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思想寶庫裡蘊藏著豐富的哲理，物極必反的“極點”觀便是其一，象破釜沉舟，象背水一戰，象天無絕人之路，象絕處逢生，象山重水複疑無路、柳岸花明又一村，“極點”意味著沒有出路，但同時也意味著另一番天地的洞開。
毛主席是中華民族智慧的集大成者，他運用“極點”的思想武器，屢屢於絕處逢凶化吉，在20世紀的大舞臺上，演繹了一部驚心動魄的中華傳奇。
早在求學時期，毛主席就意識到“極點”轉勢的存在，他在《心之力》一文中認為：“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改朝換代，為民謀福，懲治貪墨漢奸，又有何難！苟其公忠體國，百折不回，雖布衣下士，未始無轉移世運之能也。……故吾輩任重而道遠，若能立此大心，聚愛成行，則此熒熒之光必點通天之亮，星星之火必成燎原之勢，翻天覆地，扭轉乾坤。”
1919年7、8月間，毛主席在《湘江評論》連續發表《民眾的大聯合》，他寫道：“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補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興業、努力、猛進。破壞，建設，固然是不錯，有為這樣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到了近世，強權者、貴族、資本家的聯合到了極點，因之國家也壞到了極點，人類也苦到了極點，社會也黑暗到了極點。於是乎起了改革，起了反抗，於是乎有民眾的大聯合。……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遠，我敢說一句怪話，他日中華民族的改革，將較任何民族為徹底，中華民族的社會，將較任何民族為光明。中華民族的大聯合，將被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
1930年1月5日，毛主席針對林彪散發的一封對紅軍前途究竟應該如何估計的徵求意見信進行了答覆，他在答覆信中全面分析了帝國主義與中華民族的矛盾、資本家與工人的矛盾、地主階級與農民的矛盾、反動政府與人民的矛盾等，進而指出：“中國是全國都佈滿了乾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譁變、學生罷課的發展，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
1937年7月，毛主席針對革命隊伍中存在的教條主義與經驗主義傾向，寫下了著名的哲學著作《實踐論》，他在文章中寫道：“社會的發展到了今天的時代，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責任，已經歷史地落在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肩上。這種根據科學認識而定下來的改造世界的實踐過程，在世界、在中國均已到達了一個歷史的時節——自有歷史以來未曾有過的重大時節，這就是整個兒地推翻世界和中國的黑暗面，把它們轉變過來成為前所未有的光明世界。”
1938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作《論持久戰》的長篇演講，在論述抗日戰爭的三個階段時，他指出：“第一階段敵是優勢，我是劣勢。我之這種劣勢，須估計抗戰以前到這一階段末尾，有兩種不同的變化。第一種是向下的。中國原來的劣勢，經過第一階段的消耗將更為嚴重，這就是土地、人口、經濟力量、軍事力量和文化機關等的減縮。第一階段的末尾，也許要減縮到相當大的程度，特別是經濟方面。這一點，將被人利用作為亡國論和妥協論的根據。然而必須看到第二種變化，即向上的變化。這就是戰爭中的經驗，軍隊的進步，政治的進步，人民的動員，文化的新方向的發展，游擊戰爭的出現，國際援助的增長等等。在第一階段，向下的東西是舊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量上。向上的東西是新的量和質，主要地表現在質上。這第二種變化，就給了我們以能夠持久和最後勝利的根據。”
1942年12月，毛主席在陝甘寧邊區高階幹部會議上所作的《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報告中說：“五年以來，我們經過了幾個階段。最大的一次困難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國民黨的兩次反共磨擦，都在這一時期。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國民黨用停發經費和經濟封鎖來對待我們，企圖把我們困死，我們的困難真是大極了。但是我們渡過了困難。這不但是由於邊區人民給了我們糧食吃，尤其是由於我們下決心自己動手，建立了自己的公營經濟。邊區政府辦了許多的自給工業；軍隊進行了大規模的生產運動，發展了以自給為目標的農工商業；幾萬機關學校人員，也發展了同樣的自給經濟。軍隊和機關學校所發展的這種自給經濟是目前這種特殊條件下的特殊產物，它在其他歷史條件下是不合理的和不可理解的，但在目前卻是完全合理並且完全必要的。我們就用這些辦法戰勝了困難。”
1943年10月5日，毛主席在為《解放日報》寫的社論《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中，揭露和批判了國民黨獨裁統治和準備內戰的圖謀，評論指出：“前所未有的世界大變化的局面很快就要到來了，我們希望蔣介石先生和國民黨人對於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關節有以善處，我們希望一切愛國黨派和愛國人民對於這樣一個偉大的時代關節有以善處。”
