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James McAuley；譯/龔思量
編者按：在法國建制派看來，法國社會正經歷著源自美國的“覺醒”文化的入侵。歐洲各國指出，由於其種族與歷史背景與美國不同，因此不應該依循美國式的路徑來反思自身的種族和身份政治問題。對於堅稱自己擁抱“普世主義”與“世俗主義”的法國而言，認同“覺醒”文化的批評、承認“結構性種族主義”問題的存在將分裂共和國的根基。然而，在經歷了宗教極端主義的恐怖襲擊後，法國政府一面強調避免使用“伊斯蘭恐懼症”一詞，一面又對“伊斯蘭左翼主義”（islamo-gauchisme）加以譴責。在英國，負責調查種族歧視的“種族和民族差異委員會”在報告中宣稱，“結構性種族主義”是一種感覺而非事實。但報告同時指出，“結構性種族主義”的術語起源於對資本主義的批判，根據這一定義，在該系統被廢除之前，種族主義將蓬勃發展。即使這些國家努力避免承認國記憶體在結構性種族主義，但在經歷了疫情的衝擊、受到“黑命攸關”運動的影響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關注表面和諧且平等的社會中存在的不平等。本文原載於《The Nation》，作者James McAuley，前《華盛頓郵報》駐巴黎記者，擁有牛津大學的法國曆史博士學位。
在我32歲生日那天，我同意參加“Répliques”節目，這是法國文化廣播頻道一個頗受歡迎的節目，由傑出的阿蘭·芬基爾克勞特（Alain Finkielkraut）主持。芬基爾克勞特現年72歲，是個在法國家喻戶曉的人物，他是一個只存在於左岸的公共知識分子、1968運動的孩子，現在穿著Loro Piana的名牌西裝，抨擊著“取消文化”。那天（1月9日，距離美國國會大廈叛亂髮生後不到72小時）的另一位嘉賓，是72歲的帕斯卡爾·布魯克納（Pascal Bruckner），知名的法國作家。他剛剛出版了《幾乎完美的罪魁禍首：白人替罪羊的構建》（The Almost Perfect Culpri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hite Scapegoat），這是他關於這個主題諸多文章中最新的一篇。
我們討論的話題，是2021年1月法國精英們唯一感興趣的話題：不是肆虐的新冠，而是“法美分歧”：亨廷頓式的“兩個偉大的文明及其各自社會模式”的衝突（一個是“普世主義”，一個是“社群主義”），與種族和身份政治的問題息息相關。在芬基爾克勞特、布魯克納和他們代表的機構看來，像我這樣的美國作家試圖將“覺醒（woke）”的議程強加給一個原本和諧、平等的社會。主張社會正義的美國人犯了“文化帝國主義”的錯誤，企圖進行意識形態的投射——甚至是帶有惡意的。
不僅僅在法國，“覺醒”議程在整個歐洲都成了一種禁忌。可以肯定的是，這場由社交媒體推動的辯論的術語無疑是美國式的；“覺醒”和“取消文化”不可能從其他語境中產生。但在美國，這些術語有一種特殊的價值，主要與推動種族平等和反對系統性的種族主義有關。在歐洲，被貼上“覺醒”標籤的，往往是某個特定的國家機構最害怕的社會運動——這被證明是詆譭這些運動的理想方式。將這些運動稱為“覺醒”就是稱它們為“美國式”，稱它們為“美國式”就表示它們不適用於歐洲。
在法國，“覺醒主義”是對最近一系列恐怖襲擊的回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20年10月教師塞繆爾·帕蒂被殘忍斬首的事件。經過數年來類似的極端主義襲擊——特別是2015年1月發生在《查理週刊》辦公室的大屠殺，以及2015年11月受ISIS啟發對Hypercacher猶太超市和巴塔克蘭音樂廳的襲擊，法國的反應達到了一個臨界點。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的政府已經對所謂的“伊斯蘭分裂主義”宣戰，但帕蒂的慘案讓“關於創傷的對話”演變成了大眾的歇斯底里。政府發動了一場全面的文化戰爭，煽動自己的美國式心理劇（psychodrama），同時卻聲稱要反其道而行之。很快，法國部長們開始抨擊大學裡的“伊斯蘭左翼主義”（islamo-gauchisme），反對在學校實地考察時戴頭巾的穆斯林母親，甚至反對了超市裡的清真肉類。
