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軍 郭貴春
瑪麗•海西（Mary Hesse），當代英國著名科學哲學家。1924年生於蘇塞克斯郡的雷蓋特（Reigate），1949年獲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物理學博士學位，1955至1959年任該校科學史與科學哲學講師，1960至1986年曆任劍橋大學科學哲學講師、高階講師、教授，現為劍橋大學科學哲學榮譽退休教授、沃爾夫森學院（Wolfson College）資深院士。海西教授於1971年當選為不列顛科學院院士，並曾長期擔任著名的《不列顛科學哲學雜誌》編委、英國科學哲學協會副主席，在世界科學哲學界享有崇高的聲望。
海西教授的科學隱喻思想集中體現在從20世紀60年代到90年代所撰述的一系列相關論著中：1965年發表《隱喻的說明功能》；1983年發表《隱喻的認知觀》；在《實在的建構》一書中專章論述《語言、隱喻與一種新的認識論》，分《作為隱喻的語言》、《隱喻、模型與真理》、《象徵的語言》三部分內容；1988年發表《維柯的英雄隱喻》；1989年發表《模型、隱喻與神話》；1993年發表《模型、隱喻與真理》；1994年發表《神之模型的來源：形而上學抑或隱喻？》。在這些論著中，海西教授從多角度、多層面對科學隱喻進行了研究，以其精闢而獨到的論證得出了一些極為重要的結論，為相關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
一、“所有語言都是隱喻的”
傳統的字面與隱喻二分以及語言字面意義的優先性是存在問題的。海西指出，字面與隱喻的區分僅僅基於人類實用的目的，是一種形而上學的二分，其產生的根源在於：字面用法最容易操作、習得和傳授，因此被視為語詞最初的、基礎性的用法；同時，人們一般認為，字面意義容易受到實指定義的影響，因此，對於“自然種類”能夠具有一種直接的物理學意義上的應用。這樣，自然語言唯一確實可靠的基礎就是語詞的字面用法。但是，這僅僅解釋了為什麼隱喻分析應當從字面語言開始，並不意味著字面與隱喻表達的語義基礎存在本質上的差別。( [1]，p.29) 由此，海西提出了“所有語言都是隱喻的”著名論點，意在強調隱喻用法不僅是文學語言中所體現的重要特徵，日常語言乃至科學語言從根本上來說也是隱喻性的。這就意味著，如果人類的知識獲取方式和結構發生變化，語詞的意義也必然隨之發生變化。因此，只有隱喻所體現的意義轉換的動力學和整體論特徵才能真正揭示語言的本質。
只有把語言在本質上理解為隱喻性的，才能超越傳統分析哲學把意義侷限於確定的語形和語義規則的不足，真正地進入語用語境的分析層次。傳統語言分析哲學往往假定，一種規範的描述性語言應當是字面的、穩定的和單義的。這種對邏輯層面的過度強調曾經是語言哲學的一種強烈傾向：如果語詞或符號的意義隨著歷史、實踐而改變，或者說在不同的語境中具有不同的意義，那麼，它們就不可能成為在邏輯系統中可重新確認並且可替換的元素。這樣的話，多義、歧義和意義的轉換將使等價和限定的邏輯關係無法成立。因此，隱喻的使用將對嚴格的邏輯推演造成破壞性的後果。為了確保語言的純潔性，即語詞或符號意義的同一性和不變性，必須假定語詞只有一個唯一確定的單一意義或字面意義。基於這樣一種思想，傳統語言哲學得出結論認為，語詞的隱喻用法必定在某些方面是不正確的或不正常的，或者至少是一種邊緣化的、附屬性的用法；這種用法難以依靠傳統的邏輯分析工具加以考量，以至無法納入一種標準的、規範的語言哲學理論之中。這樣，在傳統語言哲學中就造成一種對於隱喻用法所典型地體現的意義轉換的嚴重忽視和歧視。
