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初日本參議院議員松崗洋右首次提出“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當時就連最狂妄的戰爭分子、例如半年後試探性發動918事變的石原莞爾,也只敢將中國作為長期戰略目標。
誰也沒想到,在半年後的那場事變中,東北竟然會選擇不抵抗。
東北得手後,日本加快了侵略步伐,但總體上採取的是“蠶食”策略,並沒有盲目突進。
七七事變後一個星期,日軍參謀本部決議:將戰線由平津擴大到保定一帶。但是一個團伙裡總有那麼些好戰刺頭,這次會議就有人提出“三至四個月消滅中國”,胃口太大,連日本人自己都沒當真。
實際上,蔣介石戰後才得知,日軍強硬派當時能提出的最具攻擊性的方案,也就是推進到石家莊一帶而已。
1937年7月18日,雖然東北、華北盡在掌控,但此時日本還是小心翼翼的。已經成為日軍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的石原莞爾給出了判斷:與中國打全面戰爭,必然會陷入無底泥潭。
民國“黃金十年”雖然有吹噓的成分,但是成就也是看得見的。日本想和中國發動全面戰爭,他們心裡其實並沒有底。
正因如此,在淞滬會戰爆發前,日本大本營的“不擴大事態派”和主戰派正吵得不可開交,根本沒有形成統一意見。
但是淞滬會戰中,蔣介石基本將中國能調動的精銳部隊全部填進去,三個月打下來,精銳喪失殆盡,南京門戶洞開。這種首戰即決戰的架勢,正中日本主戰派下懷。
按常理來講,中國是大國、弱國,是防守方;日本是小國、強國,是侵略方。中國唯一的辦法就是一個字拖,邊打邊退,拖死侵略者;而不是一上來就在上海這種日本軍艦可以瘋狂輸出的地方進行戰略大決戰。
國民政府智囊團對此也早有判斷。實際上,且戰且退的持久戰思路,很早就在國民政府形成共識,面對中日必將到來的全面戰爭,南京也做了充分準備。
早在1935年蔣介石就趁著“圍剿”紅軍的機會收拾了四川,在重慶成立了全新的四川省政府,並一步步掌握財政軍事大權,在全面抗戰爆發前,四川已基本被中央控制。
1936年1月,蔣介石闡述了統一西南對抗戰的重大意義,原話如下:“我親自督率軍隊不斷追剿,將向來不統一的川滇黔三省統一起來,奠定我們國家生命的根基,以為復興民族最後之根據地……(日本)從此不但三年亡不了中國,就是三十年也打不了中國。”
這種戰略方向判斷上的正確性,完全為後來的歷史所驗證。
那為什麼他又要主動發起淞滬會戰,三個月就將中央軍、川軍、桂軍、湘軍、東北軍的精銳葬送殆盡?
仔細研究歷史細節,我們會發現這並非他的本意——蔣介石原本只想在上海打個殲滅戰,把這裡的日本駐軍趕下海,為必然會發生的上海大戰拖延時間,沒想到打著打著就失控了,打成了戰略大決戰。
淞滬會戰本質上就是蔣介石高估了國民黨的組織能力,越打越失控。
第一次失控,是民國傾國力打造的2個德械師+2個重炮團+空軍,居然沒能拿下日軍區區3000人的海軍陸戰隊。
蔣介石本意,是透過絕對優勢兵力把駐紮在上海的日本海軍趕下來,然後藉助上海租界優勢,讓美英介入調停,從而用最小的代價拔除這個最危險的日軍據點。
但是讓人沒想到的是,十倍兵力的嫡系精銳,在本土發起突然襲擊,卻活生生將殲滅戰打成了攻堅戰,遲遲沒有結果,讓全世界大跌眼鏡。
第二次失控,是原來想以戰止戰,卻反倒給了日軍全面參戰的絕佳機會。被主戰派控制的日本海軍一直就想在上海大幹一場,在他們的慫恿下,8月15日裕仁天皇命令松井石根大將組織上海派遣軍,在40多艘巡洋艦、驅逐艦的火力支援下,全力進攻上海。
蔣介石轉念一想,也好,反正上海到處都是英美租借,真打起來美英肯定要介入調停。
當然,他有這個僥倖實屬正常:1932年的一二八抗戰,就是在美英的調停下熄火的。
既然是表演給國聯看的,那就不妨打好看點——陳誠、朱紹良、張治中、薛嶽、胡宗南等嫡系悍將全部出動,最精銳的10萬德械部隊全部投入戰場,新組建的海軍空軍全部壓上……
這又帶來了第三次失控。
列強看到了國軍已經不再是1932年那支弱小的軍隊,漸生防備之心。所以除了日常拍照片發新聞稿,並沒有絲毫勸架的意思。
這下可好,本打算上去撐排面的嫡系精銳,大量暴露在日軍兩大艦隊的艦炮射程之內,一個巨炮下來就擊潰一個排,平均一天打光一個師。
這樣的打法,不管是戰時還是戰後,都飽受詬病。薛嶽甚至直接進言提出不要在上海拼消耗,把部隊拉到已經修好的吳福、錫澄兩道國防線,做節節抵抗。
如果採取了薛將軍的策略,南京不一定會淪陷。
第四次失控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到來,眼看著中央軍精銳消耗殆盡,國民黨那根深蒂固的派系鬥爭頑疾又發作了——這仗必須還得繼續打,地方派系統統都上吧。
吳興阻擊戰,桂軍鋼七軍損失大半;松江阻擊戰,東北軍67軍覆滅撤番;粵軍兩大精銳,擅長進攻的鐵軍第4軍和66軍雙雙投入防禦戰,損失慘重;川軍20軍和43軍基本報廢;8萬湘軍也基本被打殘,其後併入中央軍……
這四大失控看起來非常尷尬,然而更尷尬的還在後面。
淞滬會戰前一個半月,國民政府中央軍、各地方軍共60多個師幾乎傾巢出動,然而日本在華北的師團卻巋然不動,調來的增援部隊大部分都是在本國和偽滿洲國動員的。
華北的壓力並沒有減少,反而徹底激活了日本的戰爭機器。
直到10月會戰尾聲,眼看國軍精銳全在上海,日本才從華北調兵前來想搞包餃子,牢牢掌握了戰場主動權。
伴隨中國精銳之師的覆滅,日本政府內閣也改變了決策,從“在上海附近擊退敵人結束戰局”改成“放棄不擴大方針”,最後變成“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引起了日軍心態劇變,他們開始傲慢、放縱、蔑視,最終導致了南京大屠殺的慘劇。
戰後日本學術界一直有一種聲音,說蔣介石太著急了,要不然中日全面戰爭不會在1937年爆發。
當然,日本侵華野心從未變過,沒有淞滬會戰硬剛,可能中國的結局更慘。畢竟國民政府本身就是一盤散沙,很難想象會搞出什麼更離奇的操作。
時至今日,我們對國民政府的抗日爭議,其實並不在“是不是抗日主力”這件事上,因為數百萬中國將士衝鋒陷陣,不乏氣壯河山的英雄事蹟,作用有目共睹。
但是國民政府拿著舉國資源,卻讓中華民族付出了自蒙元以來最大的犧牲,這不是一句“落後的農業國打不贏先進的工業國”就可以遮羞的。
同樣是以弱擊強、後勤乏力,13年後志願軍在抗美援朝前三次戰役中的表現,實際上已經扯下了這塊遮羞布。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如果有強有力的領導和組織,凝聚人心、團結力量,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也完全有可能做到禦敵於國門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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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王輔,《日軍侵華戰爭》 第一卷 ,遼寧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郭汝瑰 ,《中國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作戰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