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六年(即1633年)六月，山西、陝西各地的十幾萬起義軍雲集河南北部，聲勢浩大。

明政府果斷調動山西總兵曹文詔、京營總兵王樸、總兵湯九州等部馳援，各軍日夜兼程，於10月前抵達河南武安，配合當地衛所部隊成功合圍了起義軍。

起義軍為何轉移到了河南，莫非要直逼京師？

那倒不至於，攻破京師恐怕起義軍將領還從未設想過。之所以集體“搬遷”是因為在山西、陝西實在是待不下去了，因為山西來了個猛人，此人名叫曹文詔，先後跟過孫承宗和袁崇煥，可以說崇禎初年關外的所有惡戰他基本都參與了 。

他的猛不單單是來自對這些流寇的蔑視，更是對自己實力的自信。他從遼東調防來陝西時，還帶來了1000關寧鐵騎，仗著這1000重騎兵，他就敢衝擊起義軍30000人的軍陣並大破之。

面對30倍於己的兵力，他絲毫不畏懼，這還沒完，接下來的半年時間裡他就是起義軍的噩夢。陝西境內的起義軍見到曹文詔部的第一反應，就是跑，哪怕他只帶了幾百名騎兵，可就偏有人不信邪。

當時有個叫李都司的起義軍將領認為，克服恐懼的最好辦法就是直面恐懼，他要伏擊曹文詔。不光要伏擊，還要打心理戰，讓部下大喊:“曹文詔已死！”這個辦法確實起了點作用，當時明軍已經被衝散，曹文詔這種猛人是不可能坐鎮中軍的，必定是親臨一線，一時間明軍官兵有了動搖。

那曹文詔是如何回應的呢？史書上是這樣記載的:

“持矛左右突，匹馬縈萬眾中，諸軍望見”。

他手持長矛，縱馬在軍陣中衝殺。遇到這樣的將領，心理戰是沒用的，最終起義軍大敗，殘部四散潰逃，但曹文詔卻沒有放過他們的意思。哪怕李都司已經被斬殺了，他依舊在追，一直追到甘肅寧夏地區，徹底肅清西北起義軍才作罷。

西北明軍打得太狠了，起義軍殘部只得向山西方向潰逃，算上山西本地的起義軍，共編有36營20餘萬人。日後攪得大明王朝天翻地覆的高迎祥、李自成、張獻忠等人就在裡面，但數量並不代表著質量，說到底他們還是農民，和正規軍相比，尤其是邊軍，差距太大。

1633年，崇禎皇帝下詔封曹文詔為山西總兵，負責剿滅山西境內的起義軍。雖有個總兵的名號，但曹文詔手上計程車兵只有3千，而面前的敵人足有20萬之巨。

二月，曹文詔發起了進攻，你沒有看錯，他領著3000士兵出擊了。接下來“五臺、盂縣、定襄、壽陽賊皆平”，曹文詔大戰數十場，接連擊敗十幾路起義軍，所謂“兵不在廣，在於精”，或許就是這個道理吧。

陝西待不下去，現在山西也待不住了。眾起義軍領袖開會商議對策，最終決定退向河南北部的懷慶地區，這裡靠近五臺山，進可攻，打不過還可以躲進山裡。

顯然，起義軍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崇禎皇帝

在崇禎皇帝的統籌安排下，京營衛戍部隊和曹文詔部一同馳援河南地區，配合當地部隊作戰，這便有了開頭的那一幕。

明軍的包圍可謂是裡三層，外三層，相當結實。自9月底被圍開始，起義軍就一直組織突圍，兩個月過去了也沒進展。時間馬上就到了12月，北方的天氣是格外的冷，十幾萬人被圍困在河南北部，缺衣少糧，就像是案板上的魚肉，任由明軍宰割。

似乎這場自1627年開始，持續了6年多的農民起義運動就要結束了，李自成等人再也沒有以後了，但歷史就往往在這個時候出現了轉折。

起義軍使出了絕技——詐降

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直接投降是不現實的。起義軍領袖找到了突破口，那就是京營總兵王樸，相比於曹文詔等長期在外作戰的將領，來自都城的王樸見過的場面就少了，相對要單純得多，對起義軍還不熟悉。

他們給王樸送去了大量財物，希望他能接受投降的請求。好在王樸雖然貪財，但並不傻，他並沒有下令部隊撤圍，而是勒令起義軍早日交出武器，並在10天內完成投降。10天的時間對於起義軍來說太充裕了，找到了王樸這個突破口後，起義軍就能暫時先緩一口氣。

4天后，1633年11月24日，修整過後的10餘萬起義軍向王樸部發起了進攻，很快就突破了防線，自此明軍合圍全殲起義軍的企圖徹底破滅。

明軍各圍剿部隊和河南當地駐軍10多萬人都齊聚在河南北部，河南其他地區基本沒有大兵團。起義軍如入無人之境，遍地開花，四處劫掠、補給軍需。

崇禎皇帝大怒，登基已經六年之久，可農民起義仍沒有平息，好不容易有了全殲的機會，到手的魚還跑掉了。

比總兵王樸更恐懼的還有一個人，那便是後來貶褒不一的左良玉，按照分工，河南是他的防區。得知起義軍突圍後，他就率兵一刻也不敢停歇地追趕，連戰十餘場，用20天肅清了河南境內的全部起義軍。

可這些都是小魚，真正的起義軍主力一個也不在，轉進至豫西楚北，以勳陽為中心，分散來往穿插於周邊各省之間，進行遊擊作戰。本就分兵圍剿，缺乏聯絡的明軍疲於奔命，戰果寥寥。

起義軍在同明軍的作戰中，也在不斷成長，逐漸發展為一支支能同明軍正面抗衡，甚至絲毫不遜色的軍隊，這無疑是加大了圍剿的難度。放眼崇禎在位的17年，他有很多機會可以圍殲掉起義軍主力，但都錯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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