瑪麗•海西強調一種意義的網路理論以糾正傳統語言哲學的這種流弊。她指出，透過表述用於家族相似分類的意義轉換實際上就是一種意義的隱喻轉換。這種轉換依賴於不同事物之間相似性及其差異的原始關聯。也就是說，在一個給定的語境中，這種意義的轉換依賴於一個給定的家族相似表述所應用物件之間的相似性和差異，這至少可以看作隱喻運作方式的一個部分。正是透過物件之間的相似性和差異，隱喻造成一種意義的擴張。必須強調的是，只有在流變的、整體性的語言網路中，隱喻意義的擴張才可能進行。由於語言在本質上具有一種動力學的特徵，因此，隱喻所造成的這種意義擴張是正常的，而不是病態的。隱喻過程所潛在的意義轉換機制對於任何描述性語言來講都是本質性的。( [1]，p.29) 這事實上也就是海西所謂“所有語言都是隱喻的”所意味的基本內容。她以此強調，所有語言對通名的用法都意味著對於客觀事物千差萬別多樣性的標準化分類。在自然科學中，標準化分類受到預言、測試、自我修正標準的限制，這一過程決定了客觀化的或事實的世界，同時定義了字面語言和符合真理的有限的理想。
指稱與真值問題一直是隱喻理論的難點所在，但同時也是無法迴避的基礎性問題。正如海西所指出的，既然我們認為隱喻在自然語言中是普遍地存在的，那麼就需要考察隱喻是如何進行指稱、隱喻陳述能否為真或為假的問題。由於“所有語言都是隱喻的”，從而一切自然意義都是隱喻的，那麼，至少有一些隱喻話語必定有所指稱並具有真值。在依賴於不同個體之間可感知的相似性和差異的意義上，語詞在歷史上被可接受地用於這些個體，所以通名的用法總是隱喻性的，諸如此類的隱喻言說必定具有真值。在海西看來，解決隱喻如何進行指稱的問題至少涉及兩個方面。首先就是隱喻如何標記出事物的客觀相似性；其次是如何對事物進行分類，使之歸屬於相對穩定的自然種類或字面所指。
在闡述隱喻指稱問題的過程中，之前的哲學家們都以不同的方式訴求於日常和虛構世界的區分，或實際世界與可能世界之間的區分。他們認為，隱喻的指稱更多地是對於其他世界的指稱，而不是對於自然世界的指稱；是一種對於可能世界的指稱，而非對於實際世界的指稱。海西大致接受了這種觀點，但她同時強調，隱喻指稱的真值和適當性有其內在的標準。隱喻具有保羅•利科所謂“分裂的指稱”（split reference），既涉及到被隱喻張力所懸置的字面意義，又涉及到影響、替換這種字面意義的隱喻意義。為理解一個隱喻，我們必須依賴於隱喻意義與字面意義之間的張力，在各種可能的、合理的解釋之間往復轉換。隱喻指稱作為第二種指稱或一種二階指稱，具有一種獨特的功能。它能夠建立另一個世界，而這個世界符合存在的其他可能性。在相似性的網路內部，意義轉換可以被恰當地視為一種語義距離的轉換。隱喻塑造並再造世界，這種理論模型的解釋為隱喻語言一般地被認為具有指稱並且因此具有真值的推論提供了基礎。隱喻用法在兩種意義上與再造的或可能的世界相聯絡：首先，它的功能在於改變人們以前所熟悉的語言和意義觀；其次，它超越了自然主義所謂的事實描述。
隱喻用法意味著一種描述的和可估價的解釋。這就是說，隱喻有助於導向陳述一種面對世界的正確方式。透過在一般地由於建立在事實基礎上而為真的字面陳述，和僅在特定的、可能發生的意義的社會網路中為真的隱喻陳述之間作出區分，對隱喻的正確理解引起一種徹底的對於認知的再解釋。字面的與隱喻的表達之間的差異並不在於具有或不具有真值條件，而更多地在於新穎性和語義張力之間的差異。首先，隱喻斷言具有真值條件；其次，隱喻塑造並再造被描述的世界。第二種觀點側重於塑造和再造的認知特徵，潛在地更具有一般性並且更富有成效。
