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曉平
1897年孫中山自稱Young China Party（少年中國黨），1900年梁啟超在夏威夷報紙讀到Young China，直譯為“少年中國”，遂寫成名篇《少年中國說》。晚清時期，Young China先後用來指稱洋務派、維新派、革命派等，孫中山率先使用其英文，梁啟超最早把它譯為“少年中國”，其中英含義都不斷變遷，折射出晚清以來的“世變之亟”。
青年孫中山
《少年中國說》的由來
1900年2月10，梁啟超發表《少年中國說》雄文，風靡天下至今。這篇文章在夏威夷寫成，筆者認為梁是受1月2日《夏威夷星報》出現“Young China”啟發與刺激。清末“青年”一詞尚未廣泛使用，梁啟超把Young China譯為“少年中國”，在當時來說，字面上完全對應。
梁啟超此文駁斥日本人把中國叫做“老大帝國”的謬論，激情演繹“少年強則中國強”，行文排山倒海，令人血脈賁張。文中有關“少年義大利”的陳述十分重要，卻容易被忽視。
梁啟超寫道：“瑪志尼者，義大利三傑之魁也，以國事被罪，逃竄異邦。乃創立一會，名為‘少年義大利’，舉國志士雲湧霧集以應之，卒乃光復舊物，使義大利為歐洲之一雄邦。夫義大利者，歐洲第一之老大國也……得一瑪志尼，且能舉全國而少年之。”“少年義大利”原文La Giovine Italia，英文為The Young Italy，通譯為“青年義大利”。馬志尼等義大利三傑，集合志士，組織“青年義大利”團體，把祖國從外族統治下解放出來，實行近代化改革，建設民族國家，梁啟超對這一壯舉心儀已久。
1943年，馮自由撰文對孫中山《倫敦被難記》自述在澳門加入的少年中國黨（Young China Party）並非興中會一事加以辨析。他認為：“或疑《被難記》之‘少年中國黨’為當時一種政治運動之固有團體，亦屬大誤。蓋‘少年某國某政團’，乃東西各國維新黨之普通名詞。自瑪志尼創設‘少年義大利’之後，他國改革政治之團體，以少年某國自稱者，不一而足，少年土耳其即其一例。我國志士之自稱‘少年中國’者，尚在土耳其之先。”（《革命逸史》第三集第26頁）1945年高良佐出版《孫中山先生傳》，也認為“所謂少年中國黨，是那時國際間對維新政黨的一種普通稱謂”。這種解釋比較符合晚清時期的實際。
1961年，陳旭麓指出：少年中國黨“不是一個革命團體，而是一個要求改革政治的團體。當時梁啟超寫的《少年中國說》一文，主張要以少年的中國來代替衰老的中國，立意和‘少年中國黨’的相同”。（《近代史思辨錄》第138頁）陳旭麓將梁啟超“少年中國”與孫中山“少年中國黨”聯絡起來，獨具慧眼，令人心折。
民國以來，有關孫中山自稱在澳門加入“少年中國黨”的學術爭議不斷，然而無論是肯定說還是否定說，偏頗之處都在於將“少年中國黨”實體化，都認為是一個嚴密的組織，筆者此前也犯了這個錯誤。若遵循馮自由、高良佐、陳旭麓的思路，將“少年中國黨”理解為對革新勢力的一種普通稱謂，之前的疑難都將迎刃而解。
近代中國很多概念，經過曲折的演變歷程才最終定型。英文語境中表達青年的young、young man、youth這一系列詞語，在1910年以前的中國，主要用“少年”來對譯，廣泛使用“青年”是1910年以後的事。筆者管見，可能日本人更早使用“青年”來對譯。例如，最早追隨孫中山的日本志士宮崎寅藏，就把《倫敦被難記》裡面的Young China Party譯為“支那青年黨”。
錢穆認為：“古人只稱童年、少年、成年、中年、晚年……民初以來，乃有《新青年》雜誌問世。其時方求掃蕩舊傳統，改務西化。……故青年二字乃民國以來之新名詞，而尊重青年亦成為民國以來之新風氣。”（錢穆：《中國文學論叢》）錢穆的結論大體不差。晚清中國主要使用“少年”概念，“青年”用例較少，還不是廣泛流行的語詞。
