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因為蔣介石作祟，在1946年的一天，搭載著葉挺同志的飛機不幸墜毀，葉挺也因此犧牲。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該飛機失事時，上面還有3位同志，他們的地位都不輸葉挺，在那場事故中，也不幸遇難了！

那麼，這幾位同志是何人，他們曾經又為國家做出過怎樣的貢獻呢？

圖|葉挺

一、鄧發

鄧發出生於1906年，是廣東省雲浮縣人，原名叫做鄧元釗。

他的父母和普通農民一樣，都是靠著給地主種地維持生活的可憐人。由於這個原因，家裡只供他讀到初小，便再沒有辦法拿出一分錢。

幸而鄧發是個聽話懂事的孩子，明白父母的難處後，立刻離開了學堂，並在15歲那年，跟著哥哥去廣州、香港等地區打工謀生。

他們此刻不知道的是，就是因為這個小小的舉動，徹底改變了鄧發的一生。在工作期間，鄧發和時常來往於省港兩地的工人領袖蘇兆徵有了交集。在蘇兆徵的影響下，鄧發也逐漸明白了革命的道理。原本就不甘於被世俗擺佈的鄧發如獲至寶，自那之後，他下定決心要為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奮鬥終生。

1922年，在革命者的推動下，中國工人運動的第一次高潮來臨，這年1月，鄧發參與了香港海員大罷工，並在這場活動中得到鍛鍊，成為了工人運動的積極分子。

1925年6月，著名的省港大罷工爆發，鄧發是這場罷工活動中的骨幹分子，憑藉在活動中的優異表現，他被選入省港罷工委員會，擔任工人糾察隊隊長一職。

同年10月，經過長時間觀察，組織肯定了他從事革命事業的決心，通過了他的入黨申請，他也就這樣成為了一名真正的中國共產黨員。

1926年夏，北伐戰爭的序幕打響，當時身為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北伐青年工作隊隊長的鄧發，接受組織指示，協助陳延年、蘇兆徵等同志，組織宣傳隊、運輸隊以及救護隊，為北伐部隊出征中原，提供了有力的後勤保障。

1927年，鄧發回到廣州，被任命為中共廣東油業總工會支部書記，就在這年的4月15日，廣州反動者繼蔣介石之後，也對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策劃了大屠殺事件，鄧發也因此遭到逮捕。

他命令身邊同事立刻轉移，自己卻等在原地，直到確定所有資料都被銷燬後，才匆忙從視窗撤離。幸好他還有門畫畫的手藝，當反動派找到他時，他手裡拿著根畫筆，正在給一個小孩畫像，反動者沒有想到這樣一位“藝術家”，也是位共產黨，這才讓他逃過一劫。

圖|鄧發

12月，鄧發又參加了聞名世界的廣州起義，被任命為第5區副指揮，帶領油業工人與反動者作鬥爭。

起義活動起初進行得還算順利，我方曾一度組建了廣州蘇維埃政權，可由於敵我差距過大，當反動者反應過來後，我方迅速落於下方，活動也很快便走到了盡頭。

這時，鄧發主動申請帶領工人赤衛隊，到廣州長提一帶突襲敵軍，掩護起義軍隊撤離。這支部隊英勇地與比自己強大數倍的敵人作鬥爭，到最後任務完成時，部隊只剩三名戰士。在那之後，為擺脫敵人的追捕，鄧發回到了老家雲浮縣隱藏。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隱藏期間，鄧發還寫了有關廣州起義的文章，此文章後來被刊登在《紅色中華》上。故鄉人民從未忘記鄧發曾經為保護故土做出的貢獻，在1996年6月3日，組建了一所重點中學，校名就叫做鄧發紀念中學。

1928年夏，情況還只是剛剛好轉一些，鄧發便接到了組織的調令，被轉到香港從事革命工作。相繼擔任中共太古船塢支部書記、中共香港市委組織部長，並引導同志們組建了中共香港特科。同年秋天，鄧發還被推選為中共廣東省委委員，隨後歷任中共香港市委書記、中共廣東省委常委等職位，為組織的建設與發展，立下汗馬功勞。

1931年，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決定成立“國家政治保衛局”，深受組織器重的鄧發被選為第一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統管各蘇區、白區的相關工作，主要職責是偵查、打壓並消滅政治上、經濟上一切反革命組織活動和清理匪患問題。

