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1899年,美國經濟學家凡勃倫在其著作《有閒階級論》中提出:“休閒是比富、引人注目的閒暇和引人注目的消費,是不創造財富的時間消費。”他十分敏銳地注意到,資產階級新貴在獲得物質享受的同時,已開始追求精神生活的豐富和享樂。豐裕的生活、大量的閒暇時光,激發了人們的創作細胞。
縱觀中國歷史,文化大繁榮往往在建國百年之後。西漢(前206年建國)文章兩司馬(司馬遷、司馬相如)生活中漢武帝時期(前141年—前87年在位)。“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唐代(618年建國)兩大詩人李白(701—762年)與杜甫(712—770年)主要生活在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時期。宋朝960年建國,“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在宋仁宗(1022—1063年在位)時期薈萃,而其中最耀眼的文曲星蘇軾(1037—1101年)主要創作期在宋朝立國百年之後。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這一年進士榜裡的能人實在是太多,經後人總結《 宋史 》有傳的共有 24 人,他們分別是章衡、竇卞、羅愷、鄧考甫、王回、王韶、王無咎、呂惠卿、劉庫、劉元瑜、蘇軾、蘇轍、鄭雍、林希、梁燾、曾鞏、曾布、程顥、蔣之奇、楊汲、張載、張璪、章惇、朱光庭等。這一屆中有九人曾擔任宰執,分別是王韶、鄭雍、梁燾、呂惠卿、蘇轍、林希、曾布、張璪、章惇等。
明朝(1368年建國)有些另類,建國初期便誕生了偉大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水滸傳》——多少是元朝建國(1270年)近百年的餘緒,元明社會急劇變革也有刺激作用。之後一直比較沉寂,只到晚明萬曆皇帝(1573—1620年)年間才開始大爆發,如《西遊記》《金瓶梅》《牡丹亭》,而這跟江南市鎮的繁榮有莫大的關係。清朝(1644年入關)乾隆時期(1736—1796年)誕生了《紅樓夢》《儒林外史》等不朽鉅著。除了王朝長時期昇平、社會生活普遍奢侈化助長了文藝創作之外,一些社會激變期和個別喜好文藝的皇帝統治時期也有可能促進文藝的繁榮,但大多持續時間較短。下面就唐朝文藝大繁榮這個截面展開。
白居易《長恨歌》名句:“金屋妝成嬌侍夜,玉樓宴罷醉和春。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驪宮高處入青雲,仙樂風飄處處聞,緩歌謾舞凝絲竹,盡日君王看不足”。
八世紀中玄宗治世,絢爛的唐朝文化正值最隆盛期,以此時為中心前後期光與熱不減的唐朝文化,也堪以歷史的集大成意味,而概括代表歷史的中國文化。特堪注目,又是如《長恨歌》內容所反映其時上流社會驚人的豪奢生活實態。
盛唐的榮華,無論物質生活或精神生活都於此時代到達頂點,奢侈之風也自此時代明顯形成,自上流社會帶動而風靡全社會都市生活,以迄唐朝覆亡不衰,社會物價向高階段升進之勢,終於鑄定。而唐朝奢靡風尚的倡導巨力,又正發自玄宗皇帝。
玄宗開元盛世,史家向以與其曾祖太宗貞觀之治比美,政治上精勵恪勤,生活上戒風俗之華美,禁中杜絕聲色之娛,保持了先代堅實的世風。但以天寶為年號的治世後期,宮廷生活的豪華,較前呈現了逆方向大變化。關鍵所由的中心人物,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美人之一的楊貴妃。《長恨歌》敘事長詩,已係相隔約半個世紀,進入九世紀初的追記作品。而分別被譽詩仙、詩聖的中國文學史黃金時代兩位代表人物李白與杜甫,卻是楊貴妃韻事的目擊見證人。
清平調
李白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
若非群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
解識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欄干。
系玄宗借楊貴妃幸藩邸改建的興慶宮沉香亭,觀賞木芍藥,宴酣之際,命當時著名的宮廷音樂家李龜年召李白,李白正醉眠長安街中的酒家,帶醉入宮,揮毫金花箋上的即景即興之作。詩就獻上,李龜年譜曲而歌,玄宗親吹玉笛以和,貴妃捧玻璃七寶之杯酌蒲桃酒,笑聆新調歌意,已是膾炙人口的美談。李白以名花與美人共詠,所以後世讚美歷史的四大美人時,以“羞花”表現楊貴妃特徵。