《倫敦被難記》足可證明，國人率先使用“少年中國”概念的是孫中山，而不是梁啟超。孫中山青少年時期在夏威夷、香港接受西學教育，早年的思維方式是西式的，往往在腦海裡先有一個英文的概念，再慢慢轉為中文表達。在他從事社會活動的早期，大量的英文詞語、片語還沒有通行翻譯。孫中山的“少年中國”直接用英文“Young China”表達，應該是利用了英文報章原有的表達方式，而英文報章Young China一詞，應該是模仿Young Italy而來。
孫中山對世界歷史有所瞭解，比梁啟超要早。孫中山先後在夏威夷、香港接受西學教育，也有很多機會從英文書報讀到有關Young China的報道與論述。孫中山用英文中使用多年的Young China Party，目的是想借助“青年義大利”這個典故，讓西方讀者“秒懂”他的革新傾向。1912年，孫中山老師康德黎出版《孫逸仙與現代中國的覺醒》一書，把Young China Party比擬於“青年土耳其”，也有助於我們理解孫中山。
梁啟超寫作《少年中國說》，實系受到夏威夷英文報紙的直接啟發。這次夏威夷之行，直接原因是梁啟超出現了與孫中山合作反清的苗頭，令康有為大起疑心，必欲拆散這一聯盟，嚴令梁啟超離開日本前往美洲。1899年12月31日，梁啟超從日本乘船抵達夏威夷。
1900年1月2日，《夏威夷星報》（The Hawaiian Star）以《中國的改革》為題，隆重報道了梁氏的到來。該報稱：“今天，一位進步中國人梁啟超來到我們當中。這位紳士為追求他的事業，險些喪生。Young China很明白，它取得進展的唯一機會，是與西方思想與西方腳步協調一致。”報道顯示了西方人的傲慢，此處出現了Young China一語，相信夏威夷華僑會給梁啟超作講解。梁啟超在《夏威夷遊記》中，自承“不解英語”，實際情況是掌握了一些英文單詞，但運用未到自如程度。經由夏威夷華僑的翻譯、解釋，梁啟超又熟知馬志尼“少年義大利”故事，遂仿照Young Italy，將Young China一語直譯為“少年中國”，寫下傳頌至今的雄文。梁啟超對“少年義大利”念念不忘，1902年又寫出《義大利建國三傑傳》，在“少年義大利”後面加註英文Young Italy。
《夏威夷星報》之Young China
前往夏威夷之前，梁啟超已熟知馬志尼故事。在《壯別二十六首》詩注中，他在“變名憐瑪志”一句後面，注曰“瑪志尼者，義大利三傑之一，二十年流亡於外，屢變其名”。梁啟超對馬志尼生平的感慨，並不僅僅是“替古人擔憂”，而是有著現實的感慨。他在戊戌政變時依靠日本人的幫助得以逃脫，改名“吉田晉”，與不斷變換姓名流亡的馬志尼有著共鳴。
對《倫敦被難記》的文字分析
孫中山在1897年1月出版的英文版《倫敦被難記》，第一章中5次出現“Young China”，其中3次完整出現“Young China Party”，仔細閱讀上下文，筆者認為，這是對革新勢力的稱謂，可以理解為一種政治運動，也可理解為鬆散的同人圈子，不能理解為有嚴密組織、嚴格紀律的列寧主義式政黨。
目前通行中文譯本中，Young China Party在《倫敦被難記》第一次出現時譯為“少年中國黨”，括號中加註“按即興中會”，後面則直接用興中會替代。這種直接改易原文的譯法不太妥當。下面具體考察這個詞5次出現的情形。
第一次出現：“予在澳門，始知有一種政治運動，其宗旨改造中國，故名之為少年中國黨。其黨有見於中國之政體不合於時勢之所趨，故欲以和平之手段、漸進之方法請願於朝廷，俾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則在改行立憲政體，以為專制及腐敗政治之代。予當時不禁深表同情，而投身為彼黨黨員，蓋自信固為國利民福計也。”這段譯文與英文原文不完全對應，不過最重要的字眼是political movement（政治運動），表明孫中山所參加的，不是一個嚴密組織，而是一項政治運動，或者說一個趨新人士的圈子。