如果在一種理想化的嚴格符合性的意義上理解真值，如果它具有一種在命題邏輯中所具有的意義，那麼隱喻言說的意義實際上就是不明確的，不具有真值，無法據之進行演繹推理。但是除去極為有限的特殊情況，嚴格的符合論和演繹已經被當代科學哲學所拋棄了。如果從根本上並不把語言的任何應用的真值排除出去，一些這樣的隱喻言說必定具有真值。對於觀察的一種更復雜的科學分析，使我們能夠詳細說明這些集合對於科學目的來說是更為有用的。對於客體的屬性和關係瞭解的越多，基於相對直接的感知的分類就被修正，甚至被徹底地撼動。但是，鑑於隱喻真值問題的根本性和複雜性，要得出一個終極的答覆實際上是一項不可能的任務。“所有語言都是隱喻的”為回答這一問題提供了一種前提性的初步嘗試。這一命題同時表明，語言哲學乃至科學哲學要想突破既有的困境而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需要一種徹底修正的本體論和知識、真理理論。因此，海西基於語言隱喻本性的理解對隱喻指稱和真值問題的探討無疑拓展了當代哲學的視閾和研究向度。( [1]，p.41)
二、科學解釋是一種“隱喻重描”
海西指出，傳統的科學解釋的演繹模型是不完備的，必須透過一種把理論解釋視為對物件域隱喻重描（metaphoric redescription）的觀點而得到修正和補充。這就提出了兩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其一，演繹模型是否需要某種修正；其二，對物件域的隱喻重描所假定的隱喻觀是什麼樣的。對於第一個問題，海西指出，當代科學哲學的研究成果已經作出了不容質疑的肯定答覆。得出這種觀點的主要哲學家及其文獻包括費耶阿本德的《對於經驗的一種實在論解釋的嘗試》、《說明、演繹與經驗主義》；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塞拉斯的《理論語言》等。對於第二個問題，海西主要借鑑了馬克斯•布萊克的隱喻思想。她特別強調了布萊克的兩篇文章：《隱喻》和《模型與原型》，指出布萊克的主要貢獻不僅在於提出了一種新的隱喻觀，而且在於提出並說明了理論科學中隱喻用法與模型用法之間的平行關係。( [2]，p.111)
首先，在一種科學理論中，首要系統也就是有待解釋的物件域，是能夠用觀察語言加以描述的；次要系統要麼用觀察語言加以描述，要麼用一種我們所熟悉的、模型所歸屬的理論的語言加以描述。( [2]，p.112) 海西對布萊克所使用的特殊術語進行了界定。“首要系統”、“次要系統”、“有待解釋的物件域”自始至終被用於表示描述陳述的所指或假定的所指；“隱喻”、“模型”、“理論”、“解釋要素”和“有待解釋的物件”被用於表示語言學實體。“隱喻的”與“字面的”、“理論”與“觀察”這些術語的用法在這個階段不需要被認為意味著一對不可還原的二分。在一開始，“字面的”與“觀察的”語言就被假定為可被很好地理解並且不成任何問題，而“隱喻的”與“理論的”語言則有待於進一步的分析。在一開始就假定這兩個系統是用“字面的”語言或“觀察”語言加以“描述”的並不意味著它們是被詳盡無遺地或確切地描述的，或甚至它們在原則上就是可用這些語言加以描述的。
其次，在科學的解釋項和有待解釋的物件之間，很少是一種嚴格意義上的演繹關係，而只是一種近似符合的關係。此外，充分地近似符合的內容不能被演繹地決定，而是一種與理論系統的其餘部分、遍及有待解釋領域的一般經驗可接受性、以及許多其他因素相一致的複雜功能。對於從近似的出現得出的可演繹性的攻擊並不意味著解釋項和有待解釋的物件之間不存在演繹關係。( [2]，p.121) 一個富有成效的科學隱喻能夠得出理想的演繹結果。由於它把首要系統作為所指，因此可以被看作是校訂並且替換了對於同一系統的原初字面描述，以致字面描述被認為是不適當的甚至錯誤的而加以拋棄。與解釋項和有待解釋的物件之間的這種演繹關係的平行非常清楚：隱喻觀點並不拋棄演繹，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隱喻與首要系統的互動，以及對於首要系統的隱喻描述的可接受性標準上面，因此不是去更多地關注在這裡相比較而言毫無意義的邏輯演繹關係上。