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言,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半聖人,一個是孔子,一個是王陽明,另外半個則是曾國藩。
王陽明的心學,在現代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1905年,日俄海戰,日本大獲全勝。
日方指揮官東鄉平八郎回國後,受到了舉國歡迎。
他指揮的這場戰爭以弱勝強,實在太險了:
俄羅斯的經濟實力幾乎是日本的20倍,其海軍兵力是日本的3倍,且日軍艦艇與俄羅斯相比明顯落後。
這場關乎日本國運的豪賭,在東鄉平八郎的指揮下,以日本大獲全勝而告終。
日本天皇為其舉行了盛大的慶功宴,並宣佈任命其為海軍軍令部部長。
席間,眾人歡呼,而東鄉平八郎卻默不作聲。當眾人紛紛問及獲勝原因時,他從腰間取出一塊牌子,上面寫著七個字:平生俯首拜陽明。
在日本明治維新時,陽明心學也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造就了一大批思想家和領袖人物。“陽明學乃明治維新的原動力”。
可反觀陽明心學的發祥地中國,陽明心學雖然被不少人推崇備至,但一直成不了社會主流思想。直至晚清革新時,陽明心學都沒有得到大範圍的提倡和運用。
而後,日本一躍成為資本主義強國,而清朝則逐漸江河日下。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否運用陽明心學,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日兩國在近代的歷史發展走向。
那麼,為何晚清不借助心學之力,一掃頹勢呢?
實際上,陽明心學之先進,在當時已很難為晚清所採納,發揮出其真正的效用。
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武器
歷史資料表明,王陽明去世80多年後,《傳習錄》才於1602年傳入日本,並於1650年在日本規模化出版。
此後,陽明心學開始在日本快速地生根發芽。
陽明心學在日本“開花”,則是到了1853年的黑船事件之後。1853年,美國艦隊駛入日本江戶灣浦賀海面。次年,美國迫使日本幕府簽署《神奈川條約》。日本由此國門大開。
當時,日本面臨兩個選擇:要麼,“抄作業”,全盤西化;要麼,自我提升,實現突破。
一、西方的“蘭學”,日本一口吞不下去
蘭學(Rangaku,らんがく)是江戶時代,日本和荷蘭交流時,由荷蘭人傳入日本的學術、文化、技術的總稱,從字面上理解就是荷蘭學術,但實際上就是西方的各類學術思想。
蘭學涉獵範圍十分廣泛,包括荷蘭語的學習和語言學的研究,還包括醫學、天文學、物理學、化學等自然科學,以及測量術、炮術、制鐵等諸技術和西洋史、世界地理、外國概況等人文科學。
總之,學習蘭學,成為日本開眼看世界的重要途徑,讓日本初步建立起了自己的科學體系,併成為其快速現代化的基礎。
但仔細分析這些學科,多以科技為主。有一個領域,蘭學並沒有涉及,那就是社會思想。
蘭學雖好,但主要是偏重於技術。在思想領域,顯然日本人對西方那一套持保留態度。因為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差異,使得日本人發現西方思想在信仰、價值觀等方面與日本文化存在嚴重衝突。
如果全盤照搬“蘭學”,等於要日本將其社會思想、文化體系、倫理秩序全部推倒重來。若如此做,代價巨大不說,民眾也接受不了,還會激化社會矛盾,讓國家處處雞飛狗跳。
二、舊的儒家學說束縛人的思想
在明治維新前德川幕府統治的二百多年中,日本的朱子學始終處於官學的統治地位。
按朱子學所提倡,要存天理、滅人慾,用綱常的條條框框機械地壓制人的主觀能動性。
可問題是,日本國門開啟之後,社會經濟發展突飛猛進,大量的新事物新知識不斷湧現。一些過去看上去合理的條條框框,已經不能適應新的發展需要,反而成為束縛發展的絆腳石。
面對新問題,舊的儒學已經捉襟見肘了。
三、心學成為一劑良方
在日本,一個叫做中江藤樹的神仙級人物,在接觸了陽明心學後,感覺找到了濟世良方。於是,他開始不遺餘力地在日本推廣心學。
隨後,中江藤樹之舉又得到佐藤一齋的接續傳承,帶出了佐久間象山、大橋衲庵、吉田松陰、西鄉隆盛等一大批傑出人物。他們以陽明學為武器,提出“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精粗不遺,表裡兼該”等主張。意思很明白,洋鬼子的那一套平等自由博愛的思想日本人一時半會學不來,但是科學技術拿來就能學,學了就能用。
日本人調整了策略:在思想上學朱子學的升級版——陽明心學;實務中,用來自西洋的蘭學。兩者相得益彰。
明治維新運動的重要領導人之一高杉晉作(公元1839-1867年),在讀了王陽明《傳習錄》後深感贊同,作詩云:“王學振興聖學新,古今雜說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心學的重要觀點)字,即是義皇以上人。”
受陽明心學影響的伊藤博文、西鄉隆盛則成為明治開國元勳,為日本加速實現現代化奠定了基礎。
我國近代著名學者章太炎說:“日本維新,亦由王學為其先導。”
心學強在哪?