2020年10月18日，法國里爾，人們聚集在廣場舉行集會，聲援斬首案遇難教師。
但最重要的是，他們開始抨擊那些他們眼中，在某種程度上“加劇和助長了這些分裂”的思想：美國激發的反種族主義和“覺醒”主義。馬克龍在一次演講中做了以下發言，其所謂的微妙之處得到了法國建制派的廣泛讚揚：“我們就把知識分子的辯論留給了別人，留給了共和國以外的人，透過意識形態化，有時屈服於其他學術傳統……我認為某些社會科學理論完全是從美國引進的，有其問題。”去年10月，法國政府成立了一個名為République的智庫，旨在打擊這些“覺醒”理論，該智庫的創始人、馬克龍的教育部長讓-米歇爾·布朗凱（Jean-Michel Blanquer）表示，這些理論“導致了唐納德·特朗普的崛起”。
作為這種有害的“盎格魯撒克遜”身份認同議程的表面使者，在法國報道這一時刻的美國記者成為了聚光燈下的焦點，尤其在人們質疑“伊斯蘭左翼主義”（islamo-gauchisme）究竟意味著什麼的當下。馬克龍本人也猛烈抨擊外國記者，甚至寫信給《金融時報》的編輯，反駁他認為錯誤百出的專欄文章，稱該文章的立場讓他無法忍受。他寫道：“我不允許任何人聲稱法國或其政府正在助長針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因此，我受邀出席《法國文化》節目，這成為了一種面向全國人民的審查。
芬基爾克勞特首先抨擊了《紐約時報》，然後開始討論美國的“校園文化”，提到了耶魯大學的蒂姆·巴林傑（Tim Barringer）和不再包括那麼多“死去的白人男性”的藝術史教學大綱。最後，我問道，在1月6日過後的第三天，我們怎麼能在不提及剛剛在美國發生的暴力起義的情況下談論美國？芬基爾克勞特明顯激動起來，他問道：“對你來說，在美國國會，密蘇里州的代表伊曼紐爾·克利弗在主持新的就職儀式時，以Amen（阿門）和a-women（女性版的阿門）這樣性別化的話語結尾，你介意嗎？” 我說我沒有感到絲毫困擾，他反而更加激動了。“我不明白你在說什麼，詹姆斯·麥考利，因為取消文化是存在的！它存在！”
這個人知道他在說什麼。在我們談話的三天後，芬基爾克勞特被法國LCI電視臺解僱，因為他為自己的老朋友、巴黎政治學院的奧利維爾·杜哈梅爾（Olivier Duhamel）辯護，後者捲入了一場全法關注的戀童癖醜聞中。杜哈梅爾被他的繼女卡米爾·庫切納（Camille Kouchener）指控：在兩人十幾歲的時候強姦了她的雙胞胎弟弟。芬克爾克勞特推測，雙方之間可能存在同意關係。而且，他表示：無論如何，14歲的孩子與兒童“不是一回事”。
我之所以講這個故事，是因為它是對法國以及歐洲的反“覺醒”戰爭的概括。這場衝突在不同國家的背景下有著不同的形式，但它仍然籠罩著整個歐洲大陸。在某一層面上，這有一定的喜劇效果：自稱是古典自由主義者的人，變成了猥褻兒童的辯護者。事實上，這部“反覺醒喜劇”現在確實是由真正的喜劇演員所編寫和導演的，在這個問題上，他們除了認真對待之外別無他法。現年81歲的、《巨蟒》系列電影的主演、英國脫歐的公開支持者約翰·克里斯（John Cleese）宣佈，他將在英國第4頻道執導一部名為“取消我”的系列紀錄片。該系列將採訪那些被“取消”的人，儘管該節目沒有說明該詞的確切含義。
