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在河南新鄉新樂路51號，是一家經營體育用品的商店，在當地老百姓看來，開這家店的兩口子實在是太狂妄了。
老闆姓祁，叫祁文山，整天吊兒郎當的跟一群三教九流的人混在一起，他有個弟弟叫祁士義，二胡拉得賊好，卻不往好道上走，解放前就跟一些國民黨特務搞樂器合奏，解放後也不知道跑哪去了。
祁文山娶個媳婦也不像是個好人，成天跟一群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抽菸打麻將，他們打麻將的屋子那是整天煙雲繚繞，想要旁觀的，不戴個防毒面具都進不去屋。
老百姓這一看，這哪是正經人家啊？
不但如此，他家賣的東西質量參差不齊，價錢還特別黑，去過他家買一次東西得罵他們家半年。
新中國成立後不久，當時全國各地還潛伏著國民黨敗退臺灣前佈置下來的大量特務等反革命分子，他們潛伏起來，伺機而動，隨時準備破壞和顛覆人民政府。
為此，在1950年10月開始，全國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鎮壓反革命運動，就憑祁文山平時跟那些國民黨反動派勾勾搭搭，群眾就得把他送到監獄裡。
在群眾的舉報下，祁文山很快就被公安局抓了起來，並把他當作特務一樣關到公安部門舉辦的“特務學習班”，與國民黨戰犯、特務關押在一起進行改造。
由於祁文山的特務身份，他們一家都成了“反革命特務家庭”，街道的居民也經常到公安機關彙報祁文山家的情況。
讓祁文山的女兒祁葆珠回憶起這段歷史，依然記憶猶新，作為特務的子女，在學校裡受盡了歧視，有一次，學校讓大家填寫家庭成分，祁葆珠填上了商販，填完後上交到老師那裡。
老師一邊整理一邊當眾朗讀，當看到祁葆珠的成分時，加大了音量喊道：“祁葆珠的爸爸是商人、奸商，就是資本家。”
祁葆珠當時嚎啕大哭，回到家裡跟媽媽說，媽媽也只好摟住她，告訴她，爸爸不是那樣的人。
後來，祁文山經過“改造”，因為“認罪態度好”被“放出來”了。
本來大家以為，這下老實了吧，這一家能消停的了吧，讓大傢伙沒有想到的是，放出來不久，祁文山又開始活躍起來了，把原來的商店扒了，蓋了一座5間大瓦房的店鋪，後面還有一個大院子。
平時人來人往，那叫一個“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一群賊眉鼠眼的人，到祁文山家來就往後院跑，不但大魚大肉吃著，還談著極為“機密”的事情。
老百姓一看，現在特務已經猖狂到這個地步了嗎？
因此老百姓三番五次到公安局舉報，舉報祁文山跟國民黨特務有勾結，說他蓋的商鋪資金來路不正，影響太惡劣，趕緊把他抓起來槍斃得了。
讓大家沒有想到的是，公安局的同志接到舉報後，走了個過場，簡單調查後，直接告訴大家，祁文山的錢都是人自己賺的錢，至於人家交什麼朋友是人家的自由，公安局的敷衍答覆，可算是氣壞了大家，很多同志懷疑這個祁文山是不是買通了公安局的人。
就這樣，祁文山依然我行我素地跟那幫敵特分子搞在一起，群眾是毫無辦法，只能對他依然抱有敵視。
祁文山從來不解釋，平時還很囂張跋扈，根本不把老百姓放在眼裡，雙方一直僵持到1968年，政府一紙公文下來：祁文山不是敵特，而是我黨的紅色特工，他的代號是“112”。
公文傳來，新鄉的老百姓就炸了鍋，祁文山怎麼可能不是敵特？
在瞭解了祁文山的傳奇經歷，以及他的潛伏事蹟後，大家也不得不唏噓，這個祁文山實在是太讓人刮目相看了。
祁文山並不是真的資本家，他是完全偽裝出來的，事實上，這跟他的人生經歷完全不同。
祁文山是典型的貧苦出身的人，1917年出生於天津的一個城市貧民家庭，從小就飽嘗了生活的艱辛，對舊社會充滿了仇恨。
在他15歲的時候，就失去了雙親，不得不到河南焦作去投奔他的三哥，他三哥在鐵路公司當工人，他就被三哥送到焦作扶輪學校讀書，好在畢業以後也成為一個鐵路工人，能夠混口飯吃。
