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26日，貝爾格萊德。
這一天是許杏虎的31歲生日。這位北外塞爾維亞語專業畢業的年輕人，幾個月前剛剛成為了《光明日報》常駐貝爾格萊德的首席記者。
這個生日是在轟炸聲中度過的。2天前，許杏虎在發回報社的電訊中提到“離轟炸已為時不遠了”，幾小時後，北約的空襲便以“保護人權”的名義呼嘯而至。
許杏虎拿出僅存的兩支蠟燭，正準備與夫人朱穎一起慶祝，轉念一想，還是沒捨得。
“把這兩隻蠟燭留下來以備停電時寫稿用吧”。
許杏虎和朱穎在一起
照亮稿紙需要蠟燭，點亮愛情卻不需要。
這對年輕人新婚燕爾便來到南斯拉夫，戰爭籠罩下，使館的許多家屬開始撤離，朱穎卻堅守如常。“無論仗打到什麼程度，只要記者站需要，我一定不會離開，會一直陪著許杏虎”。開車、拍照、傳稿、購物、加油，什麼都幹，只為虎子能多休息一會。
虎子又怎麼可能休息呢？
這個家裡唯一的男孩，每當聽到北約的炸彈落在貝市，都要立即驅車前往，獲取第一手資料。在一次採訪途中遭遇空襲，爆炸的衝擊波和彈片幾乎將他的車掀翻，他掏出電話，給妻子報個平安，便繼續前行。
給遠方的家人報平安卻不是容易事。
虎子的岳父、岳母從電視上看到北約空襲南聯盟，非常著急，立刻給朱穎的住處打電話，不通；給手機打電話，不通；託親戚從天津打往貝爾格萊德，還不通。直到兩天後才接到女兒的電話，訊號很不清楚，隱約聽見“馬上又要停電”，便只得匆匆結束通話。
在江蘇省丹陽市後北洛村，為了能聽見虎子的聲音，節儉的父母給家裡裝上了有線電話，但直至虎子犧牲，一家人總共通話只有三次。
家人雖遠，同志卻在身邊。南聯盟駐華大使館裡，還住著其他三十多位中國人，其中就有新華社記者邵雲環。
新華社記者邵雲環
南聯盟局勢一觸即發之際，她主動請纓來到這個火藥桶，與在南學習的兒子曹磊、在使館擔任一等秘書的丈夫曹榮飛團聚。
命運對這個久別重逢的三口之家僅僅慷慨了十幾天，兒子便要隨使館家屬撤退到羅馬尼亞。來南前，邵雲環為兒子帶來她精心挑選出的全家福照片，又要分別了，趕緊給曹磊懷裡塞進一袋零食，讓他“和車上人一起吃”。
戰爭的陰雲盤踞不散，生活越來越困難。儲水、儲糧、儲柴油，有人從寢室搬出，住到了一層大廳的沙發上，就是為了意外發生時能離門近一點。
但大家都認為，與貝市其他地方相比，使館受《外交法》的保護，館內是比較安全的。一些居住在館外的同志提出搬進來的要求，潘佔林大使毫不猶豫，都同意了。
1999年5月7日，貝爾格萊德。
上午，許杏虎從南聯盟前線向報社編輯部發回第十組戰地日記《親歷炮火》。
下午，邵雲環剛剛結束了在尼什的採訪，匆匆返回使館，還給兒子發了郵件，讓他退掉回國的機票，留在羅馬尼亞等訊息。
到了晚上，北約再次摧毀了南斯拉夫的供電系統，貝爾格萊德陷入一片漆黑，好在使館有一臺小型發電機，可以保證地下俱樂部的照明，大家便聚在那裡，享受著週五晚上的輕鬆時光。
許杏虎正在為難以採訪到南斯拉夫高官而向大使潘佔林訴說苦衷；朱穎正在休息室裡安靜地寫著日記；環球時報的呂岩松正在構思著關於使館生活的文章——有人提議“最好是每人拍一張頭像的照片，然後每人自己寫一段話”，他估計最快週一就能發回報社，做個整版。
突然，停電了。原來是使館向國內報告完情況後，有關同志為了節省柴油，停了發電機。
大家打著手電走上來，找到大使潘佔林。研究室主任王輔國說：“今天是週末，讓大家多玩會嘛。”潘大使看了一眼表，23點15分，勸大家早點休息，免的晨昏顛倒。
