米，如果儲存至今，將是世界上最大的木製殿堂。
永樂十九年（1421年）正月初一，62歲的朱棣，在剛建成的奉天殿接受百官祝賀，北京由“行在”改為“京師”，進行了快二十年的遷都事宜，終告完成。
從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稱帝，到1420年北京紫禁城落成，53年間，明帝國相繼建設了中都、南京、北京三座都城，新建、改建了包含北京西宮在內的4座宮殿。近乎瘋狂的都城建設，將微薄的社會財富耗盡，整個社會的怨氣一觸即發。
在這個節骨眼上，一場神秘的大火點燃了建成不足百日的紫禁城，奉天、華蓋、謹身三座大殿化為灰燼。一向自信的朱棣也十分驚懼，不得不像朱元璋一樣為建都問題釋出了罪己詔。
三年後，朱棣死在北征蒙古的歸途上，他的兒子朱高熾又把北京變成了“行在”，並籌劃“還都南京”。僅僅過了一個月，朱高熾就病逝了，他兒子、從小生長在北京的朱瞻基，礙於父親的遺言，並沒有恢復北京的京師之名。
朱棣的重孫子朱祁鎮即位時，北京作為首都的基礎已很牢固了。於是朱祁鎮順水推舟，進一步完善了北京的各項設施，重修了“三殿二宮”。1441年九月，北京的各種公文去掉“行在”二字，正式成為首都。至此，困擾明初統治者70多年的都城問題，才徹底解決。
我國曆史上，遷都的事不少，但像明代這麼能折騰的，僅此一例。明中都作為大明第一座體現帝王意志的都城，其城市規劃和建築設計，對後來改建南京，營建北京形成了很大的影響。
05.
北京與中都互為參照
提起明代北京城的修建，有無數民間傳說，無論哪個版本，開頭都要來一句“苦海幽州”。可見，元滅之後，這座曾經的國際化大都市遭受了重創。
相傳，朱棣派軍師劉伯溫和姚廣孝去建北京城，鎮壓惡龍。他倆暗自較勁，卻不約而同地聽到“照著我畫，照著我畫”的童稚聲音。兩個人一想，這不是八臂哪吒麼？結果，背靠背地畫出了兩張一模一樣的圖，都是“八臂哪吒城”。
這個傳說雖然流傳很廣，但北京城既不是劉伯溫造的，也不是姚廣孝造的，而是以元大都為雛形，在明代不斷改造而成的。哪吒的三頭八臂兩腳，指的就是元大都的11座城門。
元大都的規劃師是忽必烈手下的“和尚宰相”劉秉忠。他是儒釋道三教合一式的人物，也可以說是劉伯溫、姚廣孝的合體，民間傳說大概由此而來。由他締造的元大都，遵循《周禮·考工記》的王城制度，給北京留下了中軸線、衚衕、大運河等寶貴財富。
攻克大都後，朱元璋立即派工部尚書張允測繪了大都宮殿，編繪了《北平宮室圖》。顯然，這是在為興建中都做準備。
“考古發現，朱元璋雖然提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的口號，並表示要復漢官之威儀，但明中都的城垣格局、皇城外T形廣場、外金水河的佈局、宮殿形制等，均與元大都有繼承關係。”王志說，明中都承前啟後，是介於宋元和明清之間，都城變遷中的過渡形態。
中都宮殿雖參照元大內，又存在大量創新。前朝部分除了主殿外，在東西兩側還設定了文華殿和武英殿兩組院落，分別作為太子東宮和皇帝的便殿，以適應明朝的行政模式。
最傑出的是，明中都創造性地將中國傳統的“三朝五門”制度，轉化為前導區，安排在宮殿之南。相比元大都，明中都南宮門到南城門間的距離長了兩倍，因此可以在午門與洪武門之間擺下端門、承天門、大明門。同時，象徵皇室正統的太廟，移到了闕門之左；象徵疆域版圖的社稷壇，移到了闕門之右。這種佈局，用一重重的牆與門，把中軸線上的皇權威嚴，推向頂峰。
城市考古專家徐蘋芳特別提醒人們注意的是，在這條軸線的大明門位置，還出現了一條寬闊的東西向大街，與南北軸線十字交叉，稱為“雲霽街”。這條街串聯了中都城的鐘樓、鼓樓、祭祀壇廟，儼然是今天北京長安街的雛形。
