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對國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今天，我們依然從中國歷史的縱向角度出發，聊一聊稅收與國家興亡的關係。
一、夏朝貢法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上古時代的夏商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三個朝代的稅收制度大同小異，國家的主要稅收來源是大禹開創的“九州貢法”。
《尚書》曰：“禹別九州，任土作貢。”
各地諸侯的土地按距離王城的遠近，劃分為“甸、侯、 綏、要 、荒”等五服，按不同的要求向王朝提供實物、特產、勞役、軍役等，比如我們熟知的大禹九鼎，其製作材料就是九州的諸侯進貢給大禹的，而大禹之所以在鼎上刻各州的地形山川和奇珍異物，並不是為了美觀好看，而是為了釐清各地諸侯的土地情況，和明確進獻奇珍異物的朝貢標準。
各個諸侯該進貢多少東西，看看鼎上他們地方有多大就知道了，各個諸侯該進貢什麼東西，看看鼎上他們是什麼特產就知道了。
從這點意義上看，九鼎就是實物版的夏朝“貢法”稅單，彰顯了中央王朝對九州諸侯的徵稅權力。
古人的智慧，厲害吧。
兩河文明的漢莫拉比法典是公元前十八世紀，為實物版的法律彙編，中華的大禹九鼎是公元前二十一世紀，為實物版的貢法稅單，東西方文明交相輝映。
二、商周——井田制
是井田制，這個制度呢一直深受儒家推崇，被儒家視為天下大同的制度基礎，不僅漢朝的王莽對井田制是身體力行，甚至到了明朝建文帝時期，方孝孺等人還一心要推行井田制，要不是朱棣靖難成功，估計明朝也來一次復古了。
井田制出現於商朝，到西周時已發展很成熟，西周時期，道路和渠道縱橫交錯，把土地分隔成方塊，形狀像“井”字，因此稱做“井田”。井田屬周王所有，分配給庶民使用。領主不得買賣和轉讓井田，還要交一定的貢賦。領主強迫庶民集體耕種井田，周邊為私田，中間為公田。而其實質是一種土地私有制度（夏商西周，一切土地屬於國家）。由於關於井田制的相關考古資料的缺乏，有學者認為，井田制可能僅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想制度。由於地理環境和氣候因素，這種制度可能從未得到嚴格的實施。
然而，隨著東周時期鐵製農具和牛耕的普及，以及周朝的京畿地區不斷縮小，井田制在春秋時期就逐漸瓦解了，又因周室實力的衰落，諸侯朝貢體系也宣告瓦解，畢竟，那是屬於春秋五霸戰國七雄的時代。
三、秦漢——編戶制度
漢承秦制，稅法一致。
秦朝是把納稅人即農民，編入戶籍，稱為編戶，實行按編戶徵收租賦和徵收徭役、兵役的制度。漢初統治者吸取秦亡教訓，輕徭薄賦，但漢朝田租輕而人頭稅重。兩漢賦稅制的主要內容是“租”和“賦”兩項，租是對土地徵收的稅，賦以丁計，是人頭稅。
編戶齊民是主體納稅人，農民的負擔是四項：田租（土地稅）、算賦和口賦（人頭稅）、徭役、兵役。
殘酷的剝削，尖銳的土地兼併
然而，土地兼併是千年難治的頑疾，即使漢武帝時期曾強力打壓豪民鉅富，仍無力抗拒這一歷史趨勢，漢朝本來就是人頭稅重，土地兼併後破產的農民無力繳納人頭稅和提供徭役，要麼投靠豪強地主，成為隱戶不用交稅，要麼淪為流民流竄四方，成為社會動盪不安的重要因素。
古有豪強地主設隱戶以偷稅漏稅，今有富豪權貴設慈善基金以偷稅漏稅，千古不易也。
而東漢又有獨特的國情，東漢開國皇帝劉秀賴以建國的政治軍事力量，就是地主豪強勢力，劉秀為了拉近與河北豪強的關係，還特地娶了豪強的人為老婆，這讓陰麗華很傷心啊。所以，東漢沒有奉行西漢一以貫之的打壓豪強地主的國策，終東漢一朝，豪強地主得到空前發展，終於進化到了豪強地主的高階形態——門閥士族。
一言以蔽之，兩漢以來的土地兼併，導致了大量的編戶齊民從政府的戶籍中消失，這大大加劇了國家的財政危機，卻大大加強了豪強士族的經濟勢力，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東漢以降至唐初的中古，終成門閥士族的天下。