這為隱喻觀點對於正統演繹觀的補充提供了更強、更為直接的基礎。如果演繹觀點確實依賴於一種無須進行解釋的計算和一種觀察語言，或者是理論語言與觀察語言這兩種完全不同的語言，那麼在這些語言中，與語詞相聯絡的符合律就不能獨立地從解釋項中演繹地推匯出來。隱喻觀有效地消解了這些問題。如果把科學解釋視為對於物件域的隱喻重描，那麼符合率所起的作用就不再有效。同時，隱喻觀對於解釋項語言的意義發揮了獨特而重要的功能。事實上，觀察語言和所有的自然語言一樣都是透過隱喻用法得到持續的擴充套件，因此產生了解釋項的術語。因此，解釋項與有待解釋的物件之間產生了內在的聯絡，隱喻也由此被引入並被應用到首要系統中。
在一個典型的科學隱喻中，有待解釋的領域透過從次要系統轉換而來的術語被描述，原初的觀察語言在意義上發生了富有啟示性的轉換，在詞彙表上得到了積極有效的擴充套件。這時，在此基礎上作出一種強意義上的科學理論預言就成為可能。當然，作為一種特殊形式的科學假設，科學隱喻發明的理論語言內容所宣示的最後結論有時可能被最終證明為錯誤的。但是，這是任何一種科學解釋或預言所必須進行的“職業性的冒險”。從本質上來說，之所以認為科學解釋就是一種隱喻重描，而這一過程又是合理的、理性的，正是由於理性恰恰包含著使語言持續不斷地適應並調整不斷的擴充套件著的世界這一重要內涵。( [2]，p.123) 科學隱喻正是這一過程得以進行的一種主要途徑。當然，對於科學隱喻與科學解釋概念之間的關聯，還需要更為詳細的審視和進一步的說明。海西指出，並非所有的科學理論解釋都可以在同一意義上視為隱喻重描。在某些特定的情況下，一種隱喻術語的引入其本身並不是解釋性的，隱喻與解釋之間的關聯因此既不是必要條件，也不是充分條件。僅當滿足某些特定的條件時，隱喻才成為解釋的。科學解釋的正統的演繹標準，要求有待解釋的物件能夠從中演繹出來，它至少包含一條對於演繹來說並不多餘的普遍律，它將不被最新的經驗所證偽，同時又帶有某種程度的預言性。因此，要成功地把隱喻理論移植到科學理論的解釋中，還有一項基礎性的工作，就是繼續深入地考察和批判傳統科學哲學中“可演繹性”、“有待解釋的物件”以及“證偽”這些概念在隱喻互動觀的影響下所產生的結果。
在科學理論語言中，一個新的科學隱喻的用法不僅具有擴充套件和定義新意義的功能，而且能夠透過隱喻框架，根據相關域的特徵和意義對被觀察域進行互動作用和再描述。對於之前的科學理論正規化，這種再描述有時可能會造成一種毀滅性的影響，徹底顛覆之前那種看待世界的“自滿方式”。因此，一個強大的科學隱喻極有可能會促發一場潛在的科學革命。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認為科學革命就是一種科學正規化的隱喻革命。( [3]，p.156) 由於科學理論依賴於人類感知所能認識的真實世界的類比關係範疇和特殊的預設集合，因此，十七世紀被普遍接受的宇宙模型是機械的。但是，二十世紀的物理學革命要求另一種觀念，另一種更基礎性的對於自然元素的再分類，以及不同的時間、空間、物質、運動、作用和因果性的觀念。這兩種觀念之間的關係無法用進步的擴充套件與修正關係解釋，因此絕不是一種聚合關係，而是一種徹底的隱喻替代或隱喻革命。此外，化學史上元素概念革命的特殊序列也雄辯地證明了這一點：從亞里士多德的地、火、水、風四元素，經過燃素理論，到拉瓦錫的元素表，每一種自然物質的分類模式都徹底地破壞並且重組了之前的分類系統。海西指出，雖然從道爾頓、阿伏伽德羅、一直到現代物理化學，拉瓦錫所提出的元素表並沒有被徹底地重新描述，但是當代化學已經不再是一門嚴格獨立的科學，同時物理學的根本理論也面臨徹底變革的主題。這是因為拉瓦錫在理論上所描述的氧原子，與量子力學所描述的氧原子存在截然不同的區別。( [4]，p.52)