孫中山自述在澳門加入這個運動，筆者認為是1893年鄭觀應回澳門奔喪時發生。該年5月22日，鄭觀應回澳門奔父喪，一直住到9月9日，才與秘書吳瀚濤一起出發回滬。這一年夏秋，鄭觀應與孫中山有3個多月時間同在澳門，兩人有很多共同朋友，這兩個同樣活躍的香山同鄉，在當時人口甚少的澳門，必定會見面。夏觀應之子鄭潤燊回憶：“孫中山至少兩次到過澳門鄭慎餘堂，也到過上海的家中。”（《鄭觀應年譜長編》上冊第348頁）孫中山所稱“加入了少年中國黨”，最合理的理解是加入了鄭觀應倡導的革新圈子。
第二次出現：“中國睡夢之深，至於此極，以維新之機苟非發之自上，殆無可望。此‘Young China’ Party所由設也。……之所以偏重於請願上書等方法，冀萬乘之尊或一垂聽，政府之或可奮起。……以是吾黨黨員，本利國福民之誠意，會合全體，聯名上書。時則日本正以雄師進逼北京，在吾黨固欲利用此時機，而在朝廷，亦恐以懲治新黨失全國之心，遂暫擱不報。但中目戰事既息，和議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詔，不特對於上書請願者，加以叱責；且雲此等陳請變法條陳，以後不得擅上云云。”
孫中山從宣傳效果出發，把“公車上書”等請願事件算成Young China Party的功勞，確實有誇大成分。但這種說法也有一定道理，孫中山一開始追隨的鄭觀應，也是康有為倡辦的上海強學書局負責人，亦即在甲午戰爭前後，鄭觀應、康有為可算同一派系。
第三次出現：“Young China Party之總部，設於上海。而會員用地之地，則定於廣州。”學界對這句話多有疑問。筆者認為，孫中山所稱加入的Young China Party，是以鄭觀應為中心的革新勢力，具體化的話，人員可能包括宋耀如、鄭觀應秘書吳瀚濤，數年前從香港回到上海定居的王韜也可算在內。這些人都定居滬瀆，故孫中山說總部設於上海，1894年孫中山北上天津經停上海時，這些人物都有緊密接觸，宋耀如更是長期追隨。1895年3月1日，孫中山在會面日本駐香港領事時，列出參與舉事的統領有鄭觀應秘書吳瀚濤。從事後發生的情況看，鄭觀應、吳瀚濤等上海“同志”最終沒有參與廣州起義，其原因可以理解。
第四次出現：“時值團防肇事，棄其軍服，四處劫掠。……居民特開會議，決議以代表一千人起訴與巡撫衙門。當事者斥為犯上作亂，下領袖代表於獄，餘人悉被驅散。於是民怨日深，而投身入Young China Party者益眾。”這是指該年廣州西關團防局劫掠錦綸行財物，引發衝突及大規模“上訪”，官府處置不公，錦綸行商人、工人有不少人加入孫中山一派。
第五次出現：“……以是而富者怨，學者亦怨。凡茲所述，皆足以增Young China之勢力。”這是指兩廣總督李瀚章大肆斂財，廣東學政徐琪（徐花農，孫中山用粵語寫作Che Fa Nung）出賣科第，激起廣州一些富人、學人的反抗意識，也增大了Young China的勢力。
孫中山在《倫敦被難記》裡面，還用了另外一個片語Committee of Refomers（改革委員會）。1897年7月，他又在《中國之司法改革》一文中，把他所屬的團體叫做Reform Party of Young China。（《孫中山集外集》第7頁）這些例子表明，這個團體其實並沒有正式的英文名稱，他在書寫的時候十分隨意。
收錄於《孫中山全集》中的《倫敦被難記》中文版，1912年由甘永龍編譯，他把第一次出現的“Young China Party”譯為“少年中國黨”，這樣處理本來不算錯，但在後面加上註釋“按即興中會”則不太妥當。筆者認為，興中會是個嚴密的組織，主要包含香港楊衢雲等輔仁文社成員、檀香山華僑與會黨頭目，而Young China Party的含義更廣，也更有彈性，從《倫敦被難記》所說上書朝廷情形看，實際包含了康有為、鄭觀應的勢力在內，雖然沒有證據表明這兩人參與了廣州起義的謀劃。也可以認為，孫中山這樣使用Young China Party，有虛張聲勢的味道。
