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兩都遺存裝飾文化的形成演進中，元兩都建立者蒙古族的裝飾文化與多民族的裝飾文化相互接觸，最終導致了元兩都遺存裝飾文化發生涵化。
涵化的傳遞性為元兩都統治者蒙古族與多個不同文化系統間的相互接觸建立紐帶作用，從而使他們得以在相互的、多向進行的，有選擇的條件下采納其他文化特質，實現文化的交換和採借。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元兩都統治者蒙古族並不是照單全收遊牧民族、漢民族、西亞民族等其他文化傳遞而來的所有裝飾文化，而是根據自身內部的喜好和需要，對所採借和選取的新裝飾文化元素進行融匯整合。
元兩都遺存的裝飾文化因此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和審美魅力，其裝飾圖案也呈現出個性化的特點。
程式化
入元后，受到多元文化融合的衝擊，元兩都裝飾文化中開光裝飾的運用極為廣泛，是元兩都時期最基礎的一種裝飾形式。開光裝飾是指在建築、陶瓷等實物上通常有劃分好的裝飾面，這些裝飾面成為了物體最顯眼的部分。
“開光”最初來源於伊斯蘭國家，主要指“穆罕默德之光”。伊斯蘭國家神秘的“米哈拉卜”及神聖的幔帳上都存在有開光裝飾。
除此之外，伊斯蘭建築建築結構中的突角拱掛落和壁飾紋樣及其他紋飾載體上都出現過和開光類似的裝飾形式。
因此這種開光裝飾在伊斯蘭裝飾中被設計者廣泛使用，但元兩都遺存中出現的開光裝飾模式不能完全歸於對伊斯蘭文化的吸取。
唐初期至中期的金銀器也曾受到西亞波斯薩珊藝術影響，呈現出開光構圖的基本樣式，另外由於開光具有襯托主體內容的作用，迎合了宋代的文人畫家善弄文房清玩，能夠反映他們才思情懷，所以中原文化也助力了元兩都遺存裝飾開光形式的流行。
因此元兩都遺存的開光裝飾形式是在吸收中亞西亞、中原等多種文化中不斷髮展的成果。
開光裝飾作為一種形制，被確立後就被作為一種裝飾之道大力推行，成為元兩都普遍通用的裝飾紋樣。並逐漸形成突出主題形象的中心性，輔助紋樣分散四周的常見形式，帶來程式化的審美風貌。
根據前人記載，忽必烈於 1266 年派張柔等 20 萬餘人興建都城——大都(今北京市)，這些人因建設元大都都城而立下了赫赫戰功。
1278 年，忽必烈任命張柔之子張弘範為統領蒙古漢軍的元帥，由此可見，張氏家族受到元朝器重，在裝飾文化上與元大都有著深厚的淵源，因此可以作為元大都遺存裝飾文化的一種珍貴佐證。
綜上，開光的藝術是一種在規律化結構模式中尋求多樣化的題材和表現風格的構圖手法，是以張揚與靈活為主要特徵的多元化的表達方式，是在融合東西方的裝飾文化精髓中逐漸形成的。
此種裝飾趣味浸染了元兩都遺存裝飾的各個領域，充分體現了元兩都遺存裝飾中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也使得元兩都遺存裝飾的形式充滿了藝術美感，令人回味無窮。
精緻化
元兩都的統治者為了維護其統治階級的利益，鞏固其政權，不斷頒佈恢復生產、發展經濟的政策與法律。
同時為了滿足皇家貴族的享樂與奢靡的需要，他們將在歐洲以及阿拉伯等地區擄掠過來的能工巧匠組織起來，其中也包括著諸多王朝，如西夏國、金朝以及南宋的工匠們，以此誕生了服務於統治階級的官辦手工業。
這種形式之下的“採借”為元兩都的裝飾工藝注入了新的活力，這個時期生產出了大量的具有極高藝術價值的手工藝品。
首先在石雕方面，元上都、元大都作為元王朝的都城在石雕藝術方面具有重大的代表性和權威性，元兩都建築常以石質的圓雕、浮雕做裝飾。
《經世大典序錄·工典·石工》曾記錄“夫石之為物，其理粗，其質堅，故琢磨之工倍於玉。而我朝攻石之工，制以花卉、鳥獸之像，作為器用，則務極其精巧雲”。