心學在明治維新中發揮了那麼大的作用,它究竟新在哪?強在哪?蘊含著什麼樣的底層邏輯?
一、創新,成為世界潮流
王陽明生於1472,卒於1529年。他所生活的15世紀末至16世紀初,恰好處在西方文藝復興的歷史區間內。
文藝復興是14世紀中葉至16世紀在歐洲發生的思想文化運動。當時,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擺脫宗教的種種束縛,打著復興希臘羅馬古典文化的旗號,發起弘揚資產階級思想文化的新文化運動。
其核心,是人文主義精神。人文主義精神的核心,是提出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神為中心,肯定人的價值和尊嚴。
資本主義萌芽的出現,也為這場思想運動的興起提供了可能。城市經濟的繁榮,使事業成功財富巨大的富商、作坊主和銀行家等更加相信個人的價值和力量,更加充滿創新進取、冒險求勝的精神,多才多藝、高雅博學之士受到人們的普遍尊重。
總而言之,文藝復興從本質上看,就是歷史上第一次資產階級思想解放運動。它促進人的覺醒,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做了必要的思想文化準備。
二、儒學的進化
中國的儒家思想並非固步自封,而是在不斷地自我進化著。
到了宋朝時,中國曆經戰亂,人心思治。
五代十國時期,可以說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的叢林社會,舊有的秩序蕩然無存,社會動盪不安。
怎麼辦呢?要改變這種狀況,就需要有新的思想來引導建立新的秩序,讓大家各安其分,踏實過日子。
於是,程朱理學興起了。朱熹點明瞭其核心思想:存天理,去人慾。就是讓人們都稍微收斂點,別再一味放飛自我了,一切按天理辦。
皇帝一看,將社會都安放在條條框框裡,自己雖然也受點約束,但能換得大家都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省心。於是,程朱理學就成為了社會主流思想。
到了明朝,工商業的發展突飛猛進,江南地區出現了沈萬三等一批富可敵國的富商。他們建立起龐大的商業帝國。特別是鄭和先後七次下西洋後,開闢遠至非洲的商路,使大明物產遠銷海外。就這樣,大明王朝上上下下都積累出大量財富,整個社會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發展商業,要的就是創新。程朱理學的條條框框過去為工商業發展提供了穩定環境,如今卻成為限制發展的藩籬。
新發展呼喚新思想。儒學亟待新一輪的發展。
三、為什麼王陽明會成為“一哥”?
陽明心學的產生,正是風雲際會的結果。
首先說說王陽明這個人。他,簡直是為創新而生。
13歲那年,王陽明的母親去世了。青少年,正值人的性格形成期。王陽明突然失去了可依戀的物件,定然會感受到超乎常人的痛苦。
很快,王陽明找到了一種很好的方式來釋放痛苦。他開始不走尋常路。
他曾關注國事,屢次上書,獻上皇帝平定天下之策。但未果。
此後,他轉而沉浸於專研新知。十七歲時,他與南昌諸養和之女諸氏結婚。可洞房花燭夜,他卻失蹤了。原來,當天他外出閒逛遇見一個道士打坐,就向道士請教,聽道士給他講養生術。隨後,他學入了迷,跟著道士打坐了一整晚。
塵世並不能迷了他的眼。他有著超強的求知慾,想要不斷探知,遨遊天地。
他曾對老師說,“科舉並非第一等要緊事”,天下最要緊的是讀書做一個聖賢的人。
年紀輕輕,他便探到了許多人的認知天花板。十八歲那年,為了踐行程朱理學“格物致知”的理論,他打算髮現竹子的隱藏屬性,拉上好友緊盯著竹子看了七天七夜,啥也沒發現,人卻病倒了。從此,王陽明對“格物”學說產生了極大的懷疑。
此時,通向心學的橋樑碰巧就向他打開了。
他的老師婁諒,雖說是研習理學,但已經開始偏向於心學,崇尚“天人合一,萬物同體;知行合一,仁信禮義”的哲學思想。理學大師胡居仁譏其學近陸象山。
陸象山是誰?心學的開創者,提出“心即理”說。
是啊,想要認識宇宙,先要認識自身。一切的新知都需要以人為本,服務於人類的進步。否則,就算認識了大千世界,卻與己無關,不能奔現,那又有何益處?
