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流傳度最高的詩詞作品中，《蝶戀花·答李淑一》是最具藝術性的一首，這首詞是毛主席寫給亡妻楊開慧好友李淑一的，其哀婉優美的語言令無數人為之動容，同時也讓人們深切感受到了他對髮妻的真摯愛意。
“我失驕楊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問訊吳剛何所有，吳剛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廣袖，萬里長空且為忠魂舞。忽報人間曾伏虎，淚飛頓作傾盆雨。”
這首詞發表於1958年湖南師範學院院刊的元旦專刊上，並在1963年被《毛澤東詩詞》收錄後改為現題，詞中“驕楊”指的正是楊開慧烈士，而“柳”則代指李淑一的亡夫柳直荀。
從詞中不難看出，毛主席用了象徵的手法，將楊開慧、柳直荀二位烈士巧妙地比作“楊柳”，同時將他們的犧牲幻化成“直上重霄”。隻言片語之間，一譜悲壯的烈士愴歌便躍然紙上，令人讀來感慨，同時也讓人深切感受到毛主席他老人家心裡那道永遠不能痊癒的傷疤。
而作為毛主席晚年為數不多的陪在身邊的親人，毛岸青和邵華夫婦自然能夠對父親的詞中真意感同身受，因此夫妻倆都非常喜歡這首詞，時常讀來愛不釋手。久而久之，毛岸青和邵華已經能將這首詞倒背如流了，這似乎也成為夫妻二人對楊開慧母親最簡單、最直接的懷念。
不過有意思的是，一次毛主席在受毛岸青與邵華之邀重寫這首詞時，卻有意把“我失驕楊”一句寫成了“我失楊花”，這是怎麼回事呢？
本期文章，筆者將為大家講述《蝶戀花·答李淑一》背後的故事，看看毛主席與楊開慧之間，有著怎樣動人的悽美愛情。
楊開慧與毛澤東結識，大概是在1914年，那時她正值豆蔻年華，也像其他少女一般情竇初開。一天，楊開慧忽看到父親在庭院中捧著一本學生的筆記連聲叫好，出於好奇，她便打聽了一番，並由此記住了毛潤之這個名字。
在父親的讚不絕口下，楊開慧翻看了毛澤東的文章，而這一看，她直接就被其文采深深吸引。不久後，她終於在家中見到了那個常從父親口中聽到的潤之，一個少女的心，從此被這個身長八尺的偉岸少年所牽引。
1918年，楊昌濟受蔡元培之邀前往北大擔任教授，楊開慧遂隨父親一同到了北京。一年後，在楊昌濟的邀請和推薦下，毛澤東也到了北大，並擔任了北大圖書館的管理員。在北大期間，毛澤東與楊開慧的關係有了進一步升溫，而楊昌濟也在其中極力撮合，力圖促成愛女與愛徒的婚戀。
有意思的是，為了確定自己沒有看錯人，楊昌濟還曾請好友章士釗做媒，讓其替自己打量毛澤東。結果章士釗在遠遠看過毛澤東後，直接就被他的氣質所折服，甚至發出了“湖南要出皇帝”的感嘆。
就這樣，毛澤東與楊開慧在長輩的支援下很快就陷入了愛河，兩人志趣相投，非常恩愛。1920年春，楊昌濟因病去世，楊開慧便跟隨毛澤東回到了湖南，積極參與領導進步運動。當年冬天，她與毛澤東在長沙結為了革命伴侶，而在結婚的過程中，她一不坐花轎，二不要嫁妝，三不用媒妁之言，完美展示了自己“不作俗人之舉”的人生態度。
在長沙期間，楊開慧曾串聯了幾所女校的5名女生進入岳雲男子中學學習，由此打破了男女一貫分為學之的舊教育理念，同時成為了該校招收的第一批女學員。也正是在中學期間，楊開慧與李淑一相結識，兩位都追求新思想的進步女青年很快就打成了一片，成為了無話不談的同志。
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毛澤東擔任了湖南支部書記，在他的引導下，楊開慧也在這一年正式加入了黨組織，夫妻倆一同領導湖南地區的工人運動，將湖南的革命工作很快就開展了起來。
在1925年的時候，楊開慧介紹李淑一認識了共產黨人柳直荀，經過她的打點，兩人對彼此留下的印象都非常好。後來在楊開慧的張羅下，李淑一和柳直荀順利結為了夫妻，而毛澤東也在這時結識了李淑一。
不過，毛澤東和李淑一都不會想到，短短几年後，他們會面臨同樣的愛別離之苦，成為惺惺相惜的烈屬。