當代科學哲學界所普遍認可的觀察滲透理論，以及對於實在論與科學模型用法含義的討論表明，科學理論中語言的用法極為密切地符合科學隱喻的模型。這就在於：科學資料最初用觀察語言或與之類似的語言加以描述，然後透過隱喻的方式以一種新的互動理論模型進行再描述。在這一過程中，隱喻使我們對同一物件進行多視角的觀照，並且使本來屬於原初系統的觀察的和字面的語詞意義轉變為隱喻意義。這種新的意義是透過概念網路形成的。正是這種概念網路不同部分之間的交集和互動產生出新的、變化了的語用語境。在這一新的語境中，我們能夠發現並表達不同現象之間深層次的類比。當然，我們也可能會被一個並不成功的科學隱喻所誤導。科學理論模型的隱喻互動觀點由此與觀察滲透理論的主題達成了一致。這就進一步地拋棄了語言的字面與隱喻二分的形而上學觀點，否認觀察語言是不可還原地字面的並且不變的，使得關於科學語言和理論解釋內容的所有變化獲得了合法性。隱喻互動觀點把所有的語言，包括科學語言視為語境論的和動力學的，在某一時刻理論語言與觀察語言之間會發生相互的轉化。這也就是說，在字面語言與隱喻語言之間、以及在科學特殊案例中的觀察語言與理論語言之間，只存在相對的和可變化的區分。
因此，在科學隱喻的觀點看來，邏輯的自洽性不再是科學語言的唯一核心。相反，在科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中，邏輯差異的調和對於意義的轉換呈現一種積極有效的推動作用。理論和觀察語言的重新配置，能夠描述並說明更為廣泛的科學實驗現象系列。當然，這並不意味著隱喻觀點使拋棄科學中的邏輯和演繹成為必需。科學隱喻最初可能是出人意料的，然而，一旦作為富有成效的隱喻被確立，它們就會既透過類比又透過邏輯得以擴張和發展。科學隱喻也正是由此而成為透過邏輯和因果關係所結成的內在的、緊密的結合。如果同一系統的兩個模型被發現是相互不一致的，那麼這種不一致通常被認為是透過相互修正或捨棄其中之一來調和它們的一種挑戰。革命性科學通常透過隱喻的跳躍，從而創造出新的意義和用法，這樣就造成了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理論的進展。( [3]，p.157)
三、隱喻與一種“適度的”科學實在論
對於傳統科學實在論觀點，海西指出了它所面臨的現實困境。首先，並不像某些科學家和科學哲學家所想象的那樣，存在一種理想化狀態的、持續累積的科學理論陳述的集合。這種觀點強調，所有科學理論陳述都基於某種特定的經驗觀察，同時在特定的理想條件之下，其最終目標指向關於自然界的可充分理解的真理。隨著對於科學認識論理解的不斷深化，這種強意義上的科學實在論遭到了日益嚴峻的挑戰。這是由於在科學理論的陳述中，對如何表達觀察資料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難題，也就是所謂的理論負載問題。傳統觀點認為，所有描述經驗資料的科學觀察陳述都必須透過某種語言加以表達，而每一種語言都包含著一般的描述性謂詞，同時這種描述性語言的每一個謂詞集合都包含著一種對於客體世界內容的恰當分類。但這種觀點是成問題的，並且在哲學上和科學上都最終被證明是站不住腳的。這主要是因為在不同的歷史語境和理論語境中，對於自然種類的直覺和歸類截然不同。因此，如果將這樣一種可疑的假定作為科學理論語言描述的一種基礎，是令人無法接受的。此外，傳統本質主義的一種現代形態，仍然傾向於認為科學理論本身就在於對自然種類的揭示和發現。這也就是說，一種良好的科學分類法則或者科學理論系統總是對於自然種類的一種符合。以此為基點，把積累經驗觀察資料作為開端的科學活動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導向科學真理論的一個基本元素。