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源：時代財經 作者：餘思毅
近日，“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登上熱搜。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佈的《中國統計年鑑2021》，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首次呈現為個位數，創下了1978來的新低。同期，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死亡率)僅為1.45‰，也創下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
此外，統計年鑑還顯示，結婚登記人數已連續7年下降，2020年創17年來新低。在離婚資料方面，2020年共有433.9萬對人離婚，較2019年減少了36.16萬對。離婚率則是罕見回落，止住了多年來的上升趨勢，降至3.09%。
出生率低、結婚人數下降的原因是什麼？男女比例失衡與低生育率有直接的關係嗎？婚姻制度是否發生了新變化？11月25日，時代財經就上述問題專訪了人口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衛。
陳衛指出，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流動人口加速增長和快速的城鎮化都會顯著促進結婚率、出生率的下降。“全世界範圍初婚年齡都在推遲，這是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程序中的必然趨勢。”
對於結婚率、出生率下降的影響，陳衛表示，這會進一步加重少子老齡化。在陳衛看來，與結婚率下降相伴隨的是未婚同居人數不斷增長，與出生率下降相伴隨的是人工流產率的居高不下。
陳衛進一步解釋道，在西方婚姻與生育之間是弱關係，而在中國則是強關係。西方國家同居，即非婚生育成為整體生育的重要、甚至主要組成部分，很大程度是源於對非婚同居和婚外生育給予承認和保護，並嘗試像法律婚姻一樣將其制度化。他建議中國也可考慮將穩定的同居關係或事實婚姻給予法律保護，以利於生兒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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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結婚率、出生率還將持續走低
時代財經：人們總愛祝賀新人“早生貴子”，結婚人數下降、出生率低的原因有哪些，兩者是交織影響嗎？
陳衛：中國出生人數以及結婚人數的變化既體現了人口再生產的週期性變化規律，也反映了不同時期生育政策和經濟社會發展因素的不同影響。
出生率低、結婚人數下降是一種週期性的人口變化趨勢。如果把時間拉長，我們發現在1970年代、1990年代都出現了結婚率、出生率下降地現象，2010年代以來又出現這種下降。所以不能只擷取一個小片段大加渲染，而忽視長期性的變化趨勢。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正在經歷的結婚率下降與初婚年齡加速推遲有很大關係。1970年代和1990年代，初婚年齡推遲與計劃生育政策有很大關係，而目前則是在生育政策不斷放寬的條件下發生的，這代表經濟社會發展起著決定性作用。
時代財經：能具體談談經濟社會發展如何發揮決定作用嗎？
陳衛：我們透過人口學分解方法對近年來中國出生人數下降進行分解發現，從實行單獨兩孩政策以來，即2013年11月以來，幾乎所有影響出生人數的人口學因素都在促使出生人數下降。
其中包括，育齡婦女規模和已婚比例的下降趨勢在持續壓低出生人數。2017年以來育齡婦女年齡結構促使出生人數下降，而2018年和2019年已婚生育率下降又進一步壓低出生人數。
值得注意的是，育齡婦女規模下降和結構老化是由以往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下降決定的，而婚姻加速推遲則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結果。
根據2017年全國生育狀況調查，2006年-2017年，婦女平均初婚年齡從23.6歲上升到26.5歲，平均初育年齡由24.3歲上升到27.3歲，均推遲了3年。而且2012年以來的推遲幅度明顯大於之前年份。
婚育年齡的顯著推遲與城鎮化的快速推進，特別是1990年代末以來高等教育擴張帶來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關係。
七普結果顯示城鎮化率達到63.89%，比六普上升14.21個百分點。中國的高等教育程度人口大幅度增長，每10萬人中具有大學文化程度的由六普的8930人上升為15467人。中國實行高等教育擴張政策，使得在過去30年中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增加了10倍，已經超過50%。育齡人群中高等教育比例上升，即使各類教育程度的生育率不變，整體的生育率也會明顯下降。
