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建築中，有許多很有意思的文化傳承，看似不經意的細節，也許就藏著很宏大的文化脈絡。
比如今天我們要聊的這個：門堂之制。
門堂之制
“門堂之制”是什麼意思呢，我們看中國古代建築，很少有單獨一個建築出現的，一般都是建築群，就算再簡單，簡單到只有一個一進的院落，那也大門和堂屋，也就是門和堂是分開的，這就是所謂的“門堂之制”。
進入一個二進式院落住宅的過程是這樣的：從大門進入，迎面就是影壁，左手是一道屏門，穿過屏門，進入第一進院落。第一進與第二進院落之間的門就是一種叫做垂花門的門，（這話怎麼這麼繞嘴），從垂花門進去，到達了正院，也就是第二進院子。經過正院，這才能到達正房，也就是堂屋。
當然，要是像故宮那樣的超級建築群，那這個“門”，就不是簡單的一個門了，從午門開始，層疊疊，只要有大殿就會有相應的門。
中國古代建築中的“門堂之制”，最初是一種禮制上的需要，最早可以上溯到先秦的三禮之制。
當建築形制上升到一種國家體制，並被逐漸確定下來之後，連同有關諸候、大夫、士人等階層的房屋制式也一併被確立，形成了所謂的“門堂之制”。也因為成為了“禮”的一部分，這才流傳了下來。
正因為這種傳統，中國建築就再也沒有單獨的“單座建築”出現。
中國傳統建築的“禮”，體現在院落式建築群的佈局上。從正房（也就是堂屋）到廂房、耳房、後罩房、倒座房，從正院到偏院，建築的等級，同時也是人的等級。這是上千年來被嚴格執行的制度。
從建築的平面構圖上來看，由於有了獨立的門，建築群就有了節奏，有了開端與啟始。猶如音樂和戲劇的開篇（《華夏意匠》語），是整個內容的總領。也正是由於“門堂之制”的出現，才有了現在中國建築最典型的四合院佈局。這個後面還要接著討論。
中國古典建築的平面佈局，是一種非常典型的圍合院落式佈局。由於有了獨立於房屋的“門”的出現，使門和堂屋之間自然形成了院落。
院落實際上是由“門”和“堂”，再加上連線二者的“廊”三個元素組成，形成了完整的建築群落。雖然並不完全規定一堂一門，但大體上說是一“院”一門。“門”就是整院落空間的一個最重要的節點，既是前一個建築群組的結束，又是本身院落的開始。所以說，中國建築的平面圖，從縱向上看，基本就是門-屋子-門-屋子-門的組合，這就是中國建築在平面上的節奏。
門”在宮城中的形式更加複雜。
古代宮廷有“三朝五門”的說法。東漢鄭玄注《禮記·玉藻》中寫：“天子及諸侯皆三朝，外朝一，內朝二。”《禮記·明堂位》中記：“天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也就是說，在皇家禮中，天子所居的宮殿要有三朝，也就是三個集會和朝政的地方。（這就是傳說中的狡兔三窟？）
“三朝”在不同朝代的稱呼是不同的。我們現在最熟悉的也就是故宮中的太和、中和、保和三殿了，這就是古代三朝傳承下來在建築上的表現。五門就是在三朝之外要有五個門，依次排開，以顯示皇家禮制。
在中國古代建築的歷史上，最初設立“門”的需求並不是為了突顯什麼皇帝的威儀和禮制。
在原始文明中，在那片姑且被稱為“建築”的樹枝和泥土當中，那個為了進出方便而留出的開口，大多數情況下只有單純的實用功能，那僅僅是為了進出建築的方便和一種防衛上的需要。
而建築上後來被施加越來越多的禮制和規則，其實就是附加在其使用功能之上的一種人為需求，是最終為了權利而設計出來的一系列操縱和控制人心的權術的一部分而已。
“門”與“堂”
“門堂之制”的核心思想，就是“門堂分立”。“門”、“堂“分立的結果，是圍牆上的門，逐漸演變成”屋“，也就是屋宇式大門。
最終逐步完善的門的形式，從王府大門、廣梁大門、金柱大門，到蠻子門、如意門，都是一種屋宇式的門。
從建築功能的發展中看，這種發展除了將門的地位提高到一種單體建築的層面，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門的功能在日益增多，比如傳達、收發、看守、陣列等等。這就需要一間正式的屋子來承接這些功能。因此才有了這些像一間房子一樣的門。