在讀書期間，祁文山刻苦學習，成績優異，品德又好，十分受學生和老師的歡迎，其中有兩位老師知道他的家境，對他十分照顧。
這兩位老師一位叫李導民，一位叫楊洗壓，都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們在學校積極宣傳革命思想，在兩位老師的引導下，讓祁文山很受啟發。
在他讀書期間發生的一件事，對祁文山的觸動很大，當時祁文山在焦作住在姑姑家裡，姑姑家裡有一個兒子，也是他的表兄，早在1925年時就加入了共產黨，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中被敵人迫害。
等到他到姑姑家的時候，這位表兄已經走了多年，因此就住到表兄的房間裡。
表兄的房間裡，有很多《國家與革命》《共產黨宣言》等進步書籍，還有很多革命日記，那時他白天在校學習，受到老師的影響，晚上在家看這些進步書籍，很快接受了革命的思想。
1933年，在楊洗壓的介紹下，祁文山加入了共青團，在學校裡從事革命宣傳活動，組織學生運動，被學生選為學生自治會主席。
在黨組織的資助下，祁文山以優異的成績考入焦作扶輪中學，在中學讀書期間，被選為學生救國會委員，積極參加黨領導的革命活動。
1935年12月9日，因不滿華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北平數千名學生舉行了抗日救國示威遊行，是為“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掀起全國抗日救國的新高潮。
訊息傳到焦作，祁文山立即組織學生參加“一二·九”運動聲援北平的學生，當時祁文山走在遊行示威的最前面，面對敵人的槍口面不改色。
在群情激昂的情況下，敵人未敢開槍，但是遊行示威活動結束後，校園裡就籠罩白色恐怖，楊洗壓得知敵人要對祁文山動手，立即通知他離開。
祁文山原本想收拾完自己的東西再離開，但是當他發現自己的日記本已經被人翻動過，他知道自己已經被特務盯上了，於是立刻翻牆頭離開了學校，準備離開焦作。
因為走得匆忙，來不及跟親人告別，只給三哥留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三哥，國難當頭，民不聊生，我要為民族的解放去戰鬥。”
祁文山自己一個人爬上了南下的火車，當時他走得匆忙，沒有帶錢，到鄭州下車後，就陷入到窘境當中。
俗話說，一分錢難倒英雄好漢，當時祁文山剛剛18歲，社會經驗並不豐富，為了填飽肚子，每天到大街上找零活，只有給錢，什麼活都幹，短暫的社會闖蕩經歷，讓祁文山對社會的問題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
好在，他在鄭州的街上遇到了他另一個領路人，李導民老師，李導民看到祁文山後十分高興，一把拉住他說：“黨正在到處找你啊！”
聽說祁文山兜裡沒錢，就給了他10元錢，並告訴他：“到洛陽去，龍海鐵路還沒有建立黨組織。”
就這樣，祁文山受黨組織委派到洛陽當起了鐵路工人，以工人的身份打入到群眾當中，為以後建立洛陽龍海鐵路地下黨組織打基礎。
不久，李導民也趕到了洛陽，見祁文山表現良好，在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中，都十分積極，因此決定吸收他為中國共產黨員。
在多少年之後，祁文山回憶起當時入黨時的儀式都記憶猶新，因為當時正值白色恐怖時期，李導民於是把他領導一處隱蔽的地方，然後進行了神聖的宣誓。
入黨之後，祁文山按照黨的指示，開始籌建洛陽龍海鐵路地下黨組織，組織開展工人運動，壯大革命隊伍。
祁文山工作很努力，白天的時候，和工人們一塊幹活，晚上的時候和工人談心交朋友，誰有什麼困難了，就想辦法幫忙解決，時刻站在工人的角度考慮事情，贏得了工人們的支援。