當時的明朝,充斥著各種觀念、方法、規則,反倒讓人束縛手腳,寸步難行。
有什麼好方法能將已經不適應發展的方法、規則破除掉?那就需要以人為本。
陽明心學就這樣應運而生了。
王陽明的心學,濃縮起來就是“心即理、致良知、事上練”這三個詞。
“心即理”,即“吾性自足,不假外求”。我們每個人內心本來就蘊含天理,根本不需要再去尋個理來。因為心中天生就具有辨別是非的“良知”。
“致良知”,就是要消除各種錯誤的識見,挖掘和喚醒內心的良知。所謂“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萬朵。”
“事上練”,就是要透過實踐,來完善認知,提純良知,最終達到“知行合一”的境界。
透過這樣一個過程,來走入人的內心世界,喚醒人的思想。這樣,就會在全社會形成一個思考、創新的氛圍,讓大家放手幹起來。
怎麼樣?有沒有覺得這和西方文藝復興時的“人文精神”有共通之處?
——因為這些思想在當時的時代意義,就是引導人們衝破桎梏,全心全意拼經濟、謀發展。
所以,陽明心學就這樣火了。
王陽明,作為時代潮流的引領者,自然成為當之無愧的“明朝一哥”。
為何心學能幫助日本維新,但對晚清卻幫助甚微?
1840年,鴉片戰爭打開了中國的大門。1853年,日本國門緊隨其後被美國艦隊開啟。
按說,中國現代化的程序,起碼應該領先日本十幾年才是。可為何卻反而顛倒,日本學習中國的陽明心學後,成為搶先步入現代化的老師,中國卻大大落後成為學生?
更令人詫異的是,陽明心學在晚清不僅沒有得到倡導,反倒被世人所詬病,稱其過譽,甚至所說的“空談誤國”。
這是什麼原因呢?
一、儒學式微
滿清入關後,發現儒學的兩大派別都不好使。
明末清初被稱為“四大啟蒙思想家”的四位大儒中,就有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三位抗擊過清軍。顯然,儒學家們對滿清的身份持懷疑態度。
所以,清朝雖採納理學為主流思想,但也對其處處抑制;對膽敢說出“夷夏之防”,“道統高於治統”的理學家們大肆打壓,呂留良死後都能被剖棺戮屍。於是,儒家學子對“天理”再也噤口不言。
至於倡導知行合一、尊民抑君的陽明心學,因不利於清朝統治,一開始就直接被PASS了。
眾多儒生,看到華夏傾覆、儒學受打壓,深感痛心疾首,但又無力反抗,一腔悲憤無從抒發,便只好甩鍋給心學,稱其“空談誤國”了。
總要有個背鍋的,是不是?
二、資產階級發展很無力
前面說過,陽明心學興起時,西方正處於文藝復興時期。
可文藝復興推動西方把經濟搞活了,國家搞發達了。
但陽明心學並沒有充分顯示其效用。
因為陽明心學是要打破規則、促進創新發展的。可中國的資產階級萌芽,並沒能在明清時開花結果。
根深蒂固的小農經濟,讓資本主義缺乏市場,很難迅速發展起來。
特別是清朝時,施行重農抑商和閉關鎖國的政策,讓中國的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發展幾乎停滯。
這種環境中,談思想覺醒和創新的心學,怎會得以一展所長呢?
日本心學大師高瀨武次郎說:“大凡陽明學都有二個元素,一是事業,二是枯禪。得枯禪者可亡國,得事業者可興國。中日兩國各得其一。”
失去了根基的心學,被說成“空談誤國”也不難理解。
直到滿清將亡,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能人志士,才開始自覺以日本維新、軍國文化、尚武精神作為參照,將陽明學視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並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精神資源,陽明心學才真正在中華大地上迎來一次難能可貴的發展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