圖|國家政治保衛局舊址

保衛局的幹部和戰士，絕大多數是工農出身的共產黨人，每個人入選前，還得經過組織的層層審查。審查不僅要仔細調查個人歷史檔案，還要當面考核，只有所有事情都被調查清楚的同志，才有資格進入保衛局工作。因此，保衛局內部還流傳著這樣一句話：“黨是鐵的紀律，保衛局是鋼的紀律。”

當時僅僅25歲的鄧發，卻有著多年在白區鬥爭的經驗，他時常運用各種有效手段，對機要、警衛幹部進行訓練，計劃和部署反特防奸等一系列安保措施。

經過訓練後，這支“特種部隊”的戰鬥力立刻提升了一大截，無論反動派使出怎樣的卑鄙手段，他們都能輕鬆將其碾碎。這樣出色的成績也讓他們贏得了“蘇維埃共和國衛士”的榮譽稱號，多次被上級領導讚揚。

長征結束後，鄧發繼續在國家政治保衛局這個崗位上工作，他依照實際情況，增強了對中共領導同志和重要會議的安保力量，保護了革命政權，加強了組織對根據地的掌控。著名的美國作家、記者埃德加·斯諾曾在《西行漫記》中寫道：“鄧發是中國共產黨秘密警察的頭子……他這個鼎鼎大名的‘共匪’，就生活在敵營的中心，不把到處追緝他的特務放在眼裡。”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在1938年，鄧發被組織派往新疆，擔任中共駐新疆代表，兼管理“新兵營”工作。當時我黨在新疆地區的勢力部署不太強，當局者多聽從共產國際的號令，但鄧發上任後，卻能夠打破局面，有效地處理工作：他將一批批出色的黨員調入新疆有名的高校，擔任領導、教師等職務，向當地學生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統一抗戰思想，為新疆培養了大批優秀人才。

鄧發還充分利用前蘇聯對我國的幫助，精心組織航空部隊，著手建立航空隊黨支部，為組織培養了一批既可以駕駛飛機在雲中穿梭，又可以修理飛機的技術骨幹。

可惜的是，在1939年9月，鄧發出了場車禍，肋骨因此斷裂，不得不暫停工作，安靜休養。黨組織根據局勢，決定將他調回延安。

抗日戰爭結束後，在1945年9月，鄧發作為我方唯一一名工人代表，和國民黨的代表朱學範一同參加了巴黎世界工人聯合會成立大會。

在這場會議上，鄧發站在臺前發表了演講，代表中國工人提出八項主張，這場演講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追捧，鄧發也因此名聲大噪，被選為世界職工聯合會理事以及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

1946年，鄧髮帶著畢加索贈與毛主席的一幅油畫，返回中國，想要交到毛主席手上。他將這幅畫保護得很好，一下都不敢讓它脫離自己的視線，可即便他如此小心，中途還是出現了意外，在那場飛機事故中，鄧發同志連同那幅畫，一同離開了我們。

二、博古

圖|博古

博古出生於1907年，是江蘇省無錫人，原名叫做秦邦憲。

他家原本是個書香門第，可惜家道中落，不得不在黑暗的歲月中掙扎。更令人絕望的是，在博古9歲那年，他的父親便離開了人世，自那之後，他只能跟隨母親，寄居在貧苦的姑媽家。

中國共產黨成立的訊息傳遍大江南北的那年，博古高校畢業，被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學校錄取。受革命浪潮的影響，《新青年》《嚮導》等進步書籍不斷流入學校，博古也因此接觸到了這足以救世的進步思想。

之後，共產黨人蕭楚女和惲代英等同志，時常到學校來進行演講，每逢空餘，博古總會站在臺下，認真傾聽他們的講話，時間一長，他的革命信念也就越發堅定。

“五卅”慘案爆發時，身患肺病臥床不起的博古怒火中燒，在怒火的驅動下，他硬是拖著羸弱的身軀，積極配合蘇州黨組織進行援助“五卅”慘案的活動。

在有18所高校、8千餘名社會各界人士參與的緊急會議上，博古嚴厲斥責帝國主義的惡劣行徑。這激烈的演講，讓無數愛國者與其產生了共鳴，促成了蘇州全市學生罷課，上街遊行的壯舉，有力支援了反帝鬥爭。

1925年，博古考上了上海大學，進入社會系深造，並在那段時間中，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6年12月，博古得到了前往蘇聯學習的機會，他被送入莫斯科中山大學，踏上了政治生涯的新階段。