在祁文山的籌備下，黨組織在隴海鐵路洛陽地區有了深厚的基礎，1937年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共豫西特委決定建立中共隴海鐵路洛陽地區地下黨支部，由中共河南省委領導，祁文山擔任組織委員。
在祁文山等同志的領導下，黨組織不斷髮展壯大，在1938年時擔任隴海洛陽鐵路地下黨分支書記。
當時洛陽是敵佔區，為了黨組織的安全，同志們通常以家庭為掩護，幾名同志住在一起，對外宣稱是一個家庭，這樣不容易引起注意，有利於秘密開展工作。
祁文山化名“宋長富”，在這個“家庭”中年齡最小的，所以大家都叫他“小宋弟弟”，另外兩位地下黨同志扮演一對夫妻，祁文山就叫他們姐和姐夫。
正是這段時間，祁文山迎來了人生最為重要的一次任務，多少年之後，回憶起這次任務，祁文山依然心潮澎湃。
1938年11月20日，豫西特委秘密通知祁文山前往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接受任務，這項任務是護送一名叫“胡服”的首長到河南澠池。
等到祁文山趕到八路軍辦事處後，見到這位首長身材瘦高，穿著深藍色大衣，操著一口南方口音，十分和藹可親。
祁文山於是向首長彙報了自己在隴海鐵路工人中發展黨組織的情況，受到首長的表揚。
首長告訴他說：“鐵路工人是產業工人，是革命主力軍，要在產業工人中發展黨員，壯大革命隊伍。”
用了8天的時間，祁文山順利將這位叫“胡服”的首長送達到河南澠池兵工廠，完成任務後，祁文山回到洛陽後彙報任務情況，才知道“胡服”就是劉少奇。
想到自己曾受到劉少奇同志的表揚，祁文山心裡別提有多高興了，在此後的工作中，他遵照劉少奇指示的，繼續組織開展工人運動，壯大革命力量。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在日本的誘降下，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逐漸由抗戰轉移到反共反人民。
當年年底，黨組織察覺國民黨正在醞釀第一次反共高潮，因此指示各級黨組織要提高警惕，並開始有計劃地將思想先進的青年工人分期分批向延安轉移，然後將黨員和青年轉移到軍隊裡去。
當時在洛陽的一些青年對這個政策不理解，不想離開洛陽，但是祁文山響應組織的號召，向進步青年做動員，告訴他們在洛陽很危險，黨中央是為了大家的安全才讓大家轉移的。
1939年2月，祁文山作為最後一批轉移幹部，開始向延安出發，到達延安後，祁文山的關係被轉到延安中共中央組織部。
祁文山到達延安後，迎來了人生當中最寶貴的一段日子，他參加了著名的大生產運動，和同志們一起開荒、種地、紡布，每天過得都十分充實。
祁文山為了鍛鍊自己，常常挑著擔子上山給戰士們送飯，能一口氣從山下跑到山上，在送飯的路上，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毛主席。
在大生產中，不少同志都留下了珍貴的鏡頭，但是祁文山卻沒有留下一張照片，後來女兒祁葆珠問父親，為什麼不留下照片呢？
祁文山告訴女兒，當時他已經接到任務，隨時準備到白區潛伏，潛伏是十分危險的，一旦被人認出就會死無葬身之地，留下照片就是留下危險。
所以，每次有照相的時候，他立刻避開，不留下任何在延安的證據。
當時有一些著名電影演員到延安投身革命，祁文山曾與電影演員陳波兒一塊在話劇社工作，那個時代電影明星可是非常難得，很多同志都爭著搶著和電影明星留影紀念，祁文山也想，但是他最後還是忍住了。
1940年，祁文山參加了中央黨校實習團，到陝甘寧邊區安定縣實習，透過走街串戶去了解老百姓的貧苦，一年後，組織上安排他到延安馬列主義學院學習一段時間後，又被中央組織部派遣到蘇聯紅軍軍事學院學習軍事情報收集和爆破技術。
