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五緣灣大橋風光。五緣灣大橋由五座大橋組成，五圓恰好與“五緣”諧音，故而取名五緣橋。黃嶸 攝
廈門四面環海，因有成群的白鷺棲息，故別稱“鷺島”。島上有文獻記載的歷史，可溯至唐朝，但廈門的建城史則要晚至明代。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為抵禦倭寇侵犯，建成廈門城，意為“華廈之門”（廈通夏）。清乾隆《鷺江志》總論裡說：“鷺島者，泉東南島也，以其為泉之門戶，故曰門也”。從歷史上看，築城起即為海防禦敵人之門，後又為鄭成功“通洋裕國”之門，再後成為進出口、華僑進出之門，如今亦是開放之門。
重教興學：朱子授業地，陳嘉庚故里
南宋紹興二十三年（1153年），泉州府同安縣（今屬廈門市同安區）迎來了一位叫朱熹的年輕人。這位年輕人的到來對後世影響深遠。
朱熹生活的時期，國家佛教、道教盛行，儒家式微，世人過度沉湎於佛老的“清淨無為”，難免喪失鬥志。朱熹意識到“妄佛求仙之世風，凋敝民氣，耗散國力，有礙國家中興”，於是重新求知，拜師李侗，承襲了程顥、程頤二程理學，並逐漸構建起自己的理學思想體系，最終形成影響後世的程朱理學。
在同安縣任主簿的四年裡，朱熹完成了“逃禪歸儒”的思想轉變。他為官勤政，愛民親民，在這裡，朱熹深切體會到為官應該“務實”，而非不作為。
朱熹歸自同安，主要進行教育和著述活動。他在同安兼管縣學，即科舉制度童試錄取後的生員讀書之學校。朱熹看到了縣學應付科舉的弊端，他認為，教育的目的是讓學生明白“義理”的終極要義，把握“聖賢之餘旨”，探究“學問之本原”，而不是為了追求功名利祿。為了踐行自己的辦學主旨，朱熹聘請“議論純正”“操履堅愨”的學者到縣學中任教，還親自給縣學的生員上課。朱熹重教興學，傳道育人，他修孔廟、建書院，擴收學生、增加藏書，在他的辛勤教育下，研究義理的人逐漸多了起來，造就出了一批可用之才。
800年後，一位吹著廈門海風長大的企業家，同樣意識到文風開化對一個地方的重要性，於是幾乎將其畢生所得全數用來興辦教育。漂洋過海的僑批，自1913年開始飛向他的家鄉集美后，興教辦學就逐步輻射到廈門和華人聚集的海外，再也沒有停下來。
他就是著名愛國華僑陳嘉庚。陳嘉庚一生資助或創辦的學校有118所，他在1919年捐助興辦廈門大學時，公開認捐金額是當年個人資產總額的兩倍。創辦之初的廈門大學，被國民政府稱為“基金充足、成績甚佳，各種裝置，亦極完善，方之他處，有過無不及”。
陳嘉庚先生傾資辦學一擲千金，自己卻非常節儉。走進陳嘉庚故居，裡邊擺放著他當年用過的寫字桌、靠背椅、蚊帳、鞋帽、手杖，以及一個用缺了手柄的倒扣舊茶杯做的燭臺……所有物件極其簡陋樸素。身兼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全國僑聯主席等要職的陳嘉庚，人民政府給他每個月的工資是500多元，而他規定自己的伙食費為每月15元，節省下來的每一分錢都作為建校費用。他說：“人生在世，不要只為了個人的生活打算，而要為國家民族奮鬥。”
