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詩卿 x 澎湃問吧
明朝曾被評價為三無的朝代——“無明君、無名將、無名士”。但也有人稱明代近三百年的歷史,豐富多彩,自由奔放,開啟了近代中國民主社會的新紀元。明代自朱元璋立國,到清軍入關,風雨三百年,其間發生的一幕幕歷史,迄今仍讓人慨嘆。為什麼相互矛盾的標籤,都被濃縮起來貼在這一個朝代?本期問吧邀請到華東師大歷史系副教授包詩卿,一起聊聊明朝那些事兒!
@木兆君:在後來人看來,明代諸帝哪位的地位最高?
包詩卿:就清代官方的主流意見來看,明太祖朱玩璋無疑在明代諸帝中地位最高。康熙二十三年、二十八年、三十八年、四十四年、四十六年,康熙皇帝先後五次親謁明孝陵,其中第三次謁陵時,題寫“治隆唐宋”匾額,懸掛於明孝陵。李恭忠先生稱,康熙帝對於明太祖似乎越來越欣賞,甚至能夠精神相通(《康熙帝與明孝陵:關於族群征服和王朝更替的記憶重構》)。這也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清修《明史》對明太祖的評價,即認為朱元璋“天授智勇,統一方夏,為漢、唐、宋諸君所未及”。清朝官方之所以如此推崇,自然與尋找當時統治合法性的訴求密切相關。
@闕星文:之前聽過一些歷史講座,留下一個印象,不少學者對明代君主評價不高,且這種評價往往與對宋代君主的正面評價相伴。其中一個重要評判依據是對文官擴充套件至士人、功臣的態度做法。個人感覺,學者們更多的是站在讀書人的立場,將統治者對以士人為代表的精英階層的態度作為主要評判標準。您覺得這是否妥當?
包詩卿:對明代君主評價不高,原因有很多,除了您所說的與其他朝代,尤其是元代以前的君主相比外,還有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的反思、清代君臣的看法以及今人的理想投射等。我們在理解明朝時,不僅要衡量元對明的影響,還需要分清明前期與中後期的不同,甚至個別皇帝的行事作風之間的差異,只有這樣才能更為深入地討論問題。有些學者甚至認為,宋代出現了皇權、相權和臺諫三權分立的傾向。個人認為,實際情況確實要複雜得多。比如文彥博除說了“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還說了“非與百生治天下也”。
@你是真不同:明武宗是否真如日常我們所講之不堪?
包詩卿:明武宗朱厚照是明代十六位皇帝中最荒唐的君主,後世對他的爭議也頗多,一是關於生母問題,二是荒唐生活和怪誕行徑,三是與朝臣之間的矛盾,包括對“祖訓”的遵從與否,以及意識形態方面的爭論。
李洵先生曾兩次通讀明朝《實錄》,按照他的看法,這與《明武宗實錄》的修纂方針有關,各朝在修前朝《實錄》時一般都有很強的政治傾向性,透過指責前朝的缺失,或對前朝政治持肯定態度,以表明本朝政策的革新與連續性。
《明武宗實錄》修成於嘉靖四年,當時正值明世宗剛以藩王身份入繼大統,需標榜革新正德弊政,爭取各方政治勢力支援。對武宗朝的時政弊端揭露批評越多,就越顯得嘉靖初政之深得人心。因此武宗實錄把朱厚照一生違背“祖訓”之荒唐政治及怪誕行徑,無不記載,絲毫不顧“臣為君諱”的做法(《讀<明武宗實錄>條記》)。《明武宗實錄》前序中稱其,“出入起居,號令賞罰,或不能盡協於舊章......權幸有怙寵政亂者,始雖暫為所蔽,既覺即加誅戮,不少假借......其明足以照察天下之情,其剛足以維持天下之勢”。
清修《明史》亦稱其“手除逆瑾,躬御邊寇,奮然欲以武功自雄。然耽樂嬉遊,暱近群小,至自署官號,冠履之分蕩然矣。猶幸用人之柄,躬自操持,而秉鈞諸臣補苴匡救,是以朝綱紊亂,而不底於危亡”。
以上評論,都算是剋制。
@西瓜可樂味:魏忠賢一手遮天,為何最後卻敗在了17歲的崇禎手裡?
包詩卿:學界一般將隆慶(1566—1572)以後稱之為明後期,即晚明時代。按照高壽仙的說法,這一時期專制集權有所軟化,社會控制有所鬆懈,思想控制有所削弱。與此同時也出現了國家能力下降、社會矛盾激化、道德規範解體等失序和混亂的現象。
明代的宦官和前代不一樣的地方在於,宦官組織的衙門化,即在皇帝的手下形成內外兩套班底,一為內閣為代表的政府,二為司禮監為代表的宦官,兩者互為牽制。魏忠賢之類權閹的存在,往往與皇權式微、內閣弱勢所導致的權力失衡有關。內閣早在萬曆初年張居正被清算後,一直處於弱勢狀態。再加上天啟皇帝年僅15歲,全然不把權力放在心上,這樣魏忠賢專權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但宦官畢竟是皇帝的家奴,宦官內部組織也是分權的,因此宦官的制約力量很大,有皇帝、內閣、六科,甚至自身體系內的牽制。這樣一來,權傾一時的魏忠賢被除掉,也就僅只需皇帝的一紙詔令而已(參考:王天有《有關明史地位的四個問題》)。
群臣扮演了何種角色
@春天的熊熊:很多人說明朝大臣頗有地位可以架空皇帝,文官集團多麼強力云云。可我真沒看出來,我的感覺是皇上基本上對大臣是生殺予奪,只有在皇帝想當一個好皇帝的時候才會對文官集團做一些妥協,否則就是怎麼開心怎麼來,君權比以往的朝代更絕對。包老師您覺得呢?
