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話的源頭
如果我們只將注意力集中於漢儒的一舉一動和僅僅關注獎掖儒學的各種政治舉措，那麼似乎整個政治舞臺都被儒生及其支持者們把控著。然而，一旦我們仔細審查高層官員的出身與學術方向，將著名的儒生置於其生活的歷史政治環境之下，我們就會發現儒生只佔官僚的極小一部分，在當時政壇的影響力也十分有限。現有一些研究透過對文字的細讀比較對武帝獨尊儒學的觀點提出了質疑。在資料分析的基礎上，本章的研究也呼應這些懷疑的聲音，對儒家帝國形成的傳統敘述形成挑戰。
然而，為何傳統敘事會忽視絕大多數操控著國家機器與日常政務的官員呢？為何將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了極個別身居高位的儒生身上，以至於錯誤地宣告了漢武帝統治之下儒學的勝利呢？福井重雅認為，班固對武帝一朝的表述，尤其是他對這一歷史階段的評論，促成了儒學勝利的神話的形成。王葆玹指出，傳統上“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直被用來概括漢武帝的成就，然而直至公元12世紀司馬光撰寫《資治通鑑》時才創造出這句名言。呼應上述觀點，筆者力圖探究《史記》中的記述如何導致後來學者形成武帝治下儒學大興這樣的錯誤觀念。
有關武帝一朝的大部分資訊都來自《史記》與《漢書》。前者包含五部分：“本紀”（帝王傳記）、“表”、“書”（有關儀禮、音樂等專門性話題的論文）、“世家”（世襲王侯家族史）、列傳（重要歷史人物傳記）。“書”“表”與“世家”為我們提供了關於武帝之治的有價值資訊。但它們幾乎沒有提及儒者和弘揚儒學的政策。在《史記》這三個部分中出現的儒者通常都任博士之職。他們並不參與國家的日常政務，但會出使外邦，並作為祭祀與儀禮方面的專家得到任用，或是為某些特殊政治事件為皇帝提供諮詢。
在“列傳”部分，司馬遷為武帝一朝的15位重要官員與1位漢賦作家撰寫了獨立傳記。所有這些官員或位列三公，或為大將，或為官秩兩千石的重要官員。在他們中間，只有兩人被司馬遷稱為儒：公孫弘和主父偃。他們在《史記》中各自有傳。很明顯，如果學者們研究了《史記》中所有與武帝一朝相關的史料，他們不可能得出儒者在當時政治舞臺大獲全勝的結論。
《漢書》中，班固為活躍在武帝一朝的41位官員與1位平民撰寫了獨立的傳記。在《史記》中，一些儒生官員（如董仲舒、嚴助、朱買臣等）的生平史蹟收入了《儒林列傳》中，或在其他人的傳記中略有提及。在《漢書》中，這些儒生官員都有自己的獨立傳記。比起司馬遷，班固還撰寫了更多非儒生官員與將軍的獨立傳記。換句話說，在絕對數量上，《漢書》比《史記》多收錄6位儒生官員的獨立傳記。而在相對數量上，在班固記述的41名官員中僅有8人為儒生。
如果《史記》與《漢書》的整體篇章佈局不足以彰顯儒家在漢武帝一朝的勝利，則有必要細究一下，這兩本史籍中是否有任何特別的章節導致學者們採信該說法。
被篡改的章節：《史記·孝武本紀》
從整體結構來看，《史記》中涉及武帝一朝的章節並未把儒生擺在突出的位置。而《史記·孝武本紀》這一單篇章節卻呈現出不同的面貌。此章直接記述了武帝對儒學的弘揚以及儒生與黃老學說的追隨者之間的殊死較量。也正是在本章中，我們發現了一些記述儒學勝利的傳統正規化依據的範本。
關於武帝統治的前6年，《孝武本紀》僅僅記載了一件戲劇化的事件：拔擢儒生。這出大戲以剛剛即位的漢武帝大膽將兩位儒生——趙綰與王臧——晉升到重要職位作為序幕。而戲劇的高潮是黃老學說的信徒竇太后將趙、王二人貶黜：兩人都被免職，然後相繼在獄中自殺。大幕落下時，整齣戲有了一個愉快的結尾：當竇太后嚥下最後一口氣時，武帝隨即開始任用公孫弘這樣的儒生。儒生不僅在《史記·孝武本紀》的開始部分成為政治舞臺上最為活躍的主角，在本章走向尾聲時也被描述成最重要的角色。
早有學者提出《孝武本紀》乃禇少孫拼湊而成。司馬遷死後，本章初稿已佚。禇少孫將《封禪書》中描寫武帝封禪的篇章抽出，填補原稿散失留下的空缺。這種觀點聽上去不無道理，原因如下。首先，若將《孝武本紀》與《封禪書》做一番對比，相關的章節無疑是雷同的。其次，最負盛名的註解《史記》的學者裴駰（活躍於公元438年）認為，今天“本紀”中涉及漢武帝的傳世版本名為《孝武本紀》，而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提到他撰寫的是“今上本紀”。《史記》在武帝去世前便已完成。司馬遷不可能稱武帝為“孝武（帝）”，因為“孝武”乃是諡號。況且，司馬遷在提到“武帝”時，用的稱謂都是“今上”“今天子”之類。如果含有“孝武”名號的篇章出現在《史記》中，那一定是後來的編輯者有所篡改。