1930年5月，博古學成歸國，相繼在全國總工會、上海工聯從事工作，1931年，被推選為共青團中央書記。

1939年，博古作為我方代表，出席了國共兩黨軍隊摩擦問題談判，並在第二年參與了雙方關於陝甘寧邊區範圍和擴軍問題談判，為國內統一戰線的發展和鞏固，做出了重大貢獻。

1941年，組織將博古任命為《解放日報》社社長，翌日，該報在延安創刊發行，博古明白此事的重要性，便將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上面。

在他的刻苦研究下，到了1942年，《解放日報》煥然一新，變成了既能體現權威性、版面看起來又十分新穎大方的報紙，這種報紙剛一發售，立刻引起了全面好評。

1941年到1946年這段時間中，博古還兼任新華通訊社社長。在他的帶領下，新華總社從原來的幾十個人，逐漸擴充至120多人，分社從之前的幾個，擴充至9個總分社和40幾個分社，擁有三萬餘名員工。同時，該部門麾下的廣播還正式開播了漢語和英語。

博古在學術以及辯論上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現，毛主席也變得比之前更重視他。

1946年，毛主席特意指示博古前往重慶，協助周恩來和王若飛等同志處理工作，但讓他沒有料到的是，在博古踏上歸途之時，搭載著我黨一眾要員的飛機突然失事，他因此犧牲。在他的追悼會上，毛主席為他題詞道：“為人民而死，雖死猶榮。”

三、王若飛

王若飛出生於1896年，是貴州省安順縣人，原名叫做王廕生。

圖|王若飛

與所有人都不一樣的是，王若飛出生在一個地主家庭，他有很長一段時間，都生活在衣食無憂的蜜罐中，深受曾祖父的喜愛。

可惜好景不長，在他五歲那年，曾祖父便離開了人世。沒有了曾祖父的鎮壓，他們一家立刻遭到了家中那些沒有同理心的親人的無情壓榨。其父親被趕出家門，由於沒有一技之長，很快就餓死街頭。

他的母親倒是被留了下來，可也被派到廚房從事燒飯、推磨等工作，變成了一名免費的勞動力。而王若飛和妹妹也開始與血脈相連的堂弟堂妹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他們成為了祖母、伯叔等人任意欺辱的物件，在那期間，王若飛被打聾了左耳。

好在他還有個好心的舅父，在1904年，舅父黃齊生將他們幾個接到了家中居住。在1905年到1911年，王若飛還被送進了黃齊生創辦的達德學校讀書。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之前長期受到親人的忽視，即便長到8歲，王若飛也目不識丁，於是在剛入學的時候，王若飛沒有取得學校的認可。但是他堅定信念，刻苦學習，最終以優異的成績證明了自己。

1917年冬，黔中道尹招收考官費留日學生，無數學子為之怦然心動，並立即報名參與。王若飛也是其中一員，沒多久，他便在眾考生中脫穎而出，取得了前往日本的資格。第二年春天，他在舅父黃齊生的帶領下，與其餘20幾名同樣優秀的學子，一起前往日本。

他進入的學校，是當地有名的明治大學，身在當時那種處境下，能夠從這所學校順利畢業，必定能在自己簡歷上添上光鮮亮麗的一筆。然而，當日本辱華事件發生後，王若飛還是毅然決然地放棄了繼續深造的機會。

當然，是金子總會發光的，這句話說得一點沒錯。在他回國之後，便又立刻得到了前往法國留學的機會。

1919年11月，王若飛踏上了前往法國的航班，抵達目的地後，他先在那邊補習了3個月法語，後來便進入當地的一家鋼鐵廠勤工儉學。

在那期間，王若飛在認真勞動之餘，還不忘開展社會調查，透過不斷學習，他對馬克思主義思想有了更深的瞭解。

1922年，王若飛加入了眾人在巴黎組建的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並在不久後，等到引薦，成為了一名光榮的共產黨員。

1925年3月，王若飛乘坐飛機回國，到中央接受工作分配。在五卅慘案爆發後，他被安排以北方區委巡視員的身份，前往河南視察，並指示當地同志組建豫陝區黨委。

1926年7月，國民黨軍隊在廣州誓師北伐，上海工人也受到影響，相繼發動了三次武裝起義。王若飛在其中負責起義領導工作，尤其是第三次起義期間，他還是南市區的總指揮。

1931年，組織計劃派遣王若飛、潘恩博、田德秀三人前往內蒙古，組建西北工委，一行人中，王若飛被任命為西北工委特派員。

同年10月，王若飛抵達目的地，幾天後，烏蘭夫同志特地前來與其接頭，王若飛向他表示：內蒙古的工作，需要深入群眾之中，處理好民族工作，進行武裝鬥爭，等到時機成熟，就要發動土地革命。