在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戰爭時期，由於敵我力量的懸殊，中國革命無時不處於被圍剿、被追擊的狀態。1934年10月，在一系列軍事失敗的情況，中共中央放棄中央蘇區，開始了極其艱險的戰略轉移，史稱“萬里長征”。毛主席以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膽魄，於絕處求生，於險處求存，將紅軍一路帶出了皚皚雪山，茫茫草地，創造了人類歷史上的奇蹟。而毛主席長征之後選擇的落腳點也令人難以理解，因為陝北是當時中國最貧窮最落後的地區，在兵家看來是最不適宜屯兵的地方，那簡直就是自尋絕路了。然而這個最不利的地方卻成了中國革命復興的風水寶地，中國共產黨在這裡完成了最難以置信的歷史轉折，並最終收穫了中國革命勝利的光輝果實。
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胡宗南幾十萬部隊對陝甘寧邊區進行圍剿，並於1947年3月19日佔領中共邊區首府延安，毛主席與中央機關選擇留在邊區，以區區兩萬人的兵力與二十五萬之眾的國民黨部隊周旋，很多時候的形勢危在旦夕，命懸一線。然而毛主席依然在這樣的危境中指揮著全國的解放戰爭。
1949年，解放戰爭進入最後階段，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國民黨首府南京後，美國繼續採取與中共為敵的政策，對即將到來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政府實施敵視封鎖。8月18日，毛主席在著名的《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寫道：“多少一點困難怕什麼。封鎖吧，封鎖十年八年，中國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中國人死都不怕，還怕困難嗎？老子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在國民黨留下的世界歷史最嚴重的通貨膨脹和財政崩潰的一貧如洗的遺產中，中國共產黨開始了新國家的建設，在這種“極點”中開始創立新的基業。毛主席在《論十大關係》中這樣分析：“我們一為‘窮’，二為‘白’。‘窮’，就是沒有多少工業，農業也不發達。‘白’，就是一張白紙，文化水平、科學水平都不高。從發展的觀點看，這並不壞。窮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難。科學技術水平高的國家，就驕傲得很。我們是一張白紙，正好寫字。”
1958年，毛主席在《介紹一個合作社》中也說：“除了別的特點以外，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
1959年12月3日，毛主席在杭州講話提綱中寫道：“反動派大反華，有兩件好處：一是暴露了反動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喪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數人民覺醒起來，他們會看到反動的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修正主義是敵人、是騙子，是黑貨，而中國的大旗幟是鮮紅的。全世界極為光明，烏雲越厚，光明越多。赫魯曉夫們很幼稚。他不懂馬列主義、易受帝國主義的騙。他不懂中國達於極點，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確的情報，信口開河。他如果不改正，幾年後他將完全破產。……世界上一切事物沒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國也將走向反面，然後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可以說是白手起家的，一無所有，一窮二白，一貧如洗，經過二十七年的奮鬥，中國人民在白紙上畫出了一幅非常美麗的圖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為一個在國際舞臺上受人尊敬的現代國家。新中國的建設是在極端惡劣的國際環境中進行的，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勢力的嚴密封鎖，有千鈞一髮的軍事威脅，有領土問題的兵戎相見，有世界新格局的重構風雲，而毛主席“極點”思想的自如運用為新中國開創了一個越來越廣闊的發展空間。比較著名的如對美關係、對印自衛反擊、恢復聯合國權利、反核訛詐等，無不是毛主席高超的於極點處覓洞天的典範之作。