的確，這場辯論中術語是對集體智慧的一種侮辱。但是，如果我們必須使用它們，我們需要理解所謂的“取消文化”和所謂的“覺醒”之間的重要區別。前者出現的時間要久得多，指的是各個政治派別都在使用的策略，但在歷史上主要是為右翼人士所用。“取消文化”並不是對種族差異的認識提高後的結果，也不是對廣義的社會正義的更大承諾（對這兩者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緊迫），而是在網際網路出現後的，一個可怕且不可避免的結果。幾乎沒有人真心支援“取消文化”，但這一策略從來沒有受到足夠的譴責，因為人們只有在他們的政治對手使用這種策略時才會提出批判，而在他們的盟友使用時則不會。另一方面，“覺醒”並不一定意味著公開羞辱；它僅僅意味著觀點的轉變，也許是行為的改變。輕率地將兩者相提並論，是一種給社會正義運動貼上“本質上不自由”的標籤的便捷方式；也可以讓關於種族和不平等的長期對話變得沉默，因為有太多“原本理性的人”認為這是對於個人的威脅。
但歐洲不是美國，在歐洲，可被視為“取消”的事件（再次強調，我甚至覺得使用這個詞很愚蠢）比美國少得多。“覺醒主義”確實是英語文化圈的一種現象（但需要排除英國），社會正義運動在歐洲的吸引力遠不及它在美國文化機構（報紙、大學、博物館和基金會）的吸引力。在種族和身份問題方面，許多歐洲文化機構甚至在所謂的“大覺醒”（great awokening）之前就被美國同行視為嚴重落後於時代。然而，甚至在沒有太多“覺醒”事件的情況下，歐洲仍然擁抱了反覺醒（anti-woke）。
歐洲的反覺醒運動主要集中在反對並駁斥其存在“制度性”或“結構性”種族主義的指控。然而，儘管結構主義（尤其是在法國）作為一種社會分析模式起源於20世紀的歐洲大陸，更不用提那些塑造了美國思想家對種族的概念的法語作家；但許多歐洲精英將這些批評視為對公共話語的侵入，這些批評將一個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國家（因此可以理解美國對種族的痴迷）的關注，投射到一個大不相同的社會上。他們堅持認為，歐洲有著不同的歷史，在這個歷史中，種族（尤其是簡單的黑人與白人二元對立的形式）所扮演的角色並不那麼重要。當然，這種反駁也有一定的道理：不同的國家確實有不同的歷史和爭論。但當歐洲人指責美國批評者的投射行為時，他們並不是為了指出美國和歐洲在公共討論中的真正分歧、他們甚至沒有指出種族和種族主義的概念。相反，這種指控通常是為了完全扼殺討論——即使討論是由描述自己生活經歷的歐洲公民主導的。
我居住的法國驕傲地認為自己是一個由平等公民組成的“普世主義”共和國，官方不承認公民之間存在任何差異。事實上，自1978年以來，收集種族、民族或宗教方面的統計資料一直是非法的：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對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事件的回應，當時的政府挑出猶太人，並將其驅逐到納粹集中營。法國人現在的看法是，這些類別不該在公共生活中發揮作用，唯一有價值的社群是國家社群。因此，“反覺醒”被視為一個有洞察力的思想家，一個能超越粗糙的、被簡化的身份類別的人。
在法國，日常生活的現實並不是普遍主義的。法國政府確實對公民進行了種族區分，尤其是在警務領域。法國警方的大規模身份檢查，源於1993年的一項旨在遏制非法移民的法律，這是長期以來爭議的根源。他們大量地針對黑人和阿拉伯男子，這也是喬治·弗洛伊德事件在法國引起強烈反響的原因之一。去年夏天，我與前保守派政治家雅克·圖本（Jacques Toubon）進行了交談，他當時擔任法國政府的公民自由監察員一職（現已退休）。圖邦在他的評估中非常誠實地表示：“我們的論點，我們的價值觀，我們的規則、憲法等等是普遍主義的，”他說，“官員們不承認差異。但它們與現實之間存在著張力。”