但是，這裡似乎存在一個無法解決的難題、一種難以迴避的迴圈論證：如果要透過以真命題的形式表達這種經驗觀察資料，就必須假定它們是透過一種基於真實的自然種類的語言被表達的；然而，只有知道為真的理論是什麼，真實的自然種類才能夠被確定。譬如，在本質主義者看來，對於物質元素的一種科學分類有待於拉瓦錫及其後繼者對於化學法則的恰當描述，透過更好的近似，不斷地推進到後來的化學和物理學理論的真實系統。但是，這種原初的論證在本質上屬於一種迴圈論證。海西指出，甚至在自然科學中，這種解釋學迴圈與各種各樣不同的科學理論解釋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傳統科學實在論所假定的那種“唯一的集中”必然僅僅是虛幻的。( [4]，p.51)
其次，科學理論作為提出預言的一種概念建構，不完全是由經驗觀察的資料所決定的。為了在一個不確定的系列中選擇或多或少更符合經驗觀察資料的理論，科學家們一般會假定一些簡單性和合理性的原則。在此基礎上，一旦有一個科學共同體予以預設的框架之外的一些理論預言或推測被提出時，之前占主導地位的理論正規化要麼立即被拒絕，要麼必須採取某種劇烈的調整以之求得生存。無論如何，有一點是非常清楚的，即對於違反框架規則的理論的反對，幾乎從來沒有透過它們如何恰當地符合事實而減輕過。因此，科學理論完全基於經驗這個曾經被廣泛接受的觀念事實上是不確切的。海西指出，哥白尼和伽利略、牛頓和萊布尼茲、愛因斯坦和洛倫茲之間的爭論都是對於這一點的明證。( [4]，p.51)
再次，對科學理論發展史的考察表明：每一種在科學史上被認為構成科學必要的形而上學或調節原則的集合，如果不是被之後產生的某種可接受的科學理論建構所質疑甚至推翻，就是在一種可能的理論架構中發現，科學中一種可能的發展趨向將在可預見的未來不可避免地導致一種反事例。事實上，“幾乎每一種傳統的時間、空間、物質、因果性原則在現代物理學中都被遭到了否決。” ( [4]，p.51) 由於區域性近似的性質並不能夠使科學理論概念框架的普遍適用性成為必須，因此，在一種嚴格的意義上，在科學理論的某個特定階段宣稱一種真理理論是非恰當性的。在一種科學理論的概念框架中，實際上所應用的語言表達並不是一般地在另一種科學理論的概念框架中毫無遺漏、一一對應地保留其指稱、真值和意義。也就是說，對於僅僅是近似為真的科學理論語言來說，並不存在一種必要的、普遍的傳遞性。同時，那種僅僅可被證明為在有限的現象領域可應用的通名“正確”應用的傳遞性事實上也是不存在的。
那麼，如何在理論上避免傳統科學實在論所面臨的這些困境呢？海西指出，透過在科學理論的本體論思索、認識論建構和方法論意義中為科學隱喻確立其合法、適當的位置，可以為這種困境尋求一條可能的出路。把科學隱喻引入實在論的視閾，可以達到一種“適度的”科學實在論。這種新的科學實在論的根本特點就在於：它介於強實在論與工具實在論之間，是特殊的而非一般的，是區域性的而非普遍的，是近似的而非確切的，是直接地可描述並且可證實的而非理論上深刻的和演繹的。它的根本目的不在於提出一種確定的理論框架，對科學的判斷或宣稱作為一種獨立可靠的知識體系進行確證，而在於強調推進科學理論成功預言控制與反饋方法。一種適度的科學實在論並不否認存在一種實在的世界結構，也不反對科學對於這種結構總是不斷地揭示出更多的內容。它只是否認科學能夠確切地在一種真實的自然範疇和真實的描述的同構中捕捉到這種結構。( [4]，p.53-54)