孫中山雖多次使用Young China，卻並無意願把它譯為中文。梁啟超情形則大為不同，他國學修養深厚，十分自信，在將西方概念翻譯為中文時十分果斷。梁啟超發表《少年中國說》之後一段相當長時間，中文世界使用“少年中國”的情況並不普遍。《申報》最早是在1903年1月22日的一份告白提到“少年中國報館”。這是秦力山1902年冬在上海創辦的《少年中國報》，數月後即停刊。秦力山曾入讀湖南學堂，師從譚嗣同，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與梁啟超一起辦《清議報》，1900年指揮大通自力軍起義，失敗後流亡日本，轉向孫中山一派，章太炎稱之為“孫黨”。他使用報名《少年中國報》，估計受梁啟超影響為多，與孫中山有無關係則不得而知。
英文報紙中的“Young China”
Young China Party這個英文片語，就筆者所見，1850年代就開始出現了。1853年，一份英國報紙把太平天國運動叫做Young China Party。1863年，另一份報紙的評論期待Young China Party充分利用中國豐富的資源發展近代工商業，比較接近後來所說的“洋務派”。在幾十年裡，這個片語使用頻率並不太高。筆者所見英文報章當中，Young China Party是個十分寬泛的譜系，囊括了學界所說的洋務派、改良派、維新派、革命派。可以說，在這個片語誕生初期，就包含著改良與革命兩個近代中國最宏大的主題。
1890年，《字林西報》刊出以Young China為題的報道，報道清廷駐法公使館隨從武官陳季同。陳季同熟悉西學，用清晰明白的法文寫了幾本書、好些文章，讓西方人覺得“不可思議”。報道稱陳季同因間諜嫌疑，被迫回國。這個故事似與我們所要探討的“Young China”沒有密切關係，只是表明陳季同這種熟悉西學的人物，是過去未曾有過的新型中國人，故而被貼上Young China的標籤。
陳季同
1891年初，美國加州一份報紙在評論光緒帝本生父醇親王去世訊息時，認為醇親王是Young China Party首領，指出醇親王在推進鐵路、海軍建設、陸軍的現代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Young China Party在這裡大約等於“洋務派”。同年年底，英文《北華捷報》刊出以Young China為題的文章，綜述上海聖約翰書院（聖約翰大學前身）的一批學生作文，其中一篇的主題是“如何使中國強大”，提出了禁鴉片、鋪鐵路、設電報、開礦產、港口設防、建設海軍、全民皆兵等建議。作文裡面最特別的一條建議是：中國要與除了沙俄以外的國家發展友好關係，因為沙俄是個半開化的國家。記者在文末評論道：“少年中國”所要的只是鐵路、開礦、軍備這些東西。從這個評論看，西方駐華記者所理解的“少年中國”，指的是希望引進西方技術以富國強兵的那批人。從這兩個例子看，這個階段的英文報章中“Young China”的含義，比較接近於“洋務派”，側重器物層面的引進以及軍備近代化。
1897年，孫中山《倫敦被難記》幾乎是首次以中國人身份自稱“Young China Party”。這本書讓孫中山在全世界名聲大噪，但英文世界Young China Party這個片語開始頻繁出現，則是在1898年戊戌政變失敗、康梁流亡海外初期。
第一次高潮。1898年10月初，美國多份報紙刊登一篇相同的訊息，聳人聽聞地說光緒帝已死，Young China Party對此不會無所作為，“現代中國聖人”康有為已平安抵達香港。這些報紙實際是把康有為當作Young China Party的代表人物。然而，到10月9日，《舊金山呼聲報》報道梧州叛亂的訊息，則又指背後的勢力Young China Party領導人是孫中山。對現時代的國人來說，維新、革命判然二分，康有為、孫中山似乎從來就是兩種人，但對英美觀察家來說，兩者都是革新派，都可歸於Young China Party範疇。