中國建築裡有一個有意思的事，就是門的開口位置。現在我們看一箇中國古代的建築，比如故宮裡的那些大殿，門開口的位置都是在屋簷下，也就是建築的開間方向。而日本建築的門開口位置一般是在山牆面，也就是我們認為的屋子側面。當然，這種在山面開門的做法是有先天優勢的，也就是呈”人“字形相交的屋脊，天然的會形成一個入口，這樣屋簷離地面的高度並不會對門的高度有任何的影響。
而這個“堂”，在古代指的是建築的臺基部分，在歷史的變革中，發展著發展著，就忘記了自己的職責，變成了一組建築群中的“主體建築”，成功逆襲。
我們在建築上所說的“堂”，就是一個統稱，根據實際建築的不同，“堂”的具體叫法也不同。在故宮這種皇家宮殿群中，“堂”指的就是太和殿、保和殿這種大殿；在普通的四合院中，“堂”指的就是正房，也就是“堂屋”。反正在群落式建築中，“堂”一般是指南北朝向的、位於中軸線上的主體建築。
廊
《華夏意匠》中提到的這個“門堂之制”，指的是在建築的每一個院落單元中，以“門”、“堂”、“廊”三個元素組成了整個建築單元。你看，這裡又出現了一個元素，就是“廊”。這裡的“廊”，和我們現在所說的“走廊”的“廊”有些不同。這裡指的是一些附屬建築，比如四合院中除了中軸線上的堂屋之外的東、西廂房、倒座房，當然也包括沒有容納空間的迴廊、遊廊，和只有遮擋作用的圍牆建築。
如果說中國建築的立面可以用臺基、屋身、屋頂三個部分組成的話，那麼在平面上，也可以歸納為門、堂、廊三個部分。
其實在平面上，這三個部分是中國建築永遠的標準配置，不管是院落式的民居，還是超級大的宮殿建築群，或是寺廟衙署等，只要是群落式建築，可以說都是由這三個部分組成的。
當然，門、堂、廊三個詞只是這三個部分的概括說法。門，指的是門屋，包括屋宇式的大門和在牆上開的隨牆門；堂，指的是處於建築群中軸線上的主體建築；廊，指的是處於次要地位的建築和用於圍合功能的圍牆等建築。
闕
在漢代之前，宮殿的門有一個專門的形制，叫做【闕】。說白了那其實還不是門，只是兩個高臺立在宮殿的外面。《釋名》裡說：“闕，闕也，在門兩旁，闕然為道也。”《廣雅》裡也說：“象魏，闕也。”《名義考》裡也有一段關於闕的描述：“古者宮廷，為二臺於門外，作樓觀於上，上圓下方，兩觀相植。中不為門，門在兩旁，中央闕然為道。以其懸法為之象，狀其巍然高大謂之魏。”這裡所說的“象魏”，就是指的宮殿外的闕樓。
“闕”這個東西，可以看做古代最早的宮門了。
在建築上還沒有把“門”看得很重要的時候，在宮殿外面也就是建起來兩個高臺，中間“闕然為道”，也就是中間一條走道，想進到宮殿就得從這兒過。
漢代的建章宮有二十丈高的“鳳闕”，那是妥妥的進宮前的最華麗的建築。發展到唐代，大明宮前方左右有翔鸞、棲鳳二閣，殿兩側為鐘鼓二樓，殿、閣、樓之間有飛廊相連，成“凹”字形，這已經是和宮殿相連線了。
到了宋代，“闕”的形制進一步削弱，汴京城正門宣德樓的兩闕已經變成了闕亭。《東京夢華錄》記載：“曲尺朵樓，朱欄彩檻，下列兩闕亭相對”而已。
到了明清，“闕”已經成為了門的一部分，成為了門上的閣樓式建築。故宮的午門，就是這樣的建築。
牌樓
“門”這個東西，在中國建築發展的過程中，逐漸成為一種越來越重要的形制。
我們如果想進入一座建築，比如故宮吧，你從午門進入，無論去哪個大殿，那一道道門，過的你簡直想要懷疑人生。
別說故宮這麼大地兒了，就是一個四合院吧，普通的兩進四合院，那也得有個正門，進了正門過了影壁，還得過個屏門，進了一道院，還有個更重要的門也就是垂花門。進了垂花門才算正式進入堂院。更別說三進、四進的院子，那還得有個穿堂，也就是單獨蓋間屋子當個門。那門裡的小姐，出個院子可費了勁了，那可真是老郭相聲裡說的：“大門不出，二門不讓邁”了。
在中國傳統建築裡，有一種門，非常的特殊，那就是牌坊，一般也叫“牌樓”。