海西認為，科學理論作出解釋和預言的可能性和可靠性都依賴於一種非命題性質的隱喻關係。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科學隱喻能夠“展示”而非“陳述”對於科學實在的認識。如果能夠被科學理論所陳述的任何內容都依賴於已經存在於現實語言中的分類資源，那麼，由於任何科學語言都在理論上負載著固有的分類，如果不能實現一種必要的隱喻跨越，就無法捕捉到客體實在的本質。從根本上來講，科學隱喻是對用一種可應用的科學語言資源去描述實在的重要補充，是對於區域性可應用性資源的完善。由於一種新理論的概念透過科學隱喻的使用補充了普通的描述性語言，無論這些東西看上去顯得與觀察語言離得多遠，它們仍然透過自然環境中預言與測試之間反饋的迴圈往復而得以被限制。因此，在一個科學共同體內部，關於隱喻的一致同意的真理仍然在自然實在中具有外部的基礎。適度的科學實在論觀點由此能夠被外推為一種一般的自然語言理論。( [4]，p. 54) 在這種觀點的觀照下，科學語言的運作是作為對於自然語言中隱喻運作的模型而存在的。
四、結 束 語
在海西看來，語言的全部歷史中從未真正存在過一種理想的字面意義語言，能夠對隱喻用法進行限制性和規範性的評價。相反，字面意義作為一種限制情形與“所有使用中的語言都必然是隱喻性的”這一主題相吻合；同時，作為言語的一種必要模式，科學隱喻必須被放在科學理論語言的重要位置加以考察。正如科學中理論意義比觀察意義具有優先性一樣，隱喻意義也比字面意義具有邏輯上的優先性。由此出發，瑪麗•海西的全部科學隱喻思想可以概括為“隱喻首要性”的主題，其核心內容在於：隱喻作為語言和思維的一種基本形式，無論在歷史方面還是在邏輯方面都是先於字面語言而存在的。( [4]，p. 54) 按照這種思路，可以明顯地發現科學解釋和科學革命的隱喻本性，同時揭示出科學隱喻對於科學實在論的有益補充的意義。在這樣一種“隱喻首要性”思想的形成和展開過程中，海西全面地吸收並借鑑了前人的成果，對馬克斯•布萊克、古德曼、伽達默爾、托馬斯•庫恩、保羅•利科等哲學家的相關文獻進行了回顧、梳理、分析和批判。她不僅注重對於身處其中的英美分析哲學傳統的繼承，同時從歐洲大陸哲學中汲取了豐富的營養，從而對科學隱喻作出了富有洞察性和前瞻性的研究。她提出了一些大膽而新穎的結論，又總使自己的論證保持某種程度的開放性。可以認為，海西的相關思想是當代科學隱喻研究最具啟示性的成果之一，正如勞特利奇出版社編輯出版的《20世紀哲學家傳略詞典》中所指出的那樣：“由於對科學發展中隱喻地位的強調，海西成為1960年代以來最重要的科學哲學家之一。”[5]
[參考文獻]
[1] Mary Hesse, The Cognitive Claims of metaphor, in Metaphor and Religion, J. P. van Noppen ed., Brussels: Vrije Universiteit Brussel, 1983.
[2] Mary Hesse, Revolutions and Reconstru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London: The Harvester Press, 1980.
[3] Mary Hesse and Michael A. Arbib,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4] Mary Hesse et el. eds., Knowledge and language Volume III: Metaphor and Knowledge, 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3.
[5] Stuart Brown et el.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Twentieth-Century Philosophers, London: Routledge, 1995, p. 3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