最後，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馬遷將武帝的功績歸納為：
外攘夷狄，內修法度，封禪，改正朔，易服色。
在這對武帝功業的評論中，司馬遷根本沒有提及提拔儒生和弘揚儒學。而今本的《孝武本紀》集中記述了武帝任用儒生以及儒者與黃老信徒之間的較量。兩者並不相符。若今本的《孝武本紀》只是《封禪書》摘錄，而被禇少孫編入《史記》，那麼就產生了一個有趣的問題：為何禇少孫不像百年後的班固那樣，將散見於《史記》中的關於武帝的史料彙集成篇，重新撰寫《孝武本紀》？為何他要用易被讀者看穿的拙劣手法，將原書中另外一章的部分內容剪下拼貼，然後獨立成為漢武帝的傳記？這些令人迷惑的問題一直深深困擾著無數學者。然而由於史料稀缺，我們對此知之甚少，對褚少孫的動機的只能做一些沒有直接證據支援的揣測。
儘管《孝武本紀》被公認為草率粗疏且經過篡改，但對漢武帝的傳統研究常常忽略這一點。受《孝武本紀》的標題誤導，傳統觀點基本完全按照其中的記敘描寫武帝時代的政界。為了說明這篇已遭替換的傳記如何扭曲史實，從而造成對武帝之治的曲解，筆者擬將班固的《漢書·武帝紀》《史記·封禪書》和《史記·孝武本紀》做一番比較。
班固的《武帝紀》記錄了武帝統治的最初6年間發生的許多重要事件，如遷徙地方豪強於京城郊外，各種征戰，以及發行新幣，等等。儒生在這些大的歷史事件中扮演的只是微不足道的角色。本章提到了竇太后貶黜趙綰和王臧的事。班固解釋說，竇太后因為趙綰請武帝不向她報告政事所以才勃然大怒。他並未將竇太后確認為黃老學說信徒，也未將趙、王二人確認為儒生。班固沒有把這一事件記述為黃老派與儒生派之間的衝突，而是將其描述為竇太后一派與新即位的皇帝身邊的集團之間的權力鬥爭。班固的《武帝紀》中沒有任何一處地方提到武帝晉升趙、王二人的官職，更不要說皇帝提倡儒學了。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旦有關武帝封禪的敘述被拿來作為《史記·孝武本紀》的主體敘事部分時，本來只在進行祭祀儀式與闡釋曆法方面表現活躍的儒生就變成了“掌控”整個政治舞臺的最引人注目的主角。例如，在《封禪書》中，對趙、王兩位儒生的提拔，竇太后與儒生之間的衝突，以及儒學最終的勝利等敘述本來都嵌在武帝欲任用儒生舉行封禪儀式並修正曆法這樣一個主題當中。與班固的《武帝紀》相區別，《孝武本紀》忽略了大量漢武帝初年發生的重要的經濟、軍事、政治事件，而僅僅記載了武帝任用儒生。在這樣的敘述語境下，兩位儒生的晉升以及於竇太后的衝突就代表了武帝統治初期最重大的政治事件。最初僅僅與舉行封禪典禮和改革曆法相聯絡的對儒生的提拔變成了更為宏大的可能讓整個官僚集團發生改觀的國策。
《史記·孝武本紀》將讀者的注意力錯誤地引向儒生，其中的記述為他們提供了一個斷言武帝弘揚儒學的範本。在武帝獨尊儒術的傳統敘述中，與漢武帝提拔儒生同等重要的是另一個神話範本：武帝在制度上的改革保證了儒生入仕。傳統觀點稱，透過賢良舉薦制度與太學，儒生逐漸構成了官員候選的主體。這樣的觀點從何而來？《史記·孝武本紀》儘管將儒生放到了政治舞臺的顯要位置，但是它並未提及任何構建儒生入仕之路的制度化改革。很多學者在闡釋儒學勝利的時候曾引用《漢書·武帝紀》按照時間順序記錄的一些舉措，其中包括：設定五經博士，興建太學以及傳諭天下令高官舉薦賢才。但是，武帝統治期內發生了其他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諸如多次軍事征戰，皇帝出巡與祭祀，以及經濟改革等。在《漢書·武帝紀》中，設定五經博士等與儒生相關的事件間插於眾多的其他重要歷史事件之中。在上百件的重大歷史事件的上下文中，與儒生相關的舉措並沒有突出的政治地位，反而跟征戰匈奴等大事件相比顯得有些微不足道。而且，傳統觀點認為這些惠及儒生的舉措將帝國官僚集團轉化為儒者官員型別。但是《漢書》僅僅是提到了這些政策，卻未加評論政策實施的效果：實際上僅僅在《漢書·武帝紀》中，班固並沒有提供更多的資訊可以供學者們評估這些政策對當時的社會產生的影響。