1930年10月，楊開慧在革命工作閒隙中偷偷潛回了老家看望母親和孩子，但她剛一到長沙，軍閥密探就得知了她的蹤跡。很快，大批反動派就將她團團圍在了家中，最後連同保姆和孩子岸英一同被逮捕。
在反動派的監獄中，窮兇極惡的軍閥對楊開慧進行了嚴刑拷打，試圖從她口中撬出毛澤東等人的下落。不過，在面對皮肉之苦和精神壓力的雙重摧殘下，楊開慧始終堅持了一個共產黨人的堅定精神，沒有向敵人表示半點屈服。
最後，無計可施的敵人只好逼迫她公開與毛澤東脫離夫妻關係，試圖透過這種方式來打擊共產黨。然而，楊開慧再次狠狠拒絕了敵人，並且斬釘截鐵地說道：“要我與毛澤東脫離關係，除非海枯石爛！”
眼見楊開慧沒有半點合作的可能，惱羞成怒的反動派只好起了殺心。1930年11月14日，楊開慧於瀏陽門外的識字嶺英勇就義，年僅29歲。
一個月後，訊息傳到瑞金，毛主席痛徹心扉。恍惚之間，悲痛萬分的主席寫下“開慧之死，百身莫贖”一句，從此陷入了對愛妻深深的自責與愧疚之中。
而在楊開慧赴義短短兩年之後，柳直荀也在“肅反運動”中被夏曦錯殺，年僅34歲。
但與毛家有所不同的是，柳直荀在厄難以後，身為烈屬的李淑一併沒有第一時間得到訊息。此後在漫長的革命戰爭中，李淑一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為柳直荀守著活寡，她獨自一人在家鄉教書育子，從來沒有得到過丈夫半點音信。
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後，李淑一才從毛主席那裡得到丈夫早已在1932年厄難的訊息，沒有人知道當時她的心裡是怎樣一種感受。
對於這位烈士遺孀以及自己亡妻的摯友，毛主席非常可憐她，不僅多次給她寫信問候，還推薦過她當國家文史館館員，但由於李的資歷問題未能如願。後來考慮到李淑一一個人養家不易，毛主席還用自己的稿費資助他們一家，兩家人的深厚友誼也由此結下。
或許也正是受到了主席太多恩惠，李淑一對毛主席非常敬重，她還積極研究了主席的詩詞，並時常寫信給他討論學問。
1957年春節，李淑一又一次給毛主席寫了信，信中除了談到讀毛詩的感想外，她還附上了一首自己於1933年夢到丈夫後所寫的詞，名為《菩薩蠻·驚夢》：
“蘭閨索莫翻身早，夜來能動愁多少。底事太難堪，驚依曉夢殘。徵人何處覓，六載無訊息。醒憶別伊時，滿衫清淚滋。”
興許是詞中李淑一對於丈夫的思念太過濃重，這立即就引起了毛主席的共鳴。是啊，自己心愛的妻子，又何嘗不是千百次出現在自己的夢中呢，他對於亡妻的思念，又何嘗比別人要淺呢？
於是，感慨萬千的毛主席詞興大發，張開筆墨就寫下了那首膾炙人口的《蝶戀花》。筆墨到處，皆是含情脈脈。
這首詞一經發表後，立即就引起了文人們的關注，畢竟在毛主席一向大氣磅礴的詞風之中，這首難得委婉，而且它還是毛主席悼念楊開慧烈士的，這無疑加深了這首詞的故事色彩，令人讀來感動。當然，關於這首詞討論最多的，還是“驕”這個字，很多人都不解其中深意。
比如章士釗就曾特意為了“驕楊”一詞向毛主席請教。在他看來，形容女子一般都是用“嬌”，但毛主席卻用“驕”來形容楊開慧，這不得不令他感到迷惑。
聽了這個問題，主席先是笑笑，隨後用滿懷崇敬地語氣答道：“女子革命而喪其元（頭），焉能不驕？”
原來，在毛主席的心中，楊開慧最重要的身份還是烈士，自己懷念她，既是出於一個丈夫對妻子的熱枕，更是出於戰友間的真摯。他的敬佩，是由衷的、是純粹的，更是值得驕傲的。因此，用“驕楊”來形容為了革命無畏獻身的楊開慧，再合適不過。
那麼，既然如此，在給毛岸青和邵華書寫時，他又要將“驕楊”寫成“楊花呢”？
1963年，當時毛岸青和邵華去看望父親，兩代人饒有興趣地聊到了這首詞，氣氛相當熱烈。臨別之際，邵華還意猶未盡，於是突發興致想要讓父親手書《蝶戀花·答李淑一》來作個紀念，這立即就得到了毛岸青的附和。
聽了兩人的請求，主席一口就答應了下來，邵華立即就興奮地鋪紙磨墨，請父親揮毫。在二人的注視下，毛主席握筆伏案，卻遲遲不肯下筆，夫妻倆見狀，只得在一旁靜靜看著，絲毫不敢打擾。
沉思片刻後，主席終於開始動筆，他一氣呵成寫下：“我失揚花君失柳，楊柳輕颺直上重霄九...”