圖|烏蘭夫

為進一步做好黨組織交付的任務，王若飛計劃去一趟寧夏和陝北蘇區。在11月21日，他和烏蘭夫商定好，等到翌日清晨，便開始動身。

然而，令他們沒有料到的是，還沒等天亮，他們就出事了——同時被派到內蒙古的潘恩博一行人，不慎被敵人抓獲。

在反動派的威逼利誘下，潘恩博不堪重負，最終選擇背叛革命，為保證自己的安全，他將自己知道的一切，統統說了出來。反動派根據潘恩博給出的情報，在當天晚上便逮捕了王若飛。

敵人當晚就將王若飛關進了牢房，企圖用對待潘恩博的方式，讓王若飛也向他們投誠，但王若飛不是潘恩博，自始至終都沒有吐露過一絲線索。

反動者被他逼急了，將他押往刑場，想要用假槍斃的方式，嚇破王若飛的膽。但王若飛絲毫不懼，他神情自若，準備就義。敵人被他搞得無計可施，只能又將他押回警察局。

1932年1月，王若飛被押往歸綏監獄，他身為一個犯人，卻比身邊的反動者看起來還要囂張。監獄旁已經佈滿警員，而王若飛卻對此熟視無睹，一路哼著《國際歌》進入牢房。其餘犯人看到這一幕，不禁心生好奇，問起他的名字，看守人員回覆他：“聽說他叫做黃敬齋（化名），是位共產黨。”

那時還在國民黨內部擔任高位的傅作義非常欣賞他這種從容不迫的勇氣，曾對身邊人說過：“軍人在戰場上打仗，臉也不禁會白一下，他在刑場上竟也可以保持沉穩，面色不變。人才都出在共產黨內。”

傅作義於是將王若飛約到自己家中詳談，對他表示，只要他出獄後，能留在自己身邊工作，便可以無條件放了他。

王若飛當然也知道這是一個逃出生天的好機會，但長久以來對組織的熱愛讓他放棄了這個機會，甚至在傅作義不斷勸說他時，反客為主，開始要求傅作義開放群眾運動，反蔣抗日。

傅作義被他這番操作搞得目瞪口呆，之後，見遲遲得不到滿意答覆，便將其交由綏遠高等法院審判。該法院多次開庭，王若飛都在臺上大談馬克思主義，這樣的行為讓法官也對他沒招，只好暫時休庭，將他關押在監獄中。直到1934年，才得出結果，給他判了15年有期徒刑。

圖|傅作義

1936年7月，閻錫山通知眾人將王若飛押送到山西。

在王若飛被關押期間，我黨沒有放棄對他的營救，1936年秋，組織派遣薄一波去給閻錫山做統戰工作。在臨行前，劉少奇特地指示薄一波，要將王若飛設法救出來。

薄一波抵達目的地後，立刻查清了王若飛的下落，並以座上賓的身份，前往監獄，調查了反動者對王若飛的審訊檔案。

在那之後，薄一波找到閻錫山，要求提前放出王若飛，閻錫山起初不肯，只說可以帶他去看一眼王若飛。

這樣的情況，一直持續到1937年，日本鬼子在中國的侵略行徑，變得越發囂張，國共兩黨合作勢在必行。薄一波抓住時機，又去找閻錫山交談了一次。這一次閻錫山的態度明顯比之前軟了一些，之後經過交涉，他同意提前、無條件釋放王若飛。

同年9月，王若飛在我方工作人員的護送下，順利抵達延安。在他抵達的第二天，毛主席還專門接見了王若飛，並和他進行了深入交流。

後來，國內局勢越發緊張，王若飛立刻再次上任，擔任中共陝甘寧邊區委員會宣傳部長等職位，繼續為組織作貢獻。

1945年8月，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蔣介石致電我方，邀請毛主席前往重慶談判。

圖|毛主席

同月28日，毛主席、周恩來、王若飛到達重慶。從9月4日開始，眾人與國民黨方面進行了十次正式談判會議，周恩來是談判中，我方的首要發言人，王若飛坐在周恩來身邊，配合他的重要發言。

在兩人的默契協作下，在10月10日，談判告一段落，我方代表與國民黨方代表，簽訂了《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

雖然這份檔案，最終也沒有達到我方預期的效果，但王若飛在談判中的表現，足以讓後世人為之敬佩。然而，就是這麼一位偉大的同志，在1946年，也和葉挺同志一起，犧牲在了反動者的陰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