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黃炎培
前言
黃炎培，是晚清時期的末代秀才，是遠近聞名的“江南才子”，他曾經創辦過我國第一所正規職業學校——中華職業學校，是中國職業教育的先驅。
作為一名愛國的民主主義人士，他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
延安之行
1945年2月，國共談判陷入僵局，5月，黃炎培讀到了毛澤東的《論聯合政府》一文，深受鼓舞，認為和平之門還沒有徹底關上。
6月，他和章伯鈞、諸輔成等7位參政員聯名給毛澤東、周恩來打了電話，希望能夠早日恢復國共談判，實現國內和平。
延安方面很快就回電了，表示願意商談，並說歡迎他們到延安做客，可以當面交換意見，7月11日，黃炎培一行乘專機由重慶飛往延安。
延安，對於黃炎培來說，只是一個存在於傳說的地方，在重慶的時候，他對延安的瞭解都是在國民黨的報紙上。
圖|延安
國民黨外事局副局長曾經發過一篇《訪延安報告》的文章，通篇都是“主義不合國情，作風不符人情，言論不自由”等汙衊性言語，黃炎培看過文章後，並未當真，他堅信百聞不如一見，只有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才是真相。
於是，67歲的他不顧眾人反對，冒著隨時會被敵機轟炸的風險，穿過國民黨的封鎖線，去到延安，在延安機場，黃炎培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中共領導人的熱情歡迎，從這些人的臉上，黃炎培一點看不出國民黨報紙中所述的“凶神惡煞”。
在延安待了5天，給黃炎培帶去諸多震撼，延安沒有一寸土地是荒蕪的，也沒有一個遊手好閒、襤褸汙穢的人，老百姓的衣服破舊但乾淨，臉上帶著善良樂觀的微笑，氣色紅潤，朝氣蓬勃，這些都是黃炎培在除延安之外的地方，所沒有見到過的景象。
剛到延安的時候，黃炎培還帶著點緊張，很快，他就發現這裡的人有著空前的自由，不僅他們一行人想去哪去哪，想看哪看哪，就連老百姓，也是沒有任何束縛，絕對自在的。
這裡的大官完全不像重慶的大官一樣飛揚跋扈，他們普通的在大街上行走，熟稔地跟鄉親們談笑生風，就連毛澤東，也能若無其事的站在人群裡面，去觀看一場聯歡晚會，沒有人會把這當做什麼吃驚的事情。
圖|毛澤東
有一回，黃炎培和毛澤東聊天，毛澤東問他在延安感覺怎麼樣，黃炎培坦率提出了一個自己長期思考但未能解決的問題，那就是不少朝代和團體總是在創業初期艱苦奮鬥，功成名就後就容易鬆懈腐化，“中共諸君從過去到現在，我是略微瞭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週期率的支配。”
毛澤東樂觀而肯定地回答，“我們已經找出了新路，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才不會鬆懈，只有人人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黃炎培回去後思考了很久，“我想，這話是對的，用民主來打破週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之行讓黃炎培對共產黨的認知和感情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過去，他覺得自己是不偏不倚的，如今，不管是思想上，還是感情上，黃炎培都明顯傾向共產黨一邊，
“延安五天當中所看到的，是距我理想最近的，我自己也不明白，因為他們現在走的路線，不求好聽好看，切實尋覓民眾痛苦，尋覓實際知識，從事實際工作，這些都是我多年的主張。”
圖|毛澤東等人在延安機場接待黃炎培一行人
回到重慶後，他迫不及待地將這些經歷分享給親朋好友，他常掛在嘴上的一件事，就是在延安下了飛機，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就跟他說，“知道嗎？我二十多年前就認識你了，1919年在上海聽過你的報告。”言語間，黃炎培滿是驕傲和認可。
為了讓更多的人瞭解延安，黃炎培接受了朋友們的建議，決定寫本書，8月10日，由夫人姚維鈞整理並執筆的《延安歸來》正式出版。
在書中，黃炎培熱情讚頌了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延安革命根據地，並說他們“前途希望是無限的”，然而，這本書被國民黨列為了禁書，而黃炎培也因為這本書付出了代價。