從主席寫完第一句“我失楊花”開始，岸青和邵華的眉頭就擰成了一股繩，他們相互對視，似乎都試圖從對方眼中確定自己沒有背錯。要知道二人可都把這首詞倒背如流了，因此看到“我失楊花”，他們的第一念想就是父親筆誤了。
但兩人都不敢打斷父親，直到主席一氣呵成停筆以後，岸青和邵華唯恐筆誤，這才弱弱地提醒：“爸爸，不應該是‘驕楊’嗎？”
聽到邵華髮問，主席順便看了看岸青，發現他同樣充斥著疑惑。這時，他慢慢放下了毛筆，然後輕輕答道：“稱‘楊花’也很貼切嘛。”
主席的一番話，讓毛岸青和邵華都感到一頭霧水，他們不明白父親為何會突然改詞，也不清楚“貼切”從何而來。
直到最後，主席也沒有解釋為什麼要將“驕楊”寫成“楊花”，只讓兩口子拿著書畫回去了。不過，聰穎的毛岸青夫婦還是很快就瞭解了父親的用意，他們知道，簡單兩個字，飽含了父親對開慧媽媽最真摯的愛意。
多年以後，毛主席的唯一嫡孫毛新宇在《毛澤東三兄弟》一書中才道出了當時緣故：“...楊開慧烈士有兩種身份和意義，對同志、對戰友她是戰士，是驕楊；但對於自己的丈夫，她卻是非常賢惠的妻子，對於兒子兒媳，她是一個非常慈祥的、優秀的母親，是楊花。”
因此，在寫給不同的人時，毛主席才會用不同的稱法，他的良苦用心，其實就是為了在給人介紹妻子時，能夠表現出她最真實、最貼切的一面。
當然，對於父親心目中與眾不同的開慧媽媽，毛岸青再熟悉不過了。
1923年，毛岸青出生在長沙，他比哥哥岸英只小一歲。當時一家人住在長沙清水塘22號租借的房屋裡，父親整日東奔西走，所以兄弟倆只能在母親的呵護下成長。後來母親實在忙不過來，兄弟倆就被託付給外婆照料，生活過得十分清苦。
1926年，三弟毛岸龍出生，這一年保姆陳玉英也來到了家中，日子總算有了些許起色。然而，就在短短一年以後，國共決裂的陰霾卻迅速籠罩了湖南大地，楊開慧在重重壓力下只好帶著一家人逃回板倉老家避風頭，日子頓時再次變得艱難起來。
隨著局勢惡化，楊開慧也不敢輕易回家，她只能拜託陳玉英照顧好一家老小。
秋收起義後，毛澤東曾回到板倉老家避難，楊開慧也在這時回到了家中，一家人總算得到了短暫的團聚。但迫於形勢，毛澤東不敢久待，他只能匆匆與妻兒孩子作告別。不曾想，就是這一別，成為了毛澤東與小兒子毛岸龍的永別，更是成為了他與摯愛的訣別。
毛澤東離開湖南後，無能狂怒的軍閥何健貼出了一千塊大洋的懸賞，目標直指楊開慧。在此後的時間裡，楊開慧數次遭遇險境，好在群眾的掩護下才得以化險為夷。那段時間，岸英、岸青兄弟倆很少見到母親，偶爾見到母親在家中時，她都是坐在油燈下寫著什麼，還時常流淚。
儘管如此，楊開慧對於兄弟三人的愛，從來都沒有欠缺。無論什麼時候回家，她都會親手給孩子們煮上一碗麵。閒暇時，她還會把兄弟倆叫到跟前，教他們讀書識字，給他們講做人的道理。
這短暫的溫情，是楊開慧所能做到的極限，也是兄弟倆對於媽媽最深刻的記憶。
除了良母的形象，其實楊開慧扮演最多的，還是賢妻的角色。
我們知道，毛澤東之所以能夠全身心投入到中國革命中，很大一部分原因離不開楊開慧的支援和幫助。
早在兩人剛剛結婚時，楊開慧就從父親的奠儀金中拿出了很大一部分來支援毛澤東開展革命活動。後來毛澤東成立中共湘區委員會，楊開慧就主動擔任了區委的機要和交通聯絡工作。在日常工作中，楊開慧還協助毛澤東收集資料，抄寫文稿，同時還精心照料他的生活起居，使他能夠有充沛的精力來從事繁重的革命工作。