四、唐朝——從租傭調製到兩稅法
唐朝的稅收制度，是中古史學界的一個熱點，因為唐朝稅收有很大的變化。
一開始，唐朝是堅持土地公有制的，實行均田制，每個國民出生後，由國家出一塊地給這個人耕種，人死後國家收回，再重新給另一個人，在此期間國家向這個人收稅，主要收三種稅，租、庸、調。租是田租，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交納定量的穀物；調是人頭稅，交的是定量的絹或布；庸是徭役，當然，農民不去徭役也可以，可以納絹代役，這樣保證了農民的生產時間，有利於農業生產。所以這項制度被稱為租庸調製。
因為實行了均田制和租庸調製，所以比起別的朝代，唐初的人民還是幸福的，一生下來國家就給你一塊地，現在國家敢給每個人一套房嗎，你勤奮的勞作還能不服徭役，所以唐初的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不是沒道理的，杜甫詩曰：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
然而，土地兼併的老問題打破了盛世。
從唐初到唐中葉，由於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貧富差距極速拉大，土地兼併空前盛行。
吏治腐敗導致政府對原來授田的農民，各種橫徵暴斂，農民不堪忍受，要麼紛紛逃亡，要麼出賣土地而投靠貴族官僚地主為佃客，而一旦農民逃亡，政府往往責成鄰保代為繳納租傭調，這樣就迫使更多的農民逃亡，租傭調製的維持也十分困難。
國有土地透過各種方式不斷地轉化為私有土地，政府控制的土地日益稀少，而均田制的基礎就是國家要有土地儲備，但政府已無地授田，因此均田制到了唐中葉已經是名存實亡。
面對土地兼併的不可逆轉，唐朝終於將人丁稅的租庸調製，轉為資產計稅的兩稅法。兩稅法，是指由徵收穀物、布匹等實物為主的租庸調法，改為徵收金錢為主，一年兩次徵稅 （故稱兩稅法） 。兩稅法改變了“租庸調”據丁徵稅的作法，實行以財產多少為徵稅標準。
最主要的一點就是，兩稅法不再按丁徵稅，改為按資產和田畝徵稅，根據資產定出戶等，按戶等徵收戶稅，先“定稅計錢”，再“折錢納物”；按田畝數量徵收地稅。甚至連無固定住處的商人，所在州縣依照其收入的一定比例徵稅。
兩稅法
兩稅法改變了自戰國以來以人丁為主的賦稅制度，而“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使古代賦稅制度由“舍地稅人”到“舍人稅地”方向發展，而後，以資產為宗的兩稅法發展了“間架稅”、“除陌錢”等種類，如“間架稅”就是唐朝的防產稅。
唐德宗時期，大唐沒錢，於是皇帝就對長安城的全部私有房產徵收間架稅，按房屋的等級和間數計徵：上等房子每年每間交多少，中等房子每年每間交多少，下等房子每年每間交多少，每年每間兩千文，很多人瞞報房產，於是唐德宗於讓四鄰舉報，查出誰家少報一間，“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於其家”（《舊唐書》），對富人連揍帶罰的稅收，著實的豐富了大唐的國庫。
然而，這麼有錢途的稅收，唐德宗卻只執行了半年，因為就在徵收“間架稅”的那年，五萬軍兵譁變長安，要把唐德宗趕下臺，他們的宣傳口號就是“不稅汝間架！”
一言以蔽之，因土地兼併的嚴重，唐朝從均田制租傭調製轉換成以資產計法的兩稅法，不僅拓寬了徵稅的廣度，增加了財政收入，而且由於依照財產多少即按照納稅人負稅能力大小徵稅，相對地使稅收負擔比較公平合理，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廣大貧苦人民的稅收負擔，兩稅法奠定了宋代以後兩稅法的基礎，是中國賦稅制度史上的一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