1946年1月26日，特務闖入了黃炎培在重慶張家花園的家，當時，黃炎培正在政協開會，家中只有懷孕八個月的妻子。
1949年，黃炎培的二兒子黃競武因阻止國民黨往臺灣運送黃金被特務抓走，訊息傳到毛澤東的耳朵裡，毛澤東下令：要周恩來、李克農不惜一切代價，甚至花重金營救。
然而，黃競武寧死不屈，最後被特務打斷腿活埋了。
圖|黃競武
做人民的官
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黃炎培為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黃炎培欣然從命。
過去，北洋政府曾經兩次邀請他做教育總長，蔣介石也有想要拉他入朝做官的意思，可黃炎培通通拒絕了，當時，袁世凱還送了他八個字，“與官不做，遇事生風。”
如今，已經71歲的黃炎培竟然答應了，就連他的親生兒子都覺得不可思議，有一回，兒子黃大能就很直白地問了他這個問題。
黃炎培給兒子講了周恩來動員他的經過，“以往不願意做官是不願意入汙泥，如今，我是在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
1950年10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的決定，11月4日，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聯合發表宣告，支援全國人民保家衛國的自願行動。
圖|抗美援朝
在支援的同時，黃炎培也有擔心，中國已經經歷了幾十年的戰爭，如今元氣尚未恢復，馬上又要投入戰爭，而且人民當中反美的情緒沒有反日那樣強烈，加上國民黨殘餘勢力猶存，需要面對的輿論太多。
10月31日，在民建中央召開的常委會上，黃炎培針對工商業人士中一部分親美崇美恐美的思想做出指示，
“當前的局勢、事實，已經證明了美帝國主義的野心正在一步步逼近，我們除了信任毛主席的領導和決策外，各界人士也應該負起宣傳的責任來協助政府，對麻痺的人要給他們刺激，喚起他們真正願與人民一起共患難的覺悟。”
隨著捷報不斷傳來，黃炎培的擔憂消失了，美帝不可戰勝的神話被打破，黃炎培由衷地為共產黨和可愛的戰士們感到驕傲。
期間，黃炎培多次致信毛澤東，獻計獻策，還透過自己在商界的地位和影響做了不少支援前線的宣傳工作，不少工商界的愛國人士向前線捐獻了飛機大炮。
圖|土地改革
抗美援朝的同時，中共中央也開始在解放區開展土地改革運動，深受封建剝削之苦的勞動人民自然是揚眉吐氣，而地主豪紳卻充滿了擔憂和仇視。
所以，黃炎培在這段時間，收到了不少地主告狀的信件，因為不明真相，黃炎培向毛澤東轉達了這些意見。
毛澤東沒有說太多道理，只是在1950年下半年，頻繁地給黃炎培寄去土改材料審閱，還把時任中共蘇南區委書記的陳丕顯介紹給他。
向陳丕顯瞭解過基本情況後，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黃炎培決定下鄉考察，1951年1月19日，黃炎培到了蘇南農村。
當時，蘇南農村的條件非常艱苦，考察團住的地方是一間簡陋的小土房，為了照顧年邁的黃炎培，大夥決定把屋裡唯一的一張木板床給他，其餘人露宿房簷下。
黃炎培當然不肯，招呼大家進屋一起睡，還出去找了磚頭，為大家搭鋪，美其名曰，要和年輕人們打成一片。
圖|毛澤東
經過半個多月的考察，黃炎培回到北京，親自寫了《訪察蘇南土改報告》，向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報告了考察結果。
報告開頭，黃炎培就肯定道“我們考察到的蘇南土改，認為基本上是辦得好的，好在哪裡？農民站起來了！”
文章中，也說了一些存在的問題，就是群眾在幾千年的專制高壓下被解放出來，行動上容易過火，好在政府已經做出糾正，最後，黃炎培說，“每個人都在想搞好，大體上來說，已經搞好起來了。”
1953年，國家開始對糧食實行統購統銷政策，由於農村千百年來都是自由支配糧食的習慣，導致一部分農民對這項新政策不清不楚。
1955年春天，黃炎培收到訊息，說不少地方開始“鬧糧”，他憂心忡忡地給毛澤東寫了信，說糧食問題很嚴重。
圖|陳雲
4月26日，他又給陳雲寫了信，轉交給彭一湖一份反映湖南農村糧食問題的報告，為了查明詳情，黃炎培趁著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常委分赴各地視察的機會，再度南下。
