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夏天，對於中國東北來說絕對是一個多事之“夏”，“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的接連發生，為日本侵佔中國東北提供了契機。

素有日本法西斯“喉舌”之稱的大川周明，借“中村事件”到處在日本國內巡迴演講，鼓吹“滿蒙”是日本帝國的生命線。“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發生後，日本侵佔東北的陰謀完全暴露出來了。

日本關東軍參謀石原莞爾曾直言不諱地表示：“中村事件”的日本“向附屬地以外的地方出兵的天賜良機”，甚至把它看做是“在柳條溝行使武力的先行事件”。

這兩起事件發生後，日方開始積極為侵佔中國東北作準備，日本軍部還特意調整了人事。8月20日，本莊繁到瀋陽就任關東軍司令官，此人曾擔任過張作霖的顧問，是個有名的中國通。

除了人事變動之外，日本關東軍還著手調整軍事部署。8月下旬，日軍南滿鐵路守備隊從大連柳樹屯被秘密調往瀋陽火車站附近。9月10日，日軍將兩門口徑24釐米的大炮運到了瀋陽。

1931年9月18日，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發生，令所有中國人為之不齒的是，面對日軍的蓄意挑釁，關外的張學良部東北軍數十萬大軍竟然未放一槍便退回了關內，由此引發了國人的口誅筆伐。

一貫以妥協退讓處理中日問題的蔣介石，自然也成為了國內外輿論聲討的物件。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張學良竟然一直為蔣介石開脫，聲稱東北軍的撤退命令是他下達的，他這樣做到底有何目的？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

關東軍少壯派軍官的陰謀

1931年9月4日，日軍在遼寧兵工廠附近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9月8日，猖狂的日軍居然跑到中國東北軍駐地北大營附近的旺官屯、關帝廟等地舉行機槍演習和巷戰演習。

（“萬寶山事件”）

兩天之後，日軍鈴木莊六大將帶領60多名預備役軍官趕赴長春、哈爾濱，為發動“事變”作準備。

其實，早在1930年底，關東軍就曾打算在瀋陽附近製造事端，而且選定的地點就是柳條溝。經過一年的精心策劃，關東軍於次年6月制定了一份炸燬柳條溝鐵路的詳細計劃，並將發動“事變”的時間定在了9月28日。

之所以定在秋收季節，日軍是有充分考量的，因為這個時候，滿地的高粱已經全部收割完了，便於日軍行動。日本關東軍高階參謀板垣徵四郎還要求在“事變”發生的同時，日軍用大炮轟擊東北軍的駐地北大營，採用“閃擊戰”的方式一夜之間佔領瀋陽城。

不過此時日本軍部並不打算在中國東北製造事端。當9月初日軍在北大營和瀋陽附近舉行軍事演習的時候，大連日本關東廳就曾秘密向日本外務部報告說：“關東軍少壯派軍官企圖逼迫中國軍隊使其發生衝突。”

隨後，日本外相幣原致電怒斥駐瀋陽的總領事林久治郎，要求他對這些日本軍官嚴加管束，甚至取締。

（本莊繁在關東軍司令部門前）

後來，林久治郎曾試圖勸說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暫時不要採取軍事行動，但是被九一八事變的另一個罪歸禍首石原莞兒所阻攔，而為未能如願。

之後，敏銳的石原莞兒發現林久治郎開始地關東軍的行動進行嚴密監視。在此情況下，石原莞兒不得不告訴爪牙說“9月的柳條湖計劃不要搞了。”

卻遭到了另一主謀板垣徵四郎的反對，這時候石原莞兒才道出了實情：“因為外面的風言風語，所以表面上我假裝停止了。”

而在日本國內，元老內閣也對軍人的行動有所擔心，開始採取措施對他們施加壓力。9月11日，日本天皇召見陸軍大臣南次郎時，告誡他“關東軍的軍紀需要加以整頓。”

隨後，張學良透過其日本顧問向日方表達了希望透過和平方式處理“中村事件”的意願。南次郎在隨後的日本陸軍省召開的會議上，專門提及了張學良決心和平解決“中村事件”和天皇希望和平解決這一事件的想法，並決定暫不使用武力。