包詩卿:嗯。文官集團的強大隻是一種幻相,可能出於人們的一廂情願。即便像王振、劉瑾等人,也不過是“片紙中夜下而晨就縛”,左右隨之無不做鳥獸散。我們可以借用明人王世貞的話,無論是對於權臣,還是閹宦,他們最多隻“能為亂而不能為變也”。
@澎湃網友BJzqQf:崇禎自縊前說文官害了他。文官集團需要負幾成責任?
包詩卿:個人同意《劍橋明代史》的評價,即崇禎帝是一個缺乏經驗的皇帝,既多疑,又剛愎自用,這些性格特點促成明王朝的覆滅。“無論將來的研究可能揭示出什麼,朱由檢都不大可能被看成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好統治者。”
@donottag:為什麼嘉靖年間會既出現海瑞,又出現了嚴嵩?
包詩卿:嘉靖時期之所以出現海瑞和嚴嵩,當然是時代因緣際會的結果。按照黃仁宇先生的看法,海瑞是一個任性和古怪的官員。嚴嵩雖評價不高,但在識見人才方面,自有其特長,比如任用胡宗憲等人討平倭寇。萬曆時人朱國楨曾到過嚴嵩的家鄉袁州,稱“分宜之惡,談者以為古今罕儷。乃江右之人,尚有餘思,袁人尤甚”。明世宗任用嚴嵩,囚禁海瑞,並不能證明其是否聰明,事實上他是一個英察自信的人,按照孟森先生的說法,從“資質之可與為善”來講,也是明武宗所不及的。
小兔兔:如何看張居正?他可以和王安石相提並論嗎?
包詩卿:神宗即位時年僅十歲,張居正在李太后的支援下,利用這種千載一遇的機會,在政治方面推行了以考成法為核心的吏治改革,在經濟方面推行以條鞭法為核心的財政體系重建,造就了萬曆初年“最稱富庶”的局面,暫時挽救了明王朝的財政危機。
有學者評議,“張居正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他具備一個改革者所應有的全部素質。他比范仲淹、王安石堅強而執著,因此,在改革這條滿是荊棘的道路上,他取得了範、王二人所沒有得到的成就”。更是有學者認為,張居正改革後轉型的不僅是國家財政體系,還是“中國傳統國家向近代國家的轉型”。
@清茶與遠山:如何評價東林黨?它是一批比較理想主義計程車大夫創立的,為何最後演變成妖孽一樣的存在?它對明末政治帶來怎樣的破壞力,以至於有人說它比魏忠賢還要壞?
包詩卿:今天研究者所依據的東林黨人名錄,大都帶有強烈的政爭色彩,比如《夥壞封疆錄》所列名錄,是欲將不阿附魏忠賢諸臣斬草除根,《東林點將錄》系魏忠賢同黨仿照《水滸傳》方式編成。這就導致了東林黨這一稱呼,很大程度上系政敵的誣稱,這就決定了大多數成員必然帶有強烈的現實關懷,超越一定的地域、學緣和血緣的限制,在理念和目標上具有相對一致性,也就是學者們所說的,東林概念的內涵相對穩定,而外延十分複雜。
在具體評價上,清修《明史》稱,萬曆中期以後,皇帝宴處深宮,門戶紛然,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明後期黨爭是明王朝覆亡的重要原因,明亡實,實亡於萬曆。
後來學者從反對專制皇權的角度出發,認為明末黨爭是一種“人民自覺的現象”,反映了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認為他們在政治上反對內閣權勢,經濟上反對礦監稅使和增加商稅負擔,代表了江南中小地主和城市反封建的中等階級趨向的聯盟。也有學者認為,與張居正注重實效的革新思想相比,東林的道德救世思想是一種歷史的倒退和反動。
@西瓜可樂味:袁崇煥這個人為什麼爭議那麼大?他究竟是忠臣還是逆賊?大家到底在爭什麼呢?
包詩卿:孟森先生有言:“豈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為糾葛。而崇煥之被謗,則於溫、錢相傾之門戶舊套之外,又多一虛驕愛國者之興奮,為清太宗反間所中,久而不悟,雖有正人,只能保錢龍錫之無逆謀,不敢信袁崇煥之不通敵”。自晚清民國以來,受時局影響,人們更是從地域意識、反清排滿、愛國主義等角度,或褒或貶,不斷做出新的解釋。
責任編輯:黃雅竹
校對:丁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