總的說來，《史記》與《漢書》的整體內容中並沒有探討過那些所謂保證儒生進入官僚集團的體制化改革的成效，無論是《史記》還是《漢書》的漢武帝本紀也沒都有專門對此展開論述。那麼到底是什麼導致了傳統的敘述對建立五經博士、興建太學、舉賢良等政策的實施深信不疑呢？
被製造的政治史：《史記·儒林列傳》
除去一些顯赫官員的獨立傳記之外，司馬遷還撰寫了一些合傳。筆者將在此節對著名的《史記·儒林列傳》做詳細的考察。許多人認為，武帝時代是儒生集團權力的誕生期，筆者將從中尋找這些學者舉出的證據。
前文已述，在當時重要的官員中，不僅儒生人數稀少，黃老學派的信徒也寥寥無幾。與不同學派之間的分歧相比，那些沒有學術偏好的官員與帶有學術偏好的官員之間的差異似乎要大得多。然而傳統正規化忽略了這一點，往往從不同學派之間衝突的角度闡釋漢初政治史。其採用的敘述摹本與頻繁引用的事例正是來自《儒林列傳》的記述。
在《儒林列傳》中，司馬遷指出，從漢興至惠帝（公元前195年—前188年）和呂后時代，朝中大多數身居高位的官員都是建立漢朝的有功之臣。他們崛起於社會底層，戰功赫赫，但大都粗鄙少文。直至文帝（公元前180年—前157年）時，朝廷才開始任用一些諸如晁錯、賈誼之類的文士。儘管勢力根深蒂固的權貴家族與新近提拔的文士之間想必關係會有些緊張，但司馬遷並未提及這兩個不同的利益集團之間的衝突。相反，他提到了不同思想派別之間的衝突，認為儒生未能晉升重要職位全是由於文帝偏好刑名之言，而景帝朝又偏好黃老學說。在此敘述的背景下，司馬遷介紹了武帝對於儒生的提拔。
司馬遷構建了一幕緊張的戲劇性場景以強調儒家陣營與黃老陣營之間的衝突。在他的敘述中，竇太后因熱衷於黃老學說，將批評老子的儒生轅固關進了豬圈，讓他去和野豬搏鬥。對儒學不悅的竇太后還貶黜了兩名儒生官員趙綰與王臧，迫使他們在獄中自殺。直到竇太后去世，丞相田蚡才罷黜法家與黃老學說，邀請數百名儒生入朝為官。
按照這番論述，漢初的政治就被描繪成了不同哲學派別的信徒之間的一系列衝突。但是轅固、趙綰、王臧以及公孫弘從未同席共餐，也未舉酒互賀，當然也從未在一起謀取權力。在武帝統治中國的54年間，高層儒生官員鳳毛麟角。他們毫無疑問屬於官場弱勢群體。傳統敘述聲稱賢良舉薦制度的規範化與任用太學博士弟子開啟了儒生入仕之門，而這樣的論斷初見於《儒林列傳》。
在《儒林列傳》中，司馬遷表示，因為武帝支援儒學，併發布詔諭，命令高層官員為朝廷舉薦賢良，修習儒家經典蔚然成風。田蚡延請的儒生達數百人，其中就有著名的公孫弘。憑藉對於《春秋》的學識，公孫弘從平民得以躋身於三公之列。他的成功激勵著文學之士，司馬遷說：“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在這樣的語境下，司馬遷介紹了公孫弘的奏疏：建議任才俊為博士弟子就讀太學，選擇其中學識優異者充任基層官職。儘管在武帝一朝數百位有記載的官員中，我們只能確定兩人曾經做過太學博士弟子，司馬遷在《儒林列傳》還是宣稱公孫弘的奏疏被批准後，“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司馬遷上述的記敘被學者們頻頻引用以說明賢良舉薦制度與太學使得儒生構成了武帝時期候補官員的主要來源。在《儒林列傳》中，司馬遷為當時的儒生許下了一個光輝的未來，這跟他們要去面對的殘酷競爭有著天壤之別。
在《儒林列傳》之外，無論是司馬遷還是班固都頗費了番筆墨記述當時更有權勢，更佔據支配地位的群體，比如那些時代高官的權貴子弟，還有以軍功得到提拔的將領。當我們研究漢代政治與思想史時，往往忽略這些篇章。相反，傳統正規化只嚴重依賴於《史記·孝武本紀》，並據此勾勒出武帝之治的面貌。而司馬遷從來無意用如此支離破碎的章節來表述漢武帝一朝。對《史記·孝武本紀》敘述的信任，很容易引導讀者關注《儒林列傳》，於是整個武帝朝政治史就成了一出蹩腳戲，劇本殘破，且缺頁無數。
（本文摘自蔡亮著《巫蠱之禍與儒生帝國的興起》，付強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12月。澎湃新聞經授權釋出，原文註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來源：澎湃新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