這種緊張關係中最令人震驚的例子之一發生在2020年11月，當時，馬克龍的青年部長莎拉·埃爾·海里（Sarah El Haïry）前往普瓦捷，在當地一所高中討論社會中的宗教問題。總的來說，學生們（其中許多是有色人種），提出了非常深思熟慮的問題。16歲的艾米麗說，她不認為承認宗教或種族差異是一種分裂。她說：“僅僅因為你是基督徒或穆斯林，並不代表你對社會構成威脅”、“對我來說，多元化是一個機會”。此類言論讓埃爾·海里很不舒服，儘管如此，她還是保持了冷靜，直到另一名學生問起警察的暴行。就在這時，埃爾·海里從椅子上站起來打斷了這位學生。“你必須熱愛警察，因為他們每天都在那裡保護我們，”她說。“他們不是種族主義者，因為他們是共和國的一員！”
對於埃爾·海里而言，質疑這些假設就是“對法國認識自己的方式”提出根本性和深刻的質疑。問題是，越來越多的法國公民，尤其是像在普瓦捷的中學生這樣的年輕人正在提出質疑，而政府似乎完全沒有能力作出回應。
雖然沒有這方面的官方資料，但由於普遍主義的意識形態，法國可能是西歐種族最多樣化的社會。它是大量北非、西非、東南亞和加勒比人口的家園，並且擁有歐洲大陸最大的穆斯林和猶太社群。從任何客觀標準來看，這都足以使法國成為一個多元文化的社會——但現實並非如此。
法國總統馬克龍
與以往任何一位法國總統相比，馬克龍在認識少數民族的生活經歷和歷史創傷方面都要做得更多。他似乎意識到了這一盲點，但卻沒有承認。今年早些時候，我參加了與馬克龍和其他幾個英語國家記者的圓桌討論。他在那次採訪中說的一句話讓我記憶猶新：“在我眼裡，普遍主義不是同化的學說——完全不是。它不是對差異的否定……我相信普遍主義中的多元性，但是，無論我們有什麼不同，我們的公民身份都會讓我們共同建立起普遍性。”這只是一個對多元文化社會的定義，一個足以在法國遭受鄙視的、盎格魯撒克遜式的社會模式輪廓。
歐洲對2020年5月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殘忍殺害的反應非常值得觀察。人民最初對美國生活中可怕的日常恐怖的震驚，很快就被譴責警察暴行和歐洲殖民歷史遺留問題的抗議運動所取代。這時，結構性種族主義的問題進入了公共討論。在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針對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抗議活動，成立了獨立組織“種族和民族差異委員會”（Commission on Race and Ethnic Disparities），負責調查種族歧視的現實，並提出糾正公共機構種族差異的建議。該委員會於2021年4月釋出的報告稱，英國在種族問題上的做法是“其他白人佔多數的國家的榜樣”，並用了三頁的篇幅闡述“結構性種族主義”語言的問題。
報告暗示，這種語言的一個大問題是：“結構性種族主義”是一種感覺，而非事實。報告稱：“提及‘系統性’、‘制度性’或‘結構性’種族主義，或許與可識別的具體過程有關，但也可能與許多少數民族描述的‘不屬於（這裡）’的感覺有關。當然，在組織層面，有一類行動、行為和事件導致少數民族缺乏歸屬感。這通常被非正式地表述為感覺‘被排斥’。”然而，即使是這種溫和的讓步也立即受到了限制。“然而，和仇恨事件一樣，對於負責調查這些事件的人而言，這一定論可能具有高度主觀的一面。”最後，報告得出結論，這些術語本質上是極端的。“像‘結構性種族主義’這樣的術語起源於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它指出種族主義與資本主義有著不可分割的聯絡。因此，根據這一定義，在該系統被廢除之前，種族主義將蓬勃發展。”