捐資助學的背後，熱愛祖國、報效祖國是貫穿陳嘉庚一生的一條主線。陳嘉庚興辦實業，不是為了堆金積玉，也不是為了沽名釣譽，而是真心為了報效桑梓、富強祖國。他說：“立志一生，所獲財利，概辦教育，為社會服務，雖屢遭困難，未嘗一日忘懷。”即使在最艱苦的抗戰時期，資產不復如前，陳嘉庚為了抗日籌賑，仍然“常月捐，至戰事終止，每月國幣貳仟元”，而那時，他所經營的企業已經收盤，自己每月花費不足2元錢。
陳嘉庚曾說：“啟迪民智，有助於革命，有助於救國，其理甚明。教育是千秋萬代的事業，是提高國民文化水平的根本措施，不管什麼時候都需要。”這個道理，放到今天仍是一樣。
剛柔並濟：鄭成功“情結”，林巧稚的夢想
登上鼓浪嶼，沿著海岸線一路向南，舉目望去，能看到覆鼎巖上的鄭成功雕像挺拔剛勁、高高矗立。
在廈門，幾乎人人都有“鄭成功情結”，這是百姓對他表達推崇和敬仰的一種樸素方式。鄭成功39歲的短暫人生裡，有十多年時間留給了廈門。他以廈門為口岸大力發展海上貿易，使那段時期的廈門成為閩南最主要的港市聚落。
作為一名家喻戶曉的民族英雄，鄭成功被廣為傳頌的，還是他收復臺灣的壯舉。
明朝末年，荷蘭殖民者侵佔臺灣後，在那裡建立了殖民統治。目睹荷蘭殖民者在臺灣的暴行，鄭成功內心如焚，當即命令各港口以及有關的地區，不準去臺灣貿易，使荷蘭殖民者陷於被封鎖的困境。面對荷蘭軍隊的近代武器裝備及部分將領的畏難情緒，鄭成功堅決表示“臺灣非吾親征不可”，親自率領三萬多將士抗衡對壘9個多月，臺灣最終迴歸祖國懷抱。
通往鼓浪嶼日光巖的路上，至今還能見到一個石砌的寨門，那是鄭成功當年建造的屯兵營寨。寨門右邊平坦的巨石上刻著“閩海雄風”四個大字，鄭成功曾在那操練水師，他站在水操臺上沐著天風海濤，沉著揮舞著令旗指揮操練，心中湧動的，是氣吞萬里如虎的豪情。
如果說，陽剛血性是這座小島的風骨，那麼柔情雅緻則是這座小島的底色。
徜徉在鼓浪嶼上，不時能聽到若有若無的鋼琴聲。這個面積不足2平方公里、人口不足2萬人的小島，似乎自帶浪漫屬性。島上有100多個音樂世家，產生了許多音樂家。著名鋼琴家殷承宗、許斐平，中國第一位女聲樂家、指揮家周淑安等，都是從鼓浪嶼走出來的。這個小島擁有鋼琴密度居全國之冠，被稱為“鋼琴之島”。
1901年，被譽為“萬嬰之母”的林巧稚就出生在這座小島。
琴音和濤聲滋養著她細膩博愛的靈魂。1940年，在被美國方面聘請為“自然科學榮譽委員會”委員後，林巧稚毫不猶豫地選擇回國，她說：“我是一箇中國人，一箇中國的大夫，我不能離開災難深重的祖國，不能離開需要救治的中國病人。”
作家冰心曾說林巧稚是一團火焰，一塊磁石，從來不想到自己，把所有的技術和感情，都貢獻傾注給了她周圍一切的人。的確如此，林巧稚對病人的關懷，不止在技術高超，更在於設身處地。她用對親人的方式對待她的病人——直接用耳朵貼在病人的肚子上，為病人擦擦汗水，掖掖被角，使用聽診器時一定要把聽診器焐熱了才放到病人身上。
在林巧稚的醫務生涯中，拯救過的婦女不計其數，親手接生過的嬰兒更是有五萬多個，許多父母給孩子起名為“念林”“懷林”“敬林”，以表達對她的敬愛和紀念。1949年，林巧稚收到了新中國開國大典的觀禮邀請函，她卻選擇留在醫院，因為她一刻也不想離開心心念唸的病人：“如果讓我繼續生存在這個世界上，那麼我存在的場所便是在醫院病房，我存在的價值便是治病救人。”
林巧稚去世後，骨灰按照她的遺願撒在鼓浪嶼的大海上。她說：“我是鼓浪嶼的女兒，我常常在夢中回到故鄉的大海邊，那海面真遼闊，那海水真藍，真美……”
愛國尚廉：蘇頌“處事必公”，池浴德“無負天地”
