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峰是企業家蒲愛民人生中最後一個執念。

而當珠峰之行疊加了疫情，事情由此富於戲劇性。他歷盡煎熬登頂，卻在遲遲不能回國的歸途中幾近崩潰。

最終，他的珠峰行程歷時196天，飛行35000公里，這可能是珠峰攀登史上用時最長的紀錄。

因為執念而出發，因為對家人的牽絆而用盡全力活著回來。最終，活著，但回來卻用了4個月。

生活啊，就是一場永遠與不確定性並肩同行的旅途。

一、

4月12日，蒲愛民從深圳出發，從重慶飛抵海拔1400米的尼泊爾加德滿都，再乘小飛機飛到2800米海拔的盧卡拉，沿著著名的徒步EBC線走了12天，到達海拔5500米的珠峰大本營。

這個過程中，蒲愛民幾乎沒有高反，感覺很輕鬆，“一路玩下來的。”

而在這次珠峰行程之前，蒲愛民用了5年的時間去準備。包括跑步訓練2萬公里，爬山訓練累計爬升60多萬米，相當於70個珠峰，體能訓練600多個小時，先後登頂海拔5000多米的四姑娘山、哈巴雪山，海拔6000多米的玉珠峰和海拔7500米的慕士塔格峰。

登頂珠峰，可以認為是對自我的挑戰、對自然的征服，可以有很多充滿逼格的定語來修飾這件事情。但對於登山者蒲愛民來說，在通往8848.86米海拔的路上，他曾經的那些光鮮亮麗的頭銜都不復存在，他更重要的準備，是準備自己回不來。

或者說，做回不來的準備，再去全力以赴讓自己回來。

4月初，北大匯豐商學院的同學們為蒲愛民踐行，席間打出標語：預祝蒲愛民攀登珠峰成功。觥籌交錯之間，蒲愛民臉上微笑著，但心中想得是：“這可能是我和同學們最後一次聚會。”

而最終經歷了無數次想要放棄卻依然堅持到最後，蒲愛民覺得，這和他人生的三大夢想有關——上珠峰，讀北大，走世界。

後面兩個夢想已經完成，就讀於北大匯豐商學院，已經去過幾十個國家，而且，還曾經用跑步的方式，7天在地球7大洲跑完了7個馬拉松。

最難實現的夢想，蒲愛民把它放到最後。對於事業有成家庭美滿的他而言，這可能是他最後一個執念。

二、

蒲愛民找到了很多有過珠峰攀登經驗的前輩、隊友、領隊包括夏爾巴嚮導，向他們請教，隊員走幾次之後就去休息，而蒲愛民堅持在梯子上來來回回走了3個小時。

到後來，閉著眼睛都能完成。平鋪在地面上的梯子走過去是沒有難度的，但這樣的梯子就架在出大本營之後的第一道關卡——昆布冰川。

高度近1000米，無法繞行，這裡有無數的冰裂縫，隨時都在變化形狀，每天都會發生冰崩，30%的遇難者葬身於此。

“我就要知道，怎樣降低透過昆布冰川時出事的機率。一是快，二是晚上經過，三是掛繩子，一路都有繩子保障安全。”但繩子也有繩子的問題，繩子幾十米一節，每過一個節點，都要把掛鉤取下來，再掛另一節上去，這很麻煩，消耗力氣，有人就想為了省力氣就不掛了。“但我就是再麻煩也要掛，它可以降低出事故的機率。只要你掛著繩子，就算你踩空掉下去，繩子不斷，掛鉤不斷，還是能把你救回來的。”

位於六七千海拔處的洛子壁，海拔高差1000米，行進路線向下看，視覺上是垂直的感覺，“向上向下都看不到頭。”

蒲愛民大概走10秒休息30秒，氣都喘不上來，他比其他隊友更缺氧，“因為我馬拉松跑的比較快，需要的氧氣量更大。”高海拔體能這件事，舉個例子。蒲愛民是個環保主義者，平時在深圳登山的時候都會隨時撿垃圾，在珠峰上，他保持了這個習慣。

他拍了一張照片，照片上只有十幾片塑膠包裝袋。只撿了這麼多，並不是因為珠峰上的垃圾少，而是隨著海拔升高，每次撿垃圾需要的一蹲一起這兩個動作，已經會極度消耗體能。

讓他還比較欣慰的是，從照片上可以看到，他撿起的十幾片包裝紙，都沒有中文，“我就想這都不是中國人扔的吧。”

海拔高差1000米的洛子壁。每走10秒要休息30秒。

三、

在夢想與現實之間，最大的掣肘是家庭。直到出發以前，蒲愛民都在權衡實現夢想和家庭責任二者之間的關係，“一直在考慮，必須要考慮，這是無法迴避的。”