這些語言遊戲的效果，只是限制了可以用來描述一個確實存在的現象的術語。因為結構性種族主義並不是什麼進步的“陳詞濫調”：結構性種族主義會讓人喪命，這無需爭議，甚至無需在政治上得到承認。關於英國最近的一個例子，請看新冠的死亡資料。英國國家統計局（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得出的結論是：黑人公民死於新冠肺炎的可能性是白人公民的四倍多，而孟加拉國和巴基斯坦血統的英國公民死於新冠肺炎的可能性是白人公民的三倍多。這些差異甚至在國家直接僱用的衛生工作者中也同樣存在。在死於該病毒的國家衛生局臨床人員中，60%是“BAME”（黑人、亞裔或少數民族），該資料令人震驚。政府的報告認為這個術語“不再有幫助”且“有辱尊嚴”。除了與新冠有關的案例外，報告顯示，英國黑人女性在懷孕或分娩期間死亡的可能性是白人女性的四倍多；有亞裔背景的英國女性的死亡率是白人女性的兩倍。
在歐洲國家，如同在美國一樣，關於“覺醒”思想的鬥爭，也是關於每個國家的歷史的鬥爭——關於它是如何被書寫的，如何被教授的，如何被理解的。
英國成為了這場爭論的中心。在那裡，帝國無法迴避的歷史已經成為日益激烈的公共辯論的中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人們對如何看待針對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憤怒，在某種程度上，他仍是一個國家的化身。今年9月，溫斯頓·丘吉爾紀念信託基金（Winston Churchill Memorial Trust）更名為丘吉爾獎學金（Churchill Fellowship），從其網站上刪除了這位前首相的一些照片，並似乎試圖與丘吉爾保持距離。該組織公開宣佈：“他許多關於種族的觀點在今天被廣泛認為是不可接受的，我們也持這種觀點”。在英國深受喜愛的國民信託於2020年11月做出決定，將劃定大約100處與奴隸制和殖民主義有明確聯絡的房產，該信託在全國範圍內經營著廣泛的豪宅網路。
這些舉動引起了包括首相在內的許多保守派人士的憤怒。約翰遜的發言人在回應丘吉爾風波時表示：“我們需要專注於解決現在的問題，而不是試圖重寫過去，並捲入無休止的辯論，即哪些知名歷史人物足夠純粹或政治正確，可以繼續留在公眾視野中。”但國民信託的負責人希拉里·麥克格雷迪（Hilary McGrady）向倫敦《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指出：“人們想知道財富從何而來，精靈已經從瓶子裡出來了。”她為信託基金的決定辯護說，隨著公眾意識的改變，制度也必須改變，“有一件事可能已經改變了，那就是人們可能會覺得有些事情令人不快，我們必須對此保持敏感。”
一場激烈反對這些制度變革的運動已經出現。71歲的戴維·阿布拉菲亞（David Abulafia）是劍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著名的地中海歷史學家，也是反覺醒運動的主要設計師之一。用他的話來說，“我們絕不能屈服於針對我們島嶼故事的覺醒政治迫害。”
這是阿布拉菲亞在9月初發表的一篇專欄文章的標題，文章攻擊了“今天覺醒文化的狂熱分子”，他們“利用歷史作為宣傳工具，作為欺凌我們其他人的手段”。這篇文章還宣佈了“拯救歷史”的倡議，阿布拉菲亞是該倡議的聯合創始人：一個由憤怒的英國曆史學家組成的新網路平臺，他們尋求“在辯論中提供背景、解釋和平衡；並指出，在這種辯論中，譴責往往變得比理解更重要。”作為一個歷史學家，我非常欣賞阿布拉菲亞的作品，特別是其廣泛的綜合能力和文學性，這兩點都不容易做到，並且為我自己的工作樹立了榜樣。這就是為什麼我驚訝於在《每日郵報》上發現他的文章，這是一份不太以學術嚴謹性著稱的右翼小報。當我與阿布拉菲亞談及此事時，他似乎有點尷尬。他告訴我：“這基本上是一個採訪，他們把採訪轉化成文字，然後發回給你，有些句子是由《每日郵報》生成的。”
2021年5月25日，英國紹森德，民眾上街遊行，紀念美國非裔男子弗洛伊德逝世一週年。
和美國一樣，英國的“黑命攸關”抗議活動導致了許多雕像的倒塌，其中包括布里斯托爾市中心的愛德華·科爾斯頓（Edward Colston）雕像，他是17世紀的商人，他的財富部分來自於積極參與奴隸貿易。阿布拉菲亞告訴我，他更傾向於採取“保留和解釋”的做法，這意味著保留這些雕像，但在必要時為它們新增背景。我問他關於雕像的公開展示，以及它們的突出地位是否意味著一種榮譽和尊敬。他似乎不以為然，他說：“你看著雕像，你不會特別意識到它們展示了什麼。”