當時正值二戰的關鍵階段，日蘇矛盾突出，蘇聯無法判斷日本的軍事動向，擔心日本趁蘇德戰爭爆發，西線戰局不穩的時候，從東線進攻。
於是在祁文山等人學習結束後，中央敵工部（社會部）和蘇聯紅軍參謀部共同派遣他們到敵佔區從事地下工作。
祁文山當時的身份即是中央敵工部的幹部，也是蘇聯紅軍參謀部的上尉，他取得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到東北齊齊哈爾，偵察日本軍事動向，一旦日軍北進進攻蘇聯，他就負責爆破指定目標，如果日本南下，那麼就按另一方案行動。
因為當時東北是敵佔區，沒有群眾基礎，為了避免暴露後引起國際糾紛，上級要求他不能與任何人、任何地方組織發生關係，只能與一名敵工部單線聯絡，無論任務完成與否，都不得暴露身份。
祁文山到達敵佔區後，獲悉日軍沒有北上，而是南下了，於是停止爆破任務，潛伏在敵後，單獨秘密地執行並完成黨交待的任務，沒有任務的時候就如斷線的風箏，繼續自己的潛伏。
直到1945年抗戰勝利後，祁文山才結束此前的任務，找到冀魯豫地下軍事報負責人郭子青，祁文山按延安中央社會部規定的聯絡方法寫成電報，由郭子青同中央聯絡確定祁文山的身份。
像祁文山這樣的紅色特工，想要跟中央聯絡，就同時使用兩個名字，一個是隱名，一個是真名，祁文山的隱名是“黑”，真名是“宋一文”，在寫給中央聯絡電報上同時簽上這兩個名字，中央那邊就知道你的身份了。
看到祁文山的來電，中央那邊的回電是：“黨一直在找你。”
當時黨中央決定在新鄉成立一個直屬於中共北方局冀魯豫軍區司令部領導的軍事情報站，祁文山擔任情報站負責人兼地下黨書記。
冀魯豫軍區司令部位於河南濮陽清豐縣單拐村，情報站就設在新鄉市新樂路51號祁文山的家裡，祁文山的任務就是負責收集地方軍事運輸、軍事調動的情報，然後密報給司令部。
在敵後工作，祁文山如果是一個人的話不好開展工作，因此組織上就讓祁文山的妻子王建淑從天津來到河南新鄉，協助祁文山工作。
祁文山的身份有點特殊，為了獲取情報經常與國民黨的三教九流混在一起，為了更好地掩護情報站，上級要求王建淑要儘快學會抽菸打麻將，跟敵人打成一片。
王建淑就是一個女村姑娘，才19歲，哪裡會這些，抽菸還好說一點，打麻將可困難了，祁文山告訴她，你不用打得好，會輸錢就行。
在祁文山的幫助下，王建淑有樣學樣，很快成了“五毒俱全”的資本家太太，無論是抽菸、打牌，都是樣樣精通。
不久，王建淑生下一個女兒，更有利於開展工作，每次情報站開會的時候，王建淑就抱著孩子，站在門口打掩護，見到什麼樣的人打什麼樣的招呼，一旦有可疑的人來了，她就會大聲說出暗號，讓同志們有所準備。
在祁文山夫婦的努力工作下，黨組織在新鄉的情報站迅速擴大規模，除了他們家這個情報站外，還有一個照相館，以及一個狗不理包子鋪。
說起這個包子鋪，還有點故事，因為祁文山夫婦都是天津人，白區潛伏時又在天津工作很長一段時間，到了新鄉後，兩口子一合計，就弄了個狗不理包子鋪，在當地還挺有名的。
有一次蔣介石到了新鄉，想去這家包子鋪吃飯，獲得情報後，有人提議安排一個狙擊手在房頂上，趁其不備擊斃蔣介石，祁文山認為不妥，他說我們共產黨從來不搞暗殺，因此制止了這次行動，事後，祁文山的決定被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同志知曉，他們充分肯定了祁文山的做法。
事實上，如果地下黨貿然行動，很容易引發不好的結果，當時中共還是傾向於和平建國的。
在美國的調停下，中共與國民黨、美國組成“軍事三人小組”，中共代表為周恩來，國民黨代表為張治中，美方顧問為馬歇爾。
1946年3月3日，“軍事三人小組”從張家口乘飛機飛往新鄉視察，在河朔圖書館召開國共雙方停戰協定執行會議。
而晉冀魯豫軍區司令員劉伯承也在之前抵達新鄉，準備陪同周恩來同志參加活動。
國民黨的國民黨頑固派為破壞和平蠢蠢欲動，想要在暗中執行破壞計劃。