（東京《日日新聞》關於中村事件的報道）

因迫於天皇的多番追問和日本國內的壓力，南次郎決定阻止關東軍的行動，並派人前往東北向關東軍傳達軍部的意圖。他還致信關東軍司令管，勸關東軍暫時不要行使武力。

軍部的這一系列行動，讓關東軍內的好戰派軍官十分緊張，參謀本部的橋本欣五郎立即給板垣徵四郎發了一封“事暴露，立刻堅決行動”的密電。

可是，過了一段時間，板垣那邊卻遲遲沒有動靜。於是，橋本又給板垣發去了第二封電報，勸諫其“應堅決行動”。電報發出後，橋本一直在焦急地等待著東北那邊的訊息。

然而，關東軍卻依然沒有采取行動。接著，橋本又發出了第三封電報：“國內不必擔心，應堅決採取行動。”

在橋本接二連三的電報催促下，9月16日，板垣決定把原定於9月28日行動的時間提前10天，即在9月18日行動。此時，軍部派來的建川美次還在趕往瀋陽的路上，板垣和石原決定在其來之前搶先一步發動事變。

（板垣徵四郎）

9月18日凌晨，板垣立即從旅順趕赴瀋陽調動部隊，採取行動，在佈置好柳條湖爆炸任務後，匆匆趕到本溪湖迎接建川。

蓄謀已久的事變

1931年9月18日，這天的晴天。上午，關東軍司令本莊繁來到瀋陽第二師團檢閱部隊，下午便返回了旅順。晚上9時，建川抵達瀋陽。

板垣特意將他安排在了瀋陽菊文旅館，這是一家專門供日本人享用的茶館，並找了一個歌伎陪建川尋歡作樂。

這裡的一切讓建川十分陶醉，樂在其中的他也顧不得保守秘密了，言談中流出了真心話。他對攬入懷中的歌伎說：“我不打算去阻止那些愛國青年軍官。”

建川的默許令板垣等人更加毫無顧忌了。

就在建川沉迷於歌舞美酒時，一個罪惡的陰謀正在柳條湖實施。此時，花谷正、柴山、須田忠等下級軍官正聚集在一起，等待板垣的命令。

（瀋陽日本總領事館）

川島則已奉命帶領100餘名日本兵向文官屯出動，在距離柳條湖3公里處進行前哨指揮。

瀋陽位於東北平原南部、遼河平原中部、渾河北岸，自古便是東北地區的一個軍事要地。日軍入侵東北後，便把瀋陽作為了他們追逐的重要目標。

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趁機在瀋陽設定總領事館。更為重要的是，東北軍的政治、經濟及軍事最高行政機構大都設定在瀋陽。

因為瀋陽的位置極其重要，所以關東軍想當然地認為只要佔領了瀋陽就可以侵佔整個東北。所以，他們選擇在瀋陽附近的柳條湖製造事端。

9月18日夜裡，關東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第三中隊隊副河本末守中尉趁著夜色以巡視鐵路為名，帶領手下6名官兵來到了距離東北軍北大營西南約800米遠的柳條湖，把42包黃色小型炸藥放在了南滿鐵路的軌道上。

（日軍守備隊）

10點20分許，河本點燃了導火索，轉身跑下來路基躲了起來。片刻之後，隨著“轟隆”一聲巨響，炸藥爆炸了。關東軍原計劃將長春開往瀋陽的十四次列車炸翻，可是，“火車奇蹟般地搖搖晃晃通了過去”。

爆炸的結果是，一段長約1.5米的鐵軌炸彎了，並且損毀了兩根枕木。

日本人在炸燬了柳條鐵路後，反而汙衊是中國軍隊所為。為了嫁禍於人，日軍將3具中國士兵服裝的屍體拋在現場，然後造謠說是中國軍隊故意破壞了南滿鐵路，襲擊了日本守備隊。

其實，日本軍人玩的這套把戲並不高明，很快就被人識破了。中國人的屍體放在離鐵軌50米到150米的地方，死者的頭部對著爆炸點。

這種把死人扔到現場的愚蠢做法，日軍已不是第一次了。

爆炸事件發生一個小時後，花谷正給南次郎發了一份電報，其中宣稱：“18日晚10時半左右，在豐天北方北大營西側，暴虐之中國軍隊破壞我南滿鐵路，襲擊我守備隊，與趕赴現場的我守備隊一部發生了衝突”。