第二次高潮。這個片語出現的第二個高潮，是1900年。1899年12月31日，梁啟超抵達檀香山，也即孫中山創辦興中會的聖地。2月10日（農曆正月十一日），《少年中國說》在日本《清議報》發表。這年初夏，義和團運動風起雲湧，引起西方世界很大關注，媒體分析運動的起因，認為與1898年光緒帝任用Young China Party康有為進行激進改革失敗有關。慈禧曾在1899年打算廢黜光緒，另立新君，遭到朝野人士的大規模抵制。義和團運動的出現，是用暴力形式表達慈禧對帝黨的憤恨。9月16日，一篇題為《中國的危機》的分析文章，把支援東南互保的督撫、官員也歸於Young China Party之列。
梁啟超
這一年報道的特點，是康有為、孫中山交替以Young China Party代表人物的形象出現。11月10日《檀香山晚報》引用《紐約先驅報》，稱“孫逸仙將是中國歷史上的不朽名字”。《檀香山晚報》寫道：“孫逸仙是廣東人，跟英國醫生學醫，在檀香山行醫（原文如此）並轉而信奉Young China Party的主張，該團體的目標在推翻滿洲王朝，給中國立一部憲法。”
1901年4月20日，深悉內情的《夏威夷星報》，大概是在英語世界第一個清晰地將革命派、保皇派作了嚴格區分，並討論兩者之間的競爭甚至敵對行動。《星報》寫道，不久前梁啟超在檀香山搞保皇會（Bow Wong Wui），他對華僑說，雖然有個孫醫生和Young China Party，但只有保皇會才能革新中國。此次剛剛抵達檀香山的孫中山，在採訪中承認“保皇會”的存在，覺得該會雖募集了不少金錢，但沒有影響力；Young China Party才是真正有用的團體，它的分支機構遍佈整個帝國的各處鄉村。顯然，Young China Party在這裡專指孫中山一派。《夏威夷星報》評論道：這兩個派系在清廷高壓之下不得不暫時團結，一旦壓力消失，會立即開始掐對方脖子，直到某一方獲勝為止。3天后，《夏威夷星報》刊出保皇會對孫中山的回應，說Young China Party（孫中山派）在革新中國方面採取了虛無主義的方式，而保皇會則是保守的革命者，意指孫派要推翻全部傳統，保皇會則有保留也有革新。
第三次高潮。這個片語在英文媒體集中爆發，是1911年前後。1910年秋，美國出生的華人、同盟會員鄺佐治（George Fong）在加州奧克蘭車站謀刺海軍大臣載洵失敗，當時報紙明確稱他為“Young China Party”成員。鄺佐治於1909年在舊金山加入孫中山派的“少年學社”，該社“以推翻外族專制、建立民主政治為宗旨”，次年初孫中山將該社改組為中國同盟會美洲支部。如此，則稱鄺佐治為Young China Party成員，完全名符其實。
載洵
從1910年開始，美國報紙裡面的Young China Party，幾乎都用來稱呼孫中山派，康梁一派與這個稱謂漸行漸遠。1910年12月15日，《舊金山呼聲》報道了孫中山的計劃，要求Young China Party成員為下一年進行全國總起義做準備。報道稱Young China Party（實即同盟會）擁有兩百萬黨員，清廷陸軍、海軍中都佈滿了革命黨成員。偶爾也有例外。12月18日《華盛頓先驅報》依然把康梁一派叫做Young China Party。
1911年2月13日，《夜之星》稱，畢業於廣東師範學校、加州大學的兩個女華人學生，在一場Young China Party召集的集會上慷慨陳詞，號召男同胞拿起武器，奔赴推翻清廷的革命戰場。7月17日，《舊金山呼聲》大篇幅報道：在孫中山極力推動下，美國致公堂與Young China Body（同盟會）實現了大聯合。此處Young China又與同盟會等同。
10月13日，武昌起義後3天，美國報章將武漢軍政府領導人湯化龍與孫中山都歸於Young China Party。接下來，很多英文報章都把武漢的革命者稱為young China Party，並認為孫中山是這場革命的領袖，儘管提到他這時還在國外；有的報紙還報道，Young China Party正在草擬給華盛頓的請願書，提請美國與列強協商保持中立，不要幫助清政府。支援孫中山的舊金山《中西日報》總編輯伍盤照，也被認為是Young China運動的地區領導人。