廈門同安東溪西畔的孔廟，當年既是祭祀孔子的場所，也是周圍學子求學的課堂。朱熹在此任主簿時，曾增建經史閣、教思堂、蘇公祠、志道齋。
蘇公祠供奉著的是宋代科學家、政治家蘇頌。蘇頌歷經五朝，處事精審、正派直道。他一生為官，從地方官一直到宰相，始終兩袖清風。據《宋史·蘇頌傳》記載，蘇頌任尚書、宰相時已然是中央大員，卻“贍給常苦不足”。為了節約，他常常裁下碎紙片寫字，“未嘗妄費寸紙，每剪碎紙為籤頭，稍大者抄故事”。蘇頌不僅身體力行，還在家規中訓示子孫“處事必公”“為官必廉”，教育子孫“道德為先，文華次之”“國家取士，行實為先”。
蘇頌博學多識，以實幹事，於經史九流、百家之說，及演算法、地誌、山經、本草、訓詁、律呂等學無所不通。他領導製造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天文鐘“水運儀象臺”，對科學技術，特別是醫藥學和天文學等方面作出了突出貢獻。
公元1101年，夏至過後一日，蘇頌坦然地走完了他人生的旅程。宋徽宗下詔輟朝二日，並派中吏臨喪致哀。當弔唁的官員趕到蘇頌的相第時，不禁目瞪口呆：堂堂的大宋宰相府，卻是一所“僅蔽風雨”的簡陋住宅。來弔唁者“見其服用儉素，皆嘆息而去。”朱熹贊曰：“存小心與宋千古，識大義惟公一人。”
明代同安縣嘉禾裡（今廈門本島），一株土生土長的無花果樹枝葉繁茂。有一位著名清官池浴德就是這株“無花果”。
池浴德，明朝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舉人，翌年考中進士，歷任浙江遂昌縣令、南京吏部考功主事等職，所到之處以秉公行事、勤政清廉著稱。雖所任職務被視為“肥缺”，他卻從不苟取一文、以權謀私。
池母欣慰地說：“諺稱縣令為銀樹開花，吾子一樹，乃無花果也。”
其實池浴德出任縣令前，父親池楊曾擔心他自小耽於詩書，不諳世事，難以管理一縣之事。池浴德答道：“盡某心力，依古道行之。”父親大笑：“善哉！子勉之！”後來，池浴德這樣告誡自己的子孫：“讀書豈盡取科第？時時照管此念頭，無負天地祖宗，便為天地肖子。”
在廈門雲頂巖上至今可見池浴德的一首七律和詩的題刻，詩中有“數莖菊綻香初遠，百仞風高石亦寒”，正如他詠歎的香菊一般。他的清廉故事也綻放於歷史長河裡，馥郁至今。
同樣被紀念的，還有新民鎮溪林村的明代中晚期監察御史林一柱。林一柱年近五十才被授官湖廣道監察御史，他履職後，多次上疏，一一陳述賣官鬻爵、虛報士兵編制獲取餉銀而造成官場、軍隊名存實亡的弊端，為冤死的忠臣平反，明辨是非功過而賞罰分明。其座右銘“慎詔獄、恤民窮、容言官”，對當今為政者仍具有警醒意義。
林一柱辭世後，不僅當地百姓自發供奉，在隔海相望的臺灣，同籍林姓同胞也在供奉。如今，村民們將其故居進行修復並作為宗祠，同時將其後裔保留的身著明代官服的林一柱畫像修復如新，存放在故居內供人瞻仰。
春秋代序，千年已往。廈門面海而生、清風激盪，島內東北端的五緣灣大橋巍巍矗立，見證著廈門的人文脈絡。五緣灣大橋由五座大橋組成，分別為日緣橋、月緣橋、天緣橋、地緣橋、人緣橋，這五個橋的名字分別對應了不同的寓意，如月緣橋，寓意“海上升明月”；天緣橋，寓意“天涯共此時”；人緣橋，寓意“千里共嬋娟”……五個緣寄託著中華兒女企盼團圓的美好願望。（作者：蔡怡琳 蘇允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