河朔圖書館距離祁文山的情報站只有1000米的路程，上級給祁文山下達命令，要冀魯豫在新鄉的地下情報組織成員，務必要保證首長的安全，保證會議能夠順利執行。
當天下午兩點多，“軍事三人小組”離開新鄉飛抵太原，祁文山和戰友們順利完成任務，還受到了首長的表揚。
儘管軍調會議順利進行，但是不久後，蔣介石還是公然撕毀停戰協議，全面內戰爆發。
為了軍事上的勝利，祁文山率領情報站的同志們加緊了獲取軍事情報的力度，與敵人展開了激烈的交鋒。
祁文山的弟弟祁士義也加入到情報獲取的隊伍中來，因為祁士義二胡拉的好，國民黨在新鄉的一個特務頭子喜歡搞音樂，於是祁士義就和另一位搞樂器的地下黨一塊到國民黨特務那裡去搞樂器合奏，實際上就是探聽軍事情報，然後透過祁文山傳遞到解放區。
做情報工作是十分危險的事情，祁文山領導的情報站有一位交通員在一次傳遞情報任務時被敵人抓走，為了從他的口中獲得情報，敵人對他施展了酷刑，但是他始終沒有交待。
敵人見他是一個硬骨頭，就照他的後脖頸砍了幾刀，他當即昏死過去，然後把他扔到荒山野外，以為他必死無疑了。
然而讓人想不到的是，敵人雖然狠毒，卻沒有讓這位同志斃命，後來竟然奇蹟般地醒了過來，想著自己還有任務在身，就拖著傷痛的身份艱難地到達瞭解放區，將情報安全送到。
隨著解放戰爭的繼續，到1947年，解放軍在河南新鄉地區已經逐漸站穩腳跟，並有反擊的趨勢。
劉伯承、鄧小平指揮的晉冀魯豫野戰軍主力在魯西南和豫北兩大地區，連續取得勝利，粉碎了國民黨軍隊企圖打通平漢路的計劃。
解放軍進攻的槍炮聲在新鄉市周邊一帶響起，駐紮在新鄉的國民黨軍內部是一片混亂，這些國民黨軍官決定先讓家屬轉移，他們看形勢再說。
情報站的同志都十分激動，勝利終於要到來了，正當他們準備迎接解放軍入城時，上級傳來命令，要情報站不要暴露，繼續執行潛伏任務。
祁文山於是讓王建淑帶著幾個月孩子隨國民黨的官太太們一塊去“逃難”。
王建淑抱著孩子在悶罐車裡，一路上受盡苦難，行駛了兩天兩夜才到達鄭州，然而這個行為無疑獲得了敵人的好感，敵人堅定地認為祁文山跟他們是一丘之貉，把他當作自己人，有什麼訊息也都跟他“分享”。
這就使得祁文山能夠得到更多的情報，在1948年3月，新鄉解放前夕，祁文山接到內線情報員報告，新鄉國民黨駐軍要為前線部隊運送大批軍用物資。
為配合解放軍的戰略反攻，祁文山決定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安排新鄉火車站地下黨組織發動工人們，把火車站存放的6000噸煤分光，當時火車都是蒸汽火車，沒了煤就無法開動，這讓國民黨軍用物質運輸計劃落了空。
1948年12月，祁文山從國民黨40軍316團團長龐慶振口中得知，敵人的特務偵察到我解放軍某部幾百人駐在新鄉附近一個村莊，計劃用三個團的兵力吃掉這支解放軍隊伍。
祁文山得到情報後，迅速安排人將情報送出，使得這支部隊及時轉移，等到敵人趕到的時候，完全撲了空，只好悻悻而歸，結果在半路還受到我軍的埋伏，損失慘重。
祁文山情報站在解放戰爭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卻沒有犧牲一個人，祁文山也被中央北方局、冀魯豫軍區授予“二等功臣”的光榮稱號。
祁文山
新中國成立後，原籍天津的祁文山已經接到組織上的任命，安排他迴天津市公安局工作，在外漂泊這麼多年，如今革命終於勝利，即將回家，那心情不知道如何激動了。
然而就在祁文山要動身之際，中共河南省委傳來命令：“河南的幹部一個也不能走。”
原來各地雖然解放了，但是鎮壓反革命的工作還沒有完成，因此中共河南省委才有了這個奇怪的命令。
其實，祁文山本身是天津籍的，況且已經得到黨組織的任命，是可以去上任的，但是他想到自己身份的重要性，已經取得了很多國民黨特務的信任，因此決定留下來，繼續潛伏下去。
新中國成立前的潛伏與成立後的潛伏是完全不同的，新中國成立前，是在白區潛伏，只要自己隱蔽的足夠深，和國民黨反動派打成一片就能獲得情報。