你出去旅遊到個誰誰誰的陵墓，最外面的那道門大多數就是一座牌坊，從這座牌坊進入，才是正式進入了建築。老北京那時的牌坊簡直多到數不過來，只不過現在都變成北京公交車上售票員口中的站名了。
牌坊這種東西，起源於很早很早。有多早？大概那時還沒有建築。《詩經。陳風。衡門》裡說："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詩經這麼經典的著作，成書大概是在春秋時期。也就是說， 在春秋時代，就有了“衡門”，也就是牌坊的前身。就是說，在春秋中葉，就已經有了類似牌坊的建築物了。
從建築演化上說，“牌坊門”是從“華表”演變而來的。
什麼是華表？那這歷史可就長了，我們現在都知道的就是天安門廣場上那兩根石頭柱子。
華表在古代叫做“恆表”，是部落的一種圖騰標誌，大概上面刻著部落的logo。
有人說華表是古代一種“誹謗之木”，這出自《呂氏春秋》 的“自知”一節：“堯有欲諫之鼓，舜有誹謗之木，湯有司過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相傳堯、舜為了鼓勵老百姓進諫獻言，分別設立諫鼓、謗木，作為與民眾溝通的一種渠道，鼓勵民眾積極進言諫言。不過這真實情況到底是什麼，咱也不好說，更不敢問了。
在這種華表上加上一道橫樑，就成了一道門，再裝上門扇，就成了一道“烏頭門”或“欞星門”。這種門後來用做牆門，成為了官員們住宅的一種專用制式。
牌樓”是中國建築中非常特殊的一種形式，有多特殊呢？你看，這東西能住人不？不能。能儲藏東西不？不能。能登高遠眺不？不能。那能幹什麼？好像也不能幹什麼。但這東西上面，屋簷、屋脊、瓦當、斗拱、闌額、脊獸、鴟吻、彩畫、柱礎...中國建築上的明星構件，這東西上可是一樣不缺，一樣不少。而且牌樓有“間數”，這可是正式房屋上才有的。“一間二柱”、“三間四柱”、“五間六柱”等等，形制嚴格，絲毫不差。
我們說過，“衡門”就是牌樓的老祖宗，最晚在春秋中葉已經出現了。那可是比整個中國建築史還早的時候。當然，再早一些時間，牌樓沒有這麼多講究，也不叫牌樓，而叫做牌坊，是沒有屋頂和斗拱的，多建在一些公共建築門口和街道路口等地方。
“牌樓”這個東西，用現在的話說，具體一定的“紀念碑性”。這個詞兒是我看祝勇的書看到的，來源於巫鴻教授的《中國古代藝術與建築中的紀念碑性》。祝勇多次在他的書中提到這個“紀念碑性”(monumentality)，使我不得不注意到這個詞。雖然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也能說明一定的問題，但一看就是在西方語境下探討藝術問題的詞彙，畢竟符合“紀念碑性”的龐大建築更多的是出在西方，如龐大的金字塔、高大的方尖碑以及巨大的萬神殿。
牌樓雖然具有一定性質的“紀念碑性”，但它首先還是做為一道門出現。
它出現在街道的中心，成為“視線的收束”（terminal feature)（《華夏意匠》語）。（寫書的是不是都喜歡整點英文，這樣顯得高大上一些）。牌樓既是街道上視線的結束，同時又是視線的開始，它往往做為通往另一個道路的起點。歪果仁很會舉一反三，他們把牌樓稱做“中國的凱旋門”。嗯，仔細想想還真是那麼個意思。
結語
“門堂之制”這個詞，其實應該是《華夏意匠》的作者李允鉌獨創的。也有人說應該叫“門庭堂制”，也就是將門、堂和庭院劃成了相同的份量，共同組成一組建築單元。
不管怎麼說，中國建築裡，門與堂分立的概念是成立的，只有這樣，才能形成庭院，而中國建築中的庭院空間，我覺得才是中國建築最精髓的所在。這個庭院空間，就是老子《道德經》中的“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的最好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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