（柳條湖事件現場）

日軍這種賊喊捉賊的路數在外界已是屢見不鮮了。

隨後，他又給東京發去了第二封電報：“北大營中國軍隊以三四個連的兵力炸燬我南滿鐵路，現已陸續逃回營房。我虎石中隊於23時許，在與北大營敵軍五六百人的作戰中，已將該營之一角予以佔領，而敵仍不斷增加機關槍和步炮，我守備隊目前在苦戰中。”

次日，日本各家報紙紛紛以《奉天軍爆破滿鐵線，日華兩軍啟戰端》刊出號外，大肆報道：“暴戾的華軍炸壞了滿鐵路線，襲擊我方鐵路守備軍”，這是“奉天軍的有計劃行動”，完全是在歪曲事實。

隨後，被派往東北傳達日本軍部意見的建川回到了日本，他謊稱自己當時被行事計程車兵給軟禁了起來。

爆炸發生後，埋伏在4公里以外文官屯南面的守備隊第二大隊第三中隊長川島正夫大尉率領日軍向東北邊防軍第七旅駐地北大營發起進攻。

（瀋陽北大營）

北大營距離瀋陽老城區約5公里，距柳條湖村500米，距南滿鐵路最近處僅300米。

日軍之所以精心選定此地為“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地，是因為柳條湖和北大營是中國東北的軍事要地，還因為這裡特殊的地理位置便於日軍尋找事變藉口。

瀋陽、長春接連失陷

當時，駐守北大營的是東北勁旅第七旅，約12000人，軍官大都畢業於軍校或講武堂，士兵也大部分具有小學以上文化，素質很高，裝備也好，所以日軍選在此發動事變，把第七旅作為主攻目標。

日軍的炸藥爆炸時，北大營第七旅的官兵已經就寢，巨大的爆炸聲瞬間驚醒了第七旅全體官兵，因為士兵們手中沒有武器，所以日軍僅以一個小隊的兵力就切斷了東北軍第七旅的退路。

然而，在此緊要關頭，東北軍的傳令兵沒有趕緊拿槍去打日本人，而是冒著敵人的槍林彈雨去四處傳達軍令：“趙參謀長說了，官兵一律不準輕舉妄動，更不能還擊，原地待命。”

（受到日軍炮擊的北大營）

面對瘋狂掃射的日軍，士兵們根本不顧傳令兵傳達的軍令，砸開槍械庫取出武器。

傳令兵見狀，立馬高喊：“對進入營房的日軍，任何人不準開槍還擊，誰惹事，誰負責，蔣委員長說了，對日軍絕對不準抵抗，繳械任其繳械，佔營房任其佔營房！”

但是在這生死關頭，士兵們絕對不會坐以待斃，紛紛拿起武器還擊。

日軍雖然衝進了東北軍的軍營，卻不敢向前挺進，只好用大炮轟炸。晚上23時30分左右，日軍攻佔了北大營西北角。此前早早安裝在瀋陽車站日軍軍營裡的兩門24釐米口徑大炮這時候發揮了作用。

在大炮轟炸了大約20分鐘後，日軍第二大隊等部隊陸續趕到柳條湖參戰，對北大營展開了更猛烈的進攻。

日軍衝進營房，見人就殺。因旅長王以哲不在軍中，第七旅上下已是“群龍無首”。

（日軍進攻北大營）

在得到日軍襲擊北大營的訊息後，張學良立多次命令王以哲和榮臻不可抵抗。於是，不抵抗的命令一個接一個地傳到北大營，隨後旅長王以哲的命令也傳了過來：“日軍進入營房，任何人不準開槍還擊。”

“那咱們就這樣眼看著咱們的兄弟都被打死嗎？”官兵們想不通，“為什麼叫小鬼子這樣欺負咱們？”“咱們就這樣白白等死嗎？”

打又不準打，走又不讓走，很多官兵就這樣被日本鬼子活活刺死在床上。

19日零時30分，第七旅及所屬個團在619團的掩護下，開始向東山嘴子東大營撤退。凌晨5時30分，日軍佔領北大營。

當時，東北軍的總人數大約有30萬，除了有11萬餘人，留在東北的兵力總共有20餘萬人，而日本關東軍第二師團總兵力不過一萬餘人。兵力相差如此懸殊，但東北軍就是不敢打。