蒲愛民在深圳創業20年，已有一子一女，他給家裡留了家書。說是家書，換個角度，其實和遺書性質差不多。在家書裡，他交待了該交待的事。最主要是交待孩子，他寫下來一些希望：希望他們茁壯成長，自強自立，永不放棄。至少有好幾次，蒲愛民覺得自己有掛掉的可能，直到5月12號，在珠峰大本營準備的蒲愛民聽到了有兩位登山者在登頂過程中死亡的訊息，他真切地覺得，死亡離自己已經如此之近。

死亡真正逼近蒲愛民的位置是在海拔6200米左右，在從C1到C2的路途中，雪崩向他飛奔而來，那一刻，他能做的，只是趴在雪地上。雪崩中死亡的人，大部分是因為被氣浪掀起來摔下去，趴著是唯一的辦法。

對於雪崩，無法預計，也無法做準備，純粹靠運氣。電影裡演的雪崩來了人就跑，“那是跑不掉的，你怎麼能跑得過它呢，而且你在高海拔上跑兩步就跑不動了，走都走不動，怎麼跑。”最終，雪崩在距離蒲愛民100多米的地方停下來，他人生中第一次有了只能聽天由命的挫敗感。“

怕與不怕，都不會減小出現危險的可能，我能去做的，就是儘可能周全準備，縮小這個機率。”蒲愛民覺得，這是他作為丈夫和父親必須的責任。

最終，也是腦海中不斷閃回的家人的畫面，讓他平安平安歸來。

海拔8500米的狹小平臺，登山者在這裡更換一瓶新的氧氣攻頂。

四、

登頂的最後一道關卡是希拉里臺階，以人類第一位登頂珠峰的登山家名字命名，是隻容一人通行的狹窄山脊，兩邊都是懸崖。

這裡位於8800海拔，珠峰之頂，已經觸手可及，但幾十米的高度，恰恰又是登珠峰死亡率最高的一段路。這最後的一段，因為要依次通行，每年登珠峰的人都要在這裡排隊等候，往年最長有排隊4個小時的，也有人因為排隊時間太長堅持不住而登頂失敗。還有人因為等待體能耗盡，人就沒了。

今年因為疫情人少，蒲愛民在這裡只排隊半小時。在向上的時候，蒲愛民突然發現前面有個人橫在路上，腿就伸在路中間。“是一位已經去世很多年的登山前輩。”蒲愛民說看到這一幕時的心情，有敬仰也有恐懼，敬仰他把自己永遠留在追逐夢想的道路上，恐懼的是，他再一次想到自己，有沒有可能下不去了？

站在珠峰之巔、世界之巔，那一刻，蒲愛民並沒有覺得自己幹了一件挺牛逼的事兒。此前他取經的時候問過的所有人都說登頂了也不會覺得自己了不起，蒲愛民當時覺得他們的回答不太可信。

在這一刻，蒲愛民首先是鬆了一口氣，“終於熬到頭了。”接著，讓夏爾巴嚮導為自己拍照片。然後，他小心翼翼站在珠峰峰頂小小的平臺四下裡看了看，想著，“我已經到這兒了，要記住這裡的樣子。”

同時，那個瞬間，他忽然有一種“全世界都在我下面”的想法。做完上面這件事，大概花了10分鐘，他就開始下撤。“登頂了，我只完成了一半工作。”全力以赴上去，而下撤，蒲愛民心裡只有一個目標：活著！“無論如何都要活著下去，這是我最真實的想法。”

下撤途中，也很兇險。在一處懸崖冰壁，蒲愛民的冰爪突然被路繩纏住，剎那之間人反轉倒掛，繼而快速下墜，很快下降器鎖住了繩索，下墜停止了，但蒲愛民被倒掛著，等嚮導趕到才被救下。有夏爾巴人運送一位受傷者下山，八個人只能運送一個人，而且不是背不是抗，受傷者在雪地上拖行。這讓蒲愛民想到之前聽到的一個笑話，說只要足夠有錢，可以請夏爾巴人抬上珠峰。“往下運，八對一，都只能拖行，往上？多少錢都不可能。“

今年與蒲愛民同時攀登的，有一個來自中東的王子，世界上最有錢國家之一的王子，登珠峰還有十幾個保鏢跟著，夏爾巴人也請了幾十位，但登頂珠峰，仍然要靠他自己一步一步去完成。

位於8800海拔的希拉里臺階，這裡與珠峰之巔觸手可及。

五、

登頂之後，蒲愛民5月28號下撤到加德滿都，一邊休息調整一邊等待早已預定的6月6日回國航班。

幾天後，他收到航班取消的訊息。從這時起，蒲愛民發現自己陷入了無窮盡的等待之中。航班一路改期，從6月底、7月、8月，再後來到10月，最後一次改期，航班時間已經推到11月11號。歸期永遠遙不可及，他覺得，在加德滿都等待回國的航班，基本就沒戲了。