毛澤東致信黃炎培，提醒他，“先生此次去下鄉，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
6月2日至20日，黃炎培輾轉各地，聽取了當地負責同志的彙報，還直接向農民瞭解情況，發現“鬧糧”的情況和自己所想相距甚遠。
“鬧糧”問題當中，是有真正缺糧的，但只有不到5%，大多數則是地主、富農和反革命分子在搗亂。
而且，農民們對於生產的積極性是非常高的，對於統購統銷也是滿意稱讚的，回去的路上，黃炎培感覺一塊石頭落了地，情況比自己想象的要樂觀不少。
回到北京後，黃炎培親自整理了一份《江蘇視察報告》送到毛澤東那裡，他還主動做了檢討，說前段時間對缺糧的看法是錯誤的，以後要全面分析情況，隨時糾正過去的錯誤和看法，不過黃炎培也說，“但我還是會知無不言，我認為應該這樣做，知無不言，有錯必糾。”
圖|毛澤東
向毛澤東“催債”
1959年，毛澤東辭去了國家主席的職務，退居二線後，雖然重大事情仍然需要他點頭，但是政務方面的事情少了很多，也讓他有些閒暇時間可以看看書、練練字。
一次，毛澤東聽說黃炎培手裡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跡，便借來一閱，歸還日期定為一個月後。毛澤東拿到後，愛不釋手，經常拿出來翻看研究。
因為是王羲之的真跡，太過珍貴，稍有一點點損壞都是無法彌補的，因此，從借出去的那一天開始，黃炎培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每天心不在焉。
不到一個星期，黃炎培就坐不住了，多次打電話詢問毛澤東看完了沒有。接電話的是值班室，這麼搞了幾回，衛士尹荊山都有些沒耐心了。
但是，黃炎培電話打過來詢問了，尹荊山不可能不彙報，有一回倒茶水的時候，他跟毛澤東說黃炎培又打電話過來了。
毛澤東“嗯？”了一聲，抬起頭問道，“不會是黃老又來‘催債’了吧？”尹荊山支支吾吾，毛澤東一看就知道了，“不是說好一個月嗎，我每天都數著日子呢。”
尹荊山趕緊說，“黃老也沒有催要，是問問，問問主席還看不看。”
圖|周恩來和黃炎培
不過毛澤東也有自己的觀點，他覺得兩個人既然說好了一個月，如果到了一個月自己不還，那是自己失信，如果不到一個月催要，那是黃炎培失信，兩個人不管誰失信都不好。
黃炎培明白這個道理，但是他實在是太擔心了，沒過兩天，又忍不住打了電話，這回，直接打到了毛澤東這裡。
電話裡，黃炎培先聊了些其他事情，繞了一大圈，最後還是繞回到了那本真跡上。毛澤東聽完黃炎培的話，不疾不徐地問道，“任之先生（黃炎培字任之），一個月氣你都沉不住嗎？”
因為黃炎培這樣催要好多次，尹荊山就覺得黃炎培有點小家子氣，為本書跟討債似的催，毛澤東告訴他這本王羲之的真跡有多珍貴之後，還評價了黃炎培一句，“不夠朋友夠英雄”。
一個月期滿那天，毛澤東將王羲之的真跡，仔細的用木板夾好，小心翼翼的交給尹荊山，除了告訴他不要損傷外，還囑咐他，一定要在零點之前送到黃炎培家，不能失信。
圖|姚維鈞和黃炎培
毛澤東為什麼說黃炎培“不是朋友是英雄”呢？因為黃炎培是有信念的人。有一回在懷仁堂開會，毛澤東也問了那個問題，“北洋政府有段時間找你做教育總長，你為什麼不去？”
黃炎培回答，“我的信念是不看清真理所在，是絕不盲從的。”
黃炎培一生都在尋求真理，他曾經參加過同盟會，但後來覺得並不是真理所在，至於國民黨，更是魚龍混雜，他自始至終沒有考慮過加入國民黨，到了1945年延安之行，他覺得自己找到了真理。
黃炎培一旦認定自己找到了真理，就有強烈的獻身精神，全國解放以後，就緊跟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將資本主義工商業逐步帶入社會主義的軌道。
黃炎培利用自己在工商界的影響和威望，配合中共中央做了不少特殊且不可或缺的工作。
1955年11月，黃炎培因病住院，念念不忘的還是社會主義的大事，他在病榻上給毛澤東寫信，“我準備這副老機器恢復活動力後，重新投入戰鬥部隊，為光榮的執行主席又一次對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珍貴指示而努力。”
很快，毛澤東回覆，“工商界改造工作有進步，令人欣慰......望注意保養，早日恢復健康。”
1961年五一晚會後，黃炎培感慨萬千，寫下一首詩，“千山萬水我何曾，解放追隨愧此生。雙鬢斑斑知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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