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軍不像空軍,一名士兵起義投誠,很難引起轟動效應,而一名空軍飛行員駕機起義,所產生的影響是驚天動地的。從1946年解放戰爭開始到新中國成立後的20世紀80年代,國民黨空軍先後有200餘人駕駛145架飛機棄暗投明。此外,還有國民黨空軍地勤、傘兵、雷達兵、通訊兵等6000餘人起義。這對當時的蔣家王朝來說,猶如爆炸了一顆顆空中“原子彈”。
內戰爆發,他駕機起義奔赴延安
“歡迎你們到延安來!"
1946年6月29日,劉善本從昆明駕機起義到延安後的第三天,毛澤東親自接見了他和機組人員。劉善本是國民黨空軍第一個駕機起義的飛行員,由此拉開了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飛行員駕機起義的序幕。
幾十年後,劉善本在回顧當年駕機起義前的心情時說:" 1946年的一個下午,灰色的低雲沉重地籠罩著黃浦江,美國軍艦和貨船像一座座黑色的礁石突出江面,全副美式裝備的國民黨士兵像沙丁魚似地被塞進登陸艦的大艙。那一頭,碼頭工人在沉重的貨箱下呼喊,箱子裡裝的是美國卡賓槍、罐頭、香菸、橘子、口紅……我伏在江邊欄杆上,面對著這陰風悽慘的景象,心頭像壓著沉重的鉛塊。手裡的報紙、雜誌好像一團火,把我的心灼痛:在那上面灑滿了一片片血淚——美國吉普車製造驚人血案;上海屋簷下一週凍死500多人;湖南旱災餓死320多萬人,災民在2000萬以上;物價飛漲……我的祖國剛從苦難裡出來,又走向了新的苦難;我的同胞被日寇蹂瞞的血跡未乾,內戰的炮聲又響了起來。這是誰的罪過?憤懣、焦躁、不安,各種感情在心頭起伏,腦子裡充滿著對多年往事的回憶。“
劉善本1935年從北京大學附屬高中畢業後,面對九一八事變以來日寇對中華民族的蹂瞞,立志投筆從戎,“航空救國”,考入了國民黨航空學校。在校期間,他讀了美國新聞記者斯諾的一篇《共產黨領袖毛澤東訪問記》,被毛澤東的抗日理論所感染。後來透過聆聽延安廣播電臺的廣播,他的心一步步向延安靠攏。
劉善本還談到這樣一件事,最終堅定了他投奔延安的決心:" 1946年6月初,我奉命飛東京,載國民黨官員去談判。在那裡,我親眼看到了作為戰勝國的蔣介石政府的代表仰承美帝鼻息,奴顏卑膝的醜態。麥克阿瑟的少將參謀長蠻橫地說,不能拿日本的輕工業品和機器作為對中國的賠償。他要發展日本的輕工業,拿日本的輕工業品到中國去換取原料。這依然是日本帝國主義‘工業日本,農業中國’的老調,使我異常憤慨!這件事充分說明了蔣介石政府投靠美帝國主義、出賣國家民族利益的實質,更堅定了我投奔延安的決心。“
1946年6月26日,內戰爆發的當天,劉善本駕機投奔延安的機會終於來了。也正是在這一天,他被任命為蔣介石的專機“美齡號”的機長。
這天早晨,劉善本所在的國民黨遠端轟炸機第八大隊在將昆明美軍移交的通訊器材運往成都後,從成都返回昆明。劉善本利用這一機會,駕機起義。
隨著一陣轟鳴聲,劉善本駕駛著B-24型轟炸機從國民黨成都機場騰空而起。對準昆明航向,調整好自動駕駛儀後,劉善本讓飛機平穩地飛行。爾後,他拍了一下身後搭乘飛機的老朋友、國民黨成都通訊學校實習工廠廠長陳泰楷,兩人一起走出駕駛艙。來到後艙,劉善本突然一本正經地對陳泰楷說:“老陳,我們前面幾個人要飛到延安去反對內戰。你老站在前面,他們會懷疑你的。”
陳泰楷一聽,臉色頓時慘白:“老劉,你知道我才結婚,你借個降落傘,我跳下去算了!”
“不行。你看,我們現在在雲上,下邊是山是水也不曉得。如果掉到大山裡餓死了怎麼辦?我保證到那裡後,把你送回來。”陳泰楷聽了,坐在夾板上兩眼發直,一聲不響。
此時,劉善本回頭一看,在機尾夾板上躺著幾個通訊學校的畢業生,是搭機回昆明的。機組人員與他們都不熟悉,正好來個互相利用。於是,劉善本把後艙門關上,返回到駕駛艙。把門關上後,他向通訊士唐玉文要手槍。唐玉文正在發報,順手把槍遞給了劉善本。
“糟了,糟了!”劉善本隨即大叫起來。
領航員、機械師等都圍了上來:“出了什麼事?”
“後邊全是共產黨。他們拿著手槍、手榴彈,威脅我一定要把他們送到延安去,否則就和我們同歸於盡。”
駕駛艙裡頓時亂了起來。劉善本乘亂把坐椅下手槍裡的子彈取了下來,放進口袋。機械師唐世耀的槍原放在劉善本坐椅旁的地圖盒裡,在他去後艙時,劉善本己摘下了他的子彈夾。此時,飛機上全部手槍都在劉善本的掌握中。
“我的朋友老陳也是共產黨。事情己經這樣了,你們看怎麼辦?”劉善本假裝徵求大家的意見。
大家沉默了一會兒,副駕駛張受益突然從坐椅上站起來:“我跟他們講理去!”