在尼泊爾，其他登山的隊伍裡有中國人飛到埃及，說是開羅有飛機回國。於是，8月24日，蒲愛民飛抵埃及。但在埃及他也回不去，因為不給他綠碼。此時，在他的資訊渠道中，只剩下從美國回國這一條路。

一個月後，蒲愛民從埃及飛到了美國西雅圖。西雅圖仍然不給他綠碼，各地各時段的政策不盡相同，在這裡的要求是，不能是從第三國中轉回國。按規定在美國待了足夠長的時間後，10月3日，蒲愛民從洛杉磯飛到廣州。經過14+7天的隔離，10月24日，蒲愛民回到深圳家中。

此時，距離他4月12日離開深圳踏上珠峰行程，已經過去了196天。這次回家，蒲愛民用了4個月，飛行3萬5千公里。

蒲愛民珠峰登頂照。

六、

剛下撤到加德滿都時，蒲愛民身體疲憊，但精神極度亢奮，畢竟是成功登頂並且安全下撤，很開心。

同時，加德滿都又是個旅遊城市，等待回國的時間完全不寂寞。即便6月6日航班取消，他也沒覺得這事有多重要。

“以前說出國難，從沒想過回國會這麼難，從沒想過會滯留在國外回不來。”在蒲愛民看來，國外疫情嚴重，國內為一些重要活動取消航班很正常。

而之後，八一、十一，航班一路往後延期，他也還是充滿希望，“肯定能回國，飛機肯定會有的。”延期到十一之後，他覺得有點不對勁了，當地很多人在說，可能到年底之前都回不去。

懷揣看世界夢想的蒲愛民已經去過了幾十個國家，但在2020年初疫情開始之後，他沒有出國，“如果知道回國這麼難，我會考慮明年再去登珠峰的。”

實際上，蒲愛民此時正在經歷的，是因疫情滯留海外無法回國的很多人的日常。

在尼泊爾和埃及滯留期間，蒲愛民一直住在酒店，日開銷在3-5百元之間，自己經濟條件尚可，且可以線上辦公，蒲愛民還沒覺得有很大壓力，但在這期間，他真切地感受到很多普通打工者的艱難。

他們中的很多人，在外時間更久，其中有些是在疫情開始之前就在國外，之後就一直沒法回來。他們本身收入就不高，還有很多已經失業，經濟壓力相當大。

更尷尬的地方在於，尼泊爾的旅遊簽證最長150天，到期前必須離境，否則就屬於非法滯留。有一部分中國人，要麼是過去旅遊，要麼是路過尼泊爾，一直等到簽證到期都無法離開，形成了一個兩頭不靠的局面。

這就要面對兩個結果，一是驅逐出境，二是罰款。驅逐是沒地方可驅逐的，只能罰款，罰金是每天8美金。後來大使館出面做了溝通，罰金降到每天3美金，但長時間滯留下去，這仍是一個不小的負擔。

2021年5月23日，珠峰日出。（文中圖片均由受訪者提供）

七、

對蒲愛民來說，讓他崩潰的地方在於等待好像永遠沒有盡頭。

“如果確定在哪個時間是一定可以回國的，那都可以等，但這個情況是，不知道要熬到什麼時候。”

就像登珠峰，根據手錶上的海拔變化，就知道離登頂還有多遠。但要是不知道珠峰的頂是8848米，那山究竟有多高，攀登何時才是終點？因為各國對疫情的政策不一樣，蒲愛民在埃及和美國都沒有被隔離。在美國，他特地去超市看有沒有紙巾，因為當時國內有自媒體說美國紙巾都被搶購一空，但蒲愛民看到的情況是，當地超市一切正常，他還專門拍了超市裡的影片發給國內的朋友。

包括戴口罩的事情他也留意了一下，室外有人戴有人不戴，但進便利店這些地方，店員是拒絕不戴口罩顧客進入的。一邊是手機上的關於美國的資訊，一邊是身處美國超市裡看到的實際情況，這時候他覺得，資訊的傳遞是有些偏差的。

在美國等待回國的時間，蒲愛民是有盼頭的，他知道待夠時間就可以走。這段時間他和隊友住在美國的家庭旅館裡，和美國房東住在一起，有公共廚房，每天都去買菜做飯。

等待歸國的日子，也是熬，生活開銷加上機票，也是不小的支出。

但蒲愛民仍然覺得幸福，畢竟不用再擔心自己回不來，和北大同學們的聚會可以繼續，孩子們的成長路上，不會缺少他的陪伴。

珠峰的盡頭不是8848海拔，而是家。

登珠峰難，回家更難，但還是回來了。

這比什麼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