眾人回寢，幽靈上路。此時，一架從懷特曼空軍基地起飛的美B-2轟炸機，經過10000公里奔襲，即將飛臨貝市上空。23點45分，投下5枚各重900多公斤的精確制導炸彈，從不同角度擊中了中國駐南大使館：
第一枚斜穿入使館大樓，從頂層一直穿透到一層，在使館高階外交官宿舍附近爆炸。
第二枚從使館中央穿透樓頂，三層的大使辦公室、會議室以及大廳全部遭到嚴重破壞。
第三枚落在西北角的客房，將許杏虎及夫人朱穎所居客房炸燬。
第四枚從地面鑽入地下室，在俱樂部大廳爆炸，並引爆了廚房的五個煤氣罐。
第五枚擊穿了大使官邸和地下室，幸運的是，由於引信在鑽地過程中被燒燬，炸彈未當場爆炸。劫後餘生的大使潘佔林回憶，自己當晚只聽到了一聲巨響，而不是幾聲。很多同志回國體檢後才發現，爆炸造成了聽力急劇下降，有人耳膜都已經變形了。
被炸燬的大使館
邵雲環、許杏虎、朱穎三位烈士在當晚的空襲中不幸犧牲。
邵雲環的愛人曹榮飛，當晚被炸的滿臉鮮血、神志不清，別人問他：“老曹，邵雲環在哪？”老曹聽了一點反應都沒有，只是一遍又一遍地邊哭邊說：“我的鞋子呢？我沒有穿鞋，我沒有穿鞋。”
清醒後，由於雙眼受傷而仍陷於黑暗中的老曹第一句就問“邵雲環呢？”大家說她只受了輕傷，老曹懷疑了，“她受了輕傷，怎麼不來看我啊？”
經過回國精心治療，老曹的眼罩能摘掉了，他便要求看報紙。醫生說，
“你不能看，那樣不利於治療。”
“不能看報，聽廣播總可以吧？”
“收音機的訊號會干擾醫療儀器的工作。”
直到中聯部和新華社的領導向他宣佈了遲到二十多天的噩耗，老曹再也無法控制自己的情感，抱著兒子失聲痛哭。
朱穎的父親朱福來，隨中國政府專門小組來到了貝爾格萊德。老人哀容滿面，抱著一束鮮花走下專機，來送女兒和女婿最後一程。
在使館被炸現場，老父親聲聲泣淚。
“我的孩子，你們在哪裡呀？”
“他們做錯了什麼，為什麼要殺死他們？”
“他們是活蹦亂跳來貝爾格萊德工作的，明天我只能抱著他們的骨灰回家去。”
聞者無不動容。
回國後，朱福來收到了全國各地的上百封來信，一位素不相識的青年在信中說：“您雖然失去了一個孩子，可我們都是您的兒女。”
有一天他在市場買菜時，一位白髮老人認出了他，老人對他說：“我也不會說什麼，給您鞠個躬吧。”
許杏虎的姐夫吳榮君還記得，當時正值農忙，虎子犧牲的訊息是村裡人從電視上得知後告訴他們的。
虎子的父親正在病中，全家人瞞了他一天，但第二天來了好多記者採訪，最終沒瞞住。老人直至彌留，還在一直唸叨著兒子。
時至今日，每年清明節，仍然有許多市民、學生自發來為許杏虎夫婦掃墓，許家人則一直堅持為這些遠道而來的人們送水、送吃的。
1999年5月12日，邵雲環、許杏虎和朱穎三位烈士的骨灰被我國政府專機接運回國。當日，北京的天安門、新華門、人民大會堂、外交部等地下半旗誌哀。
美國生產的B-2轟炸機炸死了三位烈士，我們卻還不得不用同樣是美國造的波音747飛機將烈士的骨灰接回。人們把美國大使館門前堵得水洩不通，以翻飛的磚頭和雞蛋宣洩心中的憤懣與無奈。美駐華大使尚慕傑躲在使館新聞署的桌子底下，撥通了時任駐美大使李肇星的電話，焦急的說：
“你得想辦法保護我的妻子和孩子。”
然而，我們的丈夫、妻子、母親、孩子，卻在所謂的“誤炸”中失去了生命。
大學生走上街頭，抗議北約的炸館暴行
炸館之後，國家重新調整了國防建設和國民經濟建設的關係，並啟動制定了一系列裝備發展規劃。“神州”、“蛟龍”、航母、“飛鯊”、“東風”，二十二年後的今天，再沒有誰還敢對中國用什麼“舊地圖”了。
人民英烈可安息。
<END>
作者 | 種麥家