王劍英分析，朱棣在少年時代，曾兩次去鳳陽祭祀皇陵，看到了營建中都的過程。青年時代，他又與兄弟一起到鳳陽講武練兵，在那裡住了4年。因此，北京吸收了不少明中都規劃上的精華。
由朱棣親自督建的紫禁城，疊合在元代的中軸線上，但向南移動，既避開了元故宮不大吉利的“地氣”，也更趨近於改造後的北京城市中心。在單士元看來，紫禁城的佈局和明中都類似，如午門、紫禁城四角樓、三大殿、東西六宮、左祖右社、內外金水河等。
永樂十七年，北京的南城牆自長安街的位置向南拓展到今前三門大街，這大大擴充套件了宮殿前的空間，中都宏偉的前導區也被移植過來，連洪武門、承天門這些名稱都原樣照搬。
中都宮殿在萬歲山之南，北京無山，則築一土山，也名萬歲山。這座山就是今天的景山，它是全城的制高點，也是平面上城市對角線的中心點。中都有日精峰，月華峰，北京紫禁城左右，雖無山嶺可命名，而宮殿之中則有日精門，月華門以象徵。
元朝宮殿的南面，並無東西向的大道，中都的“雲霽街”搬到北京後，改稱“長安街”，這條路兩端雖無鐘鼓樓，但在相應的位置建了東單、西單牌樓，由此創造了城市的東西軸線。
嘉靖九年（1530年），恢復明初天地分祀禮，建了天壇和地壇，其制度和方位都與鳳陽明中都的圜丘、方丘相同。帝王廟雖然是在永樂營建北京之後100多年建的，但是從中仍能看到明初營建中都的影響。
06.
安徽與故宮聯合考古
北京和明中都，是相互借鑑的兩座城。在今日的鳳陽城，還能找到北京城的源頭。
鳳陽城中，一條中軸貫穿南北，洪武門、左右千步廊、大明門、承天門、端門等位置依稀可辨，有些建築已經復建。東西軸向的雲霽街兩端，鐘樓、鼓樓相對而立。鳳陽鼓樓建成600多年來，幾經滄桑，屢廢屢建，臺基一直儲存完好，基上柱礎排列整齊，門洞上“萬世根本”四個楷書大字，據說是朱元璋手書的。這座鼓樓基座長72米，寬34米多，是後來北京鼓樓規模的1.5倍，南京鼓樓的2.5倍，雄壯得令人震驚。
明中都午門左右，厚重的磚砌城牆尚餘1100餘米左右；午門基臺的白玉石須彌座上，連續不斷地鑲嵌著浮雕，總長達四五百米。這些浮雕高32釐米，深度達到3-5釐米。與之相比，南京明故宮的午門須彌座上只嵌有少量花飾，深度約1釐米，其餘全是光面石塊；北京的午門石雕，只有一個花飾，形象、尺寸幾乎與明中都一樣。
明中都的其餘地上建築雖然都不復存在了，但留存的遺址格局基本儲存完整，包括城牆、城門、護城河、宮殿、金水河、建築、道路、水利設施等。現在，為了保護這些遺址，鳳陽城內建了十多處城市公園，隨處是景、處處飄香。
在明中都禁垣（相當於北京的皇城）地下，目前已勘探發現的夯土基址有137處，河道、水井、灰坑、道路、窯址等重要遺蹟，勾勒出了建築的基本佈局。
隨著明中都越來越有名，北京的一些地理歷史愛好者，把去鳳陽尋找北京的“前世”，作為一種小眾的玩法。長安街、午門、東華門、西華門、角樓等諸多稱謂，讓他們有種天然的親切感。
不過，就在幾年前，明中都皇城遺址,還是一片“髒亂的舊城”。21世紀初，在房地產大潮的衝擊下，明中都又到了湮滅的危急關頭：
太廟遺址、中都城隍廟遺址、開國功臣廟遺址、歷代帝王廟遺址陸續被賣給開發商；長春門遺址被剷平，建起了公路；洪武門遺址被剷除一半，建起了公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觀星臺遺址所在的獨山、明中都的主山鳳凰山在數十年開山取石中，已是千瘡百孔……
2013年是轉機之年，那年明中都皇故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專案獲國家文物局立項，鳳陽縣政府也及時調整了《2010-2030年鳳陽城市總體規劃》，其中最大的亮點是，投入13.8億元，將中都禁垣內的1308戶居民、20個工廠、10個養殖場、4所學校全部遷出。