劉善本一把拉住他:“無論如何不能去。你毛裡毛躁,準壞事。你一個人惹了禍,大家跟著你遭殃。”這一說,大家慌了,都反對他去。
大家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只有領航員李彭秀緊皺眉頭,琢磨歪點子。他突然拍著圖囊說:“沒帶西北地圖,可沒辦法飛延安!”
其實,劉善本的包裡就有西北地圖。他不便說出,於是將計就計說:“我去告訴他們,沒有西北地圖,不能飛延安。
開國大典,他駕機透過天安門廣場
劉善本到了後艙,看見陳泰楷兩手抱頭,便上前對他說:“老陳,你知道我們要到延安去,這是性命牧關的事。”他拍拍腰間的手槍:“你可千萬不要到前邊去。否則,發生了性命危險,莫怪我做朋友的沒關照。你也告訴他們。”劉善本指了指躺在機尾夾板上的那幾位通訊學校的畢業生。
穩住了後艙裡的人,劉善本返回到駕駛艙宣佈:“我的朋友說,他們話己說出口,不管怎麼樣,一定要到延安。地圖他們有,就在這裡。
看到西北地圖後,領航員李彭秀無奈只好指明瞭飛延安的航向。
飛機在往延安方向飛時,國民黨空軍地面電臺不時地詢問飛機所在位置,通訊士唐玉文就告以“等待”的訊號迷惑他們。
飛機飛越4000多米高的秦嶺時,李彭秀又出鬼主意:“他們後邊沒氧氣,我們繼續上升,把他們憋死!”
劉善本大聲說道:“你是跟我們大家過不去嗎?共產黨遍天下都有,你整死了這幾個,你還想活嗎?你這不是把大家往死路上拖嗎?”其他機組人員也都指責李彭秀,他不吭聲了。
飛越秦嶺30分鐘後,延安出現在眼下,一條明顯的跑道出現在面前。劉善本操縱飛機繞過寶塔山,對正了跑道,將機頭一推,便著陸了。只用了一點剎車,飛機滑到跑道另一頭,停住了。
兩名解放軍戰士端著槍走了過來。劉善本拿起所有的手槍往下走。李彭秀拉了他一把說:“讓後邊的共產黨先下去。“
“沒關係,我先下去看看。”劉善本說。
劉善本跳下飛機,握住一名解放軍戰士的手說:“我們是為反對內戰來的。”說著,就把手中的4支手槍交了出去。
“這是到了什麼地方?”有人在後艙視窗發問。
“延安到了!”劉善本拉長了聲音,語調中充滿了愉悅和興奮。
6月29日,毛澤東親自接見了他們。延安召開了歡迎大會。朱德致歡迎詞說:“劉上尉退出內戰義舉,標誌著全國人民爭取和平民主獨立運動高潮的到來。今後將會有更多的蔣軍官兵反對打內戰,走起義道路。”
劉善本起義後,機組人員張受益、唐世耀、唐玉文、何輝庭、李榮深、江煥章願意留在延安參加革命;李彭秀、陳泰楷等4人不願意留著,由共產黨發給路費,返回國民黨統治區。
劉善本起義時沒有告訴家人,當時在上海有他的母親、三個弟弟、一個妹妹和一個3歲的女兒,妻子周淑磺又有了身孕。劉善本起義後,就表示要在延安廣播電臺發表講話,向全國發表退出內戰的宣告。毛澤東得知後,親自找劉善本談話,告訴他周恩來副主席正設法營救他的家人,讓他一週後再發表廣播講話。此舉使劉善本深受感動。後來,他的家人在中國共產黨的營救下全部脫險。
起義後,劉善本於1949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國大典那天,他駕機透過天安門廣場,接受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檢閱;抗美援朝期間,他作為志願軍航空師師長參加過對美軍的首次夜襲轟炸。劉善本先後任延安總部航空教員、東北老航校副校長、第一航校校長、華東空軍混成第四旅副旅長、航空兵某師師長、空軍軍訓部副部長、空軍學院副教育長等職。1964年2月,由毛澤東親自提名,授予劉善本空軍少將軍銜。
有了棄暗投明的領頭雁劉善本,國民黨空軍飛行員紛紛效法,駕機投奔人民解放軍:1948年9月23日,國民黨上尉分隊長楊培光駕駛P-51型戰鬥機從北平飛往四平起義投誠;1948年12月16日,國民黨中尉飛行員俞渤等5人駕駛P-51型飛機從南京飛往石家莊起義投誠;1948年12月29日,國民黨空軍中尉飛行員譚漢洲駕駛P-51型飛機從青島飛往瀋陽起義投誠;1949年1月3日,國民黨上尉謝派芬等5名飛行員駕駛C-46型飛機從杭州飛往鄭州起義投誠;1949年1月12日,國民黨上尉教育副官高平駕駛L-5型飛機從杭州飛往宿縣起義投誠;1949年11月9日,國民黨中央航空公司和中國航空公司員工2000餘人、飛機80餘架,在總經理陳卓林、劉敬宜的率領下在香港通電宣佈起義……到1949年12月26日國民黨中尉軍械員嶽哲安駕駛PT-17型飛機從臺中飛往福州起義投誠為止,在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共有110名空軍飛行人員駕駛53架飛機起義投誠(不含“兩航”起義的80架飛機)。
——摘編自《黨史博覽》2004年第十一期
作者:陳 輝
編輯:蔣楚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