“你對西蒙·德孟福爾怎麼評價？”阿布拉菲亞繼續說道，“他在議會得到了紀念，而且他確實設法控制了君主制的權力。但他也要為一些針對猶太人的可怕屠殺負責。每個人對這些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在我看來，不得不說的是，人類是複雜的；我們經常有相互矛盾的想法，從不同的方向混雜在一起。丘吉爾打敗了納粹，但在下一頁，你可能會提到他對種族的看法與我們不同。保持這種比例感是很重要的。”
這些都是合理的觀點，但我仍然不明白的是，為什麼上一代人理解的歷史就一定是後人理解的歷史。雕像不是歷史；它們是在某一時刻被創造的、對歷史的解釋。歷史學家一直在斥責以前對過去的解釋；我們根據自己的當代觀點和偏見改寫對眾所周知的事件的描述。一座雕像有什麼神聖的地方？
我問阿布拉菲亞，為什麼這一切對他來說是如此私人化，因為我並沒有這種感覺。他回答說：“我想這裡面有一個因素。有一種感覺是：如果年輕學者不支援對過去的特定觀點，他們可能會處於不利地位。我能想到一些年輕學者，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非常謹慎，並沒有去偏袒任何一方。”但我正是這樣一個年輕的學者，沒有人強迫我堅持某種觀點，無論是在哈佛還是在牛津。然而，對於阿布拉菲亞來說，這是一個可怕的時刻，“這整件事中真正讓我擔心的一點，是學科內會變得缺乏辯論的機會。”
無論人們如何看待關於“覺醒”的“純度測試”（purity test），我們都無法真正地相信，歐洲的反覺醒勢力僅僅是對“辯論”感興趣。尤其是在法國，無論是右翼還是左翼，都已成功地將“覺醒”與“為恐怖主義辯護”聯絡起來。毫無疑問，法國近年來在歐洲的恐怖暴力中遭受了最為嚴重的傷害，自2015年以來，超過260人在一系列的襲擊中被殺害，動搖了所有生活在法國的人們的信心。最糟糕的一年是2015年，法國先後經歷了查理週刊事件和巴塔克蘭音樂廳襲擊事件。但在2020年帕蒂被殘忍地謀殺後，情況發生了變化。在經歷了漫長而悲慘的新冠封鎖後，法國的精英們（政治家和媒體）都開始尋找可以指責的物件。因此，“覺醒”被譴責為“對恐怖主義暴力的道歉”；在法國建制派看來，強調身份政治是在埋下導致帕蒂被斬首的社會裂痕。“覺醒”成為了犯罪的同謀，而言論自由則是留給法國建制派的支持者的。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那些聲稱厭惡美國關於種族和社會正義的心理劇的人們，不得不依靠（實際是進口）美國文化戰爭的工具，來對抗他們在自己國家感受到的威脅。在帕蒂的謀殺案及其後續事件中，還存在另一個明顯的諷刺，關於所謂的反覺醒者所珍視的價值觀。這位遇害的中學教師之所以被一名車臣難民盯上，是因為他在一堂關於言論自由的公民課上，展示了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他立即被譽為言論自由的化身，而法國政府非常正確地將其作為一種價值觀來倡導。在帕蒂遇害後不久，馬克龍對半島電視臺說：“我將始終捍衛法國的言論、寫作、想法和繪畫的自由。”這本該是令人寬慰的承諾，卻因法國政府之後的行為而顯得虛偽：此後不久，馬克龍主持了對法國大學中的“伊斯蘭左翼主義”（islamo-gauchisme）的鎮壓運動，他的部長們一本正經地使用著這個詞。如果說2021年的法國文化生活存在著一個悖論，那就是：“伊斯蘭恐懼症”是一個應該避免的詞，但“伊斯蘭左派”（Islamo-leftism）卻成為了一種應該譴責的現象。