隨著明中都的歷史在城市建設中被展示出來，僅幾年間，鳳陽人對遺址的保護意識迅速提高：為了保護明中都的天際線，政府調低了建築的限制高度；一些已經賣給開發商的遺址土地又被贖了回來；各種遺址公園相繼建立；從法律上保護明中都遺址的條例今年也將出臺……這個城市正逐漸找回了自己的靈魂。
2017年12月，明中都皇故城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成功掛牌。更可告慰王劍英的是，現存的明中都皇故城城牆，包括西牆、南牆的西半部，及較完好的午門和西華門墩臺，全長1350米，已經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專案，經專家現場考察，初審透過，並列入《中國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
“明中都的全面保護和研究，正逐漸實現著先生遺願。”王志介紹，王劍英在《明中都遺址考察報告》中曾16次提到，需要勘探發掘來進行求證。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從2015年啟動考古發掘，以中軸線為核心，先後發掘了前朝宮殿、承天門、外金水橋等遺址。2017年，故宮博物院的考古力量也加入進來，聯合對外金水橋等遺址進行系統發掘。
最早的奉天殿什麼樣？明中都外金水橋到底有幾座？天安門的雛形是幾座門？很多問題都在發掘中得到了解答。
發掘確定，外金水河上為七座橋基，橋的寬度均大於南京、北京相應的金水橋，橋址的分佈體現出井然的等級秩序。另外，橋基券石的卯榫結合部還發現多處有塞鐵片或灌注鐵水，證明史料所言非虛。無獨有偶，北京故宮的外金水橋也是7座，除了天安門5個門洞對應5座之外，太廟和社稷壇還各對應一座橋。
承天門的城門佈局非常獨特，“三個門洞位於城臺正中，城臺兩側與禁垣牆連線，在城臺兩側各開一偏門”。今天的北京天安門是5個門洞，王志認為，承天門“3+2”式門洞佈局是唐代以後首次將5個門洞佈置在都城第二道城的正門位置，或許是北京天安門五門洞格局的雛形。
在遺址公園內，前朝宮殿的發掘正在進行中。宮殿基址連續做了多年發掘，但形制卻“越來越複雜”，現已證明，宮殿臺基絕非表面所見的“中”字形，而是更接近元大都的“工”字形。不過，“要完全釐清宮殿及其附屬建築的形制，仍需進一步工作”。
從故宮到鳳陽，寧霄覺得“這裡更能施展得開”。北京故宮考古慎之又慎，只能進行“微創”發掘，一般都是見“面”即停，也就是發現了重要的磚面、地面、活動面後就不再向下清理了。而且，考古發掘面積極為狹小且難有餘地，一直有“管中窺豹”“盲人摸象”的困窘 。而明中都考古，可以大開挖，這對於北京宮殿變遷、營建時序以及施工工藝、甚至哲學思想等都有啟發。
對於明中都外金水橋的發掘，故宮博物院考古部主任徐海峰就評價道：“沒想到此次外金水橋發掘能看到如此完整的基礎構造，其平面佈局也很清楚，為了解北京紫禁城金水橋橋面以下基礎構造、建造工藝找到了很好的參照範本。”
（原標題：去鳳陽找北京的“前世”！這裡的紫禁城更大，為何沒建成？）
來源：北京日報紀事微信公眾號 | 作者 孫文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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