足可見元都城石雕的巧程度可謂是巧奪天工，而這些石雕的成就與元兩都融合著多民族、多國籍龐大的工匠群體是分不開的。這種精美也體現出多元的文化格局為代表的民族文化融合特點。
其次，紡織品中的“納金石”，也稱“織金錦”。“納金石”實際上是波斯語“Nasish”的音譯，納金石的製作方法就是將純粹金製材料的金線織進織物裡，符合遊牧民族對貴金屬和富麗之制懷有特殊的熱衷。
因此被元兩都統治者納入城中，並且對於納金石的製作工藝，蒙古族還融入了自身民族的特點。納金石的製造，使得西方的工藝傳統在中國生根，絲綢製品展現出新的時代風貌。很好的體現了文化的融合。
除此之外，在中原文化的影響下元兩都統治者愛美之俗有了恰當的落腳點，玉器製品也日漸增多。大都設有專門的官辦玉器作坊，從事玉雕製作的能工巧匠數千人。
因受文人畫影響很大，從雕琢工藝角度上，元兩都玉雕沿襲了宋代的寫實細膩，並結合遊牧民族特有的豪放和灑脫， 實現了文化間的融合和更新。元兩都出土的玉器也技藝高超。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各個民族藝術文化之間的碰撞與交融為元兩都的工藝發展注入了新的靈魂，這種精緻化的工藝呈現，正是元兩都多民族融合適應的結果。
無論是秉承精細文化的漢族，還是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草原民族亦或是其他民族，都在一個統一的元兩都體制中實現了多種裝飾元素的融合。
多元化
元兩都裝飾在採借多元文化的過程中，並非單純的拿來主義，其也會將其他文化的裝飾元素與統治者蒙古族的傳統裝飾元素組合後呈現，這也屬於文化傳遞模式下的一種融入性吸取。
在元上都羊群廟奠基遺址裡考古發掘出來的石雕人坐像，也是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代表之一，體現了元兩都藝術的多元化發展趨勢，其均是用漢白玉打造而成的。
人坐像的兩側都懸掛有長柄刀和袋狀物品，這種裝飾與北方草原地區考古發現的石雕像相類似，同時也符合草原遊牧民族的生活特性，由此可以推斷出應當為北方遊牧民族的配飾。
與此同時，我們還可以從三個石雕人坐像當中看到右手握杯於胸前的造型，這個造型與 6 世紀至 7 世紀突厥人的“手握刀匕”有異曲同工之妙。
元上都出土的漢白玉浮雕龍紋角柱，造型十分精美華麗，在正面和西側分別豎向浮雕有一條對稱的五爪龍，並配以牡丹、菊花、荷花、蓮藕等圖案。
牡丹圖案是典型的漢文化吉祥紋樣，而此處出現的菊花圖案與元上都遺址出土建築構件上所飾的部分圖案相同，屬於古代中國北方草原地區較為流行的花草系列。
另外此處的龍紋神態飄逸，形象逼真。有頭小、頸細、肚大的特點，一般呈騰飛狀，雖明顯受到中原文化影響，卻又體現出遊牧民族大氣豪放的性格。明顯是文化涵化下的產物。因此這個建築構件顯現出遊牧裝飾元素同漢文化裝飾元素的融合。
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元上都砧子山出土的海獸葡萄紋銅鏡上，有以高浮雕葡萄紋為主題紋飾，間飾海獸、鳥雀、蜂蝶、花草等圖案，華麗而繁縟。
葡萄紋是漢文化中傳統而流行的吉祥裝飾紋樣，借用葡萄成熟時果實累累的形象，寓意著多子多福。
銅鏡同時受蒙古族裝飾元素的影響也十分突出，上方的雲紋和月亮都反映出蒙古族對自然的原始崇拜，而中部連綿不斷的山紋和下部的水紋，則在蒙古族文化中象徵著恆遠、穩固。因此這個銅鏡中的圖案組合，也顯露出遊牧裝飾元素與漢族裝飾元素的融合特徵。
上述案例是文化融合的鮮明印記，顯示出元兩都遺存裝飾文化具有強大的吸納消融多種文化裝飾元素的能力，這種能力使其具有更為豐富多元的文化元素和裝飾效果。
謝謝觀賞，關注我，瞭解更多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