然而,楊貴妃時代以來,唐朝政治固已弛倦,唐人奢侈風尚,卻已在生活中生根,安祿山父子與接續的史思明父子之亂平定前後,《唐書》出現的便盡是如下權勢之家豪侈的記錄:
——裴冕(宰相,擁立唐肅宗):“性本侈靡,好尚車服及營珍饌。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每會賓友,滋味品數,坐客有昧於名者。自創巾子,其狀新奇,市肆因而效之,呼為僕射樣”。
——元載(宰相):“(長安)城中開南北二甲第,室宇宏麗,冠絕當時。又於近郊起亭榭,所至之處,帷帳什器,盛於宿設,儲不改供。城南膏腴別墅,連疆接畛,凡數十所,婢僕曳羅綺一百餘人,恣為不法,侈僭無度”。
——郭子儀:“歲入官俸二十四萬貫,私利不在焉。其宅在親仁裡,居其裡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居。前後賜良田、美器、名園、甲館、聲色珍玩,堆積羨溢,不可勝紀”。
杜甫古詩體例的《麗人行》,系貶諷世風名作,而八世紀中唐朝已奢靡成風,從其成群貴婦人盛裝濃妝,春遊曲江時體貌服飾、飲食車馬的豪華寫真文句,一目瞭然,特別關於楊貴妃姊妹韓、虢、秦三國夫人聲勢與驕縱氣焰的生動描繪: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
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
頭上何所有?翠微盍葉垂鬢唇。
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穩稱身。
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
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麟;
犀箸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綸。
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
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
杜甫《麗人行》寫作背景的曲江池,系唐朝長安最負盛名的園遊勝地,位於城內東南隅,其南紫雲樓、芙蓉苑,其西杏園,西北又是歷史上名僧玄奘印度歸來,展開譯經事業所在的慈恩寺與大雁塔。玄宗時代曲江盛觀尤達空前,楊貴妃與其姊妹、貴戚時時遊幸。宮廷賜宴百官也多會於此間山亭,宰相、大臣、後宮女官、宦官、備供天子顧問應對的才學藝能人士翰林供奉等,陪伴皇帝登池中彩舟,太常、教坊演出樂舞,萬人佇足,長安傾動。
每次國家考試的科舉放榜,所謂“登第”的登榜新進士大宴曲江,饌、酒、茶、樂、妓俱是要件,高歌低吟,遊賞賦詩,又是吸引市民往觀的大好時光。平時,曲江周圍廣域內宮殿巍峨,細柳垂池,花卉周環,煙水明媚,已是都市人春遊佳境,中和、上巳節更是人潮如湧。同時盛行的近郊野外之遊,貴戚、富家非只攜僮僕,且以結綵樓車載出邸宅私有女子樂團同行,又是生活豪奢面的一例。
春夏之際花季,木本的桃、杏、李等,草本的芍藥、木蘭、海棠等,百花怒放,目不暇接,也芬香處處。唐朝都市人特別愛好是譽為富貴表徵的牡丹,豔稱花王。牡丹盛開期以三月十五日左右為中心,前後延續約二十天,《唐國史補》記:“京城貴遊,尚牡丹三十餘年矣。每春暮,車馬若狂,不以耽玩為恥。執金吾鋪官圍外寺觀,種以求利,一本有直數萬者”。
白居易《牡丹芳》詩句:“遂使王公與卿士,遊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秦中吟》買花章:“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風靡之情與各品種價值之昂,正相呼應。其時,裴士淹(長興坊)、韓愈(靖安坊)、竇易直(新昌坊)、元稹(靖安坊)等私宅都以牡丹聞名。
供公眾觀賞的場所多在寺觀,著大名的是朱雀大街以東,近曲江池的進昌坊慈恩寺,白居易、元稹等名家題詠特多的,又有與慈恩寺同在街東的靖安坊崇敬寺,其北永樂坊永壽寺,以及街西長壽坊永泰寺(萬壽寺)與延康坊西明寺。也便適應人山人海盛況,寺院廣場上,此際歌舞、魔術等藝人組合的流動劇場與日用雜貨攤販麇集,蔚然形成庶民大眾娛樂場所。