9月18日午夜時分，板垣徵四郎下令日軍步兵第29聯隊對瀋陽發動進攻。與此同時，日軍守備隊各部分別向安東、營口、長春發動進攻。

（日軍佔領瀋陽）

經過5個多小時的戰鬥，凌晨6時30分，日軍以死亡7人、負傷20餘人的極小代價佔領了瀋陽城。

日軍佔領瀋陽後，關東軍司令部、第二師團司令部、第十五旅團司令部和獨立守備隊司令部陸續牽制瀋陽。

隨後，日軍大規模入侵中國東北的行動由此展開。

9月19日上午10時，日軍多門師團與獨立守備隊採取聯合行動，向東大營發起了猛烈攻擊。

兩個小時後，日軍攻克東大營。接著，日軍又佔領了瀋陽兵工廠和東塔飛機場。

堂堂的東北軍總參謀長榮臻居然男扮女裝，乘混亂之際溜出了瀋陽，逃之夭夭了。同一天日軍接連佔領了安東、營口、鳳凰等地。

9月19日凌晨4時，駐長春的關東軍第三旅團司令官長谷向所屬各部下達攻擊命令。當天下午，長春淪陷。

在隨後的幾天時間裡，關東軍相繼攻克敦化、通遼、新民和洮南。至此，日軍已經佔領了遼寧、吉林兩省省會及大部分地區。

（長春淪陷）

誰下達了不抵抗命令？

1946年，曾擔任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在接受採訪時說過：“‘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張學良當時還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致電南京該如何應對，蔣介石均回覆說不準抵抗。”

但是1990年已被蔣介石關押了半個多世紀的張學良在被問及此時時，竟然矢口否認：“‘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我認為這是日軍利用軍事行動在向我們發出挑釁，所以我下達了不抵抗命令，希望能和平解決此事。……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政策……”

對於外界的種種猜疑，張學良表示“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不抵抗責任推給中央政府。”

後來，張學良解釋說，他之所以會下達不抵抗的命令，是因為過去面對日軍的挑釁，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他沒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

那麼不抵抗的命令到底是誰下達的呢？

（張學良）

“九一八”事變前夕，張學良曾電告東北政務委員會說：“此時如與日本開戰，我方必敗。敗則日方將對我要求割地償款，東北將萬劫不復，亟宜力避衝突，以公理為周旋。”

而且，蔣介石也曾告訴張學良，要效仿印度甘地對英國採取不合作的辦法對付日本，遇事要退讓，軍事上要避免衝突，外交上要爭取拖延。

“萬寶山事件”發生時，蔣介石告誡張學良“官民須協力抑制排日運動，宜隱忍自重，以待機會。”

8月16日，蔣介石曾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

於是，張學良於9月6日秘密電告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當萬分要忍，不可與之反抗……”

由此可知，蔣介石去世多次叮囑張學良不要抵抗，而向東北軍直接下達不抵抗命令的還是張學良。但是張學良執行的也是蔣介石的命令。

（蔣介石、張學良）

9月11日，張學良飛赴石家莊面見蔣介石，蔣直言不諱地說“要嚴令東北全軍，凡遭日軍進攻，一律不抵抗。”

事變發生當天晚上，張學良正在和于鳳至、趙四小姐正在劇院裡看戲。次日凌晨1時，張學良告誡東北軍政要員：“這次日軍尋釁，我們要避免衝突，不予抵抗。”

19日下午，張學良發了封電報命令：“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

9月18日那天，蔣介石正從南京乘軍艦前往江西督促國民黨軍“圍剿”紅軍。第二天正在呼呼大睡的他才得知此事，當天晚上8時左右抵達南昌後，他電告張學良“應力避之”。

蔣介石回到南京後，國民政府發出“告全國軍民書”，聲稱要“以待公理之解決”，要求全國軍隊“避免衝突”。

可見，“九一八事變”後下令東北軍不準抵抗的確實是張學良，但是他執行的是蔣介石的命令，這是不可否認的。

我是史海魅影，關注我為歷史點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