後來夫妻二人分開工作，楊開慧始終堅守著家庭，儘管她的工作也相當繁重，但她總會抽出時間來照顧家庭，使毛澤東不必分心牽掛家庭。除此之外，當白色恐怖籠罩在湘江大地時，她還在無法與上級聯絡的情況下維繫了長沙、平江、湘陰等地區的武裝鬥爭，從而為毛澤東發動秋收起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可以說如果沒有楊開慧的話，那麼毛主席所領導的前期鬥爭將會困難得多，就這一點而言，視楊開慧為站在毛主席身後的那個賢內助，一點也不為過。
當然，除卻偉人對楊開慧有著深切的感激之情外，兩人間的愛情，同樣真摯且浪漫。
作為掙脫了媒妁之言的自由戀愛者，毛澤東和楊開慧的感情毫無疑問是真切的，他們相互鼓勵，相互進步，為著同樣的志向而奮鬥。
我們如今多能看到毛主席寫給楊開慧的手筆，有那首耳熟能詳的《到韶山》（1959年）中“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換新天”的不吝盛讚；也有不為人知的《蝶戀花·向板倉》（1930年）中“奈何吾身百莫贖，待到九泉愧謝汝”的深深自責。這些詞句，都是毛主席說給楊開慧聽的心裡話，既是對天怒吼，又是耳邊輕喃。
主席對楊開慧的愛意，都被揉進了隻言片語中，他也透過這種方式，肆意發洩著對亡妻的思念。
因此，當毛主席看到李淑一思念亡夫的詞句時，關於楊開慧的一幕幕立即就全部湧現在了他的思緒中，他由此詩興大發，再添一首膾炙人口的名篇。
回到毛主席“我失楊花”的妙筆轉換，我們不難得知，楊開慧始終在毛主席的心中佔據了相當重要的地位。儘管她做出了一番驚天動地的壯舉，成為了令人尊敬的烈士，但在丈夫的心目中，在兒子的心目中，她終究只是一位好妻子、好母親，是那一抹舉足輕重的可愛楊花。
而對於毛澤東，楊開慧同樣樂意將自己的愛意寫在了紙上，但遺憾的是，她的滿紙情話，毛主席並沒能親眼看見。
那是在1982年3月，工作人員對楊開慧的故居進行了修繕，在楊開慧的臥室牆面磚縫中，人們意外發現了一疊手稿和信札。在經過整理後，發現這些東西全部都是楊開慧所寫，其中還有沒能來得及寄給毛澤東的信：
“天哪，我總不放心他。只要他是好好地，屬我不屬我都在其次，天保佑他罷...”
“晚上睡在被子裡，又傷感了一回，聽說他病了，並且是積勞的緣故。沒有我在旁邊，他不會注意的，一定累死才休...”
“我不能忍了，我要跑到他那裡去。小孩，可憐的小孩，又把我拖住了。我的心挑了一個重擔，一頭是他，一頭是小孩，誰都拿不開...”（皆摘自楊開慧於1928年託表弟帶給毛澤東的信）
從楊開慧的字裡行間中，我們不難體會她的無限柔情和對丈夫的關心，一個苦命女性的痴痴深情，被她輕易躍然紙上，讀來令人熱淚盈眶。我們相信，如若毛主席能夠看到這些手稿的話，那麼他一定會雙眼噙淚、嘴帶微笑著讀完，然後椅背望天，狠狠再思念一次那個讓他失眠了無數個夜晚的人兒。
只是，這番場景，終究沒能實現。這對跨越了生死的彼此，終究沒能看到對方給自己的愛情絕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