11月24日，《太陽報》發表了一篇對武昌起義的述評，把“少年XX”這種結構闡述得十分清晰。該文認為，“少年中國”（指革命黨）的力量仍是個問題，它並沒有顯示出“少年土耳其”（Young Turks）所擁有的完整組織，也沒有“少年波斯”（Young Persia）用以反敗為勝的巴赫蒂亞里人。
武昌起義後，康梁派似乎已被英文報紙排除出Young China Party之列。換言之，梁啟超曾以洪荒之力在中文世界吹響了“少年中國”，這個標籤最終卻是回到孫中山身上。
流風餘韻
1909年，美國華僑李是男、黃伯耀等在舊金山創辦中文《美洲少年》週刊。1910年，孫中山與李是男會面，建議改為日報，以便更好宣傳革命。李是男發動美洲各埠同志踴躍集資，將週刊改為《少年中國晨報》。該報報頭，中文豎寫“少年中國”，英文“Young China”，由此也可確證“Young China”與“少年中國”之間的對應關係。孫中山對這份報紙十分重視，武昌起義前曾在該報社內辦公；1911年7月16日，孫中山從美國致信給日本的宗方小太郎，用的是《少年中國晨報》的信紙，可見關係之密切。正是與孫中山的這種特殊關係，《少年中國晨報》得以成為壽命最長的美國中文報紙，到1991年才停刊。1920年雙十節，孫中山為《少年中國晨報》題詞“國民之導師”。
《少年中國晨報》
1913年1月31日，《時事新報》認為：“所謂‘少年中國’者，孫逸仙之黨實居多數，餘則留學於歐美、習兵於日本，及少數政界舊人物耳。其中雖不乏熱心改良社會風俗之徒，然其成效如何，非俟諸異日不可知也。”從1850年開始，Young China Party兜兜轉轉，曾先後指稱過五花八門的各色人物、派系、思潮、運動，最終落到以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運動身上，可謂得其所哉。
1918年，歸國留學生王光祈等發起成立“少年中國學會”。從“少年中國學會”的成立宣言“本科學的精神，為社會的活動，以創造少年中國”，看不到與孫中山、梁啟超的淵源關係，應該看作是新文化運動時期，新一代知識青年又一次改造社會的嘗試。
筆者並不是想代孫中山向梁啟超奪回“少年中國”的發明權，而是希望揭示從“Young China”到“少年中國”的變化歷程，以及近代英語世界對中國趨新勢力的印象經歷了什麼樣的演變。
Young China這個概念從1850到1911年，其實際含義經歷了洋務（器物層面改革）、改良維新（區域性制度改革）、共和革命（制度重建）的不斷演變，反映了這60年間國人對西方衝擊的不同階段應對方式。孫中山在1897年公開宣佈自己屬於“少年中國”，1898-1900年間維新派曾接過這個旗幟，最終仍由孫中山革命派奪回“少年中國”之正統。晚清革新思潮從溫和到激進、從枝節改良到根本變革的演化，由今日的“後見之明”看，雖歷經曲折，卻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過程。
如果要用一個清末民初的詞彙來準確翻譯Young China Party，可能“新黨”一詞比較合適。康有為一派出現後，洋務派人物就被視為過時。進入民國，康有為一派也被視作過時，曾與梁啟超一起流亡日本的王照，入民國後被胡適稱為“老新黨”。Young China就是曾經的“新黨”被後起的“新黨”叫做“老新黨”的程序，也即後浪壓倒了前浪。Young China指稱的人物、運動、思潮之所以越來越激進，也是清廷未能及時應對西方衝擊有以致之。清廷若在鴉片戰爭後立即開始採取實質性改革，持之以恆，則康有為、孫中山都沒有多少登上歷史舞臺的機會。
責任編輯：鍾源
校對：張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