富與享樂向都市集中的唐朝實況,可透過敦煌石窟眾多樂團演奏、舞樂情景、伎樂人、胡旋舞、馳騁騎士等壁畫,復原在今日人眼前。特堪注視,情況通唐朝中期與後期一般無二。
李白“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臨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家?夫子紅顏我少年,章臺走馬著先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流夜郎贈章判官》詩句所浮現,時間系在盛唐,而以後百年間的名詩人筆底,情景都無不同,諸如:
——李賀《將進酒》:“琉璃鍾,琥珀濃,小槽酒滴真珠紅。烹龍炮鳳玉脂泣,羅幃繡幕圍香風。吹龍笛,擊鼉鼓,皓齒歌,細腰舞。況是青春日將暮,桃花亂落如紅雨。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
——韋莊《延興門外作》:“芳草五陵道,美人金犢車。綠奔穿內水,紅落過牆花。馬足倦遊客,鳥聲歡酒家。王孫歸去晚,宮樹欲棲鴉”。
空間方面,豪奢非限帝都長安,王維《洛陽女兒行》的描述:“畫閣珠樓盡相望,紅桃綠柳垂簷向。羅幃送上七香車,寶扇迎歸九華帳”以及“良人玉勒乘驄馬,侍女金盤膾鯉魚”“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趙李家”,東都洛陽固以同系帝都,而情景與長安初無二致。
其餘大都市都與帝都相埒,王維另一詩篇《隴頭吟》:“洛陽才子姑蘇客,桂苑殊非故鄉陌,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曲幾書留小史家,草堂棋賭山珍墅。衣冠昔話外臺臣,先數夫君席上珍,更聞臺閣求三語,遙想風流第一人”,可以概括。
豪奢都市生活,從所有詩篇,也得以反映其享受系以聲、色、酒為基調。唐朝空前的國力強盛,文化燦然繁榮,由當代都市人士的衣、食、住、行,以至化妝娛樂,都可反映得見。而概觀社會史、風俗史的三百年唐朝,如下兩首盛唐名詩,尤能總括其形象:
飲中八仙歌
杜甫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陽三鬥始朝天,道逢麯車口流涎,
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萬錢,
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
宗之瀟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
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長齋繡佛前,
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百篇,
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
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少年遊
李白
五陵少年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
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便是說——這是個富而達觀的社會,無論權貴、文人、釋道,同一的豪放與爽朗性格,不吝嗇,不拘謹,人際關係是平等的。這也是個大開放的時代,卓立的標準漢族青年,滿懷熱情,而昂首闊步於國際化興趣的坦曠大道。
姚大中 著
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敘事中,中國史與世界史是分隔的,中國史看不到世界,世界史裡找不到中國。《姚著中國史》相容了中國、日本和西方史學的研究與寫作方式,打破了傳統中國史的認知繭房,具有以下鮮明的特色:
1.突破了傳統中國史由中原向外層層推演的藩籬,為秦楚這些半邊緣國家正名。
2.對東漢以來豪族演化的歷史敘事,蘊含著為生民立命的庶民情結。
3.對五胡建立的胡-漢聯合政權的本質辨析,客觀展示了大分裂時期的民族紛爭與融合。
4.正視遼金元這些來自長城以北的草原征服者,並將其與漢族政權進行平等觀照。
5.在域外與中國動態聯絡的環境中考察中國歷史,爬梳了中國同周邊國家關係的歷史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