時代財經：這些原因是結構性的、難以逆轉的嗎？
陳衛：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巨大的流動人口增長和快速的城鎮化都會顯著促進結婚率、出生率的下降。
全世界範圍初婚年齡都在推遲，這是經濟社會發展和現代化程序中的必然趨勢，中國的初婚年齡還將發生進一步、更大地推遲，因此對未來結婚率、出生率還將持續發生壓低作用。
人口學家、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陳衛
女性面臨“母職+公職”雙重壓力
時代財經：除了上訴原因，文化也會影響女性推遲結婚生育嗎？
陳衛：低生育率問題在亞洲國家尤為明顯。
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亞洲地區，結婚是一個帶著很多附加條件的“包裹”，這些附加條件包括承擔家務勞動、生孩子和照料孩子。家庭內部家務勞動分工的不平等使得很多女性推遲結婚、生育。
這個問題在中國普遍存在，社會對女性存在“母職+公職”的雙重期待。
以生育二胎為例，根據我們的調查，生育養育孩子的經濟壓力和照料負擔是目前阻礙家庭生育二孩的兩大現實性限制因素。在不想生第二個孩子的女性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經濟條件不允許”。
城市不斷攀升的房價、越來越高的養育費用、市場養育服務的高成本讓家庭“生不起”、“不敢生”。尤其是全社會高度重視下一代的教育，家庭對教育存在過度追求的現象，學區房、課外輔導等精養型的養育方式使得養育成本非常高。
“沒人幫忙照顧孩子”是影響城市女性不想再生孩子的第二大因素。現階段中國托幼服務體系尚不完善，沒有普惠性的0-3歲嬰幼兒托幼服務體系，孩子照料壓力完全由家庭承擔，目前的主流養育模式是夫妻自力更生、由父母幫忙輔助照顧。
市場環境對女性並不友好，對女性的各種顯性和隱性的就業、升職等歧視長期存在。女性為了在市場上獲得跟男性同等的競爭力，只能選擇推遲結婚、生育。
時代財經：除此之外，結婚人數下降與超常規的性別比例有關嗎？男女比例失衡也與低生育率有直接的關係嗎？
陳衛：應該是有關係的，但是不能確定有多大程度的影響。
最近我們在做婚姻的研究，農村的初婚年齡一直低於城鎮，但是可能會掩蓋農村男性婚姻擠壓的現象。
我們的研究使用一種新的方法，發現2015年前後農村男性的婚姻擠壓問題開始顯現，因為受出生性別比嚴重失衡影響的人群陸續進入結婚生育年齡。
雖然性別比例失調會對結婚率、出生率產生影響，但是其影響是比較小的，遠遠不足以解釋近年來結婚率、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近年來的下降主要還是由於適婚人群規模的明顯下降和初婚年齡的加速推遲。
時代財經：社會學上有關於婚姻制度的討論，有研究或觀點認為，婚姻制度終將瓦解，人們的心理、生理需求可以透過不同的形式得到滿足。你認為，結婚登記人數已連續7年下降，去年創17年來新低。除了疫情的影響，是否在經濟、社會等原因的推動下，婚姻制度已經發生新的變化？
陳衛：對這個問題我沒有研究。
即使中國的婚姻制度長期比較穩定，但是也一直在發生變化，而結婚人數連續7年下降不能說明婚姻制度可能走向瓦解。
中國在1980年代後期到2000年代初結婚人數也是一直在下降，但後來結婚率、出生率又上升了。所以，這個問題需要更長時間的觀察，以及更多科學嚴謹的研究。
建議將穩定的同居關係或事實婚姻給予法律保護
時代財經：從當下的社會現實出發，出生率低、結婚人數下降分別會帶來哪些不社會影響？
陳衛：結婚率、出生率下降會進一步加重少子老齡化。但是與結婚率下降相伴隨的是未婚同居的不斷增長，與出生率下降相伴隨的是人工流產率的居高不下。
因此，這正反兩面的現象和趨勢都值得關注，人口政策和社會經濟政策都需要在正反兩面進行努力，減少和消除消極後果。
時代財經：自從三胎政策出臺以後，相關配套政策也有陸續出臺。政策除了發力鼓勵保障生育，是否有必要鼓勵結婚？如何透過一些政策鼓勵婚戀？
陳衛：面對不斷增強的初婚年齡推遲和初婚率下降趨勢，應儘快制定和實施婚姻促進政策。
一方面，雖然世界各國實際初婚年齡都在不斷推遲，但很多國家的女性法定婚齡都在20歲以下，我國女性的法定婚齡也可以適當調整，以適應更加自主的婚姻生育需求；
另一方面要加強共青團、工會、婦聯等機構以及其他各種政府和社會力量，透過各種有效形式幫助年輕人聯誼、戀愛、結婚等，同時國家也要在結婚費用補貼、結婚購房優惠或補貼、申請廉租房結婚、延長婚假等方面制定政策降低結婚成本，促進年輕人結婚。
另外，在西方國家，婚姻與生育之間是弱關係，而中國這兩種之間是強關係。西方國家同居，即非婚生育成為整體生育的重要、甚至主要組成部分，很大程度是源於對非婚同居和婚外生育給予承認和保護，並嘗試像法律婚姻一樣將其制度化。建議中國也可考慮將穩定的同居關係或事實婚姻給予法律保護，以利於她們生兒育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