新中國成立後的潛伏就相當困難了，不光要和那些潛伏下來的國民黨特務打成一片，還要和人民群眾以及公安局保持一種複雜的關係，這是十分困難的。
而且，在執行任務的時候，家屬也要配合，所以會受到周圍人的敵視，對於這些，祁文山都沒有當回事。
為了深度打入潛伏特務內部，祁文山先是被公安部門抓了起來，跟那些國民黨戰犯和特務們關在一起，取得他們的信任，打探有價值的情報。
在監獄中，新鄉市公安局長和偵查科長隔三差五就要提審祁文山，那些反革命分子都以為祁文山是罪大惡極之人，所以才會被如此針對。
實際上，他們提審祁文山，是要向他請教一些問題，研究案情，對於新鄉的那些國民黨特務，祁文山是瞭如指掌，在他的“幕後”指揮下，在外面的國民黨特務很快就被抓的差不多了。
在潛伏中，祁文山獲得了一條重要的情報，一天一個國民黨特務秘密組織串聯準備暴動，並和大家商定了具體行動計劃和暴動時間，祁文山獲得訊息後，不聲不響地及時把情報彙報了出來，最後公安成功粉碎了這起反革命暴動。
祁文山晚年和子女們說起這件往事之時，總是非常驕傲地說：“爸爸是共產黨訓練出來的紅色特工，他們是國民黨訓練出來的特工，他們鬥不過爸爸的。”
這次任務完成後，祁文山被放了出來，然而百姓們卻沒把他們當好人，結合他們一家的種種作為，認為他們家是“反革命特務家庭”，充滿了敵意。
走在大街上，經常被人指指點點，甚至直接被罵，這種日子真不是一般人能夠承受的，祁文山也想結束潛伏，迴歸正常生活，但是他知道自己絕對不能暴露身份。
不但不能暴露身份，還要趁熱打鐵，潛伏到敵人的更深處，隨後由公安機關出資蓋了一間大商鋪，給祁文山作為結交國民黨特務的場所。
為了執行潛伏任務，黨組織特意給祁文山一個“112”的代號，以防止他暴露，在祁文山夫婦的工作下，敵特在新鄉的反革命活動基本被扼殺在搖籃裡。
在這樣的情況下，黨組織又派遣祁文山到香港，以大資本家的公開身份，繼續從事潛伏工作，1963年被調回河南省公安廳，直到1968年，大多數敵特分子都被鎮壓後，祁文山才結束了自己的潛伏生涯，黨組織公開了他的真實身份。
那些之前錯怪過他的街坊鄰居，都感到不好意思，他們沒有想到，祁文山竟然裝得這樣像，大家都以為他跟國民黨特務是一起的。
儘管為黨組織做了如此大的犧牲，但是祁文山從來不要待遇，不給組織添麻煩，他掛在嘴邊的一句話就是：“共產黨員要把人民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革命戰爭年代，黨和人民是魚水關係，沒有人民的支援哪裡有我們的今天。”
並且，他嚴格要求子女和親屬，不允許他們搞特殊化，他的妻子王建淑也是一名共產黨員，跟他一塊執行潛伏任務，卻沒有拿過一分錢的工資，他也不讓妻子去要。
他說：“我的工資夠花了，不要給組織提什麼要求，不要給組織找麻煩了。”
直到祁文山去世後，王建淑才拿到每個月120元的生活費，後來省公安得知後，又每個月給王建淑發特補費。
對於祁文山做出的這些貢獻，黨組織從來沒有忘記，1992年，祁文山戴上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授予他的“一級金盾”獎章，這是黨組織給這位隱蔽戰線工作英雄最好的禮物。
1997年6月26日，祁文山老同志走完了自己傳奇的一生。
大多數的紅色特工，在解放時完成了任務都能夠公開自己的身份，但是如祁文山這樣的特工還要執行更長久的任務。
在經典諜戰劇《風箏》中，主人公鄭耀先為了完成組織交待的任務，打入到敵人的內部，成為臭名昭著的大特務，一直到他坦白自己的身份時，最不相信的就是自己的同志，這也是我們隱蔽戰線同志的艱難。
祁文山幾乎有著跟鄭耀先相同的經歷，也正是因為這份艱難，才彰顯出他們的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