中美關係是新中國外交關係的一條重要主線，在長達二十多年的時期內，中美關係始終處於敵對狀態，美國堅持對新中國進行封鎖立場長期未變。對中美之間的外交關係，毛主席採取了不急於求成的策略。1957年1月，他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跟美國建交，可能要在第三個五年計劃完成以後，也就是說，要經過十八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我們也不急於進聯合國，就同我們不急於跟美國建交一樣。我們採取這個方針，是為了儘量剝奪美國的政治資本，使它處於沒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們進聯合國，不跟我們建交，那末好吧，你拖的時間越長，欠我們的賬就越多。越拖越沒有道理，在美國國內，在國際輿論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個美國人講過，你美國一百年不承認我們這個政府，一百零一年你還不承認，我就不信。總有一天，美國要跟我們建交。那時美國人跑進中國來一看，就會感到後悔無及。”
毛主席這種一點一點剝奪美國政治資本的做法最終讓美國受不住了，七十年代初，美國人率先放下身段，真的跑進中國來了，中美之間關閉了二十多年的大門徐徐開啟。幾乎與此同時，第26屆聯大也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新中國以嶄新的姿態走上了世界政治舞臺。
戰爭威脅、原子訛詐也是毛主席時代面臨的嚴峻問題，尤以美、蘇兩個超級大國的核訛詐為甚。面對威脅，毛主席沒有絲毫的畏懼或妥協。1955年1月28日，毛主席在芬蘭首任駐中國大使孫士教遞交國書時的談話時指出：“美國的原子訛詐，嚇不倒中國人民。我國有六億人口，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國那點原子彈，消滅不了中國人。即使美國的原子彈威力再大，投到中國來，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燬了，對於太陽系說來，還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對整個宇宙說來，也算不了什麼。……我們有一句老話，小米加步槍。美國是飛機加原子彈。但是，如果飛機加原子彈的美國對中國發動侵略戰爭，那末，小米加步槍的中國一定會取得勝利。”
1955年3月，毛主席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結論部分說：“從最壞的可能性著想，總不吃虧。不論任何工作，我們都要從最壞的可能性來想，來部署。……世界上的事情，總是一物降一物，有一個東西進攻，也有一個東西降它。看《封神榜》就知道，哪有一個‘法寶”是不能破的呀?那樣多的‘法寶’都破了。我們相信，只要依靠人民，世界上就沒有攻不破的‘法寶’。 ”
1957年1月，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說：“無論對國際問題，對國內問題，都要估計到兩種可能。你說今年會太平，也許會太平。但是，你把工作放在這種估計的基礎上就不好，要放在最壞的基礎上來設想。……七大’的時候，我講了要估計到十七條困難，其中包括赤地千里，大災荒，沒有飯吃，所有縣城都丟掉。我們作了這樣充分的估計，所以始終處於主動地位。現在我們得了天下，還是要從最壞的可能來設想。”
1957年11月，毛主席在莫斯科對原子戰爭問題發表講話指出：“我覺得我們要有這麼一個思想準備，不要怕原子彈，不要怕帝國主義拿原子彈來嚇唬我們。我們中國人曾經這樣說過，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有橫下一條心，打完仗再建設。如果我們天天怕戰爭，戰爭來了怎麼辦？我們不是帝國主義的參謀長，又不能決定什麼時候打，在什麼地方打。我們怕也不管用。與其天天怕不如索性不怕。對這個問題，既要藐視它，又要認真對待它。從藐視這點講，原子彈是紙老虎，跟帝國主義是紙老虎一樣，我們戰略上藐視它，戰術上重視它。”
對印自衛反擊戰是毛主席時代一次重要的邊境戰爭。印度獨立後，對中國邊境屢屢進犯，新中國由於正忙於國家建設，對印度的侵略行徑一直保持退讓，毛主席認為中國不能“東方樹敵於美國，西方又樹敵於印度。”然而印度政府對毛主席的好言置若罔聞，對中國的退讓視為可欺，不但不加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中國決定進行自衛反擊。1962年10月17日，毛主席主持中央軍委會議，在會上，毛澤東在尋問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對戰爭的看法時說：“也許我們打不贏，那也沒有辦法。打不贏時，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們自己沒有本事。最壞的結局無非是印度軍隊侵佔了我國的領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國的神聖領土，這是世人皆知、天經地義、永遠不能改變的。總有一天，我們會奪回來。”當天，中央軍委下達《殲滅入侵印軍的作戰命令》。1962年10月20日，自衛反擊戰打響，英勇的人民解放軍向來犯之敵發起了迅猛的攻擊，一舉奪回了被印軍佔領的藏南地區。
毛主席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1956年9月25日，他在同拉丁美洲一些黨的代表談及我們黨的一些歷史經驗時說：“‘物極必反’，錯誤成了堆，光明就會到來。”毛主席的這些“極點”思維裡充滿了哲學，他用哲學方法來解決實際問題，他把“極點”手段運用得得心應手，運用到了極致，他用“極點”觀屢屢逢凶化吉，在絕望中看到希望，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在悲觀中看到了樂觀，在無路中找到了出路，把中華民族帶上了一片光明的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