數以百計的學者（包括法國最負盛名的研究機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的學者），抨擊了政府針對一系列未定義思想的討伐，政府認為這些思想以某種方式與席捲全國的宗教極端主義的恐怖襲擊產生了聯絡。《世界報》（Le Monde）站出來反對政府以“伊斯蘭左翼主義”為目標，報紙進行了幾個星期的乏味爭論，討論這個詞是否讓人想起1930年代的“猶太布林什維克主義”（當然是這樣），或者它是否描述了一種真實的現象。無論如何，面對長期的嘲笑，馬克龍政府退縮了。但恐怖襲擊的創傷和他們所釋放的情緒歇斯底里仍然揮之不去：法國重新調整了對法國世俗主義的承諾，法國人將其視為一種不可知的、哲學理想式的世俗主義，但實際上這只是每個公民認為選擇合適的信仰或不去信仰的自由。世俗主義已經成為文化戰爭中的一種武器，在與敵人的鬥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法國政府向其批評者保證，它的敵人是激進的伊斯蘭主義，但其目標越來越像普通伊斯蘭教。
面紗問題是法國公開辯論中最極端和暴力的話題之一。法國的主流觀點基於普遍主義意識形態的作用，它認為面紗是宗教壓迫的象徵；不能選擇佩戴。2004年透過的一項法律禁止學生在高中佩戴面紗，2010年的另一項法律則禁止所有公民在任何公共場合佩戴遮蓋面部的尼卡布面紗，其理由是“在自由和民主的社會中......在公共空間，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如果沒有對等的眼神和視線，就不可能產生社會生活：人們只有在不遮蓋面部的情況下見面才會建立聯絡”（不用說，這種共和主義的價值觀因2020年大流行期間強加的口罩令而略顯複雜）。
在任何情況下，當穆斯林婦女在公共場合佩戴面紗時（這是她們的合法權利，絕不是對世俗主義的侵犯），她們就會受到攻擊。例如，在2019年，當時的衛生部長阿涅斯·布茲恩（Agnès Buzyn）（現在正因大流行病的早期管理不善而遭受調查），譴責法國體育品牌迪卡儂（Decathlon）對跑者頭巾的營銷，因為它顯然對普遍主義構成了“社群主義”威脅。布茲恩說：“我希望法國品牌不要推廣面紗。”同樣，法國教育部長讓·米歇爾·布朗凱承認，雖然在規定上母親佩戴頭巾是合法的，但他希望“儘可能”避免讓她們去參與陪同學校旅行。
法國國家世俗主義觀察站的前負責人尼古拉·卡丹（Nicolas Cadène），同樣是世俗主義的監督者，定期與穆斯林社群組織的領導人見面。他經常被法國政府成員批評對穆斯林社群組織過於“軟弱”。今年早些時候，卡丹管理的觀察站進行了改革，被一個新的委員會取代，新委員會採取了更強硬的立場。他對我說：“政治精英和知識分子屬於一個封閉的社會，一個非常單一的社會，他們對社會的現實並不瞭解。這些人在日常生活中與來自不同背景的人沒有接觸。精英階層缺乏多樣性。法國不是隻有白人——我們的精英們對法國是什麼有著錯誤的看法，他們害怕多樣性。他們認為這是對現實的一種威脅。”
和美國一樣，歐洲的“反覺醒”戰爭也有一定的悲情性，尤其是對於阿蘭·芬基爾克勞特與約翰·克里斯那一代的“十字軍”而言，“覺醒主義”（他們認為這是一個沒有明確含義的術語，每個人可能會對它有不同的定義），是對個人的侮辱。他們認為這場爭論在某種程度上是關於他們的。英國政治家伊諾克·鮑威爾有句名言：“所有的政治生命都以失敗告終。”一個必然的結果是，所有的文化事業都會以無關緊要的方式結束，這是許多角色拒絕接受的現實，但這最終會降臨到我們所有人身上——如果我們幸運的話。對大西洋兩岸的許多人來說，積極地反對“覺醒文化”是他們為成功而做的最後努力，這是真正可悲的部分。但我們很難同情那些人，因為他們的本能反應是自身權利的產物：他們對被新聲音接管感到不滿，因為他們相信，自己永遠值得掌握髮聲的麥克風——然而，沒有人能永遠掌握話語權。
責任編輯：沈關哲
校對：張亮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